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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俊毅:民国时期的女摄影群体

来源:北京东方相机屋       责编:king       2013-09-18


    在民国时期的摄影群体中,似乎女性摄影者还形不成群体,比如说北京光社,一水儿的大老爷们,没有一位女性社员,还有上海的黑白影社,在1937年4月的社员名录上,注册社员共有159名,其中女性社员仅有两名,所占比例不足百分之二。实际上,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在民国时期的大学校园和女子中学校园里,女性摄影者大有人在,已经形成了一个摄影群体,只不过我们比较关注社会上的摄影团体,而忽略了校园里的女性摄影群体。

        民国时期女子教育的普及是培育女摄影群体的土壤。晚清时期,随着西方帝国主义入侵我国,国内的封建经济开始解体,西方民主平等思想的传入,以及女子教会学校在我国的身先士卒,都为中国女子教育的兴办创造了条件。1912年1月19日,**南京临时政府颁布教育法令,要求各类学堂一律改称为学校,堂长、监督之类的称谓改为校长。女子教会学校的朗朗读书声,一声又一声地刺激着民国政府教育部,国内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欲强国必兴女学”,由此催生出民国初期的女子教育。当时在人们的思想中,封建意识普遍残存,男女授受不亲根深蒂固,男女同校、同班、同学很容易滋生早恋,影响学业不说,校方也不好管理,所以民国时期男女学生不同校。我国女子教育的迅速兴起,是中西文化碰撞的产物,从此,青少年女生受到了德、智、体、美、劳的正规教育。1923年,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创办南开女子中学,在美育教育方面,开设了摄影、演讲、书法、绘画、歌咏、刺绣等课程。1926年,我国著名女教育家江学珠出任松江女子中学校长,她特别注重美育教育,高薪聘请漫画大师丰子恺担任美术课、音乐课的老师,聘请著名摄影家郎静山,担任摄影课的老师。美育教育在全国的女子中学普遍展开,美育教育中的摄影教育又为女摄影群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女生的家庭环境,凡女生身处西化家庭,家长均乐于接受西方的思想文化,在穿着方面,喜欢穿西服、戴礼帽、配金丝边眼镜,在用的方面,脚踏车、腕表、收音机、照相机属家庭必备的物件,西化家庭的掌上明珠在学校有学习摄影的机会,做家长肯定支持,这样一来,又为女性摄影群体的形成提供了物质上的保障。

         民国时期女摄影群体所拍摄的题材,大都围绕着女子学校,比如说春游踏青、学校见闻、校园运动会、校园生活、公园采风等等。在民国时期的女摄影群体之中,也有把镜头视角对准社会的,北京艺文中学担任英语教师兼教务长的顾淑型就是其中一位。1926年3月18日,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的丧权辱国的政策,遭到了社会各界反对,爱国学生在铁狮子胡同SW**时,顾淑型愤然举起相机,拍摄段祺瑞政府的血腥打压学生的场景;而北京光社的社员们,尤其是距事发地很近的在北京大学工作的社员们,面对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手中的相机却淡然处之,在他们的意识里,摄影仅仅是为了没有血腥而非常纯洁的艺术,压根也没想到摄影还有纪实功能。顾淑型的纪实摄影与北京光社的美术摄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顾淑型在三一八爱国运动中拍摄的照片,已经被革命历史博物馆永久收藏,而北京光社社员拍摄的照片,在人们的记忆中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

        民国时期女摄影群体不仅顾淑型一枝独秀,著名摄影教育家吕锦瑗,著名摄影记者冯竹青,实业摄影家欧阳慧真、欧阳慧芳,画家兼摄影家洪景漪,艺术家兼摄影家金耐先等等,个个是巾帼英雄,民国时期的女摄影群体人才济济,而且她们均属于复合型的摄影人才。八年抗战,四年内战,迫使民国时期的女摄影群体七零八落。新中国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我国进入了全民摄影的年代,新一代女摄影群体迅速崛起,刚当选的中摄协主席是女性,秘书长是女性,副秘书长还是女性,从发展趋势上看,新一代女摄影群体将成为中国摄影的生力军。文化是血脉、是根基,作为男性摄影者,我期望新一代女摄影群体弘扬老一代女摄影群体的优良传统,开创中国摄影的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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