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鸟儿”》

拍摄时间：1983年

拍摄地点：德胜门

上世纪八十年代，玩鸟老人很多，公园、胡同、马路边、大树荫凉下，清晨经常见到三五个老人拎着鸟笼，手上晃动，溜溜达达，京城人称遛鸟爷。遛鸟爷一般起得很早，头班公交车前就出门了。

遛鸟又叫“会鸟儿”，顾名思义就是鸟儿开会，相互学上两口，叫“压口”。老北京有句俗话：“养鸟遛鸟，遛的是鸟，练的是人。”鸟儿挂在树上相对鸣叫，遛鸟人在树下打牌、侃大山，各得其乐。

养鸟，或曰玩鸟，自唐朝以来便蔚然成风，但是真正达到鼎盛时期，还是清朝乾隆年间。那时，满人入关已久，

天下太平，日子富足安逸，从皇室到八旗子弟，都有了更多闲情逸致，养鸟便是其中之一。

遛鸟爷自己按鸟笼大小做个布罩，有白蓝之分。蓝的多是大鸟，主要是画眉和百灵；白的多是小鸟，主要是红子、黄鸟。遛鸟多是“物以类聚”， 养画眉的在一起，养百灵的在一起，养红子的在一起，聊这也入流。人可以随便聊，但鸟笼却挂得井井有条，决不越雷池一步。这遛鸟的讲究也十分多，什么“文遛红子，武遛画眉”，“画眉满街走，百灵不离手”。遛红子就得一步三晃，慢条斯理的；遛画眉可就得昂首挺胸，甩开膀子，鸟笼晃得像钟摆。

我小时候家里也养过一只鸟，那鸟可没那么珍贵，没笼子又不遛。我家住平房，夏日的一天，我哥上房掏鸟窝，给我掏了一窝麻雀。麻雀很小，还没长毛，拿到手里软软的、肉乎乎的。我爸找了一个纸盒，铺了点棉花就是它的窝了。每天我家吃什么饭，就用手给它搓成像虫子大小的卷喂它。后来不知何因死了三个。

有一个养到快会飞时，我爸将它放到很远，用食引它，它就会扑楞着翅膀蹦过来吃。再后来喂食时，我爸就把它扔到房上或树上，一叫它就回来，让我开心得不得了。

小鸟翅膀长硬了，一天清晨起床，我爸开门把它扔到院内的枣树上，一眨眼小鸟飞走了。我急得直哭。傍晚一家人在院子里吃饭，突然头顶麻雀在叫。麻雀长得都一样，我爸试着伸手一叫，小鸟直接飞到我爸手里，这下全家人乐坏了，才相信麻雀也通人性。再后来，每天清晨它都飞出去玩，晚上飞回家吃食睡觉。这样有半年时间，给家中添了不少乐趣。终于有一天它飞走再没回来，我每天傍晚仰着头围着枣树找，噘着嘴“啾啾”地叫，嘴都叫疼了，也没见到它。老爸说它可能生小鸟去了，我更担心的是别让猫给吃了。

如今遛鸟爷好像比以前少多了，一是现在老年人的业余生活比40年前丰富了；二是随着胡同的消失，这些提笼架鸟的老北京也越来越少。

《搬新家》

拍摄时间：1984年

拍摄地点：北京蓟门里小区

《搬新家》拍摄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海淀区蓟门里小区。该小区当时算改革开放后北京建成的为数不多的大型居民小区。                                                    

小区里我家对面1号楼住户中有些是军人家属。有个星期天我在家整理照片底片，忽听楼下声音嘈杂，从窗户望出去，对面有一家军人家属正在往二楼搬家具。搬家人用解放牌卡车倒车到自家阳台下面，然后站在卡车上，将家具举起直接从阳台搬入家中，免去了抬大件家具走楼道的不便。看到这家人搬家方式很独特，我赶紧用相机拍下了这幅画面。

当时，我家搬到蓟门里小区没多长时间。那时百姓搬家以脚踏平板车居多，能有一辆北京130或解放牌卡车搬家的，绝对算有门路的家庭。我家从西直门搬到蓟门桥时，找关系借了两辆平板车，我蹬了一辆，同学帮我蹬了一辆，全家所有家当全部装上了，剩下一些小件用自行车驮过来就完了。

我记得蹬平板车过了西直门火车站，再往北是一片荒凉，车少人稀，马路上空空荡荡。一路颠簸，我真怕把仅有的家当颠坏了。我一边蹬车一边跟同学抱怨，这是什么破地方，离城里太远了，小时候咱们逮蛐蛐都没来过这儿。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还没有专业搬家的企业，从来没有听说过“搬家公司”一词。要搬家大多是找亲朋好友、单位同事、街坊邻里来帮忙。当时谁家的家具总共也没几件，大多数家庭还不具备冰箱、彩电、洗衣机等大型家电，所以搬家这样的大事一上午就基本搞定。亲朋好友来帮助搬完家后，照例是参观主人的新家，帮助主人设计家具的摆放。腾出手的主人则到新厨房炒上几个菜，大家围在桌前喝上几杯酒，这就算庆贺乔迁之喜了。

如今搬家，给搬家公司一个电话就上门服务了。该捆的捆，该装的装，还有专门包细软的设备，搬家主人根本不用动手。哪些家具先出家门，哪些家具先进家门，搬入新家的东西摆放到哪儿，都是有条不紊，这在40年前根本是不可想象的。

《城中马车》

拍摄时间：1989年

拍摄地点：北京和平里

上世纪80年代初，北京的无轨电车和公共汽车慢悠悠行驶在空荡荡的马路上，还不难看到的是，拉货、送菜的马车与汽车并驾齐驱。

那时进城的马车牲口屁股后面都必须佩带一个白色布兜，形状呈斗状，一头挂在马屁股上，一头拴在车辕上，以便接住牲口粪便，保证道路卫生和市容。没有粪兜的马车是被禁止进城的。

那个年代，北京马路上不仅经常有往城里运货的马车行驶，长安街上还可以看到拉货的人力平板三轮车驶过。空旷的马路上常见突突作响的“三蹦子”摩托车、手扶拖拉机，冒着黑烟的大卡车也可以招摇过市。那些国产212吉普车、老上海小汽车在街道上行驶显得很稳重，偶有一两辆进口拉达、华沙小汽车开上路，便是“嘀嘀”鸣着响笛，炫耀般地疾驰。到了90年代初，越来越多的黄“面的”出现在马路上，成为市民出行或运送小件物品的出租车。

马路上最壮观的，是满街筒子的自行车大军。上下班高峰时，无数自行车上路了，各种型号、样式的男、女自行车五花八门，数得着的是飞鸽牌、凤凰牌、永久牌，直把的、胀闸的、加快轴的、转铃的，全链套的、带小孩座架的……一窝蜂拥挤在马路上、胡同里……

上世纪80年代在电视曾见识了日本的交通拥堵，道路水泄不通，机动车刹车尾灯一片火红。国人心里，既羡慕资本主义的发达，又庆幸我们的道路交通畅通。

那时北京交通畅通到什么份上？回顾一个画面：常见三三两两的时髦年轻人，穿一件“呢子大氅”（将校呢军大衣，是当时最时髦的），戴一顶羊剪绒帽子，骑一辆28锰钢飞鸽自行车，大撒把地骑行在快车道上。车骑到多快是标准？须让厚厚的呢子大氅燕尾飞舞，羊剪绒帽子的飘带飞扬，车上的转铃“叮铃铃”脆响，一溜烟儿地从行驶的公交汽车旁飞驰而过。

《城中马车》这张图片见证了北京道路和交通的发展变化，也让羡慕当时日本汽车工业时代繁荣景象的国人，对如今北京私人汽车的激增和道路交通的拥堵而头痛。

《此处禁止跳交谊舞》

拍摄时间：1987年

拍摄地点：北京地坛公园

上世纪80年代初，跳交谊舞不被允许，是被列为“封资修”的东西而禁止的，许多公园门口都张贴着“禁止跳舞”的告示。专职负责驱赶跳舞者的公园管理人员需要骑着自行车在园内巡查，遇见跳舞者就要训斥一番。

改革开放第一年的除夕夜，消失多年的交谊舞第一次出现在人民大会堂的联欢会上。80年代中期，从港台地区刮来蛤蟆眼镜、喇叭口裤、板砖录音机等时髦风，立刻在长期被封闭的大陆流行开来，为众多青年人所接受。每到傍晚时分，穿花格喇叭裤、留披肩长发，成为北京大公园、露天广场里时髦青年的流行打扮。北海九龙壁前、后海南岸、圆明园露天场地等场所，青年男女三五成群，拎着“板砖”， 放上邓丽君歌曲，踢开场子，摇摇摆摆，跳起迪斯科、摇摆舞。那时候的交谊舞还很稚嫩，许多人还不知交谊舞有那么多种舞曲、舞姿，没见过纯正的三步、四步、华尔兹。大多数舞者就是跟着录音机一通乱扭，跳一身汗回家。

到了1980年6月，世风陡转。公安部和文化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取缔营业性舞会和公共场所自发舞会的通知》，将跳交谊舞视为“舞姿低级庸俗、伤风败俗”的娱乐项目，并对营业性舞会的主办者给予治安处罚，严重者以“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追究刑事责任。   

一时间，黄色歌曲、靡靡之音、伤风败俗等屎盆子都扣在了交谊舞头上。穿着时髦几乎成了流氓的代名词，工人民兵在公园、大街上见到留披肩发、穿喇叭裤的按住就剪。那时候不要说在公园里跳舞，就是晚上青年男女在一起走路，也要遭受警察的盘问。

《此处禁止跳交谊舞》正是我拍摄于禁舞时期的地坛公园，照片记录下了那段特殊时期的禁舞现象。

《大衣柜》

拍摄时间：1985年

拍摄地点：北京西四家具店

上世纪80 年代北京的一个周末。老张推着孙子又来到西四家具店。他盯着大衣柜和写字台，一来看看是否降价，二来看看有没有出新样式的。因为二儿子马上要结婚，这几条腿的家具成了老张的心病。

上世纪80年代初，全北京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家国营家具店，西四家具店就是其中之一。它位于西城区西四丁字路口西南，始建于1954年，面积1200多平方米。这里因销售的家具款式新而多闻名（其实也就那几个款式），是居住在城里的青年结婚置办家具的首选店。

西四家具店每天人流熙攘，生意兴隆。尽管家具款式选择余地不大，但也不是谁都能买。其中大衣柜、写字台等体积大点的家具，只能凭票购买。上世纪70、80年代，年轻人结婚登记后，可以凭结婚证书领取一件家具票证，凭票证去排号购买。那个年代，年轻人结婚时家具配置一般都讲究36条腿，家具买够 36条腿说明家庭经济殷实，结婚够档次，而大衣柜、写字台就占其中的8条腿。

当年的大衣柜有两开门的，后来出现的三开门大衣柜是在两开门基础上扩展的，中间是一面穿衣镜门。三开门因其尺寸宽大被认为是豪华型，受到青年人的喜爱。

清晨8时是家具厂派送家具到店的时间。两辆装满家具的北京130卡车开到西四家具店门前，排了半夜队的人们一拥而上，将卡车团团围住。卸货工人刚卸下家具，顾客就按自家所需立马按住不撒手了。原因是货少人多，根本没有挑选的余地，稍一犹豫，心仪的家具就有可能被别人搬走。

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组合柜的出现，三开门大衣柜才逐渐退出市场。但是那个年代的家具情结，已成为老北京人挥之不去的记忆。

《庙会》

拍摄时间：1985年

拍摄地点：北京地坛公园

老北京庙会已有四百多年历史，逛庙会是京城老百姓逢年过节的习俗，期间因种种原因多次中断。改革开放后，断线的传统民俗文化再度续接。1985年春节，地坛公园第一个恢复了庙会。这让当年过春节除了走亲访友无处可玩的老百姓，终于有了体味年节的好去处。

首届地坛庙会开幕时天公作美，大雪纷飞，平添吉庆气氛。那个年代，人们的物质生活还不富裕。逛庙会的游客除少数穿着时尚的羽绒服外，大多数还是穿着传统样式的棉袄、棉裤、军大衣，很多人用帽子、围巾将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坐在小马扎上听相声、看杂耍，任凭天寒地冻、雪花飘飞，也有滋有味地忘情于久违的庙会玩意儿中。

三十多年前的首届地坛庙会盛况空前。人山人海中，有手拉手的年轻情侣，有带着孩子的父母，有扶老携幼的老少三代，还有许多结伴而游的青少年，许多人到这里逛过多次。

在那届庙会上，令人一饱眼福的有祭坛、京剧、相声、数来宝、变戏法、拉洋片、耍中幡、训鸟、撂跤、木偶戏；好玩的有抖空竹、舞风车、放风筝、滑冰车、坐轿子；让人大饱口福的北京小吃争相亮相，煎灌肠、爆肚、茶汤、豆汁儿、羊肉串、糖葫芦、门钉肉饼等摊位前，无数游客大快朵颐。

如今的北京庙会多了去了，有传统庙会、洋庙会、室外庙会、室内庙会。庙会上的吃喝玩乐项目也是不断出新，五花八门，古老而又传统的民俗庙会融入了许多现代元素、科技游艺等内容，让京城内外赶庙会的游客流连忘返。

《钩子秤》

拍摄时间：1988年

拍摄地点：北京和平里自由市场

沧桑岁月可改变人的容颜，却抹不掉人脑中关于“一杆秤”的记忆。

50后、60后年龄人都记得，当年自己家里没有什么也会必备两个物件：秤、面口袋。秤用来称全家人每顿饭定量，面口袋用来去粮店买粮。面口袋每家最少三个，白面、玉米面、大米各一个。胡同内都有粮店，粮店大多用地秤或白洋铁做的带提梁的簸箩称面和米。米粮柜上安有固定大漏斗，买粮人将面口袋罩在漏斗口，营业员把称好的粮食用大簸箩往里一倒，瞬间倒干净。买白面就怕赶上下雨，面口袋被淋湿了，面粉会厚厚地粘在面袋子里面，干了就结成一层硬硬的面嘎巴儿，这让买粮人很心疼。

那个年代，城市人被称为非农业户，每人按工作岗位、不同年龄给定粮食量。一般居民每月25斤，职员27斤，重体力劳动者45斤，煤矿井下工人56斤。定量中包括粗粮和细粮。每家做饭时都要称了粮食再做饭，不称怕吃亏了到月底就没的吃了。

那时带秤盘的大钩子秤很实用，家人会把它挂在门后客人看不见的地方，免得客人到家看到主人日子过得不红火。

到了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粮油、副食等商品越来越丰富，许多紧俏商品如鸡蛋、芝麻酱、花生、瓜子等可以在农贸市场买到了。各种票据逐渐开始取消，国营粮店也相继关闭，家中的钩子秤和面口袋不知何时也销声匿迹了。

改革开放之后，国家实行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开始向市场化转变。市场化让以往常去粮店、菜站、供销社买生活必需品的家庭主妇转向了农贸市场。老北京主妇买东西时这家转那家看，比货真比价实，掂量给的是否足斤足两。于是，家中的秤一夜间换了位置，开始走出家门去外面发挥作用。市民把大杆钩子秤变成了便携式弹簧钩子秤，人手一把，装在菜篮子里或口袋中，随时掏出来称一下要买的果蔬、粮食等食品。后来，市场销售普及了电子秤，但是一些主妇还是会把弹簧钩子秤拿出来称量一下，这才觉得心里踏实。

《候 场》

拍摄时间:1989年

拍摄地点：北京某公园

这是一群等待参加青年韵律操（健美操）大赛的年轻人。

黑色的尼龙健美裤，露臂的白色针织衫，柔软的体操鞋。由于天气原因，姑娘们各自在身上套了件漂亮外衣。她们中有的低声窃语，有的俯首沉思，还有的神情专注地聆听同伴的诉说。大家聚在一起，安然淡雅，在静静地等待出场。 

我被姑娘们淡定自如的表情和充满自信的神态所打动，用镜头摄下了这美好的一瞬间。

上世纪60、70年代，全民参与的健身运动除了几套广播体操外，别无选择。到了80年代初期，随着思想的解放，人们对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追求也同步增长，集艺术美感和健身锻炼的韵律操应运而生，成为各单位工会、共青团组织活动的必备项目，普及推广到整个社会。人们意识到，运动健身除了锻炼还要展现韵律美、形体美，于是争先恐后地开始学跳。能有机会代表企业、单位去参加比赛，不管穿戴是否专业，也足以令身旁的伙伴们羡慕不已。候场韵律操比赛的照片中，还没有出现“瘦、露、透”的时髦装束，却散发出青春的活力和文化的内涵，这也是那个年代的文艺标记。

随着时代的演变，改革开放涌现出许多新生事物，让国人放开眼量。特别是新兴的文艺比赛、体育舞蹈层出不穷，韵律操以其双重的功能，演绎成了全民参与的各类健身运动。诸如年轻人跳的水兵舞，学生们跳的韵律操，大妈们跳的广场舞，中老年人跳的交谊舞等等。健身也带来一些青年人的攀比，拥有万元健身卡的中青年人比比皆是，登临高档瑜伽会所的美女们蜂拥而至，铜臭和不文明常常如影随形，留住美好的原生态事物已是众望所归。

这幅老照片，见证了那个时代充满文化内涵的精神追求，而这些婀娜多姿的姑娘为我们存下的是关于青春的美好记忆。

《互敬》

拍摄时间：1980年

拍摄地点：北京西四红螺厂路口

上世纪80年代，在西四北马路上，每天都看见一位交警护送小学生过马路，他就是西四交通队民警老金。

老金是北京市劳模。每天清晨，他骑一辆加重自行车（可能是单位配发的公用车）到这里，将车支在便道上，戴上白套袖、白手套，整理一下服装，然后站在路口等待过路的孩子到来。

早晨出来买早点、买菜的大爷大妈们跟他打着招呼，从他们打招呼的方式和表情上看，他们如同老街坊。很多过往上班的骑车人从他身边驶过时，都摇车铃问候，他也很自然地挥手回敬。从胡同中走出的孩子，尤其是一、二年级的小孩，见他站在路口，立刻像小燕子一样跑过来，小书包飞舞着，喊着“叔叔好”，奔到他身边。

老金接送低年级孩子时，永远是弯着腰，从一个平视的角度跟孩子们说着话，左手一个右手一个地搂着孩子过马路。遇到孩子多的时候，他总是领着年纪级最小的孩子，让高年级的走在外围，一同送过马路。不管是单个孩子还是三五成群的孩子，被送过马路后马上会转过身来敬礼感谢，老金逢礼必回。听见校园里的上课预备铃响后，他还要在此多等几分钟，确认孩子全到校了他才骑车去上班。

这张照片上，是上课预备铃响的时候，一个一年级的小女孩被老金送过马路时拍照的。孩子怕迟到，还没站稳就急忙转身敬礼。她高高举起的手，扭动的身子，甩动的书包，没站稳的脚步，手中拿着的卷子，是那么急切、真诚；而

交警老金回敬的手势、表情，也是那么自然、生动。

随着时代的变迁，马路宽了，汽车多了，道路拥堵了。四十年前我拍摄的老金早已退休了，而他护送的这些孩子也都成家立业了。现在，他们的后代上学，大多是家长开着私家车接送，或是由他们长辈负责接送了。

《领证》

拍摄时间：1986年

拍摄地点：劳动人民文化宫

“国家兴旺，匹夫有责;计划生育，丈夫有责。”“普及一胎，控制二胎，消灭三胎。”“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上世纪80年代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开始进入严控期，各地宣传计划生育的标语口号更是五花八门，怎么吓人怎么说，为的是对多胎生育起到震慑效应。

50后、60后的两代人，正赶上严格计划生育这一拨，所以大多生育的是独生子女。当时国家规定，干部和职工、城镇居民，除特殊情况须经批准外，一对夫妇只能生育一个孩子；农村也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某些群众确有困难要求生育两胎的，经过审批可以有计划地安排，但须开具准生证。

上世纪80年代初，适龄男女青都愿意生男孩传宗接代，负责计划生育工作的人员如狼似虎，四处听风，打探谁家女人怀孕了，谁家要二胎了。不符合政策的，要么要求强制打胎，要么大加罚款。工人超生的，开除公职；农民超生的，收回土地，扒掉房子。为育龄妇女做绝育手术的活动也如火如荼地进行。

80年代，生育子女后的家庭被动员领取“独生子女证”。领证后，政府每月奖励5元钱的独生子女费，在每月发工资时一同发放，直到独生子女18周岁为止；独生子女的父母退休时，单位还一次性奖励其独生子女费1000元。

这张照片拍摄于那个时代一个星期天的上午。位于劳动人民文化宫内的中国计划生育协会门前，许多市民排着长队，大概是在等着领取独生子女证。画面中的男女适龄青年哄着孩子，织着毛衣，老人也排在队伍中，大家坦然地等待着，一切显得那么自然、和谐。因为国人已经习惯响应国家号召，为计划生育、减少人口负担做贡献了。

40年后的今天，国家开放了生育二胎的政策。此时，50后、60后们生育的独生子女，绝大多数已为人父母，他们中间许多已经是有两个孩子的家庭了。

《排队买煤油》

拍摄时间：1983年

拍摄地点：平安里石油商店门前

上世纪80年代，买米面油肉要凭票，买东西要排队，没想到的是，到石油商店买煤油也要排大队。这是怎么回事呢？

民以食为天，谁家都要做饭吃。上世纪80年代，北京老百姓做饭用的炉子可以分为三个档次：低级的是煤火做饭，好点的用煤油炉做饭，高级的用煤气灶做饭。

用煤炭做饭的家庭最多。上班族每天下班后第一件事就是先把封住的煤炉火盖打开，然后再去准备做饭的食材。当时住北京大杂院的居民，家家在院内盖一个储煤用的煤棚，或在房檐下截出一段作煤池子，面积大小根据各家不同的环境和条件建造。                                   

家庭条件一般的居民用煤火做饭。有的买蜂窝煤烧，有的买煤末做成煤球、煤饼烧。用煤火太脏，添一次煤，就会弄得煤灰飞扬，每天还要倒炉灰渣。家庭条件好些的居民用煤油炉烧饭，傍晚做饭高峰时，一进大杂院或筒子楼，满院子、满楼道都是呛人的煤油味儿。

当时用煤油炉做饭便捷、省事，加之邻里间攀比，煤油炉为越来越多的居民所认可。但当时城里销售煤油的商店仅有寥寥几家，除了平安里石油商店外，鼓楼大街还有一家，其他就不得而知了。这才出现了上图中家家户户拿着塑料桶排队打煤油的场面，成为京城市民生活一景。

更高级的家庭使用液化气灶做饭，一般家庭是享受不到的，大干部、有钱人、有关系、有路子的人家才能用上。当时各区、街道都设置几个液化气站，负责液化气罐更换，液化气站的管理员绝对是个“肥差”。

后来，用煤气做饭在城区越来越普及，骑自行车驮着煤气罐换气的人满街游走。再后来，几乎家家户户都装上了煤气管道，用上了煤气。如今，家家都改造成了天然气管道，装上了智能天然气表。谁家天然气将用完，到银行往卡上一充值，家中天然气表马上就会接续上气，既清洁卫生，又安全方便，这在40年前百姓想都不敢想，简直就是神话了。

《蔬菜批发》

拍摄时间：1989年

拍摄地点：大钟寺蔬菜批发市场

大钟寺蔬菜批发市场离我家很近，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里不论春夏秋冬，还是深更半夜，总是人声鼎沸，水泄不通。这家市场面向全国批发，搞批发的菜农站在刚刚从四面八方拉来的蔬菜车上，手里攥着大把现金，整车整车地批发时令蔬菜。他们有的西装革履，有的身披大衣，有的抽着香烟，远远望去就像二战电影中站在坦克上的胜利者。

改革开放初期，北京市有三大蔬菜批发市场。大钟寺、新发地、岳各庄。其中大钟寺蔬菜批发市场还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第一家农民自办的大型批发市场，经营批发26个省、直辖市、自治区近600个县的时令疏菜。这对当时饱受短缺经济困扰多年的老百姓来说，无疑是欣喜地迎接农贸自由市场的到来。

大钟寺市场名气很大，美国、法国、德国、日本、韩国等许多国家的人士来此参观、采访。大钟寺村民也是最早先富起来的先行者，在许多人还不敢想私人汽车的时代，这里很多村民都开上桑塔纳、捷达车了。

改革开放前，百姓吃的蔬菜品种稀少，大白菜被称为看家菜，大萝卜是家常菜。许多人家还要腌制雪里蕻、芥菜疙瘩，预备过冬时顶菜吃。菜店都是国营的，如果要运来一车紧俏的豆角、茄子、西红柿等细菜，居民会早早地排大队等候。西红柿不论大小、生熟、好坏，售货员手拿铁簸箕般的秤盘贴地皮撮起来就卖，不一会儿就卖光了。

进入80年代，北京百姓菜篮子丰富了，民营的农贸市场和菜市场兴起，私人菜摊也大大增加，各种细菜和没见过、叫不出名字的特色蔬菜都上了百姓的饭桌。

2003年，因北京城市规划改造等原因，大钟寺市场的众多商户迁往西四环外的锦绣大地蔬菜批发市场。今天的大钟寺已变成40万平方米的商业综合体，BCDE四座，开设时尚店铺100余家，变成了另一幅模样。

《前门商业街》

拍摄时间：1989年

拍摄地点：前门大街

“到北京，游故宫、逛前门”，尝尝全聚德的烤鸭，品品张一元的茶香……上世纪80年代之前到北京旅游，前门商业街无疑是无数中外游客购物的首选。

前门大街是明代开始就已形成的老北京大商业区。改革开放给这条600多年的古老商业街带来前所未有的繁荣。改革开放之后，五颜六色的新潮时装最先亮相前门大街、王府井、西单等地，后来增加了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东四商业街、三里屯等地，原因是这些店铺多是私人商贩经营、批发，商家以市场来定位，什么服装紧俏进什么，什么商品好卖卖什么。这里销售的全是香港、深圳、广州等城市的流行款式，喇叭裤、牛仔裤、羽绒服、运动鞋、吹风机、蛤蟆镜、太阳伞、电子表等紧俏货，让早已穿腻了黑灰蓝、军大衣的老百姓蜂拥而至。与此同时，这些市场也成了最早出现假冒伪劣商品的销售地。而国营大商场如前门、王府井、西单人气就没那么旺了。

上世纪80年代初，还有个商业旺地不得不说说，那就是友谊商店和出国人员服务局。这里每天也是人头攒动，但多是炒外汇、炒美元，或在出国人员服务局提货处门口收售归国人员从国外带回的各种进口家电、紧俏货的黑市场。

40年后的今天，紧俏商品早已不再紧俏，前门大街在2008年也完成了规模最大的一次修缮改造，新前门大街开街迎接八方来客。只是在光鲜亮丽的街道背后，是否还能找寻到老北京的气息？

《冰糖葫芦》

拍摄时间：1988年

拍摄地点：前门楼下

在众多的老北京风味小吃中，绕不过去的就有“冰糖葫芦儿”。对于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来说，提起冰糖葫芦儿，满心都是甜酸味儿。夜幕降临的冬季，胡同内炊烟四起。路灯下，卖糖葫芦的小贩一句吆喝——“葫芦冰糖儿……”配上四合院内家庭主妇的“锅碗瓢盆交响曲”，纯血统的京城市井生活味儿就此飘飞过来。

冰糖葫芦是北京的一张名片。生活在小胡同里的孩子，在没有麦当劳、肯德基的年代，大多数都是啃着冰糖葫芦长大的。对于那些上了岁数的老北京来说，咬一口嘎嘣脆的冰糖葫芦儿更是一种怀旧的念想，传承了太多的京味儿文化和民俗积淀。

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北京城看不到晶莹光亮、红彤彤的山楂、红果的冰糖葫芦了，连做冰糖葫芦的原料山楂果、冰糖、竹签子市场上都难找到。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传统的小吃又回到百姓中间。在春节庙会上，老北京糖葫芦“一枝独秀”，长的、短的、挂脖子上的、山楂的、橘子的、山药的、黑枣的五花八门，抢尽风头，让好这一口的京城百姓吃了个爽。

如今时代，信息传播飞快，今天流行的事物用不了三天大江南北都流行开了，但唯独老北京的冰糖葫芦，到哪个城市、乡村叫卖，或是到高档商业街、购物区叫卖，都让人看着不搭，就像系着领带穿唐装一样。

老北京的传统风味冰糖葫芦儿，只有在前门楼底下、西四牌楼里头、王府井大街上，或是到北京的大街小巷去叫卖，那才看着地道，心里舒服。

《西四包子铺》

拍摄时间：1988年

拍摄地点：西四包子铺

如今，很多的京味小馆都能吃到炒肝、包子。炒肝是老北京小吃中的代表，老北京人都好这口儿。地道的老北京炒肝汤汁油亮、蒜香扑鼻、肥而不腻，有着浓浓的市井风味儿，沉淀着老北京的悠久历史与情怀。

炒肝的历史起源于前门外鲜鱼口的会仙居。1862年，北京人刘永奎的小酒馆开张，起名会仙居。他几十年苦心经营，却一直生意冷清，直至老去。小酒馆由其妻弟刘喜贵的三个儿子继承后，生意依然冷清。为改颓势，三个儿子听从老主顾杨曼青的主意，将白煮杂碎中的猪心猪肺去掉，只留猪肝和猪肠，注重酱色佐料，突出蒜香，勾薄芡，做成流食。不成想一炮走红，成了老北京名噪一时的小吃。

    西四十字路口西南角有一家包子铺，炒肝、包子做得正宗，京城几乎人人皆知。店铺位置就在西四闹市的大路口，112路、119路电车和13路等公交汽车都从店铺窗前开过，乘客在车上就可一览美食形色。每天清晨，南来北往上班路过的、住在周边胡同的市民，好炒肝这口儿的老顾客都要到这儿吃上一份。

西四包子铺店面不大，三五十平方米，靠窗一溜长条桌，桌下是一水儿老方凳，由于座位少，很多人都是举着一碗炒肝站着吃。店铺房子老旧，窗户上裂着大缝，冬天门口挂一个棉门帘挡风。掀开门帘子进屋里，一个大号的煤火炉子墩在屋当央，热气腾腾的炒肝、包子让玻璃窗蒙上一层厚厚的哈气。

那个年代，餐具都是粗瓷蓝边大碗，桌上铁桶里有本色粗竹筷子自取。可是老北京人吃炒肝儿，不用勺、不用筷，讲究用手托碗炒肝，就着包子，沿着碗边“咝溜咝溜”往嘴里吸。老北京人吃的是特有的范儿，吃的是大街上、胡同里的人情味。

想想过去，看看现在，炒肝碗越来越小，价钱越来越贵，味道也不知道跑了多少。

《师徒》

拍摄年代：1989年

拍摄地点：前门大栅栏

我参加工作40多年，不知是职业变动的原因，还是社会变化的原因，现在听到叫“师傅”的越来越少，听到叫“老师”的多了起来。虽然都是尊称，但我觉得一字之差，意义大不相同了。

1976年我插队回城参加工作，被分配到建筑单位学木工。上班第一天，几个学木工的毛头小伙，一字排开站在临时搭的活动木工房内，几位老师傅坐在凳子上选徒弟。师傅能看上谁，那就是谁的缘分。手艺高的师傅看上你，那就是你的福分。早年学徒讲究三年零一节，能不能学好手艺要看徒弟是否心灵手巧，有没有心计，能不能吃苦耐劳。有句老话说得好，“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那个年代，当徒弟的每天早晨要早于师傅到单位，给师傅沏茶倒水，给车间打扫环境。假如有一天因特殊情况比师父晚了，打心里就不对劲，老得偷看师傅的脸色。那时，没有哪个师傅把拿手绝活竹筒倒豆子似的全告诉徒弟，当徒弟的要想学手艺都得偷艺，这实际是在考徒弟的灵性。

这张《师徒》拍摄于上世纪80年代北京大栅栏西口一家糖炒栗子的固定摊位。他家糖炒栗子料好、炒工好，味道正宗，远近闻名。在大栅栏西口炒，东口都能闻到老北京的味道，每天都有很多人排队购买。

老北京风味糖炒栗子实际上考的是炒工手艺，全在炒栗子师傅掌握的火候和下料的比例上。照片中这家糖炒栗子老店的师傅大撒把，把炒活儿交给了徒弟，说明徒弟已出徒，他自己则坐在凳子上看报纸。老师傅头上挂着被烟熏得发黑的录音机，这是给师傅解闷儿的；他带着黝黑的手套读报，说明关键时候师傅还是要露上两手的。

看照片中的师徒俩的状态，想到了“一日为师,终生为父”这句俗语。今天能听到这话的人好像不多了，但在上世纪80年代当过学徒工的我还是深有体会的。

《时装模特》

拍摄年代：1980年

拍摄地点：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

上世纪80年代的一次公园时装表演，反映了一个年代的时装变迁，也记录了一代人的精神风貌。

时装表演、上T台、走猫步，改革开放之前别说见，听都没听说过，男女老幼都被“蓝、黑、灰”笼罩着。“文革”开始后，军装成了年轻人时尚追求。军装由部队供给，很是难找，从头到脚一身绿，斜背一个军绿包，身边肯定会有一帮人追看。谁要能穿一身“国防绿”，戴个羊剪绒帽子，穿一双白边懒汉鞋，骑一辆28凤凰自行车，校门口、电影院前一戳，那叫一个狂。“文革”时期曾发生过红卫兵动刀抢夺军帽致一人死亡的事件。

记得在上世纪70年代末，在牛仔裤没流行到北京前，我爸的工厂发劳保工作服，我二哥跟我爸磨了半天，要了条裤子，自己动手在家把裤子拆成了单片，找胡同里的裁缝量尺寸，根据裤片画裤型图，愣给工作裤改成了山寨版的牛仔喇叭裤，当时胡同里许多半大小子都围着看稀罕。   

那个年代，老百姓发型很标准，男的短发“运动头”、女的 “马尾辫”，改革开放后才渐渐看到有烫上大花骑车上下班的。服装也开始发生变化，喇叭裤、健美裤、红裙子风靡一时，再到露脐装、蝙蝠衫、哈韩服大行其道。早晚上下班望去，自行车道上飞舞的尽是“蝙蝠”侠。

80年代初期的时装表演，用现在眼光看太业余了。没有T台就是表演节目的舞台，灯光很简陋；模特走台就摆几个姿势亮相，很不专业；表演穿的服装也很平常，谈不上领时尚之先。但就是这种水平的时装秀，也让京城百姓大开眼界，因为同台下观众的着装相比，反差还是相当大的。

改革开放之后，人民思想解放，百姓生活带来的最早变化，就是衣着服饰从色彩单调向绚丽多彩发展，统一化向个性化发展。人们追求美的意识苏醒了，爱美之心在服饰上得以大释放。

《我家买了电冰箱》

拍摄时间：1989年

拍摄地点：北京府右街

盘腿坐在三轮车上的小男孩是北京普通人家的孩子，脸上满是抑制不住的喜悦，似乎想着到家后如何冻冰棍、冰西瓜……

上个世纪80年代，老百姓生活物资很匮乏。普通家庭的电器无非是半导体收音机、电风扇或者手电筒。条件好的可能有台“板砖”式录音机，或者9英寸牡丹黑白电视机，或者单门电冰箱。谁家要是添置一大件，一定会引来街坊邻里围观；谁家要是电视机、录音机、电冰箱三大件全有，一定是个“万元户”。

印象中80年代中期，国内才开始进口零件组装彩电。之前彩电基本是整机进口或是归国人员带回家。在归国人员服务部门口，经常有人拿着人民币兑换外汇券，或者购买归国人员带回的进口彩电、冰箱。卖大件商品的商场门前，每天总有许多辆平板三轮车“趴活”，车夫还会在板车上铺条棉被或毯子，以免运送的贵重物品被磕碰。

居民大杂院里，有台黑白电视机可是露脸的事，全院人晚上的业余生活就有盼头了。邻居们下班后赶紧吃晚饭，然后搬着小马扎、板凳，围坐到有电视人家的大门口，集体观看电视连续剧，当时最火爆的有香港的《霍元甲》、国内的《渴望》、日本的《望乡》……

改革开放初期，照片中这台“三星级”180升的“风华”牌电冰箱，当时还十分紧俏，经常断档缺货。如今，电冰箱从单门的到双门的，从三门的到无霜的、静音的、变频的，应有尽有。许多北京人家中置换冰箱就很平常了，不喜欢了、过时了，就一个字“换”。  

《小院运动会》

拍摄时间：1982年

拍摄地点：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社

人民大学书报资料社是1977年与中国人民大学同时恢复的。这是一个整理、汇编报刊资料，向全国发行的文化单位，有一百多名员工，大多是60后的年轻人。社领导看到了团结员工、增强凝聚力的重要性，开始组织员工接受新观念，进行业务学习、文化补习，并鼓励员工考大学。社里经常举办职工运动会、组织职工春游等，这在当时的北京算是潮流的时尚企业。

当时单位想搞个职工运动会，领导筹划了很长时间，最后清理出一小块场地，因地制宜地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推铅球职工运动会。地上用白石灰画出弧形的投球点、界限和距离的标线；参加比赛的选手和助战的员工都没有运动服，员工的服装是白衬衣或那个年代的灰、绿、蓝标准色；裁判员蹲在地上，用皮尺丈量运动员投铅球的成绩；在小院内举办这样的运动会，吸引了不少住院内的居民和孩子观看。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北京人还生活在 “后文革”时期。改革开放还是“初始化”阶段，群众生活、娱乐项目简单又匮乏。八个样板戏老百姓人人耳熟能详，谁都能唱上一段。看电影就是《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等，电影中的对白让老百姓背得滚瓜烂熟，甚至形成那个年代的新歇后语。对于被要求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职工来说，每天就是上班下班一条线，哪里有过什么体育健身、职工运动会。人民大学书报资料社能举办这样的职工运动会，也算是开了先河。

四十年后的今天，90后、00后的年轻人来看当时的职工运动会现场，听这段开职工运动会故事，会觉得是很遥远的事儿。而许多当年参加这场运动会的“选手”和职工来说：这好像就是昨天的事。

《新潮发廊》

拍摄时间：1983年

拍摄地点：东四美术馆后街

随着改革开放的兴起，发廊成为最早传入北京的一个开放新潮的标志。

港台发廊刚流入北京时没有几家，被人们视为时尚标签。其特点是装修时尚，门脸霓虹灯闪烁，悬挂出旋转的三色灯，老远就能看到。发廊都在橱窗玻璃上贴满港台明星留着各种俏丽发型的大头像，以招揽生意。当时能去发廊造型、理发的，几乎都是最早拿着大哥大手机那样有身份的人。

此前，北京人理发都去理发店或剃头铺，每条胡同里都有这么一两家。理发店门口放一条长木凳，逢年过节人们就坐着排队等候。理发店一般都不大，灯光昏暗。理发员大多是50岁左右的老师傅，理一次发收一角钱。理发店墙角有一个洗头盆，墙上挂个洋铁皮打的水桶，将炉火烧好的热水倒在桶里给顾客洗头。理发工具最早是手推子，后来改成电推子。手推子经常夹头发，弄一脖子头发渣，所以小孩最怕推头，经常会遭到家长呵斥，常常被押送到理发店来才肯就范。

老人来推头刮胡子时，会被安置在转椅上躺下，围上白围裙，胸前放一个黑色胶皮盘，用来装刮下的毛发。理发师傅在一条很宽的皮带上把剃头刀打磨几下，端出一个里面放了肥皂水的把缸，用一木把毛刷子将肥皂泡沫抹在胡子上，稍捂一会儿再开始剃头和刮胡子。

女士到一般理发店只能剪头，要烫头得去四联理发店，当时能烫发的理发店北京没有几家。因公出国等需要烫发的，还要有单位开的证明信。

改革开放后新潮发廊传入北京，它与老理发店风格截然不同了。发廊营业面积大，室内灯光明亮，理发员叫造型师，每人腰间别一个工具袋，里面装有各种剪刀、梳子等。每个发型师的发型都标新立异，风格不一。理发极少用推子，而是用剪子剪、削、去薄；染发有颜色标本挑选，烫发分热烫、冷烫、焗油，理完发还会有头部、肩部按摩等。

今天，不同档次的美发店已遍布京城，日式、韩式、港台式发廊齐全，高、中、低档价位适应不同人群。老式理发店、剃头店不知何时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照相》

拍摄时间：1987年

拍摄地点：北京市少年宫

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一个“六一”儿童节。阳光下的公园一角，摄影师用绳子圈出一处简陋的拍摄场地，哄逗着孩子，为他们拍照。衣着朴素的年轻妈妈们，颇为耐心地排队等候，彼此间都是友善的笑意表达，为孩子们能拍上一张幼年成长阶段的照片作为留念而欣喜。                                         

如今，端详着画面中摄影师的情态，我拾回自己不少青涩的记忆。那个年代，大多数家庭没有照相机，不仅昂贵，还因不是生活必需品。而我家叔伯大哥家庭条件好，有台德国135相机，我常看他拍照和冲洗照片，渐渐也喜欢上了。每个月38.50元的工资，不仅要支付日常生活所需，还要存钱娶妻，然后再抠出一二十元购买黑白胶卷（保定散装）等耗材用于拍照。那时，家人、同学常常是我的模特，给他们拍照留个影儿是个乐事儿。大体记录那个时代我给亲友和自己留下印痕的，是一张张120海鸥4b相机（邻居家借的）和德国135相机拍下的照片。

妈妈每年春节，都会省吃俭用为我们赶制蓝色条绒和卡机布衣裤，配双黑条绒白边懒汉鞋，全家人站在院里小台阶上拍张照片。随着年龄的增长，妈妈做的衣服满足不了我的需求，于是反复观察街上时髦款型，自己亲手制作有拉链和菱形线装饰的浅蓝色尼龙布夹克，还用卷发的火剪修饰了头发，与同学照了一张时髦的合影。

一个冬日，风刮得窗户纸呼呼响，屋里却暖融融的。煤炉子上的水壶“突突”冒着热气，年迈的妈妈坐在窗前缝纫机旁，又在为我们做衣裳。我拿出相机，第一次拍摄下了这一令人感动的珍贵照片，一直保存至今。

那个年代，柴米油盐平安度日，能择个“六一”节日为孩子们留个影，这是多少妈妈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啊。

后来，彩色摄影出现了；再后来，数码相机出现了；如今，手机拍照出现了，随时随地拍照留影已融入普通百姓的生活，无需成本，不需要多大功夫，人人都会拿出手机摆造型拍照。

那些已经逝去的青葱岁月多么令人感动。当下时兴建手机微信群，我翻出那些曾为同学拍摄的青春年少的照片亮给他们，人人都惊叹：“太珍贵了！”大家纷纷请求：“大摄影家，什么时候再给我们拍照，把芳华岁月留下来！”

《练功》

拍摄时间：1984年

拍摄地点：人定湖公园

上世纪60年代打鸡血；70年代喝红茶菌；80年代练气功。

10年一个变故，10年一种形式。但是千变万化的宗旨是人们在寻求一种强身健体、包治百病的心态。

治疗疾病、强生健体无可非议，关键要讲究科学。许多人没有去寻找科学的方法，却让伪科学所迷惑。一传十十传

百，像滚雪球一样迅速膨胀，宁可迷信奇人的存在,却不寻找科学依据,这就是结症所在。

80年代兴起的气功热潮波及到全国上下6000万人的参与，从城市到农村，从科研工作者到普通农民百姓，涉及到医学界、科学解、知识界、文学界、艺术界，“蔚然成风”形成一个全民气功的时代。

最早老百姓练气功还是以锻炼身体为主，就像今天公园内老年人的各种方式的晨练一样，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气功被无限放大，变得越来越邪乎。五禽戏、鹤翔桩、香功等席卷各地，气功报刊几十家；各种气功学术著作；气功医疗院；气功表演会，处处开花，各类气功大师、神秘人物、特异功能、封建迷信等被贴上各种神奇标签。

  气功大师带功报告人多达几万人，在雨中穿着雨衣自发舞动，会场爆满。还有师礼弟子反复磕头，更有甚者佩戴大师的像章，认为和师傅的能力连通着，能增加功力并得到保佑。　更有走火入魔练功者常常看破红尘，甚至放弃家庭和事业，独自云游或隐居去了，或是出家成为和尚或道士，这样做只是为了追求特异功能和长生不老。因为小孩练功见效快，很多家长教给小孩练功，希望他们的孩子将来成才。许多家庭失去了正常的生活，很多练功者也饱尝了练功带来的生活痛

苦。还有许多人练功导致精神分裂或死亡，伪科学经不住时间的考验，到九十年代气功就消失了。

40年后的今天社会进步，科技日新月异，现代化的生活正在带给人们全新的生活理念，类似气功这种伪科学再也古惑不了人心，没了市场。

《老年迪斯科》

拍摄时间：1987年

拍摄地点：地坛公园

迪斯科舞从上世纪60年代初从法国起源，中期传入美国，最初只是在纽约的一些黑人俱乐部里流传，随即于70年代风靡世界。 随着80年代的改革开放，迪斯科舞流行到中国。

迪斯科舞一般以4/4节拍为主，每一节拍都很突出，其速度大约每分钟120拍左右，具有强劲的节奏和动感。迪斯科舞厅的气氛非常劲爆：眩目的七彩光影，疯狂的劲舞音乐节奏，营造出一种惊心动魄的氛围，给几十年来在紧张、严肃以及贫乏氛围下生活的国人带来了耳目一新的刺激，成为当时年轻人的疯狂最爱。

80年代北京最有名的迪厅有JJ、滚石、巴那那等，门票很贵，并配有饮料、酒水，有半酒吧的味道，这在刚刚开放的北京很具吸引力。每到夜幕降临，北京的三大迪厅门前会聚集很多时尚男女青年，因场地有限，容不下所有来客，进不去的年轻人就团团围在迪厅门口不肯散去，有些干脆在门口借迪厅的余音，里应外合地在外面蹦起来。

蹦迪人不蹦到深夜不肯歇，迪厅外一到夜里就会聚集很多出租汽车在此趴活。当时北京出租汽车大多是黄“面的”，每天深夜几大迪厅门口一片黄，经常造成交通堵塞，借着迪厅的火爆，80年代的出租车司机挣了不少钱。

走过“文革”时代的中老年人，同样追求美好，爱好时尚，只不过是爱美之心被封闭了，机会到来时，被压抑太久的心必将释放出来。但舞厅的环境，比如炫目的灯光、刺激的音乐、时尚的舞步，与他们产生了很大距离。年龄稍长的这一代人，大多会聚集到公园一角，穿着臃肿的衣裤，扭着笨拙的身躯，跟着稍缓的音乐节奏，学跳适合老年人的迪斯科。

老年人蹦迪自有不同的感悟：一是他们跟上了时代的脚步，没有落伍；二是强烈的迪斯科舞曲节奏，正好让他们达到了清晨锻炼的目的，真乃一举两得。

《节日的冰棍》

拍摄时间：1985年

拍摄地点：北京北海公园

上世纪80年代的“六一”儿童节，是孩子们童年时年年期盼的美好时光。因为孩子们平时可玩的地方不多，一到儿童节，幼儿园和小学校都会组织孩子们出去玩，有的父母还可以给孩子买件新衣服，买些好吃的。

照片中孩子们的穿着，基本上代表了80年代儿童服装的流行样式：男孩子背心、裤衩，女孩花布裙子；孩子的

鞋多为塑料或人造革凉鞋，款式大同小异，前面两根带，后面带个鞋襻儿。孩子们背的玩具小挎包为塑料制品，多为半圆形，带有卡通动物形象。夏天孩子背还好，到了冬天塑料小包冻得硬梆梆的想拉开拉锁取东西就费劲了。

80年代的夏天，北京孩子可吃的冰棍品种很少，主要是北冰洋厂生产的3分钱一根的红果冰棍、5分一根的小豆冰棍和巧克力冰棍，味道好、价格便宜，后来才出现了1角一根的类似雪糕的双棒冰棍，掰开是两根。

卖冰棍的多为老太太，推一个带轴承的铁轮木箱车，车身用漆刷成白色，全北京都是统一样式。冰棍被分层码放在车里，上面盖上厚厚的保温棉被。老太太推着车沿街叫卖，也有在树荫下固定摊位卖。北海后门就有个固定卖冰棍的点，我夏天上下班到北海后门倒车，经常在那里买冰棍吃。那会也有拎着类似大号暖水瓶的直口保温桶，穿胡同叫卖的。

这张照片拍摄时正值中午，几个孩子躲在树荫下面，每人手中举着一根3分钱的红果冰棍，吃得正香。

40年后的今天，吃3分一根红果冰棍的孩子大多已为人父母。问问今天他们的孩子，冰棍有多少品种、冰镇饮料有多少类型，孩子们肯定谁也说不清。

《接送同学》

拍摄时间：1982年

拍摄地点：北京厂桥街道

我为什么会拍下这张“接送同学”上下学的照片，是因为这里有我童年记忆的类似故事。

我是50后出生的，上世纪60年代初上小学。那时的同学基本都住一个胡同，再不就是附近的，都是老街坊、发小，有的从幼儿园到中学，一直在一个班。

我们学校是一个很大的院子里，十几个班全在平房上课。每到冬季，因为平房没有暖气，班里每天要有值日生早来班里生炉子。每个班门口都存放一堆硬煤块和劈柴，基本上够班里一冬天取暖用了。七八岁的孩子生炉子，经常弄得满屋浓烟，熏得学生流眼泪，直到上课铃声响了煤火炉子还不热，冻得手都写不了字。那会儿每到冬天脚都会生冻疮，父母寻了个秘方，煮辣椒水泡脚治疗冻疮，热辣椒水泡冻疮脚痒痛无比。当时北京的冬季比现在冷得多，脚上冻疮刚治好，过不了几天又冻了，而且只要冻过一次每年都冻，真是“入冬水没结冰脚先冻了”。

上到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班转来了一个残疾女孩，她两腿拄着双拐都站不直，从转到我们班那天起，老师就安排同学轮流每天接送她上下学。冬天怕她冷，老师特意给她找了一个离煤火最近的座位上课。

那时同学们的家离学校都不太远，但她家到学校要在胡同中七拐八拐才能到。她家给她买了一辆跟照片中相同的小竹车，班上每天轮流安排两位同学到她家接她，男生负责从家中背她到门外车上，女生负责给他拿双拐，一起推她到学校，放学后再送她回家。胶皮轮子的小竹车行走在坑坑洼洼的胡同土路上，上面还坐着一个人，感觉离学校太远，但半天也走不到。那个女同学我印象好像还挺倔，动不动爱发脾气，但每天同学们还是照样接送她上下学。

这张接送同学上下学的图片是我在80年代上班途中碰到的。看到这一场景，我马上想起了我们上小学时的生活故事。车是一样的，接送的一男一女同学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是照片中接送的是个男孩子，我们班接送的是个女同学。当然，爱心的传递也一样的，几十年过去了也没有遗失。

《找零钱》

拍摄时间：1984年

拍摄地点：东四人民市场后

上世纪80年代存车收费是自行车存车收费，存车场是自行车存车场，车位已满是自行车车位已满。

那年代几乎没有私家车，有也是凤毛麟角，有车人肯定是个“万元户”。80年代最早的私家车是波兰生产的菲亚特126P小汽车，外号“小土豆”。车的个头比现在的QQ还小很多，只能坐两个人。车中没有设计空调，三伏天在北京开着它跑，都开着后备厢散热。那会儿停车方便，逮哪儿停哪儿，没有人贴条，也没人收费。繁华地段想停自行车经常是车位已满，而停辆机动车倒是很方便的事儿。

80年代交通违章是针对自行车设计的违章，比如骑车带人、骑自行车闯红灯、车辆没挂税牌、没有车铃等等。记得自行车违章罚款是2元钱，而自行车存车费是2分钱。北京老百姓为节省2分钱的存车费乱停车，马上就会有管理人员管。尤其是乱停在存车处附近的自行车，车主离开了，存车人会把你的自行车推到存车场里，等你回来向你收取2分钱存车费。当时的存车场大多有一个长长的铁架子，自行车的前轮正好卡在架子上摆放。等你回来找不到车了，就要到存车场内一辆一辆地寻找。存车费有专项的报销发票，如邮票大小，上面有税务局的章，可做报销凭证。

收存车费的人多是脖子上挂一个绿书包，收一天存车费，装半书包的钢镚儿。到傍晚交账的时候，收费员将钱分成1分、2分、5分摞起来，再用报纸一卷一卷地裹紧，集中上交。卷钱那可是个技术活儿，卷好的钢镚如同钢条一样结实。

东四人民市场上世纪80年代在北京是个很火的商业区，因顾客太多前面的停车场存不下太多的自行车，就在人民市场后面又增加了一个存车处。一个夏日傍晚，天空忽降大雨，一位存车管理员穿着老式的挂胶雨衣，仍在一丝不苟地守在那里收停车费。而骑车的中年妇女没带雨具，被大雨淋了个透湿。她在收费处交给管理员5分钱后，宁肯在雨中多淋上一会儿，也要等着找给她那3分钢镚儿零钱。

《擦岗楼》

拍摄时间：1984年

拍摄地点：北京西四路口

“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爱憎分明不忘本，立场坚定斗志强。”

我们这一代人是伴随“学习雷锋好榜样”这首传唱大江南北半个世纪的歌曲，一路做好事走过来的。在很多人的记忆中，从小要养成做好人好事的习惯，拾金不昧的习惯。“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面”，这首儿歌就是我们儿时文明礼貌行为的写照。

上世纪80年代，是继上世纪60年代之后全国学习雷锋最火热的时代。学雷锋的标语和宣传画，尤其是以孩子形象为主的宣传画，在许多城市最繁华的地带触目可见。那个年代，小学校开班会、写作文、搞讲演、评三好学生，都将学雷锋定为主题；“学雷锋树新风”六个大字家喻户晓，从老人到刚入学的孩子，人人耳熟能详。

80年代学雷锋，每个年龄段似乎都有各自的主题，尤其小学生更为显著。学校倡导大家做雷锋式的好少年，“做好事不留名”。小学生做了好事，统一留名是“红领巾”。当年小学生作文的内容，经常出现的这样的故事情节：在一个下雨天，有人拉着一车货物艰难地行走，遇到上坡拉车人十分吃力时，偶尔路过的同学小明跑上前去帮助推车。车爬上陡坡后，小明高兴地消失在雨幕中，只留下一句话：“我叫红领巾……”。

当时学雷锋的固定项目还有几个，擦交通警的执勤岗楼就是其中之一。每到学雷锋日或“六一”儿童节、队日活动、暑假课外活动的时候，在班干部带领下做好事的同学就会系上红领巾，走向街头，帮扶老人过马路；走进社区，帮助军烈属、残疾人扫地、擦玻璃。

在“60后”“70后”“80后”市民群体中，对雷锋事迹的印象十分深刻，很多人都能讲出几段有关雷锋的生动故事。而到“90后”之后，很多人则基本停留在课本里或学校组织的集体娱乐活动中，少有人知道雷锋是谁了。 

《环卫工看跳舞》

拍摄时间：1987年

拍摄地点：北京宣武门街心公园

1979年除夕夜，消失多年的交谊舞第一次出现在人民大会堂的联欢会上。在此之前，跳交谊舞是被列为“封资修”的东西而禁止的。1987年虽已是改革开放的第八个年头，但是种种原因，交谊舞磕磕绊绊，潮起潮落，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才真正被放开。

1987年2月，国家第一次明确肯定，“举办营业性舞会，是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一种客观需求”，要求“各单位要积极为大龄未婚青年和个体、专业户、待业人员组织专场舞会活动，为他们解决婚姻问题创造条件”。这一决定，从真正意义上推动了中国交谊舞的传播和发展。

当时各单位、各系统以鹊桥会、联谊会的名义，举办了各种周末联谊舞会。单位领导和工会部门大力支持，加上有些单位领导本身就是个舞迷，所以添置灯光、音响设备不在话下。在交谊舞刚刚开放的年代，国家实行是还是每周六天工作时间制度，仅有星期日一天公休时间。每到周末（星期六）下班前，单位的团委、工会就将单位最大的地方腾出来，礼堂、食堂等就成了联谊舞会的场地。周六下午，请乐队、挂彩旗、接音响、联系舞伴，女士化妆、男士打领带、擦皮鞋。更有一些发烧友，一人应几家单位舞会邀请，赶场跳舞。

舞会不光是为年轻人联谊用，很多老年人也是光顾舞厅的常客。音乐一起，在场的所有人情不自禁地脚随音乐动，身随舞点扭。那时候像文工团、文化馆这种文艺单位的音乐人，随便拉几个人组个小乐队去伴奏，每个月的额外收入都很丰厚。

那会儿学交谊舞、跳交谊舞、普及交谊舞成为时尚，各种交谊舞培训形式应运而生。你看，清晨的北京宣武门大街旁的街心公园，一对上了年纪的舞者轻盈地跳起华尔兹舞，从来没见过交谊舞，不知交谊舞怎么跳法的几位清理卫生的环卫女工，把扫把和清洁车放到一旁，大家齐刷刷地站在旁边观看，跃跃欲试学跳交谊舞。

《周日一家人》

拍摄时间：1983年

拍摄地点：西城区新街口外

上世纪80年代初，国家实行的还是每周六天工作时间制度，每周只休息一天。

对还没有享受双休日的市民来讲，80年代的周日非常重要，许多要干的家务事都要等到周日休息这天来落实。星期天的北京胡同，到处演绎的都是民生、民情、民愿的实况真景。结婚的，搬家的，洗衣服的，晒棉被的，卖废品的，打扫卫生的，买菜的，做饭的，老街坊聊天的，还有年轻夫妇带着孩子去公园玩耍或回娘家的。

　  那个年代国家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年轻家庭都是一个孩子。为了接送孩子上幼儿园、上下学，或者一家人能一同去公园玩，许多年轻夫妇都会将28型自行车加装一个带轮子的车斗，把两轮自行车改为接送孩子的三轮“母婴车”。每到接送孩子时间，幼儿园门口、小学校前、马路上，经常见到父亲骑着带斗车驶过，交警见此违章状况也见怪不怪，没有去制止。

这张《周日一家人》照片，是上世纪80年代年轻三口之家的缩影。父母应该是50后，儿子是80后。父亲骑车带着母亲，儿童车上坐着儿子，妈妈用手牵着儿童车的车把。看妈妈熟练牵车的自然动作，看爸爸骑车的快慢速度，看小拖车与自行车之间的间距，父母的驾龄一看就是“老师傅”级的。一家人的灰绿蓝的装束，儿童车的款式，母亲背的书包和烫过的发型，都是那个年代的生活写照。

自1986年起，当时的国家科委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着手研究五天工作制的可行性。直到1994年3月，国家试行“隔一周五天工作制”。时隔不久，《国务院关于修改〈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的决定》出台，自1995年5月1日起，全国实行五天工作制，即职工每日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40小时。实行双休日后，国家相继推出了节假日黄金周，全国民众在五一节、国庆节、春节期间，都有一周的集中休假时间，后来为了缓解百姓集中外出旅游的压力，国家又将五一黄金周分散为小长假，增加了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的休假天数。再后来，北京人口大增，私人汽车总量大增，交管部门开始实行汽车单双号分日限行的制度，而双休日所有私车都不限行。于是，每到节假日，北京和外地的家庭主人们做家务的不多了，有的请小时工做家务，家人一起自驾车出游，或者到郊区休闲娱乐去了。

《卖挂历》

拍摄时间：1989年

拍摄地点：北京美术馆前

上世纪80年代挂历曾经风靡整个中国。那时，挂历是书店、市场上最时尚、最畅销的商品。人们家里还没有什么家居装饰品，更不用说家庭装修了，谁家要是在年底得到一本新年挂历，简直就是蓬荜生辉，成为在悬挂家里一整年的装饰品了。

80年代的家庭，几乎都是家徒四壁，雪白墙上空荡荡的；讲究些的家庭，从地面往上1.2米高刷一圈绿漆的墙围子。在墙上挂上一本挂历，既能看日期，又可欣赏上面精美图片。图片内容多种多样，有书画作品，也有摄影作品，但以美女像居多。在那个时代，挂历成了年前馈赠亲友的最佳礼品，一年中，谁家里要是没有一两本挂历，就仿佛缺了点什么。

每年一进入下半年，大街上的人行道旁就会涌现很多卖挂历的摊位，有的甚至拿来几十个品种，挂满路边一面墙。美女图占了挂历的半壁江山，特写、半身、全身，海滩、花前、游艇、摩托，泳装、比基尼、纱裙、旗袍，应有尽有。剩下的就是风光、静物、花卉、名车等。挂历是应季商品，每年一到12月底，卖家就开始大甩货，许多老百姓也就等到快年根儿时再去买便宜货。

随着人们欣赏水平的不断提高，挂历渐渐失宠了。很多家庭都装修得豪华、气派，有文化味儿，谁还会在整洁的墙面上挂一本花花绿绿的挂历呢？

如今看年历、月历、日历，手机、电脑上随时可以查看；想看明星、美女，报刊、电视、街头广告牌、网络中铺天盖地，谁还去翻看一个月一篇的挂历？

挂历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代表的是一个时代，一个由贫乏走向繁荣的特殊时代，一个见证了人民经济生活和文化需求快速发展变化的时代。

《青春圆舞曲》

拍摄时间：1980年

拍摄地点：张自忠路1号

1980年是改革开放第一年，禁锢多年的思想刚刚开启大门，“花枝招展”“搂搂抱抱”“奇装异服”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会遭到批判。青年男女在家里跳舞就可能被邻居举报；包办婚姻的旧俗依然阴魂未散；大学生在学校谈恋爱可能被开除……

那年头，参加工作的年轻人搞对象，要向单位领导、老师傅报告，党员、军人要向组织汇报,对方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政治面貌、工作表现要调查个底儿掉。同一个单位的男女青年交朋友，在单位不能表现出亲热，否则流言满天飞；婚前性行为一旦暴露，轻则被调换出好工作岗位，重则被单位、学校开除。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参加工作，基本上就是“一步定位”，大多数人一生都在这个单位奋斗，直到退休。那时候，大学毕业不可以自己找工作，都是国家分配，学校掌握。名校毕业被分配到乡村或边陲的很多，想调整地方或工作单位，须写书面申请，没有正当理由根本不可能。我当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从北京市一单位调工作到了人民大学书报资料社，理由是我是回族，原工作单位没有回民食堂，这个理由可能关系到“民族政策”才最终通过。

《青春圆舞曲》就是拍摄于那个背景下的1980年5月4日，单位年轻人庆祝“五四”青年节活动之时。人民大学书报资料社“文革”后刚刚恢复，单位绝大多数是应届高考落榜生到这里勤工俭学的年轻人。为了举办这个庆祝活动，单位团委策划了好几天。当时刚刚改革开放，青年人跳集体舞被条条框框禁锢很多。青春圆舞曲实际上是青年男女手拉手围成一圈跳的集体交谊舞，但大家还没摆脱“授受不亲”的束缚，不敢在大庭广众之下手拉手地跳舞。最后团委书记灵机一动，让每个年轻男女手拿一条纱巾，既掩饰了大家不好意思的神态，又让青春圆舞曲的气氛显示了活跃。

《隆福寺商业街》

拍摄时间：1986年

拍摄地点：隆福寺商业街

金街、银街，上世纪80年代哪条街也比不上隆福寺大街。

隆福寺是明末清初从庙会逐步演变为商业街的。到了1980年代，北京市有名的几大市场之一——东四人民市场扩建为隆福大厦。大厦门前的那条隆福寺商业街一度是北京最富贵的商业街。隆福寺商业街东起东四北大街，西至美术馆东街。

从80年代初开始，这条全长632米的街道两旁，临时搭建的商铺一家紧挨一家，店铺内销售的全是当时最前沿、最时尚的港台、广州、深圳的商品。每家商铺都将最新款的服装套穿在模特身上摆到门口，当作店铺的招牌；店内布置华丽、光鲜、夺人眼球，歌星邓丽君等港台明星的歌声风靡一时；店铺门前挂着一串串流行的蛤蟆镜、太阳伞和各种磁带。如此大变的购物环境，让被禁锢多年的老百姓在购物中赏心悦目、随心所欲。

当时北京著名的商业区如王府井、西单、大栅栏等大多是外地人去的地方，而京城老百姓一到周日就逛隆福寺。每到周日这里人来人往，拥挤不堪，自行车存放处全满。有些人是来购物，但很多人是来感受扑面而来时尚生活气息的。隆福寺东口的煎灌肠、西口的糖炒栗子、中间的白魁老号，是逛饿了市民吃饭歇脚的地方。

隆福大厦如此辉煌，没想到被1993年的一场大火烧了个精光。更想不到的是，大火不仅烧掉了大厦，仿佛也烧掉了隆福寺地界的人气儿，从此这条火爆的商业街也销声匿迹了。

《临街婚礼》

拍摄时间：1984年

拍摄地点：北京西四地区

上个世纪的临街房、大杂院，那是北京最底层老百姓的住所，院内少则五六户，多则十来户。院内没有厕所，有个公用的水龙头就算比较高级的院落了。上厕所要到街头或胡同里的公共厕所，每天清早家家户户的男女主人，手端尿盆、尿桶，到厕所开“碰头会”，借机海聊山侃一通。曾听过一个相声小段，哪位相声大师说的记不清了，说“儿子是个孝子，清晨起来在女厕所给老妈排队，前后排队等着上厕所的女同志怎么看他怎么别扭，一会儿老妈从院子里出来了，儿子喊‘妈您过这儿来’，这才让等着上厕所的妇女们踏下心来”。

上个世纪大杂院的老百姓结婚也简单，接亲迎亲的穿着随便，有什么穿什么，绝不为迎亲添置新服装，因为这笔开销没地方出。结婚特意选吉利日子的也不多，找个星期天，提前通知亲朋好友、同事、街坊邻居，大杂院门口贴俩“囍”字，放两挂鞭炮，院里搭个临时大棚，摆上几桌；有关系的请个厨子，没关系的家中谁厨艺高谁就是厨师了；炒上几盘菜，亲友和贺喜的凑在一起，喜酒一喝，这婚您就算结了。

今天北京的临街房和婚礼那可“深了”。过去没人愿住的临街房如今令人眼红，许多地段好的临街房主早已成了北京富人，大多房主把临街房当成了摇钱树，自己搬到地段好、楼盘靓、物业服务好的公寓或别墅去了。比方说南锣鼓巷、鼓楼、烟袋斜街、后海、簋街等临街的住户，做梦也没有想到又吵又不挡风、连身都转不过来的十几平方米小平房，如今年租金就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当然，假如他们有家人要结婚，那排场那花销也绝非一般了。

再说北京这结婚吧，就是再普通的家庭结婚也要拍个婚纱照，包个酒店，租个婚庆车队，请个婚庆主持，婚礼现场拍个视频和照片吧稀的。

这让我想起了崔健有首歌的歌词“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

《节日执勤》

拍摄时间：1985年

拍摄地点：东城区鼓楼地区

“小脚侦缉队”“街道积极分子”“居委会大妈”“朝阳群众”，她们的称呼随着时代而变化，她们的工作随着时代而转移。

1990年，宋丹丹和黄宏在春晚上演小品《超生游击队》，结尾处两人闻听“小脚侦缉队上来了”，一个赶紧先撤，一个掩护，这就是那个时代居委会大妈工作的真实写照。落实计划生育政策、防止年轻人败坏社会风气、监督举报超生人员，是这些极少拿工资的“街道安全员”的责任和义务。

随着改革开放，北京流动进城的人口大增，居委会大妈们成立了巡逻队、看护队、安全哨，她们守护邻里、调解纠纷，检查安全、举报线索，疏导交通、维护秩序，协助治安派出所片警查案子，要查找谁去问她们，十有八九就能搞个“门儿清”。

说起北京的群众组织，这可算有年头了。从新中国成立之初保甲制度被废除，开始重新建立市民自治组织起，这些群众组织就和公安一起，为社会的安全和稳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每到节假日、全国两会、大型国际赛事等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活动，大街小巷戴着红袖标上岗执勤的大妈大爷们最多了。

如今，她们在北京的街头溜跶，查看不法商贩、防范安全隐患、调停邻里矛盾，告诫宠物狗的主人清理粪便，管理随地吐痰、乱贴广告、小偷小摸、乱摆乱放等百姓身边的环境和安全问题，细想这些还真不算小事，都能和家庭和社会的治安环境相关。其实，无论是“小脚侦缉队”，还是今天的“朝阳群众”“西城大妈”，这些群众组织成员始终传承着辅助守护社区的职责。比起过去，现在的群众治安协管员里的年轻人增多了，“外地北京人”也多了，但是他们仍然保持着良好的精神风貌。每到节假日或会议重大活动期间，一大早就会出现他们准时上街“执行任务”的身影，到处是他们热情洋溢监管、服务北京城里大事小情的场景。

《街头练摊》

拍摄时间：1985年

拍摄地点：北京街头

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人们摆脱了长期被禁锢的束缚，开始了经济创业年代，尤其是当时的年轻人大有干出一番事业，“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聚”的雄心壮志。许多年轻人追求的是学习技能、考入大学、走出贫困，改变自己的命运。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志向是那个年代最时髦的用语，连高考作文都用这句经典词句来命题，而个体工商业者却没有多少人愿意干。就是当时那些在国营企业里的工人，也都瞧不起个体户。“素质低、伺候人、不务正业”，是对他们的评价。而在哪个时期在大街上干个体户的大部分人都是生活在社会底层，没有太多文化，打架斗殴小玩闹，社会闲散人员、插队回京待业者居多。

在那个年代，恰是一个适合小本创业的年代。这些人正是应了天时地利人和的机遇，政府鼓励个体经营，要干个体去街道填张申请表就行了，不用去工商局。想卖早点，开个小饭馆，卖几件衣裳，也用不着租铺面，在路边巷口摆个摊就行，那是80年代初个体商贩的“幸福时光”。那时，北京少说几万个体户“蹲守”在大街小巷，生个炉子，停辆板车，买两个大号蒸锅，折叠桌一支，放几把方凳，早点摊就开张了。大碗稀饭、油条、包子、豆浆、豆腐脑，成为北京街头早晨的独特一景。

“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万元户）”正是这些个体户。80年代初，摆个地摊就能发财，可很多人没有这个胆量，觉得面子过不去，街坊邻居会说三代四。哪个时期中国刚开始实行改革开放，而豁得出去的个体户们抓住了这个机遇，成了中国社会第一批富裕者。

《小公共揽客》

拍摄时间：1988年

拍摄地点：前门大街

1984年，京城出现了第一批招手即停、就近下车的小公共汽车。小公共因为比大公共汽车方便舒服，又比打车便宜好多，成了好多北京市民的出行选择。到了1995年，小公共的年客运量达到了惊人的2亿人次。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北京市民对小公共汽车的态度由初期的欢迎、认可，到反感、讨厌、怨恨的程度。许多小公共光顾着挣钱了，车里脏、乱也不收拾，座位破损也不修理，车里的设施零件常常随着汽车的颠簸应声掉落，甚至砸伤乘客。

那时小公共的“乱”在北京出了名，开车没准点、甩客人、野蛮驾驶、严重超员运载、尾气超标，售票员素质低下、光着膀子卖票等，成为乘客反映最多的问题。

永远“只差一位”的小公共车汽车上，常常是一个满脸横肉的售票员，一手扒住车门，身体探出车外，边行车边喊 “一块钱一位”“差一个人就走啦”“后面有大座”……  

坐过小公共的人都知道，小公共的司机和售票员干活随着性子来，随行就市，一会儿一变，遇到下雨、刮风、下雪、人多等状况，立马涨价，不怕超载，有多少人都往里塞。人少半天不走，甚至等不上人，会把已经坐上车的乘客轰下去。小公共抢占大公共的线路，严重堵塞了交通。

最给北京抹黑的要数前门大街“黑旅游”的小公共了。80年代初，前门大街是小公共的天下，街边横七竖八停着许多开往动物园、颐和园、长城等热门旅游景点的小公共车。这些小公共不跑上下班线路，专跑旅游专线。每当行人走到这里，但见当街拦客，叫声一片，专门招揽外地来京的游客。争先抢活、高声叫喊、哄抬车价、强买强卖，半途甩客、连蒙带骗，各种陷阱，给北京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影响。

政府部门屡屡整治打击小公共乱象也不奏效，小公共负面影响越来越大。2007年12月，小公共在运营了23年之后，被宣告退出历史舞台。

《可口可乐进亚运》

拍摄时间:1989年

拍摄地点:前门大街

赞助商，在北京人语汇里是陌生的词儿。1990年亚洲运动会在北京举行，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举办的第一个世界性体育赛事。举全国之力，用一切可以用的力量去筹办，发动全市人民，“做好东道主，热情迎嘉宾，”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亚运村的建设一天一层，体育场馆拔地而起，城北地区的道路也在加宽，熊猫盼盼成为吉祥物，有的路口还建造了大型熊猫造型的建筑。这一切让封闭的国人耳目一新，感觉走进亚运村就像是到了香港。

在这红火的筹建过程中，出现了一个让人们感到新奇的词汇——“赞助商”。这个词汇让大家知道了，原来办运动会还有单位和商人可以投资提供运动设备、器材用品，甚至吃喝都有。可口可乐就是北京亚运会的赞助商提供的商品之一，由此打开了中国广告经营活动的新思维、新视角、新方法。

当年的北京，前门是最繁华，最聚拢人气的地方，聪明的可口可乐公司就将路牌广告设在了这里，商品宣传推广效果极佳。

如今，“赞助商”一词已经深入人心，融入到市场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商品广告形式从简单、粗暴的强迫视觉，到街头、建筑、店铺的平面展示，再到影视作品的软性植入，直到网络、手机自媒体的无所不在，还有你无法想象的所有领域的未来。

《观世界》

拍摄时间：1989年

拍摄地点：大钟寺农贸市场

从过去的八个样板戏，到《望乡》《追捕》《流浪者》，改革开放让中国的观众看到了外面的世界，知道了不一样的精彩生活。

寄生在农贸市场外的卖各种小商品的商贩很多，这些倒爷们也与时俱进，带来了南边，外边的新东西。玩个新鲜，

赶着时髦,还能挣钱，这是老理儿，也是常情。

过去老北京最受欢迎的玩意儿之一就是拉洋片儿。到大市场、公园里耍把式、卖艺的行当中，从一个小孔里盯看艺人制作的活动画图，大人、孩子都看得过瘾。但是，那玩意儿毕竟体积大，看着不方便，内容也不及时更新，都是老故事段子，就是那么三两分钟的看头。于是，聪明的商家就发明了这个袖珍拉洋片的观片器，从外观到形式都很招人，像个微型放映机。用手轻轻一转动，里面立马呈现不同的景色、故事，而且呈现的画质要好得多，内容变化量也很大。

从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最先体会这新玩意儿的是中老年人，他们看着很带劲儿。这里面有他们儿时的记忆，更有他们幸福的联想和新发现。

然而，这些新奇的玩意儿春光乍现，寿命很短，很快就在市面上消失了，只留下了这照片中的瞬间定格。不是因为它不好玩，而是这个形式很快就过时了，制作的内容变化再快捷也推广不起来。而新玩物更新发展的速度太快，游戏机的出现完全占领了年轻人的双手和双眼，并迅速地发展到电游、手机和VR。

反倒是古老的拉洋片传承人带着笨重的浪样片的机

器，每年出现在北京庙会上，作为老北京儿时回忆的怀旧玩物能找到它的身影。此时，家长和孩子们玩的是另一个新鲜劲儿，那是返璞归真的意境。

《书屋》

拍摄时间：1989年

拍摄地点：东四

读书学习，这是人一生中最最重要的事情。有道是，书中自有黄金屋，读书的好处是：知识改变命运，读书可以成就人才。

改革开放后，春风吹遍大地。从被禁锢多年的牢笼中挣脱出来，人们渴望读书的激情迸发出来了。著书的、售书的、读书的，在那个年代异常火爆，各种书店也雨后春笋般在京城大小街道和胡同中诞生。

图片中，这家“新知书店”的招牌很小，房子是碎砖头盖的，面积不大，也很破旧，屋内灯光昏暗。但是，这里的图书种类很多，吸引人的魔力大。有政论读物、文学经典、名人传记、武侠小说、儿童书籍、典籍工具书、时尚书刊，还有各种高考复习大纲、英语辅导教材，各种挂历、贺卡等。

书刊不仅品种繁多、内容丰富，而且价格便宜，既有1.2元的，也有二三十元的，可以说满足了不同读者的需求。在求职热的那个年代，这样的便民书店，北京民众很欢迎。

有趣的是，这家在胡同中的“新知书店”，是不是著名的三联书店的前身，尚有待考证。成立于1935年的新知书店，创办人是钱俊瑞、徐雪寒、华应申等，前身是《中国农村》月刊。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重庆的生活、读书、新知三店合并。1948年10月，为了迎接新中国的诞生，读书出版社、生活书店、新知书店三店在香港合并，成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如今，老旧书店很少了，市场细分了，数不清的出版社都自办书店。除了传统的新华书店外，三联书店还推出了24小时不打烊的营销策略。一些高档次和高品位的书店应时代之需而生，成为年轻人读书、聚会、组织文化沙龙的好去处。

《北京欢迎你》

时间：1987年

地点：大钟寺农贸市场

“北京欢迎你！”这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喊出的口号，这是向全世界发出的盛情邀请。

其实早在1987年的改革开放初期，北京也发出过“欢迎”的邀请，只不过对象不同、内容不同。

上个世纪老北京人都记得，买东西要凭票，粮食定量，副食品也是定量供应的：一个家庭每月二两麻酱、半斤白糖、半斤食用油，花生瓜子只有过年才能每家供应半斤，平时根本看不见。过年时，孩子要是能装半兜花生或瓜子，保准高兴得满胡同转悠着显摆。肉票、布票、工业券更是严格定制，平均分配。

那时，偶尔有农民进城来，偷偷摸摸卖点儿自产的农副产品、自家磨的香油，虽不敢公开吆喝叫卖，也会很快被“革命群众”发现后举报，扭送到派出所，以投机倒把罪论处。

改革开放之后，农民的积极性激发了出来，农副产品大大丰富了，城里的禁锢没了，农村人开着拖拉机、赶着马车，甚至骑着自行车，驮着粮食、蔬菜、鸡鸭鱼肉进城来卖。老百姓拍手称快，因为他们的东西比供销社的好，不仅新鲜，价格还便宜。这种“自由市场”慢慢多了起来，遍布北京大街小巷。

于是集中的、大规模的批发市场应运而生。海淀区大钟寺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就是当时北京农民首家开办的、北京最大的农副产品批发市场。从这门脸的装潢和熙来攘往的人流不难看出，当时北京市民非常欢迎它的诞生。之后，丰台区建设了新发地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形成了“南有新发地，北有大钟寺”的批发市场新业态，这种市场繁荣的态势一直持续到了今天。

张兆增简介

现就职于中国应急管理报、中国煤炭报摄影记者

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理事、纪实委员会委员、中国新闻摄影学会理事、中国煤矿摄影家协会副主席。

曾获“富士杯”全国摄影十杰

曾获中国摄影家协会“德艺双馨”优秀荣誉会员称号

曾获中国煤炭文联“德艺双馨”优秀文艺工作者称号

曾获中国摄影家协会抗击非典全国摄影十勇士荣誉称号

曾获北京市抗击非典优秀个人荣誉奖章

曾获中国摄影家协会汶川地震抗震救灾优秀新闻摄影工作者荣誉称号

2016年荣获中国摄影家协会第十一届中国摄影最高荣誉奖“金像奖”

2017年荣获行业报新闻摄影学会摄影最高荣誉奖“致敬奖”

2017年第26届全国摄影艺术展览“记录类”评委

此组作品为“影像见证40年——庆祝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系列作品，点击查阅更多相关作品：

【专题】影像见证40年——全国摄影大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