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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佳作 | 钟黎明:我和我的农民工兄弟

来源:中国摄影家协会网 作者:钟黎明 责编:张双双 2020-07-22

清晨,刚起床的青年农民工易琴在梳妆打扮。易琴,1993年出生,四川绵阳人,随父母、弟弟来杭州建筑工地做钢筋工,已有一个三岁的孩子(2015年9月8日)

杭州地铁2号线农民工宿舍,几个民工同乡正为接不上活而担忧(2014年7月3日拍摄)

夜晚,杭黄高铁淳安段某工地宿舍,桩机队的一对夫妻在商量着孩子们的事(2016年4月1日)

杭黄高铁富春江特大桥工地宿舍,一对农民工林忠再夫妇在工棚里休息,丈夫是架子工,妻子是钢筋工,他们来杭州打工已经四年(2013年8月7日)

午间,杭州万达广场工地,年轻农民工夫妻的一家人(2014年7月19日)

杭州万达广场工地,暑假到工地与父母团聚的农民工孩子。父母上工地了,把娃一个人在宿舍看电视(2014年8月17日)

杭州滨江商贸城工地,农民工一家在房间里(2013年8月11日)

杭州万达广场工地,来自云南省曲靖市农民工夏佳在工地宿舍。她在工地是塔吊司机,因为工地的活接不上时,她都会在宿舍做针线活,到街头售卖(2014年7月13日)

女工们爱清洁,一回到宿舍就先忙着洗澡洗衣(2016年11月26日)

杭州地铁2号线工地农民工宿舍,农民工们在闲时只能通过手机来打发寂寞和空虚(2016年12月1日)

杭州地铁2号线工地农民工宿舍,来自河南省南阳市的农民工程相敏给子女打电话。程相敏1969年出生,三个孩子,大儿子大学毕业,二儿子同一工地钢筋工,小女儿18岁,公办幼儿园教师。自己在工地做套丝工(2016年12月12日)

杭黄高铁某工地,农民工在洗澡(2016年6月10日)

杭黄高铁新安江特大桥工地宿舍,一正在午休的农工(2016年4月30日)

杭州大关安置房工地农民工宿舍食堂,“间隔一米距离”排队买饭的农民工(2020年3月17日)

2016年8月6日,杭州地铁古翠路站工地,民工用冲击钻在混凝土上打孔。该民53岁,来自云南曲靖,外出打工已有十多年,因为冲击钻这个活不但需要强体力,而且技术专业性很强,所以每天的工钱有550元以上。但是每个工地这样的活是不可持续的,因此他们建立了很强的联系网络,以衔接业务,不致于“吃了上顿没下顿”。

2014年8月6日,杭州绿地中央商务区工地,民工们在地下层做基础。他们来自四川绵阳,每天的工钱180元,因为工地大,不但不愁停工待料,而且晚上加班较多。在与工地民工长期打交道的过程中,本人熟知民工们喜欢加班,因为在工地,晚上加班按1.5倍的工时支付工钱。

2016年10月23日,杭黄高铁(杭州-黄山的高速铁路)桐庐段工地,民工在井下作业。这个民工来自安徽阜阳,专门从事工地打井作业,与老婆、同村的几个兄弟组成了一个打井专业队,全国各地跑,做的都是包工,即“打一口井给多少钱”,遇上好的年景,夫妻俩有收入20-30万。

2015年8月1日,杭州地铁古翠路站工地,民工们在铺设工程轨道。在多年拍摄工地民工的过程中,经常为民工们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所感动,虽然他们文化水平普遍较低,但都敬业。轨道的接缝精准度要求很高,民工们不厌其烦的反复校正,他们说:“如果工程质量有纰漏,将来会出大问题的。另外,工作马马虎虎,也会丢了自己的饭碗。”

2014年8月6日,杭州绿地中央商务区工地,民工大步流星地穿过地下层水塘,走向岗位。看着这个场面,就让人心惊肉跳,操作者希望柱子快点倒下,可是,摇摇欲坠的千斤大柱随时都有压住操作者的危险,场内也无人指挥,如果真出了事故,挣了再多的钱、脱贫又致富,也得不偿失。安全重于泰山!

2019年12月1日,杭州城北亚运公园工地,民工蹑手蹑脚的穿过“沼泽”。我没有了解这些民工的工钱是怎么计算的,不知道他们一个月能有多少收入,但这样的活,肯定不是城里人所能干的。“天生我材必有用”。从中可以深刻领悟到,人只有分工不同,没有贵贱之分,农民工对城市、对社会的贡献,同样是巨大的。

2019年8月3日,杭州城北亚运公园工地。从地下到地上,从地面到空中,从房屋建造到路网建设,所到之处,工地上看到的都是民工的身影。没有民工,城市建设寸步难行。同时,城市中,大大小小、星罗棋布的工地,也为民工的就业,为人们甩掉“贫困帽”,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2016年6月10日,杭黄高铁富春江特大桥建设工地,民工们坐着缆车前往江中的作业桥墩。眼望奔腾不息的富春江水,直打寒颤:如果缆车的绳断了,如果作业中失足了,民工兄弟们便成为江中之鱼的“美味佳肴”。

2013年8月10日,杭州五洲国际广场工地,一青年民工,在烈日下搭建脚手架。小伙子叫黄建华,来自贵州务川,在杭州多个工地轮回干架子工已经有三年的时间,做的是包工,平均下来,每天的工钱500-600元。但是,如果知道他还只是一个不足20的“娃娃”,如果知道作业时是40多度的高温下,要不同情、不可怜也难啊!

2014年7月12日,杭州远洋公馆建设工地,一帮混凝土浇注工,在工地吃着午饭。因为连续作业,即便是在烈日下的正午,民工们也不可以下工地吃饭、午休。在建筑工地的各类工种中,浇注工的报酬是相对比较高的,每人每天有300-400元,但是,其中的辛苦和危险是不言而喻的。

2014年7月19日,杭州绿地中央商务区工地,极度疲惫的一民工,躺在脚手架上睡着了。这民工是架子工,来自四川甘孜,43岁。当我看到这个场景时,非常吃惊,怎么会有人在这样的地方呼呼大睡?在工地上转了一大圈,一个多小时过去了,这民工已经醒来在工作了,我问:“你怎么可以在这样危险的地方睡觉?”民工回答“我知道,这样做很危险,而且还要被罚款,但是我实在是熬不住了,因为房间里空调坏了,连续三四个晚上几乎都没有睡着了”。

2014年8月24日,杭州地铁古翠路站工地,工间自行休息的民工。有的民工很聪明,自我保护的意识很强,干累了,就会找机会“偷个懒”,藏起来,悄悄的吸支烟、歇歇脚。但凡这样的民工,肯定是老民工、“老油条”,刚来工地不久的新民工是想不出“如此妙招”的。

2016年6月10日,杭黄高铁富春江特大桥建设工地下,下班以后民工们在富春江里洗澡。工地的生活区设在新安江公路桥下,所谓生活区只是几个报废的集装箱组合,生活区没有洗澡间,洗澡成了大难题。夏天,男工倒是可以去江里洗,但是冬天就很棘手了,尤其是女工。民工们赚几个辛苦钱,非常的不容易啊,不但工作很艰苦,生活也很艰苦。

2020年3月21日,杭州汽车北站。新冠疫情渐渐好转,城市已全面转入复工复产、复商复市的阶段,一批又一批的民工,从全国各地赶来,找到各自的岗位,开始新一年的打工生活,为幸福的生活继续前行。

2020年3月17日,杭州大关安置房建设工地生活区。作为重点工程,该项目2月中旬被列为第一批复工复产的名单,此时离复工已经一个月,工人们已经全部回到了工地,摆在他们面前的是抢时间、赶进度,努力把新冠疫情造成的损失夺回来。城市离不开民工,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说,民工是祖国建设的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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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刚起床的青年农民工易琴在梳妆打扮。易琴,1993年出生,四川绵阳人,随父母、弟弟来杭州建筑工地做钢筋工,已有一个三岁的孩子(2015年9月8日)

杭州地铁2号线农民工宿舍,几个民工同乡正为接不上活而担忧(2014年7月3日拍摄)

夜晚,杭黄高铁淳安段某工地宿舍,桩机队的一对夫妻在商量着孩子们的事(2016年4月1日)

杭黄高铁富春江特大桥工地宿舍,一对农民工林忠再夫妇在工棚里休息,丈夫是架子工,妻子是钢筋工,他们来杭州打工已经四年(2013年8月7日)

午间,杭州万达广场工地,年轻农民工夫妻的一家人(2014年7月19日)

杭州万达广场工地,暑假到工地与父母团聚的农民工孩子。父母上工地了,把娃一个人在宿舍看电视(2014年8月17日)

杭州滨江商贸城工地,农民工一家在房间里(2013年8月11日)

杭州万达广场工地,来自云南省曲靖市农民工夏佳在工地宿舍。她在工地是塔吊司机,因为工地的活接不上时,她都会在宿舍做针线活,到街头售卖(2014年7月13日)

女工们爱清洁,一回到宿舍就先忙着洗澡洗衣(2016年11月26日)

杭州地铁2号线工地农民工宿舍,农民工们在闲时只能通过手机来打发寂寞和空虚(2016年12月1日)

杭州地铁2号线工地农民工宿舍,来自河南省南阳市的农民工程相敏给子女打电话。程相敏1969年出生,三个孩子,大儿子大学毕业,二儿子同一工地钢筋工,小女儿18岁,公办幼儿园教师。自己在工地做套丝工(2016年12月12日)

杭黄高铁某工地,农民工在洗澡(2016年6月10日)

杭黄高铁新安江特大桥工地宿舍,一正在午休的农工(2016年4月30日)

杭州大关安置房工地农民工宿舍食堂,“间隔一米距离”排队买饭的农民工(2020年3月17日)

2016年8月6日,杭州地铁古翠路站工地,民工用冲击钻在混凝土上打孔。该民53岁,来自云南曲靖,外出打工已有十多年,因为冲击钻这个活不但需要强体力,而且技术专业性很强,所以每天的工钱有550元以上。但是每个工地这样的活是不可持续的,因此他们建立了很强的联系网络,以衔接业务,不致于“吃了上顿没下顿”。

2014年8月6日,杭州绿地中央商务区工地,民工们在地下层做基础。他们来自四川绵阳,每天的工钱180元,因为工地大,不但不愁停工待料,而且晚上加班较多。在与工地民工长期打交道的过程中,本人熟知民工们喜欢加班,因为在工地,晚上加班按1.5倍的工时支付工钱。

2016年10月23日,杭黄高铁(杭州-黄山的高速铁路)桐庐段工地,民工在井下作业。这个民工来自安徽阜阳,专门从事工地打井作业,与老婆、同村的几个兄弟组成了一个打井专业队,全国各地跑,做的都是包工,即“打一口井给多少钱”,遇上好的年景,夫妻俩有收入20-30万。

2015年8月1日,杭州地铁古翠路站工地,民工们在铺设工程轨道。在多年拍摄工地民工的过程中,经常为民工们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所感动,虽然他们文化水平普遍较低,但都敬业。轨道的接缝精准度要求很高,民工们不厌其烦的反复校正,他们说:“如果工程质量有纰漏,将来会出大问题的。另外,工作马马虎虎,也会丢了自己的饭碗。”

2014年8月6日,杭州绿地中央商务区工地,民工大步流星地穿过地下层水塘,走向岗位。看着这个场面,就让人心惊肉跳,操作者希望柱子快点倒下,可是,摇摇欲坠的千斤大柱随时都有压住操作者的危险,场内也无人指挥,如果真出了事故,挣了再多的钱、脱贫又致富,也得不偿失。安全重于泰山!

2019年12月1日,杭州城北亚运公园工地,民工蹑手蹑脚的穿过“沼泽”。我没有了解这些民工的工钱是怎么计算的,不知道他们一个月能有多少收入,但这样的活,肯定不是城里人所能干的。“天生我材必有用”。从中可以深刻领悟到,人只有分工不同,没有贵贱之分,农民工对城市、对社会的贡献,同样是巨大的。

2019年8月3日,杭州城北亚运公园工地。从地下到地上,从地面到空中,从房屋建造到路网建设,所到之处,工地上看到的都是民工的身影。没有民工,城市建设寸步难行。同时,城市中,大大小小、星罗棋布的工地,也为民工的就业,为人们甩掉“贫困帽”,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2016年6月10日,杭黄高铁富春江特大桥建设工地,民工们坐着缆车前往江中的作业桥墩。眼望奔腾不息的富春江水,直打寒颤:如果缆车的绳断了,如果作业中失足了,民工兄弟们便成为江中之鱼的“美味佳肴”。

2013年8月10日,杭州五洲国际广场工地,一青年民工,在烈日下搭建脚手架。小伙子叫黄建华,来自贵州务川,在杭州多个工地轮回干架子工已经有三年的时间,做的是包工,平均下来,每天的工钱500-600元。但是,如果知道他还只是一个不足20的“娃娃”,如果知道作业时是40多度的高温下,要不同情、不可怜也难啊!

2014年7月12日,杭州远洋公馆建设工地,一帮混凝土浇注工,在工地吃着午饭。因为连续作业,即便是在烈日下的正午,民工们也不可以下工地吃饭、午休。在建筑工地的各类工种中,浇注工的报酬是相对比较高的,每人每天有300-400元,但是,其中的辛苦和危险是不言而喻的。

2014年7月19日,杭州绿地中央商务区工地,极度疲惫的一民工,躺在脚手架上睡着了。这民工是架子工,来自四川甘孜,43岁。当我看到这个场景时,非常吃惊,怎么会有人在这样的地方呼呼大睡?在工地上转了一大圈,一个多小时过去了,这民工已经醒来在工作了,我问:“你怎么可以在这样危险的地方睡觉?”民工回答“我知道,这样做很危险,而且还要被罚款,但是我实在是熬不住了,因为房间里空调坏了,连续三四个晚上几乎都没有睡着了”。

2014年8月24日,杭州地铁古翠路站工地,工间自行休息的民工。有的民工很聪明,自我保护的意识很强,干累了,就会找机会“偷个懒”,藏起来,悄悄的吸支烟、歇歇脚。但凡这样的民工,肯定是老民工、“老油条”,刚来工地不久的新民工是想不出“如此妙招”的。

2016年6月10日,杭黄高铁富春江特大桥建设工地下,下班以后民工们在富春江里洗澡。工地的生活区设在新安江公路桥下,所谓生活区只是几个报废的集装箱组合,生活区没有洗澡间,洗澡成了大难题。夏天,男工倒是可以去江里洗,但是冬天就很棘手了,尤其是女工。民工们赚几个辛苦钱,非常的不容易啊,不但工作很艰苦,生活也很艰苦。

2020年3月21日,杭州汽车北站。新冠疫情渐渐好转,城市已全面转入复工复产、复商复市的阶段,一批又一批的民工,从全国各地赶来,找到各自的岗位,开始新一年的打工生活,为幸福的生活继续前行。

2020年3月17日,杭州大关安置房建设工地生活区。作为重点工程,该项目2月中旬被列为第一批复工复产的名单,此时离复工已经一个月,工人们已经全部回到了工地,摆在他们面前的是抢时间、赶进度,努力把新冠疫情造成的损失夺回来。城市离不开民工,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说,民工是祖国建设的功臣。

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在杭州近郊参加工作后,又长期工作在农口部门,与“三农”打了半辈子交道。细细回想,我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缘分着实不浅,可以说是融入骨髓的。多年以来,我把大部分业余时间都用在了摄影上,拍摄身边的人、身边的事,成了一名“非职业”摄影人,渴求以自己的观察视觉用镜头记录我们这个大时代的小细节,记录大发展中的小人物。

在摄影的路上,农民工是我拍摄时间最长、照片积累数量最多的一个群体。许多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在拍摄一回迁安置房建设工地时,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把镜头对准了农民工兄弟。站在泥泞杂乱的脚手架旁,按下快门的那一刹那,我被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被农民工朴实纯真的面容深深打动,自从那时起,我竭尽所能地追寻和捕捉他们在城市建设大潮中“乘风破浪”的身影。他们身上那股踏实、坚强、乐观的品质,不断激励着我在摄影道路上一路向前。

人文如诗,风景如画,江南忆,最忆是杭州。杭州因秀丽华美而举世闻名,而城市的繁荣繁华,农民工群体功不可没。从城南到城北,从“天上”到“地下”,从白天到黑夜,从春夏到秋冬,他们铺路架桥、打桩盖房,建设工地上到处都是农民工挥汗如雨、顶风冒雪的身影。可以说,城市发展的日新月异,便是他们汗水的日积月累。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即便步履匆匆、满面风霜,却从未失去质朴,从未忘记微笑,始终积极乐观。

这些年,乘西湖、大运河、良渚申遗,G20杭州峰会、亚运会筹办等重大历史契机,杭城之变可谓天翻地覆:地铁、高铁、高速等路网纵横交错,安置房、商品房、综合体等高楼鳞次栉比,每时每刻地“城长”,都在不断擦亮农民工的军功章。

随着城市的不断成长,农民工群体也在成长,在城市打拼和生活,使他们有了更多的希望。我有位从2013年到现在一直交往、拍摄不间断的农民工朋友,他叫彭治超,湖北省枣阳市吴店镇中心村人,1982年出生,属狗,老乡、工友都亲切地唤他“狗娃子”。2012年,他经同乡介绍来到杭州地铁建设工地,白天在工地上打杂干活,夜晚挤出时间看书学习。短短一年时间,就较好地掌握了电焊、扎钢筋、搭建脚手架、浇筑混凝土等技术,还学会了工时计算、工程预算。从2014年起,便像模像样地当起了钢筋工劳务队队长,不仅“地位”有了提升,收入也是一路“看涨”。家乡人知道他在杭州地铁工地做了“小头头”,纷纷前来投靠,多的时候有上百号人!2015年,“狗娃子”把省吃俭用赚来的20多万元钱,在老家盖起了一幢新房子,五年后,又在枣阳市区买了一套108平方米的商品房。2017年年底,杭州地铁2号线城西段开通运行,他特地拉着在同一工地打工的老父亲,乘了一趟他们亲手建造的地铁,好好地体验了一把。生活虽然有点“苦”,未来却很“甜”。“狗娃子”的儿子留守老家,读书成绩不错,于是“狗娃子”暗暗下定了决心:拼命工作,努力赚钱,将来送他去国外留学。

美好愿望的实现,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在农民工这个群体里,不论男女,只要肯干、肯吃苦就是“好汉”。史顺英,1964年出生,江西玉山县人,酒店客房服务员;李小花,1971年出生,浙江龙游县人,厨房打荷工;胡燕玲,1983年出生,浙江建德市人,服装质检员;易琴,1993年出生,四川绵阳市人,建筑工地钢筋工……这些年,我拍摄了许多女农民工,记录着老中青三代“女汉子”的工作与生活,她们的喜怒哀乐、刚柔兼济常常令我深思。这些本色娇柔的“花朵”,随同父亲、丈夫、子女或亲戚、同乡出来打工,背井离乡之下,风雨兼程之中,硬是将自己打磨成一个个“汉子”。当然,她们的情感世界也会更加细腻,在打工的日子里难免生出孤独和委屈,大部分时候都在默默忍受,背转身去也常偷偷抹泪。

如果说城市是农民工的第二故乡,工棚就是他们遮风避雨的的“家”。一个个工棚,就像一个个小盒子,安放着农民工的生活,简陋的环境、狭小的空间。无论推开哪扇门,都能看到类同的场面:杂乱堆砌的旅行箱、上下排列的高低铺,勾勒着农民工的生存现状,与窗外华丽的街景形成鲜明对照。

工地食堂的卫生条件较差,品种又单一;自己动手做又没有时间;如果叫外卖,价格又很高。凡此种种,烦恼每天伴随着他们。怎么办?他们便从老家带来了咸鱼、咸肉、咸菜、咸鸭蛋等,或是去超市买几盒腐乳、辣椒酱就着白米饭,有时干脆以方便面充饥,不求吃好只要管饱。生活日用品也简而又简:电视机、收音机是从旧货市场里淘来的;家具是城里人搬新居后扔掉的;毛巾、牙刷、牙膏、衣被等拣最便宜的买。一切生活开支能省就省。

物质生活异常艰苦的同时,他们的精神生活也很匮乏。没有什么文化娱乐活动,闲暇时只能在工棚打打扑克、刷刷手机;宿舍没有报刊、杂志、图书可供阅读;想去街上看场电影看场戏,没有时间没有钱;可以说说心里话的少之又少,寂寞难耐地度过一天又一天;配偶不在身边者居多,那些“过来人”靠特殊的方式释放生理需求,或讲点荤段子来排解内心深处的苦闷。

在这一个个“家”里,背井离乡的他们还有着其他更多的酸甜苦辣。深夜,杭黄高铁淳安站工棚里,桩机队的一对夫妻为远在千里之外的三个孩子学习、生活的事烦恼;杭州万达广场工地宿舍,湖南张家界的女工刘莉多日高烧不退,躺在床上,为了节省医药费,只是在附近药店买点中草药服用;暑假了,留守的孩子赶来与父母团聚,父母得上工地,只能把娃一个人留在“盒子”里;春节前夕,一票难求,此时牵挂父母、妻儿的心情真的难以言表。

农民工肩负生活的重担,饱受生计的压力,却总是处在城市的边缘,他们的生产安全、薪酬保障、居住条件、子女教育等等方面,都面临着诸多困难。我试图通过尽量客观的影像呈现,为农民工兄弟代言点什么,反映他们“贡献”与“困惑”之间的冲突,希望引起社会更多的关注,以更有力的举措解决农民工的困难。

“这些大楼,是我们用汗水一块块砖头垒起来的。”“回家以后,我一定要和儿子说,等你长大了,一定要去杭州看看你‘老子’盖的房,修的路!”与他们交谈的时候,能够强烈地感受到,他们对于参与城市建设的那份自豪。“没有人愿意干这么累的活儿,都是生活所迫。”“我们不奢望留在城市,但希望得到多一点尊重。”随着与农民工交往的深入,我进一步理解了“尊重”二字的含义。拍摄农民工,我以长期跟踪拍摄为主,即长期跟踪一个人、一对夫妻、一个家庭、一帮同乡、一个劳务队、一个项目拍摄,一拍就是一月、数月、一年、数年。定好拍摄计划、取得建设单位的许可后,就开始进入工地。但我从来没有一进门就“咔嚓、咔嚓”地按动快门,而是先在工地、工棚里转悠几天,抓住一切机会与农民工打个照面、聊个天,留意他们有什么困难,看看我能帮上什么忙,半天时间要“花掉”三四包烟,直到人头基本熟悉了,他们的面孔和名字特别是小名、绰号对上号了,才慢慢进入拍摄。杭黄高铁地处远郊山区,记得我在拍摄此项目建设的过程中,与农民工同窝睡工棚,同锅吃粗饭,似乎自己也成了农民工,一来二去,又结交了一批农民工朋友。因为“尊重”,农民工兄弟对我这位“照相老钟”很放心,感觉就像自家人一样。有时候,我也拍一些“速写”,但前提不变,一定事先跟他们做好沟通,对不愿意被拍摄者,不会按动快门,若照片要发表,都征得他们的同意。

农民工对“照相”比我想象的要在意、要用心。2012年盛夏的一天,在为20多位农民工拍了合影后,他们问我能否自己出钱,让我把照片打印出来给他们。我当天就赶去市区最好的一家打印店,打印了23张15寸的大照片,一一送到这些农民工兄弟手中,可是钱是绝对不会让他们掏的。农民工兄弟拿到照片,既高兴又感激,“老钟,你以后经常来,有危险的地方,我们保护你;你岁数大了,脚手架上不好上,我们会扶你上去的”。自那时候起,我就养成了一个习惯:凡是农民工要照片的,都给,合影每人一张,6人以下的7寸,6人以上的12寸,20人以上的15寸;能送的直接送,不能送到的就邮寄。如此一来,每年打印照片的开支都在两万元以上。

拍摄与尊重如影随形,渐渐地,我与许多农民工成为了忘年交、好朋友。当我走近他们时,他们也走进了我的心里。

2014年到2020年期间,来自安徽淮北的农民工蒋连习携妻儿一直在杭州地铁工地打工,我时不时地去拍摄他们。日久生情,互相之间就成了好朋友。2018年正月初四,儿子回老家拜堂成亲,父子盛情邀请我去淮北喝喜酒,由于脱不了身没去淮北,只好“礼到人不到”。这年元宵节刚过,老蒋一家返杭后,新郎、新娘和老蒋妻子,马上拎了喜糖烟酒及家乡的土特产来看望我这个“伯伯”。我妻子和我倍感亲切,与他们谈天说地到深夜,才依依不舍地送走他们。像这样的暖心事还有不少,2019年下半年,我又接到已离杭返乡,回贵州老家的钢筋工陈述贵夫妇的邀请,让我去务川喝他儿子的喜酒。

每逢佳节倍思亲。过年时,有些农民工或是需要留守值班,或是买不到车票,或有别的难言之隐,独自在杭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于是,好几个大年三十的夜晚,我提着酒菜去工地宿舍,陪不能回家过年的农民工兄弟喝酒吃饭,共度除夕。

工地上,民工遇磕磕碰碰的事时有发生。2016年9月的一天,偶然在微信上看到一位名叫梁高峰的小伙子发的自己手臂被电焊灼焦的照片后,立即打电话询问、安慰。当时我还在出差途中,于是打电话给妻子,让她去代为看望。当梁高峰见了“大妈妈”提着一大包营养品和药物来到工棚看望他时,顿时眼泪脱眶而出。

农民工受伤生病,上门看望;接不上活了,帮助找活;春节回家买不到火车票,为他们买火车票;子女暑假来杭州,带孩子们去玩、送他们学习用品;拿不到工资,帮他们讨薪;家人来杭州看病,落实医院医生;组织志愿者上门为农民工理发、体检;

中秋、端午,送月饼、棕子;冬天,送棉衣、棉被……当我把农民工当成了自家兄弟时,他们更加地惦记我。日常里,经常有农民工给我打电话,“老钟,今天晚上盾构开挖,你过来拍吧!”“老钟,好几天没看到你了,身体还好吗?”“老钟,你咸肉喜欢吃吗?我过两天就要回工地了,给你带一只自家做的咸猪腿来。”……每每接到这样的电话,心里总有阵阵的感动。

我“痴迷”于纪实摄影,用心观察、用情感受、用功拍摄,努力为城市留影,为百姓画像,为未来留存记忆。所幸的是,农民工题材的“照相”水平也逐渐提高:作品《盒子》(长期关注类)入展第27届中国摄影艺术展,《工地民工的蜗居生活》(组照)入展第16届中国国际摄影艺术展,《高温下的建设中》(组照)入展第15届浙江省摄影艺术展,《地下工作者》(组照)入展第16届浙江省摄影艺术展,《八个冬夏》(摄影书)即将出版……这些成绩的取得,不光属于我,更归功于农民工兄弟。老的农民工离开了,可以保持联系;新的农民工来了,可以接着结交,我会继续拍下去。说实在的,和农民工兄弟在一起,有时真觉得拍摄才是附带的。

 摄影并文:钟黎明



钟黎明,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运河十佳摄影师。作品《钱江潮》获第10届国际新闻摄影比赛(华赛)

自然类单幅铜奖;《走出考场》入展第25届中国摄影艺术展;《盒子》(长期关注类)入展第27届中国摄影艺术展;《工地民工的蜗居生活》(组照)入展第16届中国国际摄影艺术展;《群拍》获浙江省第15届摄影艺术展银奖;《运河之夜》(组照)获浙江省第16届摄影艺术展银奖;《石塘记》(摄影书)获第3届宁波国际摄影周最佳展览奖和浙江省第17届摄影艺术展最佳图书奖;《百年华丰》(多媒体视频纪录片)获第29届“金镜头”新闻视频优秀奖;《百年华丰》(摄影书)获第4届浙江省纪实摄影展最佳图书奖;《百年华丰》(组照+视频+摄影书)入展“大运河名家摄影展览)”(傅拥军总策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