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摄影师纳达夫·坎德尔（Nadav Kander）及其作品，近年来随着各种展览和报道已逐渐被我们所了解，尤其是他的《长江》（Yangtze，The Long River）系列可以说名闻遐迩。今年11月6日，上海m97画廊第一次在中国为坎德尔举办了《长江》完成版作品展，并首发德国老牌艺术出版社哈耶·卡恩茨（Hatje Cantz）出版社不久前推出的同名画册。

    关于《长江》，坎德尔希望能依靠自己的感受去拍摄那些引起内心共鸣的画面，于是，隐约的忧郁和不安出现在照片里。坎德尔说：“地球上每十八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居住在长江流域，在经历一段拍摄过程后，我渐渐感受到这个国家所面临的矛盾与困惑，当它以惊人的速度飞跃的时候，也在不断毁坏着自己的根基。”在这些照片里，人们常以渺小的姿态存在于他们的环境之中，这种种情形的潜台词就是：在中国的前进道路上，普通人并没有什么话语权，面对时代巨变，他们显得无足轻重。

    坎德尔的作品总是在找寻平静中的不安。在他的眼中，世界如此宁静，但他同时又对这样的世界保持着警觉。无论是在广袤的美国大地，还是在乌克兰北部的切尔诺贝利，他确实感到自己似乎和这个世界有点格格不入，觉得自己像一个窥视者。所以他作品的视角多为远望，从而制造了独特的中立感和隔阂感。这些特点在《长江》中也有明显的体现，江如晓天静，石似暮云张，但也许，谁知万里客，踌躇复惘然。

    在3年的拍摄期间，从长江入海口到其发源地，夕宿含沙里，晨行冈路间，坎德尔将着眼点不仅仅放在描绘日暮蒹葭空水云这般景致上，他更注重反映大河两岸人类栖息、发展的足迹，以及这些正在变化着的足迹对人、对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深远影响，每一幅照片无不在叙述着一个现实与历史断裂的故事。

    这些气息灵虚、格调渊雅、语言幽微而境界深邃的照片，比那些声嘶力竭的照片更能衬托出现实的坚硬，坎德尔显然深谙此道。他的经历和智慧，帮助他在众多以长江为主题的摄影师中脱颖而出，在此时此地，用镜头非常及时地述说了在谋求发展道路上人们对自然的征服及其徒劳。像佛教里的河流隐喻一样，这些照片有效地唤起了对于永恒与短暂的沉思，和对于得失的考量。它们超越了单纯记录中国持续发展的状态，诗意地提示了我们这个世界面临的脆弱性，还有人类行为可能给自身带来的负面作用。坎德尔很清楚：“这些作品是关于我们所有人，以及我们的相互联系，并不只是关于中国。”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坎德尔所担忧的，就如同他在火车上遇到的一个中国人所担忧的：“我怕我们再也回不到儿时的故土，因为，它已不会再存在了。

    ”我在意的是内心深处的自己和感觉 

    姜纬：听说你曾经表示过自己不是纪实摄影师？

    坎德尔：是的，我是说过永远都不会把自己定义为一名纪实摄影师。纪实摄影强调的是摄影师面前的东西，而我在意的是内心深处的自己和感觉。

    姜纬：你这样的想法倒是和中国人的审美态度有相似之处。我们古代那些伟大的前辈们从来就否定视觉艺术是认识的手段，而是觉得认识过程本身的方式、表达认识的方式，这些才是认识的最终品质，这个品质简单点讲，就是世界在心里是怎样的，而外界的所谓真实，那是幻象。

    坎德尔：这非常有意思。我一直认为中国是一个很不寻常的国家，要强调的是，这样的想法在我2006年来到中国之前就有了。

    姜纬：在你2006年来拍摄《长江》前，你对中国有什么了解？

    坎德尔：我看了许多关于中国的资料，当然，没有什么能比身临其境时的感受来得更为强烈和复杂了。

    姜纬：是怎样的强烈和复杂？和你的想象有什么出入？你也说过这些照片不只是关于中国的。

    坎德尔：中国比我想象的更不寻常。经过了几次到不同地点拍摄之后，我意识到我个人想表达的是什么，以及我的情感回应在哪里。中国发展得太快了，似乎有点违背自然规律，许多中国人对此还没有完全适应过来，即使这样，他们的生存能力实在是太顽强了，简直难以置信。在到过长江多次后，我感受到在中国之旅中让我感到的种种不快，比如我感到的忧愁，对漂泊者的同情等等。人在这种超越正常速度的发展过程中被连根拔起，这种旨在赶超西方，尤其在经济上的不自然的快速度令很多人失去了根基，让人们失去了与这个国家多个世纪来形成的紧密联系。四处周游拍照片的时候，我很容易就认为这是中国问题。而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这是因为中国拷贝西方造成的，在我看来，中国可能是在拷贝西方的西方，这是我的个人之见。在我拍摄中国的时候，我像是举起了一面镜子，这是照见人类的镜子，不是单单照见中国。我想要反映的不是仅限于中国的问题，而是全人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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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人和他们所处环境的关联性有兴趣

    姜纬：你为什么会选择长江作为摄影的主题？

    坎德尔：首先，长江是一个关于“变化”的很好的隐喻或象征。长江一直在变化，然而，它在最近数年的变化是特别巨大的，就如同中国的情形。其次，中国太大了，我根本不可能拍摄全部，事实上没有人可以做到，但是我可以拍摄中国的一个代表性的缩影，比如长江。我了解长江在每个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这反映在中国人的精气神儿中，反映在他们的诗词中。在北京和中国人谈长江，这种情形跟在纽约和美国人谈密西西比河完全不同，美国人与他们的河流几乎无关。而很多中国人都与这条大河息息相关，这条大河又和中国的历史息息相关，这种关联性是我这个项目的重要前提。我这么选择是我对人面临他们所处环境做出的反应有兴趣，我对人和他们所处环境的关联性有兴趣。

    姜纬：这些照片的景深令人难忘，镜头与人物之间似乎刻意保持了距离，人物很小，你是想通过种种环境的映衬来表现人类的渺小吗？

     坎德尔：从摄影师进入角色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自己在中国是个局外人，这反映在那些照片里。我觉得自己应该退后一步，从远处来看，但是，人从来不是无足轻重的，世界像是个不稳定的山崖，正是因为人感觉到自己不是无足轻重的。我觉得看到人在自然面前显得如何渺小，自然如何伟岸，是很有意思的事。

    姜纬：你拍摄长江的照片，从色调上看，是经过一些调整的，介乎于现实与虚幻、清晰与迷蒙之间，整体感很强。这样的色调，容易引起人们情绪上的反应。

    坎德尔：我并不对照片做大的改动，我只是想把握住一个整体感。我不关心照片是否准确，我也不关心照片是否反映了真相，我认为照片不会反映真相。

    姜纬：照片里有许多大桥，这些富有形式感的桥梁是某种象征吗？

    坎德尔：桥梁不是我很刻意去拍摄的建筑物，当然，在河流上的建筑物大多是桥梁。它们自身并不是特定的象征，但长江上的大桥常常让人的形象显得渺小，这让我感触很深，人显得小了，而建筑物作为人的头脑所造就的产物却很大。

    姜纬：这些桥梁让我想起了斯蒂芬·肖尔（Stephen Shore），他在《美国表象》里拍摄大面积宏伟壮观的沙丘时，往往会在画面底部的前景上加入人工的栏杆，《美国表象》就是对这个世界深思冥想的结果。

    坎德尔：斯蒂芬·肖尔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摄影师，他的观察和思考方式影响了许多摄影师。 

    不断地寻找、不断地生活

    姜纬：你看过中国摄影师拍摄的长江的照片吗？

     坎德尔：看过一些，但谈不上看过很多，很多人拍摄的长江题材的照片都比我更具纪实特性，我的照片试图反映的不仅是长江，而是我对中国的种种感受。摄影不仅仅是记录，这样是远远不够的，摄影还应该是复杂的感受。

    姜纬：摄影不全是看见，摄影更多的是不断地自我整理。

    坎德尔：我们经常说要寻找人生的意义，这也许是没有答案的，摄影师的工作只是去做一个诠释，然后把感受传达给读者，其实就是那么回事，去找一个没有答案的答案，然后分享给读者。在我看来，这就是摄影师的明智之处。比如长江，摄影师个人和长江相比，个人太短暂了，摄影师看见的长江，许多是没有结构的，没有起承转合的，许多事情是没有意义的，是散掉的。摄影的意义也许就是给它一个结构、一个框架，然后我们可以分享一种见识，也可以说是一种幻觉，或一种现实。不断地寻找、不断地生活，这是我对生命的理解，也是对摄影的理解。也可以说我在制造人生有意义的一个假象吧，用各种不同的素材，可是这个假象对我们活下去的勇气，还有我们作为一个群体拥抱在一起，其实很重要。

    姜纬：你说过自己被不安所吸引，这又是为什么？

    坎德尔：我被种种不安所吸引，我的照片反映出不安所带来的冲突。我喜欢拍常人不会选择的角度，就好像把芥末放在鱼里，出人意料，让人提出质疑，感到不安。我通过照片提出问题，但我自己不会回答这些问题，因为我感到很难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我觉得这是摄影师的本分，向观众提出问题，由他们自己来回答。

    姜纬：你的经历使你有这样的理解吗？

    坎德尔：我想是的，我从小到大，经历过许多，看见过许多，也思考过许多。摄影史时间不长，我们今天来谈摄影的作用，谈摄影的工作方式，和100多年前完全不同，时代变了。我们现在有能力了解摄影的意义，同时也应该知道摄影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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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摄影问题上，我们需要趣味的宽容

    姜纬：你拍摄过切尔诺贝利，就是《切尔诺贝利，半生》（Chernobyl，Half Life）那个专题，而《长江》则关注三峡工程带来的巨变，你很看重环境问题这样的内容。

    坎德尔：我觉得自己更注重的是我们怎样对待地球，包括如何去企图改变它，因为我一直觉得地球是我们所有人的。我主要的拍摄动机是捕捉人在地球上留下的种种痕迹，我特别喜欢去一间所有人都离开了的空房子里，看看他们留下了些什么东西，里面应该有很多的故事。

    姜纬：除了环境问题的题材，你还有其他的项目，比如你拍摄过奥巴马选举班底肖像的专题《奥巴马班底》（Obama's People），我看到有一篇文章说你最想拍摄纳尔逊·曼德拉和鲍勃·迪伦。

    坎德尔：《奥巴马班底》这个专题是纽约时报图片编辑凯茜·瑞恩（Kathy Ryan）约稿的，这些照片获得的关注，超过了我的想象。我想拍很多人，曼德拉和鲍勃·迪伦只是其中的两个。但是拍摄政治家会比拍摄艺术家或音乐家要困难，因为他们似乎不太明白你想表达什么。人们总想看起来漂亮，可是漂亮往往很无趣。

    姜纬：有很多中国读者觉得你的作品有着雅俗共赏的品质。

    坎德尔：你所说的雅俗共赏是一种难得的境界，至于它是否必须是每个摄影师的追求，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在摄影问题上，我们需要趣味的宽容，如果没有追求雅或者追求俗的自由，那么就既不会有雅也不会有俗，更不会有雅俗共赏。我一直希望自己是个乐观主义者　　姜纬：你一般使用什么照相机？你进行很多后期处理吗？

    坎德尔：以前我喜欢手动宾得和哈苏相机，现在用德国的林哈夫相机。

    姜纬：我对摄影师的个人技术和影像的传播方式也很有兴趣，现在有许多人认为摄影和传播技术的日新月异，尤其是数字技术的发展，会给摄影本身带来革命性变化，包括人们观察和理解事物的方式，以你的经验体会而言，这样的说法是否成立？

    坎德尔：我了解这个问题的含意。媒介的发展使得摄影面对极不确定的未来。现在很多人试图勾勒未来，而过去就有无数人做过同样的事，总是依据技术的发展勾勒未来，现在回头看，他们的勾勒基本上是不可靠的。人类事物不是由技术一个维度决定的，人性要复杂得多，很多因素会加入进来，使现在言之凿凿的预言在未来最终成为笑柄。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是相信人还是相信人造之物，比如有的人相信人造之物，电脑相当于他的上帝；而我选择相信人，摄影深深地根植于人类本性，它不是现在才第一次面对媒介的变化。

    姜纬：其实发展本身就是个问题，涉及到发展的伦理与限度等许多方面。发展与破坏不应该是同义词，这个道理我们都明白，但实际上做起来非常困难，你觉得我们这个世界还是有希望的吗？

     坎德尔：这真是个一言难尽的问题，我想希望总是有的，但我不是这个世界的专家，也不是中国或长江这些问题的专家。我一直希望自己是个乐观主义者。

    ● 姜纬 采写 纳达夫·坎德尔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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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子：长江    纳达夫·坎德尔　

    当我看着流逝的江水，我好奇我现在看到的是否就是之前旅程中见到的水。它们从河流汇进海洋，蒸发成云，降为雨，再汇为江河。所有的东西都在循环，无所遗漏。

    长江，中国的主动脉，流域超过6500公里，从中国的最西部青海省，穿过人口最稀少和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到达东部的上海。沿途的景观和人与河流一样流逝着。我沿着长江拍摄，从长江口到长江源。我跟随直觉，希望回馈于我的感受，试图不受我的认知的影响。尽管是无意识的选择，但沿江而上，逆流而行似乎并不是巧合。

    相对于美国，中国有更多的人居住在长江的两岸。而从人口来说，这条河流哺育了这个星球上十八分之一的人口。这条不同寻常的广阔的河流镶嵌在中国人的意识之中。它不仅是一条水路，更蕴含了他们的历史和文化，流淌在所有中国人的血液之中。我的想象也是因此而生，引导我随后走上了这条探索之路。

    我是南非人，但出生在以色列，生活在英格兰多年。我对于自己无根的感受，在见证到长江正经历如此大尺度的变化后产生了深深的反应。人类本性中最好和最坏的地方都可在中国当前的发展中瞥见。人类历史上犯过的错误在这里还在重复。我认识到对于我，这个项目是关于我们所有的人，而并非单单只是中国。

    形式感和不安在我几次去长江不同地点的拍摄之行之后开始渗透到我的照片里面，它们源自我对于这个一方面既面临全新时代和另一方面又对自身现状极为不适的国家的响应。我感觉像一个完全的外来者。我试图保持与主体的距离——展示人在他们的环境面前多么渺小。普通人对于中国的发展显得很渺小，而这种渺小也包含在我的照片里面。我开始对约翰·马丁（John Martin）和卡斯帕·大卫·弗里德利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的油画有了共鸣，在这些油画中，自然和神对于人类而言是如此的不可驾驭。另外还有特纳（Turner）的油画，在其中，人类的形态完全迷失在自然的暴力中，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希望只存在谬论之中。我感觉到在国家和社会以及发展这样巨大的想法面前，个人的渺小和微不足道。

    尽管我的出发点从来就不是拍摄纪实照片，但社会学的现实状况在这些照片里面不可避免。600公里延展内180万人的迁徙，一个国家以从未有过的速度向前发展，包括其中人类作为个体所受到的冲击等等，这样的内容都不可避免地在我的作品中出现。中国是一个看上去像在试图铲除自己根源，磨灭自己过去的国家。拆除和建设无处不在。我想起到那些20世纪坐船来到美国的移民，他们远离自己的根，在美国这片新大陆从头开始。矛盾的是，中国人一直以来都有对于土地和故乡的归属感。如此有归属感的人能够如何面对故土被无情地改造和重塑？

    中国的发展迅速而深远。这些照片中的场景恐怕很难再拍到。（选自《中国景——中国当代景观摄影联展》画册，翻译王博，发表时有删节）

      纳达夫·坎德尔，1961年出生于以色列特拉维夫，2岁随父母移民南非，13岁开始摄影。年轻时在南非空军进行航拍照片的暗房制作，退伍以后师从著名摄影师哈里·德·兹特尔（Harry De Zitter）。1986年移居伦敦，从事职业摄影。2009年受邀为《纽约时代杂志》（New York Times Magazine）拍摄奥巴马选举班底肖像专题。他的作品刊载于多家知名媒体，并在卢森堡、英国、意大利、西班牙、俄罗斯、爱尔兰、美国、瑞士、法国、中国、希腊、阿联酋、丹麦和德国等地展出，2002年曾获得英国皇家摄影学会的特伦斯·多诺曼奖(Terence Donovan)。

    《长江》系列是坎德尔2006年至2008年间5次来到中国拍摄的。2008年的第四届连州国际摄影年展，坎德尔凭借《长江》获得了杰出艺术家银奖。2009年，他从包括安德里亚·古斯基在内的12名候选者中胜出，获得令人瞩目的百达摄影奖（Prix Pictet），这是一个与环保有关的全球摄影奖项，鼓励摄影师用视觉手段探讨和关注21世纪人类最热门的话题：可持续发展。2009年该奖的主题是“地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