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9日，由中国美术馆主办的“中国美术馆捐赠与收藏系列展：光影人生——高帆、牛畏予摄影回顾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开幕。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李前光，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分党组书记王瑶，中国美术馆馆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吴为山，中国美术馆党委书记张士军，中国美术馆副馆长张晴，中国摄协副主席李树峰，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高士明，跨媒体学院党总支书记文涛，中国摄协分党组成员、秘书长高琴，分党组成员、副秘书长杜金、彭文玲等以及摄影界众多知名人士出席开幕式。参加开幕式的还有高帆、牛畏予战斗和生活的晋冀鲁豫解放区老首长的家人、战友和他的同事，特别是百岁老人黄镇的夫人朱霖和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伊莎白·柯鲁克，鲐背之年的黄华夫人何理良。开幕式由中国美术馆副馆长安远远主持。吴为山、李前光、高士明分别为展览致辞，牛畏予致答谢辞。随后吴为山馆长代表中国美术馆向牛畏予颁发了捐赠证书，感谢高帆、牛畏予的家属向中国美术馆捐赠高帆、牛畏予摄影作品240幅，丰富了国家摄影艺术宝藏，并敬祝鲐背之年的牛畏予身体康健！展览精选了高帆、牛畏予摄影艺术生涯各时期代表性作品一百余件，全面呈现了他们从战争时期到新中国时期的赤诚艺术情怀。展览分为五个部分：“他从太行来——高帆战争时期摄影”、“平生只负云山梦——高帆新中国时期摄影”、“女性风华——牛畏予女性题材摄影”、“时代风貌——牛畏予肖像题材摄影”、“边疆山河——牛畏予边疆题材摄影”。牛畏予和高帆的首次个人影展分别于1988年3月8日和1999年8月1日在中国美术馆开幕。这两次展览也是他们摄影生涯中唯一在美术馆举办的展览，时隔数十载，再次在中国美术馆举办高帆、牛畏予伉俪的摄影回顾展，具有特殊的意义。展出的部分作品是当年展览的原作，折射了不同年代摄影印放与装裱的材质与工艺，同时还有丰富的实物展品如高帆将自己在工作职务之余所做的摄影习作制作的手工书与折页、高帆在新中国时期的画报工作笔记、家庭合影等。展览位于中国美术馆三层13-17号展厅，展览将展至6月18日。

展览开幕式现场

吴为山为牛畏予颁发捐赠证书

1915年出生的伊莎白·柯鲁克坐着轮椅观看展览

高帆（1922-2004），浙江萧山人，1938年参加革命，曾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干事、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等职。参加了上党、定陶、临汾、晋中等战役的战地摄影。在战争期间，历任《战场画报》《人民画报》《华北画报》的主要负责人。建国后，历任西南军区《西南画报》主编，解放军画报社副总编辑、总编辑、社长，《中国摄影》主编。是中国摄影学会的发起人之一。历任中国摄影家协会（中国摄影学会）理事、副主席、主席、名誉主席。

高帆的摄影成就集中体现于战地摄影，其在新中国时期拍摄的东欧人物肖像，也展现了极高的艺术造诣和审美旨趣。此次展览中展出的《定陶战役》《临汾战役》《北平入城式》《毛主席在西苑机场》等系列摄影，从战斗前线、入城盛典到领导人重要活动，仰赖于摄影，这些历史现场或仪式活动的记录得以成为记忆的载体，它们具有产生鼓舞和改变人的生活和思想的深度和感召力。

牛畏予（1927-），河南唐河县人，1945年春参加革命，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47年任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宣传干事。1948年任华北画报摄影记者，后随二野南下，在西南画报工作，1951年初转业到新闻摄影局任摄影记者，任新华社华北分社摄影组长，北京分社摄影组长，1955年回到总社任中央新闻摄影记者，1973年调任对外组摄影记者。1978年任香港分社摄影组长，1982年离休。

新中国时期，女性相关的新闻摄影题材通常作为拍摄任务布置给女性摄影工作者，这也是新中国时期女性视觉形象的来源。作为为数不多的女性摄影师之一，牛畏予在新中国时期拍摄了广为传播的女性形象，如：何香凝、康同璧、裕容龄、赵青、张权、孙维世，以及1949年第一个三八妇女节、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等广泛的题材。

在新闻现场拍摄环境肖像，是牛畏予摄影生涯的主要特点。牛畏予所拍摄的《华罗庚》是新中国时期的代表性的人像摄影作品。此次展出的数十件肖像作品中，不但包括1955年全国美展中进行创作的画家于非闇、吴镜汀、王雪涛、陈半丁、姜燕等人，也包括牛畏予在50到60年代所拍摄的钱学森、茅以升、郭沫若、蒋兆和、齐白石、铁人王进喜等。

牛畏予的作品，更多的是各民族的普通劳动者。在40年的摄影生涯中，她的足迹踏过祖国的塞北江南、川藏高原、天山脚下，广收博纳，精心拍摄了许多广为流传的佳作。她曾重走长征的雪山、草地，4次到四川阿坝拍摄专题，2次到新疆，1975年在西藏做长达8个月的采访……在她所保留的10余本拍摄笔记中，我们能够发现她对于自己生涯的总结“倾注心血，饱含真诚”。

影展前言

吴为山

一瞬永恒！这是摄影的价值所在，也是其魅力所在。从那些胶片中，我们得以瞥见那个时代，追忆那些过往，怀望人和事。

高帆、牛畏予伉俪所从事的摄影艺术是他们人生的事业。他们在抗战年代参加革命，用摄影实现他们救国救民的理想。通过摄影，记录了那烽火年代，摄影也塑造了他们的人生。

正如成仿吾先生在高帆延安陕北公学纪念本上的留言：“前进，中国的青年。”高帆、牛畏予用摄影传达出奋发昂扬的精神和饱含生命观照的人生状态，他们是在民族危亡和争取民族解放的年代里觉醒和战斗的一代。他们的摄影实践参与书写了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时期的中国摄影史，为我们部分地展现了自20世纪30年代末至70年代末的中国摄影状貌。它们不同于民国时期的摄影审美，也异于80年代开始的将摄影纳入艺术领域的学术探讨。他们的摄影的关键词是：民族、国家、人民，他们所从事的摄影生涯是其人生的最好注脚。

高帆、牛畏予是20世纪重要的摄影家。他们参与构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摄影的视觉图像和美学系统，展现了摄影家镜头下的社会生活和个性表达。两位摄影家有几点共通之处，他们投身摄影是在中华民族最危急的特定的历史情境下，他们对于普通的民众的生存状态的关注是一致的。不同之处则在于高帆、牛畏予的摄影实践在不同的历史时间节点中发挥作用并且被关注，其摄影面向的现实境遇是有差别的，高帆的摄影成就集中体现于战地摄影，当然，其在50年代拍摄的东欧人物肖像，也展现了极高的艺术造诣和审美趣味。牛畏予的摄影实践则着重在新中国成立后在新华社摄影组拍摄任务 时展现出的女性特质和个性倾向。高帆摄影中充满着宏大叙事带来的史诗般的崇高感，牛畏予摄影中则饱含着女性的柔情、细腻和包容。

高帆拍摄的、为人所熟知的《定陶战役》、《临汾战役》、《北平入城式》和《毛主席在西苑机场》等系列影像，从战斗前线、入城盛典到领导人重要活动，这些历史现场或仪式活动的记录，仰赖于摄影得以成为记忆的载体，而被后来者观看和研究，营造出另一番超越现实的意象世界。对于战争时期的摄影，更应看到这些摄影作品在当时能够产生的鼓舞和改变人的生活和思想的深度和感召力，它一方面是现实人生的写照，一方面也是现实人生的超越。在新闻现场拍摄环境肖像，是牛畏予摄影生涯的主要特点。牛畏予所拍摄的《华罗庚》是新中国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人像摄影作品。她所拍摄的文艺界名家摄影，成为我们当下以及未来欣赏和研究的重要艺术文献。

牛畏予和高帆分别于1988年和1999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人影展，也是他们各自摄影生涯中唯一的摄影展览。此次“光影人生——高帆、牛畏予摄影回顾展”是2017年度“国家美术作品收藏和捐赠奖励项目”之一, 展览精选了高帆、牛畏予摄影艺术生涯各时期代表性的作品一百余件，全面呈现高帆、牛畏予从战争时期到新中国时期的摄影艺术生涯和赤诚的艺术情怀。这将是一次艺术的巡礼，也是一场人生的礼赞。

展览举办期间，高帆、牛畏予家属向中国美术馆捐赠高帆、牛畏予摄影作品共二百四十幅，完整呈现其不同时期的艺术创作特点和成就。在此，我谨代表中国美术馆感谢捐赠者的义举！敬祝鲐背之年的牛畏予女士身体康健！并祝展览圆满成功！

光影人生 写在高帆、牛畏予摄影回顾展开幕之际

高初

2017年6月8日至19日，“高帆、牛畏予 摄影回顾展”于中国美术馆13、14、15、 16、17展厅举办。牛畏予的首次个人影展， 于1988年3月8日在中国美术馆开幕；高帆的 首次个人影展，于1999年8月1日在中国美术 馆开幕。这两次展览也是两个人生涯中唯一 的美术馆展览，因而在几十年后，在相同的 场馆内，对于高帆、牛畏予伉俪的摄影生涯 回顾，有着特殊的意义。 高帆生于1922年，曾就读于浙江省立桑 蚕专科学校。“七七”事变爆发后，“拿起 画笔走上街头作抗日救亡宣传”，自杭州前 往延安，先后在陕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学 习，并和抗大同学一同奔赴华北抗战前线。 在部队，高帆被分配在129师先遣支队做宣传 干事，做壁画和木刻，1939年期，因为部队 缴获一台相机分配给了高帆，开始摄影。高 帆是129师（第二野战军）较为主要的摄影 者，拍摄了大量战争记录和战地生活的摄影作品。本次展览在展出高帆战地摄影题材的 同时，也将讨论高帆在新中国时期将摄影视 为抒情与言志的艺术实践。 高帆长期从事画报编辑工作，自1930年 代末至1980年代初，历任《战场画报》《人 民画报》《华北画报》《西南画报》《解放 军画报》《中国摄影》的主要负责人。高帆 留存了画报和摄影刊物的百余种编辑笔记和 会议纪要，这为学界讨论战争时期与新中国 时期图像的制造、传播与观看提供了可能。 牛畏予生于1927年，受从事地下工作的 胞兄牛斗影响，就读于四川万县国本小学期 间参与读书会，投身抗战宣传和识字运动。 1945年春参加革命，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1947年任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宣传干事。 1948任《华北画报》摄影记者，后随二野南 下，在《西南画报》工作。1951年初转业到 新闻摄影局任摄影记者，历任新华社华北分 社摄影组长，北京分社摄影组长。1955年回到新华社总社任中央新闻摄影记者，1973年 调任对外组摄影记者。1978年任香港分社摄 影组长，1982年离休。 新中国时期的和女性相关的新闻摄影题 材通常作为采访任务布置给女性摄影工作 者，在1948年至1984年间，作为为数不多的 女性摄影师之一，牛畏予拍摄了广为传播 的女性形象：康克清、许广平、戴爱莲、 赵青、丁玲……1949年第一个“三八”妇女 节、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 、女公交车司 机、藏族女犁手、人民公社的女大学生、大 庆油田女工人、福建女民兵等广泛的题材。 牛畏予的相当多的作品，是在新闻现场 拍摄环境肖像，如发表在《中国摄影》上的 代表作《华罗庚》。此次展览的数十件肖像 作品中，不但包括为第一届全国美展进行创 作的画家于非闇、吴镜汀、徐燕荪、王雪 涛、陈半丁、姜燕等人，也包括牛畏予1950 年代至1960年代所拍摄的吴文俊、钱学森、 茅以升、郭沫若、梅兰芳、齐白石、康同 璧、容龄、赵青、马思聪、戴爱莲、老舍、 许广平、郭沫若、蒋兆和、黄胄、张权、王 进喜、周信芳、孙维世、郁风、丁玲、草明 等。 牛畏予40年的新闻摄影生涯,拍摄了4000 余张在报纸杂志刊发的新闻照片,也保存了数 万张退稿片。这两套能在每一个新闻事件的 现场对应的文献，不单是摄影者作为“宣传 员”和“艺术家”的两种身份，也折射出新 中国时期图像生产的操作机制。 此次展出的200余件摄影作品都将捐赠 给中国美术馆，其中也包含100件1940年代至 1990年代印放的原作。由这些作品构成的展 场局部，试图将观众带回几十年前的中国美 术馆的现场。为这次展览新制作的银盐纸基 作品，全部使用原底印放。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展览也包括暗房师张左先生2004年至 2005年帮助高帆、牛畏予印放的一批作品。 （作者为高帆、牛畏予之孙，摄影史学者）

像一座花岗石的雕像 —纪念高帆老主编

 文／陈　勃　　袁毅平　　佟树珩

2004年6月25日，在与癌魔苦斗了 一百三十余天之后，高帆同志和我们永别 了。 我们最后一次见到高帆，是2004年2月 4日他抱病出席中国老摄影家协会春节联欢会。当时他面容消瘦憔悴，沉默寡言，显得 十分虚弱。我们对他的健康状况十分担忧。 但也十分理解他的心情，因为这是一次难得 的与老战友、老同事、老朋友见面机会，他无法割舍几十年来与大家结下的深情厚谊。

对于我们三人来说，情况也正是如此。 自1957年5月《中国摄影》创刊起，至1966年 6月“文革”开始《中国摄影》被迫停刊为 止，高帆一直担任《中国摄影》主编。在此 期间，我们三人相继到《中国摄影》编辑部工作，并在工作中与他建立了深厚的情谊。 说到高帆被选定为《中国摄影》主编， 这要从1956年7月中国摄影学会筹备时谈起。 因为，他作为筹委会成员之一，从那时起就 参与了筹划出版《中国摄影》的工作。同年 12月在中国摄影学会成立大会上，他专门就 《中国摄影》《大众摄影》（当时尚未定 名）筹备情况发了言，指出：“繁荣摄影创 作、提高摄影水平这项任务已经列入中国摄 影学会的章程上了，为了不使它成为一纸空 文，这就需要我们做很多工作，出版刊物这 项工作就是其中之一。” 高帆同志出任《中国摄影》主编，是经 中国摄影学会常务理事会讨论通过的。理由 显然是他有丰富的办刊经验。高帆早在抗日 战争时期就在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从事《战场画报》编辑、美术和摄影工作。解放 战争时期，继续在晋冀鲁豫军区、华北军 区从事画报、美术组织领导工作。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初期，他曾任西南军区《西南画 报》主编，后调北京参加《解放军画报》的 创建工作，先后任副总编辑、总编辑、社 长。以他丰富的工作阅历和经验，出任《中 国摄影》主编是完全可以胜任和信赖的。在 我们的回忆中，高帆同志对送审的稿件，态 度是非常严肃认真的。文稿中凡认为有值得 商榷的地方，他都用红蓝铅笔醒目地标出 来，提醒编辑与作者研究修改。对图片稿， 则看得格外仔细，凡认为需要剪裁的，他总 是亲自动手，或提出各种剪裁方案。他有一 句名言叫“猛虎掏心”，意思是处理文稿 时，要把最主要、最精彩的部分保留下来，文章力求精炼；对照片则要反复推敲，也许 粗看不大起眼，但画面经过精心剪裁，可能 成为一幅不错的照片。这一点，给我们留下 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高帆同志并不仅停留在对送审的稿件提 出意见，他也十分关心我们编辑部的建设， 常提出许多好的建议。如1961年在一次谈话 中，他建议请文艺界一些常写评论的人士写 写摄影评论文章，可送上几张照片，请他们 谈谈好在哪里，有何感受。就在这一年， 《中国摄影》先后发表了华君武、吴作人、 陶钝、钟灵等著名美术家、文艺评论家的文 章，受到读者的好评。 当时，编辑部人员少，流动性大，有人 常被抽去参加义务劳动、民兵训练等活动， 造成人员紧张，稿源恐慌。高帆得知这种状 况，不止一次地提出：“现有人员要明确分 工，要有长期规划，不要因为有人出去了影 响工作。一定要有几个人扎扎实实顶住，既 要有专职分工，也要成为多面手。”并说 “要确保重点，乱也只乱个别人，要有人顶 住，专心搞稿子，要守好摊子。”一个“顶 住”，一个“守好”，让编辑人员把工作岗 位当成战场上的阵地去守卫。这生动的语 言，形象的比喻，为我们树立了克服困难的 信心。总之，高帆同志对编辑部的建设，包 括办刊方针，编辑思想，编辑方法，编辑人 员同读者和作者的关系以及自身的思想艺术 修养等，他都经常提出一些十分中肯的指导 意见，大家都觉得受益匪浅。 高帆同志的本职工作很忙，很少有时间 写稿和外出创作，但他也尽可能抽出时间为 刊物写评论文章，参加讨论会，有了满意的 新作也愿交编辑部选用。1962年，他发表在 《中国摄影》第一期题为《摄影艺术的真善 美— 第五届全国影展观后漫笔》的文章 中，极力推荐毕品富的《开垦处女地》，认 为“它以尖新的题材和精警的结构、活灵活 现的本质和美的特性。”高帆的代表作《藏 族民兵》于1963年在第三期《中国摄影》发 表，随即在第四期《再谈人物特写》一文中 谈到自己的拍摄的体会。他写道：“(1961年9月)我到康藏高原，遇到一个藏族民兵， 他的父亲、哥哥都被头人所害，自己也被关 在头人的土牢里，最后杀了土官，投奔解放 军......了解到他的身世以后，立刻给我以强 烈的激动，从他身上看到了站起来的奴隶的 那种深沉、潜藏的力量。”因此他在拍摄这 幅照片时，力求拍得“真像一座花岗石的雕 像”、“真是个顶天立地的人”。由此可 见，高帆的创作是在理论指导下进行的，态 度是非常认真的。从当时发表的这幅作品可 以看出编辑是完全按照作者的创作意图精心 剪裁的。遗憾的是，后来多次被采用时，画面在剪裁上大都走了样。 我们无法详述高帆担任主编时，对《中 国摄影》刊物和编辑部所做的贡献。但这些 贡献是不会磨灭的，必将载入中国摄影史 册，并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                                              

2004年6月30日 原文为《悼念高帆老主编》，本文有删 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本文作者陈勃（1925-2015）为《中国 摄影》杂志第二任主编，袁毅平为《中国摄 影》第三任主编，佟树珩曾为《中国摄影》 编辑，曾任《大众摄影》杂志主编。

高帆、牛畏予谈摄影

我和高帆工作都很忙，也不经常谈摄影。以前我们都要开很多会，很晚才回 家。所以到了家也很少谈工作。我也不想评价他的照片，因为这些还是让别人去 评价吧，如果一定要说，我和大家的看法一样，这些照片是珍贵的文献资料。 高帆这个人不吸烟、也不喜欢喝茶呀、跳舞呀这些事情，他就是喜欢逛书 店，看一些有关文化历史的书，家里有很多他买回来的画谱、线装书。他还挺喜 欢古董，虽然当时身上钱很少，但是他挺喜欢这些小玩意。他和一些画画的人比 如黄胄、高泉是很要好的朋友，是那种淡如水的君子之交，因为在艺术方面他们 很谈得来。还有原来家里的画报多得不得了，很多是国外的画报，碰到画报上有 好的内容，好照片或者世界名画之类的，他就剪下来夹在本子里。他的爱好就是 在文化艺术领域里，美术、雕塑、篆刻他都喜欢，我就说他是个杂家，战争年代 刷个标语，到邯郸塑个雕像，他都能干。 摘自牛畏予《高帆印象》，刊于2004年8月《大众摄影》

一本画报所以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首先是因为它所选登的图片主题鲜明、 形象生动、构图新颖、画面清晰。但是，如果忽略了图片的说明文字，也不能达 到应有的效果。一张好的图片，再有好的文字说明作配合，将会增加它的积极意 义，增强它的艺术表现力。 好的图片说明，都不是一挥而就的，甚至也不是仅仅花费了一个人的劳动。 它常常是记者和编辑共同努力、反复琢磨的结果，有时，还是编辑部人员基地研 究的结果。作为一个编辑，必须根据原稿内容和当时的宣传方针政策，对每一 组、每一张图片的说明都进行仔细研究，可以推敲，反复加工。但是，编辑加工 的基础仍在原稿，一切素材和感受，主要来自记者。因此作为一个记者，不仅要 拍好图片，充分发挥图片的影像效果，同时，又必须积累丰富的文字素材、材 料，并尽可能地经过初步整理，一并提交编辑部。具体点说，既要求记者带提供 每组或每张图片原稿时，必须同时提供文字材料，交待出图片所反映的事物的性 质、时间、地点、经过和结果，以及记者本人的感受和认识。这是编辑进一步加 工并编写出生动、有力的图片说明的主要依据。  摘自高帆《图片的文字》，刊于1962年5月《摄影报道业务资料》

1943年夏，我们看到晋察冀根据地出版的《晋察冀画报》，虽然也是小8开画 册，却全是照片。我们十分羡慕。当时，只有政治部主任蔡树藩有一架照相机， 他把这架稀罕玩艺儿交给我保管。我一有机会就摆弄，拍了不少照片。经常是在 老乡窑洞里用被子把窗户蒙上，借两只大碗，装上显影液和定影液，就冲底片、 印相片了。糟糕的是，遇上日本鬼子“扫荡”，马上就得转移，常常把照片、胶卷埋在大树下、野地里。很多宝贵的照片， 就这样再也找不回来了。陡们常以此为憾 事。如果我们也能搞一本刊登照片的画报， 那该有多好！ 一天，黄镇把我叫去问道：“你看到晋 察冀搞的画报了吧？”我说看到了。他说： “我们太行山也应该搞，虽然很困难，但是 下定决心，向兄弟军区学习，多想些办法， 还是可以搞得起来的。”后交给我一个任 务—到晋察冀去！ 于是，我揣上一叠我们拍的照片和一颗 手榴弹，就出发了。开始是一名武工队队员陪 着走，后来是一位老乡（地下交通员）带着我走，走出山口后，试了三次，才在一个深夜爬 过敌人严密封锁的正太路，终于到达《晋察冀 画报》社所在地—阜平洞子沟。《晋察冀画 报》社主任沙飞热情地接待了我。在那里，我 学习了办画报韵经验，在他们的帮助下，把我 带去的照片制成铜版。秋末冬初，我用块布把 铜版裹好，捆在腰上，迈开双腿，又回到王 堡。黄镇见我平安回来，十分高兴，立即组织 几个人（记得编写文字说明的人是他亲自点名 的）动手编印起画报来。由于我们只有石印 机，没法把铜版直接上机印成画报。经过工人 们反复试验，最后把铜版上的照片用药纸复 印下来，再上到石板上，终于印成了画报，也是小8开。我记得，这是《战场画报》的第12 期，出版日期是1944年8月。这是129师（太行 军区）政治部编印的第一份印有照片的《战场 画报》。 这期画报，凝聚着黄镇的心血。从派我 到晋察冀去学习，到后来组织人员，编辑、 定稿、印刷的每一个环节，都是他以政治家 和艺术家的眼光指点我们的。这期画报发到 部队后，指战员们争相传阅，高兴地说： “我们终于看到照片了！” 1945年上党战役之后，《战场画报》 准备改刊，成为晋冀鲁豫军区的《人民画 报》。黄镇又派我到张家口搞照相器材，筹建画报印刷车间。 新画报极大地鼓舞了我八路军129师将 士的抗战热情，进一步丰富了部队的精神生 活。以致许多在太行山战斗过的老战士至今 还常常回忆起当年见到这期画报的情景，也 自然地追忆起黄镇这位工农红军的艺术家， 对抗日文艺工作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摘自高帆《黄镇创办〈战场画报〉》，刊于1995年7月《摄影文史》《开垦处女地》和其他优秀摄影作品，用 事实向人们证明：摄影艺术要达到强烈逼人、 激动人心的效果，所摄取的应当是生活激流中最富有概括和集中性的一个片段；是斗争浪花 里最富有典型和代表意义的一个场景。这就要 求摄影艺术作品在形象地反映生活的同时，还 得深刻揭示生活的本质和美的特性。因此，我 们在观赏每一幅摄影艺术作品的时候，自然就 产生如下的发问：作者看到了什么？抓住了什 么？是对斗争的歌颂还是对生活的赞美？是揭 示生活的真理，还是展现大自然的美丽？…… 要使观众在作品欣赏中对这些问题得到满意的 自我解答，就要求作者深入生活当中，对感 受到的事物，进行观察、比较和选择。做到看 深、抓精、拍活，使一幅摄影艺术作品，真正 达到事理明、气氛足、形象美的境地，产生共鸣和联想的艺术效果，以增强它的启发和教育 作用。 摄影艺术的创作基础是建立在对现实生 活的深入理解和准确反映上的，因而摄影家 必须站在斗争生活的激流中，以高度的责任 感和对生活的洞察力，敏锐地守望事件的发 展进程，关注生活高潮的形成和掀起，捕捉 人物神态动势的表露和开展，来揭示斗争生 活的积极意义，按照准确、鲜明、生动的要 求，创作出真善美的优秀摄影作品。 摘自高帆《摄影艺术的真善美——第五 届全国影展观后漫笔》，刊于1962年第一期 《中国摄影》

我们说，摄影这个工作，一方面要有高 度的思想性，另一方面要有熟练的摄影技 巧，把真人真事真现场记录下来。这样的记 录，才能真正做到感情真实，气氛强烈，动 作豪放。作为部队的真实形象来说，就是要 做到感情真，气氛足，动势强，威势壮。这 就要在深入生活当中，对摄影对象做充分的 了解，并掌握形象思维的规律，将思想性和 艺术性结合起来，以快速、敏捷的动作在一 瞬间把它记录下来。这样的照片现在看来也 有，但也不很多。应该批判“四人帮”， “四人帮”把人公式化了，模式化了，一个 模子下来，装模作样。我们说，三大革命运 动当中涌现出来千千万万的英雄人物，都应 该是别开生面的，各有性格特点，各有各的 风度的。他们在各自的战斗岗位上，和各种 环境中所表现的特定的行动也是各不相同 的。本来任何一个熟练的劳动者在劳动中， 经过长期的锻炼，都有各自的熟练的劳动姿 态。如果我们反映出来的人物形象是鲜明生 动的，那么这个典型人物形象必定是具有典 型的性格特色的。比如战士操练，你人为地 让他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牙齿咬得紧紧的， 你天天这样要求，能拍出真实的具有新鲜特 点的照片吗？能真正地刻划典型人物的形象 吗？因此你首先应该了解，战士们在操练 中，头脑中没有敌情观念，眼睛里没有敌 人，只有当他拿着枪，在操练演习当中以实 战的要求真正地进入情况，这个时候你要是 能眼明手快地照下来，那么那样的照片，典 型性就强，政治性就强，人家看了这张照 片，可学的东西就多。 摘自高帆《发扬革命摄影的优良作风— 在全国影展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刊于 1978年第二期《中国摄影》

建国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随着我国国 民经济在调整中前进和人民生活的提高，摄影 事业在迅速发展。摄影已从专业工作者的手中 越出，为愈来愈多的工农兵、知识分子和干部 所爱好。专业队伍也有了很大发展，业余队伍特别是青年摄影爱好者人数空前增加，至于欣 赏摄影作品的人已日渐遍及全国，更非战争年 代可同日而语了。摄影事业的广泛开展，实际 上就是普及工作的开展，这个工作成效是显著 的。面对着十亿人民这样的一个大国，摄影事 业的普及工作有着广阔的前景，需要哦我忙呢 不断去大力开创。 但是，就摄影创作现状来说，我们要致 力于普及基础上的提高。对摄影普及工作给 予必要指导工作的同时，要呕心沥血，以十倍、百倍的精力去致力于摄影创作的提高。 原因是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和艺术欣赏水 平，比之建国初期大大提高，而且现代化的 其他视觉艺术（如电影、电视、录相等）， 在急剧地发展。如果摄影创作固步自封，停 滞不前，年年月月还是以“小放牛“一样的 东西提供在群众面前，那么，人民群众是不 会满意的。 摄影创作要提高，五一首先要深入到群 众中去，深入到生活中去，挖掘生活中最新最美的题材，发现生动的形象和生动的表现 形式。同时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 下，认真贯彻“双百“方针，不断扩大题材 范围，并发展不同的艺术风格和流派。要勤 奋学习，勇于探索，虚心吸取姐妹艺术的长 处，虚心学习世界上先进摄影技术和经验， 努力提高艺术修养和艺术表达能力。要不断 解放思想，力求在题材上和表现形式上有所 创新。为了更好地促进摄影创作的提高，有 一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地探讨。

关于洋为中用问题。毫无疑问，我们应当学习外国的先进摄影技术和经验，但是， 学习别人的长处，一定要为我所用，要考虑 到我国的国情和广大人民的欣赏习惯，要与 传统的继承结合起来。 关于学习摄影技法问题。随着时代向前 发展，为使摄影作品具有丰富多彩、比较完 美的艺术表现形式，多用一些技法是必需 的，但是，它必须与内容相结合，为内容服 务。为技法而技法的作品是没有生命力的，因而也是不足的。 关于探索和创新问题，要探索，要创 新，难免会有失误。我们应及时总结经验教 训，以利于继续前进。走了一段弯路，又回 到正确道路上，是好事。我们应当始终鼓励 创新精神。 摘自高帆《争取摄影事业的更大繁 荣——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 上的讲话〉发表四十周年》 ，刊于1982年第 三期《中国摄影》

记忆碎片— 我的父母高帆、牛畏予二三事 

文／高　腾

生命进入快车道，记忆会成碎片，能捡拾 的多半是有温度的碎片。2004年6月25日，父 亲弥留时我在床边，他的呼吸停止时，我大声 提醒，闹得医护人员一阵忙乱，其实大家都明 白，将要消逝的生命是留不住的。只是此时， 我俯身吃惊的听到一种声音，那是父亲咽气的 声音。就如同停水时，水管回水发出的咕噜 声，接着是一声长长的叹息，转瞬，父亲那张 肿胀的脸又恢复了原来的容貌。 

北京缸瓦市路东一小胡同口的建筑常 勾起我的回忆。小时候，那是一个小药房， 现在早已物是人非，仅剩建筑了。记得有一 天，父亲躺在床上对我说，他身体不舒服， 让我去药店买头痛感冒药。我手里攥着钱， 几乎一路小跑到药店，回来也没敢耽搁，生 怕父亲死在床上，结果见父亲好好的呆在床 上，安然无恙。等长大回想往事，父亲是不 是在恶作剧。当父亲有一天，真的是如他所 说，一副骨架一张皮，以羸弱之躯躺在病床上时，我希望这又是一次恶作剧，但不是， 这次真的是无力回天，我愿以我的死来换父 亲的生，我心在流血。 

“文革”初期，父亲右眼失明，他执意 不安假眼，这需要日常点眼药水消炎。眼药 水有的是朋友托人捎来的，其中有简庆福、 陈复礼。每次给父亲点眼药水，我都用香皂 洗手。父亲平躺，我从冰箱取出眼药水，用 手轻轻捏起他右眼因眼球萎缩而更显凹陷的 上眼睑并提醒着：放松，别紧张，待点上两 三滴眼药水后再慢慢合上。他总不免用浙江 口音唠叨两句，太凶，太凶，但我知道，他 会安然入睡的。 

2016年夏天，我和老朋友李培义如约在他 的高碑店崇德堂见面，同去的有朱德外孙媳 妇高琦和我爱人来力。在古朴的客厅意外遇 到父亲的老朋友，确切的说，是与我的父亲 高帆共事的朋友，年近八旬的李力生老师。 许是激动，许是内心复杂的情感，只见他忙不迭地来到案几前铺宣展纸，研墨润笔，抒 写刘邦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 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像是 久违的朋友，他对我说：“高腾，这幅字送 给你。”他又从包里拿出印泥和图章一一落 款盖章。接着为高琦和来力也写了几幅字。 他谈到当年是高帆把即将从中央美院毕业的 他要到解放军画报社做美术编辑，不久又对 他说，要把毛笔字练好，以后画报就不用再 去找李铎和刘炳森写字了，并托人从浙江省 军区捎来一箱宣纸放到李力生面前。“文革”开始，被当作走资派的高帆首当其冲被 批斗，又因与邓拓的私交，罪行更重。为让 他交代问题，造反派曾在画报社食堂批斗 他。还威胁如果态度不老实，就砸烂他的瓶 瓶罐罐，高帆低头接受批斗时听到了有瓷器 摔碎的声音，其实他们为吓唬他，摔的都是 食堂的碗。“文革”山雨欲来，高帆有所察 觉，心里也有所准备，他找来一个大木箱把 心爱的瓷器，用软纸包好一一放入木箱，木 箱盖虚掩，为让接收的人过目。贴了封条的 门是不能打开的，幼小的我不时能踮着脚尖 透过窗户看见老鼠从木箱旁经过。后来，画 报社的张维钧叔叔曾对我讲，是他保护了高 帆那箱瓷器。他用大钉子把木箱钉死，用脚 踹到墙边并告诉同来的人不碰封资修的玩意 儿。岁月无痕心有痕，我作为高帆的孩子此 时能够感受到一位老人深藏内心几十年的愧 疚，因无法寻找释放的机会，恰逢这一次偶 遇，我和我故去的父亲释然了，心暖了，因 为我与父亲心灵相通。 

上世纪50年代，高帆与黄胄同在总政做 文化工作，一经相识便成为朋友。一天中午放学回家，只见屋内饭菜飘香，火炉上炖着 砂锅鸡，小桌旁坐着一位客人，吃的满脸冒 汗，那是北方人特有的一张大脸，让人印象 深刻。饭后在北屋的案几边，父亲已经在 铺纸研墨了。客人走过来摇头说，刚开始试 着画驴，画画看。桌上除了砚台、镇纸，还 多了一个浅盘，便于调墨，父亲把小张宣纸 撕成几片，揉成团放在一边。唔，客人下笔 先从驴屁股开始，只几笔，浓淡适宜，先身 子，后是腿再后是头，一头栩栩如生的毛驴 跃然纸上。可是客人不满意，多次将画作揉 成团扔进字纸篓。送走客人，父亲把字纸篓 揉皱的宣纸铺展开，细细品味，尚好的索性 用喷壶润湿贴在门板上进一部端详，直到画 作自然脱落，最后经过装裱挂在墙上。20多年 过去，尤其经过“文革”的磨难，老友重逢 倍感亲切，当黄胄看见高帆客厅墙上挂着他 早年画的驴时，更是心绪难平，当即又在上 面添加了40个字，为二人的友情佐证。

郑景康是父亲常挂嘴边的名字，家里 有一本精美的油画册就是他送的。好像是 1952年，或是1953年，在画册扉页上有记录 日期，那是父亲弥足珍贵的物品。每次搬家 都要询问这本画册的安放处，生怕丢失。他 们两个人的友情要追溯于战场，1984年冬， 张家口解放，这是华北部队打下的第一座大 城市。路灯下，高帆撞上了郑景康。重逢的 老友，又是在刚刚解放了的城市，他们尽情 拥抱，亲热，打闹。郑景康拉着高帆的胳膊 说：“走，下馆子。”高帆说：“没钱！” 郑景康撸下手上的金镏子说：“当掉，我请 你。”解放后，两人的走动更多了，郑景康 是一人生活，父亲找他方便，每次去他王府 井小阁楼的家，他都会热情的说：“小老 弟，我又认识一家广东馆子，那个厨师烧的 菜不错，我们去尝尝。”我只知道郑景康是 我父亲的好朋友，历史背景复杂，我哪里知 道郑景康还有显赫的身世，他的父亲郑观应 是近代实业家，大买办，著有《盛世危言》 一书。 

我母亲牛畏予的性格就如同她的名字执 拗的一根筋，在摄影上是一条道走到黑，陪她在风雨中助跑的是我的父亲高帆。1948年， 她与父亲相识在河北固义，八路军一二九师 政治部宣传部，当时部长是任白戈。我母亲 是收音员，负责收听国民党广播，并记录、 复印，第二天分送各部门。父母从认识到互 有好感，再到有了恋情，麻烦也接踵而至。 无奈，母亲被调到太岳留守处。她只身背 着行军包，在一个个小村庄落脚，派饭，走 了两三天到达驻地。后来，父亲从组织部长 张南生那获知牛畏予的下落。在攻打临汾前 夕，高帆骑马找到留守处，他一孔一孔窑洞 地找，最后总算在一座庙里的小学与我母亲 见了一面，他怀揣的发糕不知是否属于他们 的定情之物。不久，组织部长张南生批准父 母结婚。解放战争的步伐很快，几乎十天一 个命令，屋未暖又开拔。1949年新中国建国前 夕，我父母坐一夜运煤火车赶到石家庄，在 那见到负责《晋察冀画报》的石少华，他留 牛畏予在画报社工作并让留守人员谷芬教她 学照相，因相机老，焦距固定，她们在麦田 练习目测距离，一垄三米，一垄五米，利用 赶集时拍照，选择光线和角度，回来冲洗， 印片，讲评，母亲从零开始接触摄影。不久北平解放，高帆与齐观山等进城，后父亲跟 随刘邓部队进军西南。晋察冀和晋冀鲁豫部 队合并为华北军区即后来的北京军区。石少华让母亲当摄影记者并告诉她，新中国需要 女摄影记者。过了一段时间，当时新闻出版 署副署长萨空了责成石少华组建摄影部，也就是后来的新华社摄影部。母亲开始在摄影 部中央新闻组任摄影记者，组长是齐观山。 她拍摄的薄一波在前门火车站迎接邓颖超、 蔡畅大姐的图片，登在了新中国成立伊始的 人民日报上。母亲经常找对外组，询问有什 么样的片子需要她去拍，她几乎跑遍了祖国 各地，偏僻角落，使她的图片种类变得丰 富。我的母亲在新华社一直工作到离休。 

我的母亲是幸运的，机会和朋友相伴， 她只要努力，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母亲的 摄影之路有自己努力的结果，也来自于许多 人的帮助，比如拍华罗庚时，在现场就有 戴戈之的夫人、郑景康的学生和助手章梅的 帮助。再如当年新华社摄影部的黑白、彩色 暗房师傅，冲卷、印片、放大都是他们在 做，这是多给力的后勤保障啊，简直让摄影 人羡慕死了。我知道的牛畏予背后有个老师群体：石少华、郑景康、张印泉等等。母亲 还有一位得天独厚的老师，我的父亲。战争年代，他们经常天各一方、聚少离多；和平 时期，父亲在母亲的摄影道路上始终扮演图 片编辑的角色。他经常告诉她这张图片怎么 好，另一张图片怎么不好，他会大胆剪裁， 毫不客气，把重新剪裁好的图片贴在卡纸 上，不信你记不住。 “文革”岁月，母亲在小院每天晚上给石台上的蜂窝煤炉子封火的 场景时时在我的脑海里浮现。她戴着打了补 丁的线手套，用火筷子把十二个眼的蜂窝煤 对正，再用铁棍通一遍，最后把镲形盖倒扣 在炉膛上，周边用炉灰小心翼翼地填满、压 实，不能漏风，只有这样，第二天早晨炉火 才不会熄灭，才可以生火做饭过日子。天天 周而复始重复着一个动作，忍耐、执着的人 生态度，改变着母亲，使她乐于去偏僻艰苦 的地方，乐于与劳动人民为伍，这才使她拍 摄的图片类别变得丰富起来。 

自然，我的母亲也没忘记父亲的提醒： 摄影要走出去。母亲拿回的不发稿的废片， 父亲又认真筛选，剪裁后贴在卡纸上进一步 审视。他说不要轻易丢掉废片，留着，让时 间来沉淀，也许它会成为一张不错的片子。 （作者为高帆、牛畏予之子，曾任《光 明日报》摄影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