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发生了中国老百姓说的闹义和团和八国联军进北京。

    这一年，北京悲剧性地成为“国际观光地”。“游客”主体是进京的八国联军，陪游的有随军摄影师、欧美各国记者、随军洋小厮等；“观光”（洗劫）范围从烟花风流的八大胡同一直到紫禁城慈禧太后的寝室。慈禧的大床被好奇的联军士兵随意坐卧，隐私权被严重侵犯；光绪的龙椅则被抬到紫禁城院子里当了联军士兵照相的道具，“皇威”荡然无存。“本来这里是皇家禁地，可现在士兵、军官、摄影师等各种各样的‘洋鬼子’都来参观这神圣之地”，(注1)  一时间，紫禁城内“游客”攘攘，演兵列阵，骑马照相，东游西逛，连偷带拿还随地大小便。

   美国摄影师詹姆斯·利卡尔顿（James Ricalton，1844—1929），当时正受安德伍德（Underwood & Underwood）图片公司派遣，在拍摄1899年美国与西班牙争夺菲律宾的战争之后，于1900年初来到中国，歪打正着地遭遇了“庚子之变”，成为记录这一历史事件的最重要的摄影师之一。

    利卡尔顿早年曾做教师，酷爱旅行和摄影，后来干脆辞职做了专职摄影师，漫游世界各地，拍照片卖给金士顿（Keystone）、安德伍德（Underwood & Underwood）等多家图片公司。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他的同一张照片，会出现在多家图片公司出版的摄影集中。他有骄人的旅行记录：环球航行5次，访问英国14次，法国12次，意大利11次，加拿大10次，埃及7次，中国3次……拍摄的国家超过40个，旅行总里程约30万英里。1905年，65岁的利卡尔顿还从非洲南端的开普敦步行1500英里，走到了开罗。1912年，为实验爱迪生新发明的一种快速摄影机，72岁的利卡尔顿带着儿子乐蒙（Lomond）来到肯尼亚的森林里拍摄，乐蒙不幸感染非洲伤寒，两周后去世，葬在内罗毕。利卡尔顿痛失爱子，伤心之下结束了自己的旅行摄影。

广东珠江，1900年。 詹姆斯·利卡尔顿 摄

    另一半人的中国，另一半人的生活

    ——兼说利卡尔顿何以特别“关心”中国的苦力

    1900年初，利卡尔顿从马尼拉乘美国商船抵达香港，经广州、上海、宁波、苏州、南京、烟台一路向天津、北京漫游拍摄，时间长达一年。今天看他的《1900，美国摄影师的中国照片日记》（1900，The Photo Diary about China of an American Photographer, 下称“《日记》”），内容正好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是江南，平静安详；后一部分是天津、北京，处处硝烟，城破人亡。这本收入了100张照片的《日记》编得很用心，犹如一部情节跌宕的好莱坞电影，从江南的风景开始，以天津的血腥攻城和屠杀义和团为高潮，以北京的废墟破败为结局——不战则受辱，战则必败且受辱更甚，这也是当时西人对中国的普遍看法。

    与1870年约翰·汤姆森拍摄的那个中国相比，1900年中国最大的变化之一，便是日甚一日地多了洋味儿。此时的中国，在沿海和内河开放通商口岸31个，列强在上海、广州、福州、天津、汉口、九江、烟台、重庆等10多个城市建立起租界。19世纪末，在华外籍传教士达3200多人，至1900年，以山东省为例，108个州县中，72个州县有基督教会活动，设立总堂27所，大小教堂1300余处，有洋教士150余人；传教士们甚至扬言要在中国“每一个山头和每一个山谷中都设立起光辉的十字架”。(注2) 内地可以通行无阻地经商传教，海上随时有军舰保护，城市里的租界不受大清法律管治，日常生活中有自己的网球场和社交圈，洋人们终于实现了自己的“中国梦”。

    换言之，中国正式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利卡尔顿通过照片和文字，形象地将这种社会形态表述为两个中国：洋人们的中国与苦力们的中国，他称后者为“另一半人的生活”。

    利卡尔顿来到上海，“在租界，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一切没有什么是中国的。建筑不是中国的；远处有树影的平坦路面，河边的绿色草坪不是中国的。再往前，人行道靠江边的末端，一个小型的、被栅栏围在漂亮公园中的圆顶亭子，那也不是中国的；那些在川流不息的街道上空跨过的无数电线，不是中国的；远处还有一些旗杆挂着国旗，在美国人租界我们能看到微风中飘着三面旗帜，虽然在半英里外，但是我能认出星条旗，反正肯定不是中国的旗帜。” (注3) 不用说了，那些象征着现代化工业生产的高大烟囱，肯定不是中国的；就连中国人大量吸食、成为政府重要税源的鸦片——“这也不是中国的”。而在中国土地上、又不属于中国的那些地方，都特别美丽：“这个场景充满了美丽、生机和秩序。那些建筑物的美，通过成排的树木、修剪过的草坪、平整的街道而加强了。通过回忆我才记起这里是中国的心脏地带” (注4) ——汉口，更确切地说，是汉口的租界。

    毋庸置疑，在利卡尔顿的眼中，西洋远胜中土，西方代表着先进、文明、美丽、秩序、符合人性，代表着一切美好的东西。中国的事物，只要与洋人有关或者被洋人教化，也就当然地高级起来。比如上海的南门教会学校，孩子们时尚漂亮，在洋教师考格道尔小姐带领下做着健身操，每人脸上都是灿烂的笑容：“这里没有缠足，没有脏兮兮的脸，没有污秽的衣服，从优雅的学校到虔诚的美国教师，一切都井井有条。” (注5) 而当这些受洋人教化的中国小姑娘学着做刺绣时，看着她们的专注、勤奋和整洁，利卡尔顿感动极了：“我觉得不仅在中国，甚至在全世界都找不到比这些姑娘更清秀、更有涵养的了。” (注6) 言外之意是，这些小姑娘得救了。

做刺绣的中国女性，上海，1900。  詹姆斯·利卡尔顿 摄

    她们因为受到基督教长老会学校的关爱，变得与其他中国女性不同，被利卡尔顿称为“不仅在全中国，甚至在全世界都找不到比这些姑娘更清秀更有涵养的了。”

    但利卡尔顿毕竟是在中国旅行，那些扑面而来的“中国元素”，随时提醒他这里是中国。这些“中国元素”有上海租界旁中国人住的内城，有广州珠江口的“船屋区”，还有中国苦力。

    上海租界的旁边，就是中国人生活的内城：“城里街道和小路纵横，这些街道和小路多伴着散发恶臭的沟渠，里面始终流淌着污秽之物。城里充斥着可怜的人。味道令人窒息，也没有吸引人或漂亮的东西，目光所及都是肮脏、穷困、悲惨、烂泥、恶臭、堕落、破旧和衰败，上面这一串形容词就是上海内城的真实写照。”(注7)  上海如此，当时中国最繁华的通商城市广州也是如此。利卡尔顿在珠江口拍摄了那里的“船屋区”：当时的珠江口两岸，大约有25万—40万只船停泊在岸边，由于贫穷，船上的人们以船为家，吃喝拉撒都在船上，甚至在船上养猪养鱼，有些人终生没有踏上过陆地。(注8)

    在旅行中，利卡尔顿拍了很多中国苦力的照片，可见苦力们给他的印象之深。这些干最苦最累最脏的体力活儿、挣最少钱的苦命人，在美国已经很少见了，但在中国，在香港、广州、宁波、汉口、天津、北京……在每一个足迹所至的城市，处处都是苦力的身影。在英国的东方财富中心香港，九龙码头一片繁忙，“苦力们排成长长的队，用竹篓背着沉重的货物，通过喊着号子以帮助他们减轻重负感。”(注9) 在汉口，从租界里洋楼的窗子望出去，正午的烈日下，路上走着一群一群的人——其中当然没有欧洲人，因为欧洲人在中午是不出门的；这些人手里拿着扁担，是当地著名的“扁担苦力”，“一个苦力能分别在扁担的两头担100斤重的东西，扁担是这些苦力们的重要财产，因为他们要靠扁担维持生计。”(注10) 在汉口码头，江南数省的茶叶集中到这儿，装上来自欧洲的货船，“很多码头都是这样排着长队，赤脚、辫子盘到头上、有时候裸背的苦力，形成在船和货站之间连续的线。他们扛着茶箱，故意喊着古怪、忧伤的调子……每个苦力手里都有一块竹片，这是一种非常简单又不会犯错的、用来检验卸货的数量方法。通过这种古老的方法，每个苦力运一件货就交给岸上记账的人一块竹片。大多数苦力既不诚实也不会算算术，但是他们会拿竹片，这就足够了。没有几个西方人会愿意每天在这样的烈日下一直扛箱子，10个小时才挣10美分，这就是‘另一半人的生活’”。(注11)

    的确，如果用美元计算，这“另一半人的生活”肯定不是人的生活。利卡尔顿在《日记》中多次谈到，中国苦力每天只能挣10美分，即使一个独轮车车夫运两个人，一天走20英里，也只能挣20美分。他如此“关心”中国苦力的劳动价格，不是偶然的，也不代表他的“人文关怀”，而是因为这个话题与当时美国人极为关心的华工问题密切相关。1860年之后，美国为开发西部和修铁路，从中国引进了大批华工，到1870年代，数量超过10万人。这些华工吃大苦、流大汗、挣小钱、不争人权、不参加工会，简直就是劳动机器，被认为抢了白人的饭碗，引起了美国白人的强烈不满，美国媒体有很多报道。1882年，美国政府通过了第一个限制华工法案，即便如此，还是发生了多起排华血案，尤以1885年怀俄明州石泉城血案影响最大。1885年9月5日，《纽约时报》刊发快讯报道了这起血案：

    怀俄明石泉城发生排华血案 

    怀俄明，石泉城9月4日电

    在唐人街残烧着的余烬里，躺着十具烧焦的、不成形的尸体，这些尸体还依然散发着令人作呕的恶臭。另外还有一具这样的尸体躺在附近的鼠尾草丛中，这显然是淘气的男孩子们从灰烬中拖过去的。再搜索一番，又发现了另外5具清国人的尸体，这些人是在逃跑中被追他们的人用来复枪子弹射死的。(注12)

    为限制华工，美国政府更于1894年与中国政府订立《限禁华工条约》，为期10年。1896年9月，李鸿章访问美国，在接受美国报界采访时，曾情绪激动地专门谈到了华工问题：“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请让我问问，你们把廉价的华人劳工逐出美国究竟能获得什么呢？廉价劳动意味着更便宜的商品，顾客以低廉价格就能买到高级的商品。”他还呼吁：“我相信美国报界能帮助华人一臂之力，以取消排华法案。”(注13)

    由此可见华工问题——也就是中国的苦力问题在美国社会的关注度。利卡尔顿拍摄的中国苦力的照片和相关记述，正好回答和确认了美国人关于华工的猜想：中国苦力在本国挣得太少、活得太苦，所以才跑到美国去。他在一张编号为519-14557的照片的说明里，非常明确地写到：由于中国人口太多，华人大量涌到了美国，“他们能够比别人更廉价地活下来，因为他们的生活水准很低；也就是说，他们家里很穷，食物和衣服都很缺乏，他们也不要求接受教育。美国人过不了这样的生活，因此也就无法与来自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竞争。这也就是美国通过法律禁止华工赴美的原因。”

    这也是利卡尔顿特别“关心”中国苦力的原因。

    四块银元拍“三寸金莲”，五块鹰洋拍站笼的死刑犯    

    “另一半人”的劳动价格既然如此之低，他们的生命和生活当然也就谈不上什么尊严，但值得猎奇的“中国元素”还是有的，比如妇女的小脚、中国的酷刑。在上海，利卡尔顿这方面的好奇心得到了充分满足。

    经人介绍，他花了四块银元，请一位妇女做模特，拍摄了令西方人惊奇的“三寸金莲”——中国妇女的小脚。这位妇女有良好的教养，但家道中落，面对洋人的镜头，她显得相当镇静，应是见过些世面。拍摄在一家饭店的房间里进行，利卡尔顿让她坐在镜子前面，直视镜头，双脚向前伸出，这样，既能拍到小脚又能拍到脸，镜子中还可以看到背影。拍摄时，这位妇女的母亲就陪在旁边。随后，利卡尔顿不厌其烦地重复了中国妇女裹脚的历史，十分无趣。

上海，花四个银元拍摄中国妇女的小脚，1900年。 詹姆斯·利卡尔顿 摄

    但在上海街头拍摄站在笼子里的死刑犯，可就刺激多了。

    在19世纪西方人的眼中，中国人性格的典型特征之一便是残酷，“个人的残酷从婴儿时就被注入其本性中，而且根深蒂固”。(注14) 这种残酷首先体现在中国的法律规定上。鞭挞、带木枷、刑讯逼供、大刀砍头、凌迟处死……1900年的欧美各国法律早没有此类刑罚，但在中国均符合法条。关于中国法律之残酷，19世纪的西方人有许多记录，比如菲尔德在《从埃及到日本》中就详细记录了他旁观中国官员刑讯逼供的过程：

    “折磨的方式如下：大厅里有两个圆柱。这两个人都跪在地上，两只脚缚在一起，动弹不得。先把他们的背部靠在一根柱子上，用小绳扎紧脚大拇指和手大拇指，然后用力拉向后面的柱子，绑在上面。这立刻让他们痛苦万分。胸部高高突起，前额上青筋暴跳，真是痛不欲生……”(注15)

    看到后来，受刑者还没招供，这位旁观者受不了了，转身跑开。

    密迪乐在《中国人及其叛乱》中也详细记录了一次对叛乱者行刑的过程，被判死刑的共有34人，33人被砍头，他们的头目被处凌迟：“……这个人距我们25码远，侧身对着我们，尽管我们看见了他头上划的两道切口，左侧乳房被割掉，还有大腿上下的肉也被割掉，我们仍是无法窥见这恐怖景象的全貌。从割第一刀开始到尸体从十字架上卸下来然后砍去头，整个过程用了四到五分钟。”(注16)

    利卡尔顿在上海街头拍摄到的站笼处死，属于慢慢折磨人犯、直到死亡的一种。“这种残忍的刑罚很少被实施，但这仍然是中国发明的众多死刑中的一种”，犹如中国发明的诸多鼻烟壶中的一种一样，很有观赏价值和拍摄价值。这名死刑犯是一名杀人的河盗，“他被关在笼子里，脖子被枷板夹住，脚下垫了几块平石头……游街后，他和笼子会被放到一块空地上，每天抽走一块脚下的石头，直到被勒死。”(注17) 利卡尔顿连续两天去拍摄这名死刑犯，而死刑犯不仅胆量大，还特别爱财，死到临头，还要收费：第一天，只须付50美分便可随便拍照；第二天，必须给5块墨西哥鹰洋才可拍照。“我给了他，条件是他必须摘下帽子露出脸”，于是利卡尔顿拍到了死刑犯脸部清晰的站笼照——一张极具奇观价值、能卖个好价钱的街头照片。

中国诸多酷刑中的一种：站笼死刑，上海，1900。 詹姆斯·利卡尔顿 摄

   其次，中国人的残酷还体现在对待死亡的态度上：面对死亡——无论死者是路人、亲人还是死者本人，都同样的麻木、冷漠。在广州，利卡尔顿专门拍摄了著名的“垂死之地”：

    “江边附近有一块荒地，散落着垃圾和饿狗都不吃的东西，这里被称为‘垂死之地’。可怜的因为贫穷、饥饿、被社会抛弃的、没钱就医的病人，无家可归的穷人，都来到这里等死。世界上几乎没有比这里更可悲、更令人沮丧的自杀之地了。我说自杀，是因为到这里来的很多人都自愿放弃了为生存而斗争，等着被慢慢地饿死。”(注18)

广州的“垂死之地”，一个奄奄一息的人，1900年。詹姆斯·利卡尔顿 摄

    一座城市、一个社会，对这些人不提供任何的医疗帮助和社会救济，居然专门留出一块地方让他们慢慢饿死，这显然不是文明社会的表现。利卡尔顿多次来到这个地方拍摄，他镜头中那个倒在地上的人“已经快走到尽头，近到不会像平时那样躲避照相机。他呆滞和无力的注视，显示了他漫长顽强的斗争很快就要结束。他枕着一块石头，穿着一件麻袋做的衣服，没有食物、没有朋友，一个已腾空的墓穴即将是他的了。”(注19)

    这样一座城市，当然是一座残忍的城市；这样一个社会，当然是一个残酷的社会。那么这样一个国家呢？“中国还停留在中世纪，而且尽其所能地阻止时间的前进。中国的锯子是一个相当好的例子：中国人有成百上千的像锯子那样的东西，与我们西方人所熟知的概念完全相反。”在编号为12014—A、关于“北京的锯木坊”的图片说明中，利卡尔顿这样评论中国。在他的眼中，廉价的中国苦力、残酷的刑罚、缠脚的妇女、珠江边的“垂死之地”——再加上中国的“皇上”、“刀枪不入”的义和团等等，与耗费体力却又缺少效率的锯子一起，是中国落后于西方、还处于“中世纪”的明证。

锯木场，北京，1900年。 詹姆斯·利卡尔顿 摄

    显然，利卡尔顿是将中国作为西方的对照物来观看和定义的。摄影是一种具有性别和社会特征的观看，“照片不仅是一种描绘性的画面，还是蕴含授权、服从、监视、识别、性别与控制等多种关系的一种场所。”(注20)  的确，摄影不仅仅是描述，更是“发现”和“定义”；而这种“发现”，是双向的。由此，在利卡尔顿“看”中国还处于中世纪的同时，我们也从中读出了洋人的心思。在当时西方的流行观点中，中国社会已经停滞了几个世纪，中国人的心灵十分保守而且厌恶进步和变化，“天才和创造性被认为是异己的和不能相容的因素……在这种状态下，进步是不可能的。他们（指中国人——作者）目前的地位，就知识和文明程度而言，不仅远远落后于西方世界，而且事实上并不比一千多年前进步多少……”(注21) 利卡尔顿的“锯子”，为这种论断提供了证据。#p#副标题#e#

    天津之战与“摄影潮人”李鸿章

    1900年7月4日，利卡尔顿从山东烟台乘德国货船到达天津大沽口。进军北京必须先克天津，联军部队正在大沽口汇合，准备天津之战。

    7月13日，攻克天津内城的战役打响；7月14日，天津内城被攻克，利卡尔顿近距离拍摄了内城被攻克的关键一役——南门之战：“1900年7月14日，我们正在天津内城的南城墙上。这里一直被联军围攻，清国军队和聚集在这儿的义和团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今天上午早些时候，南门被联军攻陷。两次试图用炸药炸开沉重的城门，但都无功而返，联军伤亡惨重。在这个紧急时刻，一个日本士兵拿着火把冲上去，点燃了炸药，城门被炸开，但是他自己也被炸死了。”(注22)

    城破之际，利卡尔顿拍摄到高官通敌逃生，而普通百姓能选择的，只有与城市共命运了。在《日记》中，他将战前战后的天津内城做了对比：战前，人烟密集，屋宇连片；战后，大火连连，断壁残垣，每个城门都涌满了逃生的人群：“街道上满目疮痍，男人女人都在逃难，带着他们的金银细软。他们的很多财物都被掠夺，他们不敢抗议，也无法抗议，因为他们无法解释自己是不是义和团。对于他们，钱财已经不重要，只要能活命就行。”(注23) 对于远道而来的胜利者，仅仅掠夺活人是不够的，联军甚至连死人的财富都不放过：在天津附近的一些墓地，利卡尔顿看到“有些棺材被打开了，那是一些联军士兵干的，他们掠走了里面的首饰和珠宝。”(注24)

    战后几天，联军在天津抢劫、休整、救治伤员、等待援军到来、制定进军北京的作战计划、推举统帅、征集苦力运输粮草，拉卡尔顿则在城内转悠拍摄。虽然联军士兵阵亡的尸体不能拍，但被联军俘虏的中国战俘的照片，却是宣示胜利不可缺少的画面。他专门来到美军第6骑兵队的战俘营，拍摄被俘虏的义和团—明天他们将被枪决，但此时他们对自己的命运一无所知。这些人肤色黧黑，多数赤裸着上身，光头坐在正午的烈日下，一脸冷漠。其实联军士兵并不能确认其中谁是真正的义和团，但这不重要，杀一个中国老百姓，与杀一名“拳民”，并没有区别。就在利卡尔顿发愁找不到有特点的拍摄对象时，一名美军士兵揪着一个被怀疑为“真家伙”（证据是这个人带着枪）的俘虏的辫子，将他拖到镜头前。利卡尔顿没有犹豫，以这名“真家伙”为突出前景拍摄了这群战俘，在按下快门的瞬间，他感受到了这名团民轻蔑的眼神，“看得出他是一名勇敢的战士。”(注25)

天津之战结束后，美军士兵给受伤的日军士兵倒水喝，1900年。 詹姆斯·利卡尔顿 摄

天津，被美军俘虏的拳民，1900年。 詹姆斯·利卡尔顿 摄

天津之战，很多民房被摧毁，这是破城之后一家穷人的午餐，1900年。 詹姆斯·利卡尔顿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