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时期的摄影群体中，似乎女性摄影者还形不成群体，比如说北京光社，一水儿的大老爷们，没有一位女性社员，还有上海的黑白影社，在1937年4月的社员名录上，注册社员共有159名，其中女性社员仅有两名，所占比例不足百分之二。实际上，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在民国时期的大学校园和女子中学校园里，女性摄影者大有人在，已经形成了一个摄影群体，只不过我们比较关注社会上的摄影团体，而忽略了校园里的女性摄影群体。

        民国时期女子教育的普及是培育女摄影群体的土壤。晚清时期，随着西方帝国主义入侵我国，国内的封建经济开始解体，西方民主平等思想的传入，以及女子教会学校在我国的身先士卒，都为中国女子教育的兴办创造了条件。1912年1月19日，**南京临时政府颁布教育法令，要求各类学堂一律改称为学校，堂长、监督之类的称谓改为校长。女子教会学校的朗朗读书声，一声又一声地刺激着民国政府教育部，国内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欲强国必兴女学”，由此催生出民国初期的女子教育。当时在人们的思想中，封建意识普遍残存，男女授受不亲根深蒂固，男女同校、同班、同学很容易滋生早恋，影响学业不说，校方也不好管理，所以民国时期男女学生不同校。我国女子教育的迅速兴起，是中西文化碰撞的产物，从此，青少年女生受到了德、智、体、美、劳的正规教育。1923年，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创办南开女子中学，在美育教育方面，开设了摄影、演讲、书法、绘画、歌咏、刺绣等课程。1926年，我国著名女教育家江学珠出任松江女子中学校长，她特别注重美育教育，高薪聘请漫画大师丰子恺担任美术课、音乐课的老师，聘请著名摄影家郎静山，担任摄影课的老师。美育教育在全国的女子中学普遍展开，美育教育中的摄影教育又为女摄影群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女生的家庭环境，凡女生身处西化家庭，家长均乐于接受西方的思想文化，在穿着方面，喜欢穿西服、戴礼帽、配金丝边眼镜，在用的方面，脚踏车、腕表、收音机、照相机属家庭必备的物件，西化家庭的掌上明珠在学校有学习摄影的机会，做家长肯定支持，这样一来，又为女性摄影群体的形成提供了物质上的保障。

         民国时期女摄影群体所拍摄的题材，大都围绕着女子学校，比如说春游踏青、学校见闻、校园运动会、校园生活、公园采风等等。在民国时期的女摄影群体之中，也有把镜头视角对准社会的，北京艺文中学担任英语教师兼教务长的顾淑型就是其中一位。1926年3月18日，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的丧权辱国的政策，遭到了社会各界反对，爱国学生在铁狮子胡同SW**时，顾淑型愤然举起相机，拍摄段祺瑞政府的血腥打压学生的场景；而北京光社的社员们，尤其是距事发地很近的在北京大学工作的社员们，面对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手中的相机却淡然处之，在他们的意识里，摄影仅仅是为了没有血腥而非常纯洁的艺术，压根也没想到摄影还有纪实功能。顾淑型的纪实摄影与北京光社的美术摄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顾淑型在三一八爱国运动中拍摄的照片，已经被革命历史博物馆永久收藏，而北京光社社员拍摄的照片，在人们的记忆中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

        民国时期女摄影群体不仅顾淑型一枝独秀，著名摄影教育家吕锦瑗，著名摄影记者冯竹青，实业摄影家欧阳慧真、欧阳慧芳，画家兼摄影家洪景漪，艺术家兼摄影家金耐先等等，个个是巾帼英雄，民国时期的女摄影群体人才济济，而且她们均属于复合型的摄影人才。八年抗战，四年内战，迫使民国时期的女摄影群体七零八落。新中国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我国进入了全民摄影的年代，新一代女摄影群体迅速崛起，刚当选的中摄协主席是女性，秘书长是女性，副秘书长还是女性，从发展趋势上看，新一代女摄影群体将成为中国摄影的生力军。文化是血脉、是根基，作为男性摄影者，我期望新一代女摄影群体弘扬老一代女摄影群体的优良传统，开创中国摄影的新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