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典   摄影：侯波

   中国艺术报隆重推出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特刊

       60年前，一个全新社会制度的建立使文艺前贤壮怀激烈。用一个甲子的时间尺度回首丈量，俯仰中华大地沧桑巨变，今天的我们能更深切体味60年前文艺先辈内心的汹涌激情，更清晰感受中国“新”与“旧”之间的巨变。

        6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探索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历经磨难而信念愈坚，饱尝艰辛而斗志更强，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中国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巨变。60年来，新中国几代文艺工作者，直面中国现代化建设各种重大命题，深刻参与国家与民族的复兴之路，上下求索，孜孜创造，走过了60年不平凡伟大历程，取得了历史性辉煌成就，中国文艺事业迎来了空前繁荣的局面。60年来，中国文联作为党和政府联系文艺界的桥梁和纽带，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认真履行联络、协调、服务的基本职能，自觉肩负起团结广大文艺工作者、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历史使命，已经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力量，为增进文艺界大团结、促进文艺创作大繁荣、推动文艺事业大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60年新中国文艺史是一部中华民族新生活、新精神的创造史。新中国的建立使中国文艺获得新生，几代文艺工作者响应民族和时代之召唤，成为国家建设最为积极与活跃的力量之一，走过坎坷曲折，以激情的文艺创造，呈现出科学与文明的跨越发展，推促着国家和民族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落后走向进步；激励着国民对新民族精神气质和社会核心价值的寻找与确认；陶冶“新的中国人”滋长、发育、挺立，中华民族的生活方式蔚然大观，科学文明的精神价值体系成为促进旧中国改变的根源、新中国腾飞的动力。

东方红      摄影：袁毅平

        60年新中国文艺史也是共和国波澜壮阔的现代化历程和民族自强不息复兴历程的记录史和表述史。丰富多彩的文艺作品，形成几代新中国人从贫穷走向富强的最为形象的公共记忆。

        在迎来新中国60华诞之际，我们精心策划，隆重推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年特刊。“新闻”板块中，政文报道展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文艺事业的重视和关怀；各种庆祝活动呈现了文艺界迎接新中国60华诞的喜庆氛围。“文学篇”、“戏剧篇”、“电影篇”、“音乐篇”、“美术篇”、“曲艺篇”、“舞蹈篇”、“民间文艺篇”、“摄影篇”、“书法篇”、“杂技篇”和“电视篇”中，重点梳理了各个艺术门类的60年发展历程，从经典作品和文艺名家大家的特写中盘点了新中国文艺的辉煌历程和耀眼成就，展献一幅宏观气象和微观细节兼具的60年文艺发展盛景。“献礼篇”中，众多著名艺术家或挥毫泼墨、或笔走丹青，以自己的精品力作表达了对祖国的深沉爱恋，对新中国生日的衷心祝福。洋洋洒洒92版，献给新中国60华诞，以此前瞻中华民族和中国文艺更加美好的明天。

        治定功成，礼乐乃兴。60年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已经确立，中华文化大发展和大繁荣的良好气候与丰厚土壤已经形成。面对新形势新挑战，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进一步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增强中华文化的凝聚力、影响力和感召力，正成为当代中国文艺工作者的新使命。

齐白石      摄影：郑景康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激情满怀。伴随着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广大文艺工作者开拓进取，奋发有为，一定会推动社会主义文艺取得更大发展和繁荣，我们必将迎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更加辉煌的未来！

       摄影术传入中国后165年的发展历程与社会历史语境紧密相连，既有动荡和曲折，也有发展和辉煌。旧中国国难频仍，摄影艺术深深地刻上殖民地烙印。而新中国60年来的摄影艺术作品见证了伟大祖国屹立于世界东方，描绘了人民群众投身国家建设的劳动风采，反映出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进步的壮阔图景，歌咏祖国的锦绣山河，也折射出影像观念和审美思想的变化，构建出波澜壮阔的共和国影像的集体记忆。 

陪读     摄影：田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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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摄影艺术六十年：波澜壮阔的共和国影像宏图

        摄影艺术在新中国60年的发展与整个时代语境紧密相连，既有动荡和曲折，也有发展和辉煌。60年来的摄影艺术作品见证了伟大祖国屹立于世界东方，描绘了人民群众投身国家建设的劳动风采，反映出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进步的壮阔图景，歌咏祖国的锦绣山河，也折射出影像观念和审美思想的变化，构建出共和国影像的集体记忆。

       工农兵文艺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摄影的确立
 
       新中国成立后，摄影艺术作为社会主义文化艺术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1950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即成立了新闻摄影局，统管全国新闻摄影工作。在此基础上，新华社摄影部于1952年成立。到1956年间，中国已经建立起了一支专业的新闻摄影工作者队伍。1956年底成立的中国摄影学会（1981年改名为中国摄影家协会）做为党和广大摄影艺术创作者的联系纽带，吸收了全国最优秀的摄影艺术家，通过举办展览等多种形式的活动推动摄影艺术的发展和繁荣。随着各级政府部门组织机构的健全，除了全国各报纸和通讯社配备的新闻摄影记者外，各大画报和各地区的文化部门，以及一些企事业单位，也汇聚了不少摄影工作者。这些组织机构的建立说明了摄影已经纳入国家体制中，摄影工作者有了器材、经费、创作时间上的保障，创作环境大为改善，为这一时期摄影创作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前提和保障。

        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确定了新时代为工农兵服务、与人民大众相结合的文艺总方针。十七年文艺是延安工农兵文艺的深入发展，这一时期的摄影艺术既直接继承解放区摄影的革命传统，也继承和发扬了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还借鉴了前苏联所提倡写实的、主题性的艺术语言和表现手法，摄影与主流意识形态权力话语之间的关系密切。新中国初期的摄影工作者主要来自解放区的随军摄影记者，他们精于新闻报道摄影，是新中国摄影事业的骨干力量。这一时期的摄影工作，基本上是配合宣传和反映政治形势和中心工作，关注新时代的新气象，反映国家和人民新的精神面貌，充满时代的激情与斗志，而不是着重去创作摄影艺术形象。一些兼具时代精神和艺术感染力的新闻摄影作品成为这一时期的经典，如《开国大典》（陈正清摄）、《斗地主》（齐观山摄）、《战火烧到鸭绿江边》（杨振亚摄）、《鼓动》（张其军摄）、《我们热爱和平》（阙文摄）、《在结婚登记处》（李仲魁摄）等。人像、风光、静物等题材的摄影艺术作品中也出现了一批如《画家齐白石》（郑景康摄）、《黄山雨后》（黄翔摄）等优秀的作品。1956年，毛泽东提出在文艺和学术领域要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摄影家们的创作潜力得到极大的发挥，艺术生产力得到极大的释放，摄影艺术事业迈开发展的步伐。在“双百”方针推动下，1956年底中国摄影学会成立，之后《中国摄影》、《大众摄影》等摄影刊物相继创刊，这些刊物给广大摄影工作者提供了交流的平台，毛泽东还亲自为中国摄影学会和所属刊物题名。1957年开始举办每年一届的全国性的摄影艺术展览，作品既反映工农业各条战线上的建设成就，也注意从日常生活中汲取广泛的题材，以祖国锦绣河山和人民幸福生活为创作对象的风光、静物、人像等为创作题材的作品也层出不穷，《毛主席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贵宾们在一起》（侯波摄）、《欢送志愿军回国》(吕厚民摄)、《东方红》(袁毅平摄)、《巍巍长城》(何世尧摄)、《春泛嘉陵江》(薛子江摄)、《要把洮河引上山》(茹遂初摄)、《冒雨奋战》(陈勃摄)、《过马路》（柯复、王一波摄）、《节日的欢乐》(蓝志贵摄)、《妈妈！到那边去！》（香港唐遵之摄）等作品都紧贴时代的脉搏，带有特定时代的印记。从1957至1965年的九年间，连续举办了九届全国摄影艺术展览，郑景康、蔡俊三、薛子江、吴印咸、石少华、张印泉、黄翔等摄影名家先后在北京举办了个展，还积极开展了国际间的摄影艺术交流活动, 港澳摄影界与大陆摄影界有着广泛的交流和联系，以无可争辩的事实说明了这是一个摄影艺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年代，这是一个摄影艺术蓬勃发展的时期。

       “无产阶级摄影艺术的光辉样板”的塑造
 
      “文革”十年，摄影艺术和其他文学艺术一样陷入停滞状态：中国摄影学会完全停止工作；创刊十年之久的《中国摄影》杂志被迫停刊；一年一度的全国摄影艺术展览被迫中断；一大批摄影艺术创作成就突出的摄影家惨遭迫害，更有些著名摄影家含冤逝世；不少优秀的摄影作品被当作“毒草”受到批判，全国范围的摄影艺术创作活动陷于停顿状态。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江青篡夺了文艺界的领导权，在清除了政治上的异己和文化思想上的传统因素之后，宣布“无产阶级文艺新纪元”的开始，并极力推行一系列为其政治斗争服务的高度政治化、概念化的文艺创作。自“文革”开始到70年代中叶的整整十年时间，中国文艺舞台都被以革命现代京剧为主体的八个“革命样板戏”所主宰。在其他摄影创作题材作为“文艺黑线”被否定的情况下，“样板戏”剧照拍摄自然成为摄影创作中“无产阶级文艺”的重要题材，此外，它也作为宣传理想、教化民众的一种手段受到重视。“样板戏”剧照的画面语言和“高大全”、“红光亮”式的人物形象，以及“从路线出发”，“主题先行”等创作理念把摄影艺术推向为政治斗争和路线斗争服务的极致，权力意志的需要取代了个人审美情趣和判断，摄影成为图解政治宣传的工具，原本和生活联系最为密切的摄影艺术背离了现实，走进机械模仿、摆布成风、随意造假的死胡同。

      “文革”中后期，文艺政策有了相应的调整。1972年，全国摄影展览办公室成立，这意味着中国摄影学会部分恢复工作，与此同时，各地也陆续设立了摄影展览办公室。在极“左”文艺思潮仍在主导着文艺界的大背景下，全国影展办公室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对推动摄影创作和培养摄影人才等，起到积极的作用。1974年9月，被迫停刊八年之久的《中国摄影》杂志复刊。复刊后的《中国摄影》与1972年到1976年连续举办的四次全国影展一样，着重推出“四人帮”树立的“样板”单位和“样板”人物的照片，打上深深的时代烙印。

      摄影艺术在十年“文革”中遭受严重摧残，但是，仍有一部分摄影工作者以清醒的社会意识和历史责任感真实地记录下这个时代，他们的作品让我们又看到那个疯狂又不堪回首的岁月，这些影像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显出其重要的文献价值。 

      纪实传统的回归和多元影像文化的重构
 
      1976年，随着“四人帮”的粉碎，持续十年之久的动乱岁月宣告结束。而在此之前的“四五”运动的洪流中，一批青年摄影爱好者不顾禁令，冒着生命的危险，记录并保存了这场声势浩大的人民群众以自发形式对周总理的沉痛悼念、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公开讨伐。《团结起来到明天》（吴鹏摄）、《让我们把血流在一起》（王立平摄）、《力挽狂澜》（罗小韵摄）、《天安门广场360度》（鲍乃镛摄）等感人至深的作品已经成为共和国历史重要的视觉文献资料。以“四五运动”为契机，摄影艺术走出了公式化、概念化，政治口号图解式宣传照片的阴影，将镜头对准活生生的现实生活，恢复了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形成的现实主义摄影传统，拉开了新时期摄影发展的序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的改革开放政策开启了我国新时期新局面。1979年召开的中国文联第四次代表大会摆正了文艺同政治的关系，将文艺从阶级服务的工具中解放出来，极大地鼓舞了文艺界进一步解放思想，为新时期文艺创作的繁荣奠定了思想基础。与此同时，中国摄影学会召开了中断19年之久的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明确了新时期摄影艺术的方针、政策和具体的奋斗目标。此后，中国的摄影事业和其它各项事业一样获得新生，迎来了摄影艺术的大发展。1979年到1981年，以参与“四五”运动拍摄的青年摄影爱好者为主体连续举办了三届《自然 社会 人》摄影艺术展，展出的作品既延续“四五”运动摄影中的政治意识和纪实手法，又一定程度上继承20世纪30年代的沙龙情调，无论是题材、形式、表现手法都体现出了多样化。虽然，其中很多作品显得幼稚、制作也很粗劣，但是，这些作品采用表现主义和象征主义手法大胆褒贬时弊，讽刺与幽默并存，清新隽永，生动活泼、贴近百姓的生活，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作品关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类自身，是人性解放、人本思想回归的体现，从而开创了新时期摄影艺术多元化的格局。1979年4月举办的第一回“自然、社会、人”摄影艺术展和同年7月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的香港摄影家陈复礼摄影艺术展都创下了参观观众达七、八万人的历史记录，预示着经过多年的文化专制、思想禁锢后摄影艺术蓬勃发展时代的来临。

      以唯美画意为价值取向的香港沙龙摄影对中国摄影走向的影响也不可低估，陈复礼和简庆福等人的作品，连同“华人摄影十杰”的摄影风格被视为榜样，这些作品让见惯了以现实主义手法拍摄的新闻报道摄影为主的大陆摄影界耳目一新。这种唯美风格既符合中国文化传统，又迎合大众审美趣味，自然与日益增长的大众娱乐生活需求相契合，并发展成为蔚为壮观的业余摄影爱好者的主流创作方法，带动了此后风光摄影创作的繁荣，一直绵延至今。

      1978年第1期《中国摄影》所发表的《深切的怀念》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关于摄影艺术的真实性与典型化、新闻摄影与艺术摄影的关系以及抓拍与摆拍的论争。1980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全国摄影理论年会也重点研讨新闻摄影与艺术摄影的关系。1981年《大众摄影》杂志所开展的《别忘了孩子》这幅作品如何评价延续了对这个问题的争论。这场争论基本上厘清了中国摄影界几十年新闻摄影与艺术摄影纠缠不清的问题，使广大摄影者明确了摄影分类问题以及对不同门类摄影应该用不同的评价标准和创作方法，改变了摄影艺术的真实性等同于“以生活的原型表现生活”的固有观念，突破了单一的创作手法，对新时期摄影艺术的健康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经济稳步向前，文艺领域蓬勃发展，群众性摄影创作方兴未艾。全国很多行业都成立了摄影协会，各地摄影组织不断发展。迅速壮大的摄影队伍也催生摄影刊物，除了原来的《中国摄影》、《大众摄影》外，这一时期创刊的报刊还有《国际摄影》、《摄影世界》、《人像摄影》、《现代摄影》、《人民摄影》、《中国摄影报》等，达13种之多，是历史上摄影刊物最多的时期。《大众摄影》在恢复之初的发行量达到二、三十万份的历史记录。摄影作品题材越来越丰富多样，对国外摄影作品的介绍与交流得到了加强，摄影作品的艺术性提到了突出的位置上，摄影理论研究的热潮不断涌现，各种摄影比赛更是热浪滚滚，除了延续两年一届的全国摄影艺术展览外，1981年开始举办国际摄影艺术展览，其他各级展览更是不计其数，形成全国规模的“摄影热”，摄影艺术真正走向大众、走向繁荣。

      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运动在文学艺术领域产生强烈反响，伴随着电视纪录片《丝绸之路》、《话说长江》、《话说运河》等的热播，忧患意识、寻根意识、悲剧意识、人的主体意识被唤醒，一批摄影人力求从民族记忆和本土文化中寻找精神支点，开始了纪实摄影的摸索和实践。这些作品集中体现在现代摄影沙龙组织的《十年一瞬间——现代摄影沙龙’86展》和陕西摄影群体策划的《中国摄影四十年——艰巨历程》摄影展中。另外，现代摄影沙龙’88展中也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展出了部分针砭时弊的纪实摄影作品。李晓斌的《上访者》、李江树的《画家石鲁》、王志平和王苗的《西部中国漫游》、王文澜四兄弟的《广场漫步》联展、彭振戈的《大龄婚礼》等等，都为时代留下了不朽的影像。

      国门开放后，海外各种美学思潮、先锋艺术伴随着日益活跃的文化艺术交流被介绍到中国。1985年，美国现代艺术家《劳申伯格作品国际巡回展》分别在北京和拉萨展出，展出作品以绘画、拼贴、摄影、录像、雕塑、实物等多种媒介材料呈现，这是中国当代艺术史上具启蒙式影响的一次展览，中国人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到了西方具有代表性的前卫艺术家的原作。展览不仅对中国当代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影响了中国当代摄影创作。此后，表现主义、抽象主义等西方现代主义摄影逐渐被引进、渗入，并被中国一些摄影家尤其是青年人所接受，开始进行模仿、探索、实验，突出强调“表现自我”和“个人情感”的探索试验性作品时见于一些影展和影赛之中。现代摄影沙龙’85展中，不同风格流派、不同创作方法初见端倪，如王志平的抽象摄影、古大象的结构主义摄影、李明智的拼贴组合、于晓洋和凌飞的作品用寓意、象征手法进行大胆创新。而王志平的《肖像》由照片的拼贴和绘画结合而成，明显受到美国现代艺术家劳申伯格的影响。许涿的《画室》和《昨天—今天》用慢速快门造成的虚实对比使画面具有超现实意味。现代摄影沙龙’88展中，也出现了一些追求形式感和模仿超现实主义的摄影作品。这些摄影作品注重作者的审美感受和主观情感，形式新颖，但在“拿来主义”和东施效颦的背后，难掩作品中急功近利造成的粗糙和思想深度的苍白。

        以“四月影会”为发端，1980年代中期兴起的北京“现代摄影沙龙”、北京“裂变群体”、上海“北河盟”群体、陕西摄影群体、厦门“5个l”群体等都以其独特的活力和锐气，冲击着陈旧的摄影观念，进一步挖掘摄影这一媒介的艺术可能性和艺术表现力，一定程度上颠覆了1950年代以来苏联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风格的主导性地位。

     “客观再现”与“主观表现”——数字化网络化时代的影像分野
 
      1989年迎来摄影术发明150周年，世界各地都在1988年准备相关纪念活动。以杨绍明拍摄的《退下来以后的邓小平》组照在第31届世界新闻摄影比赛中获奖为契机，1988年11月18日到24日，“国际新闻摄影周”在北京开幕，活动邀请到了阿龙•瑞宁格(Alon Reininger)、法兰克•福涅尔(Frank Fournier)、迪利普·梅塔(Dilip Mehta)等大师级摄影家，以及包括联系图片社、西格玛图片社在内的世界知名图片社的图片编辑，还为中国摄影界带来了《联系图片社新闻摄影10周年》、《目击者·世界新闻摄影30年》、《摄影术发明150周年》三个高水平展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出席了展览开幕式。同时举办了《世界新闻摄影发展趋势》、《新闻摄影图片的编辑》、《摄影记者的采访》三个专题学术讲座。这次活动让中国摄影界打开了眼界，认识到“摄影记录历史的功能、认识社会的功能和视觉语言超越地域、超越肤色人种的功能。”真正发挥了摄影应有的、独特的视觉传播作用。这些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人文关怀”或“人道主义”也作为一个指标进入中国摄影界，许多摄影家开始关注社会与人生，把镜头转向普通民众，转向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转向摄影家自己对生活感受的表达，转向对中国社会转型期的自觉记录。“国际新闻摄影周”与后来的《WPP’93影展》、《WPP’94影展》、《WPP’96影展》、马克•里布的《中国四十年》影展等一道，开辟了以平民视点和个人表达为特征，以纪实美学为主流的20世纪90年代纪实摄影创作的繁荣，还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纪实摄影的走向。

      1988年3月，台湾阮义忠的《当代摄影大师——20位人性见证者》一书由中国摄影出版社出版。1989年，由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的《摄影》丛刊第2期对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的纪实摄影实践进行总结，并编辑了六组中外纪实摄影家的作品，以11个版面的篇幅介绍了马克•里布的作品《中国所见》。书中比较全面地介绍了纪实摄影的理念和作品，虽然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但是对后来中国纪实摄影的规范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引领作用。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蔚为大观的“中国当代纪实摄影运动”中，许多摄影者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记录下了大变革中的中国，如安哥的《生活在邓小平时代》、林永惠的《东北人》、吴家林的《云南山里人》、朱宪民的《黄河两岸、中原儿女》、解海龙的《希望工程》、徐勇的《胡同101像》、黑氏四兄弟的《看陕北》、侯登科的《麦客》、李楠的《中国最后一代小脚女人》、李玉祥对即将消失的古村落记录等，这些都是中国社会转型、历史变迁的视觉文本。2003年年底在广东美术馆举办的《中国人本——纪实在当代》大型摄影展是中国纪实摄影的全面展示。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与市场化时代的到来，互联网的普及与资讯的共享，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与世界同步，一批艺术家开始尝试将摄影和观念艺术相结合，他们借助摄影手段作为艺术表现形式，摄影与美术、装置艺术、身体艺术、行为艺术等日益交融、混合，出现了一股观念摄影创作的热潮。在这里，摄影不再单纯作为一种客观记录的手段，而是用主观化的处理方式去表达人的自我内心精神、人生观感和审美意识，摄影只是摄影家观念的一种依托物，他们着眼的是自己的观念如何被视觉化，创意、想象力和艺术观念成为创作的灵魂，数字影像技术的发展更为艺术家表达自己的艺术观念提供了可能性，摄影艺术实现了从“观察”的艺术发展为“想象”的艺术，摄影者的思想、观念得以更完美地表现出来，使摄影创作成为无限的可能，真正实现了摄影艺术创作的自由。而画廊、拍卖公司、收藏机构和策展人等的出现，以及各地此起彼伏的摄影节和国际大展，都为观念摄影提供了展示空间和经济生存空间。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 随着数字影像技术、多媒体技术和网络传媒的进一步发展，摄影艺术融进了当今无所不在的计算机科学时代和信息化时代，人人都成为影像的制造者和传播者，影像也成为一种大众化的书写和阅读工具，摄影从精英阶层走向大众，迎合了以娱乐消费为特征的大众文化。而现代科技和人类艺术灵感高度融合而产生的影像艺术消解了传统的摄影艺术概念，无孔不入的后期加工篡改挑战着新闻摄影的伦理道德底线，艺术的言教功能遭到普遍怀疑，这些都预示着一个全新的影像文化时代的来临。

        摄影艺术在新中国60年的发展历程中，不仅目击、见证了新中国的社会发展、民族复兴和思想解放，还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这其中离不开一代又一代摄影人的努力和实践。为表彰和鼓励成绩卓越的摄影家，1988年2月，中国摄影金像奖设立，成为中国文联常设的十三个文艺门类的全国性奖项之一，并于1989年的“首届中国摄影艺术节”上首次颁奖。2006年，在中国摄影家协会成立50周年之际，表彰了一批为发展和繁荣中国摄影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摄影家，这其中有石少华、齐观山、吴印咸、张印泉、沙飞、陈复礼、郎静山、郑景康、姚经才、徐肖冰、吕厚民、吴群、陈勃、陈昌谦、侯波、袁毅平、高帆、黄翔、蒋齐生、简庆福。在摄影术发明170周年，中国摄影艺术节成功举办八届之际，我们迎来共和国60华诞。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蒸蒸日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为摄影艺术的腾飞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为广大摄影工作者施展才华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中国摄影艺术事业将会迎来新的辉煌。（陈申  徐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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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是一个所有中国人都应该永远铭记的伟大的日子——这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北京举行了盛大的开国大典。作为当时拍摄开国大典的一名摄影记者，我有幸成为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与见证者。在我的记忆中，没有一件事能与开国大典相比。凡参加过开国大典的人，都有一段激动而美好的回忆，都能讲一段与它有关的故事，比如当时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了谁，毛主席是一种什么样的神态，等等。而我当时就在城楼上，在离开国领袖们最近的地方观察着他们，并拍摄下一个个难忘的瞬间。那天为了安全，被允许上天安门城楼拍照的记者很少，在我的记忆中女摄影师好像就我一个人。

        当天，参加庆典的群众早上六七点钟就从四面八方进入了天安门广场，总数在３０万人左右。整个广场上红旗翻卷，如红色的海洋，各色服装则把广场点缀得五彩斑斓。天安门早已装点一新，城楼顶上金碧辉煌，栋梁中间悬挂着8盏大红宫灯，东西两侧红旗迎风招展。天安门城楼下，金水桥两边搭起了两座台子，一座是阅兵指挥台，一座是前一天刚到北京的苏联代表团观礼台。天安门正中央挂着毛主席的彩色画像，两侧红墙上写着两条大标语：“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央人民政府万岁！”天安门城楼重檐中间，也挂着一条红布横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典礼”。

        下午两点多，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会议后，各位委员分别乘车前往天安门城楼。大家在午门前下车，毛主席在前，刘少奇、宋庆龄等随后，在各位委员和民主党派、人民团体领导人的簇拥下，从城楼西侧健步登上天安门城楼。这时，我就开始拍了，一边拍一边往后退，还要不断地调整焦距和光圈，拍完一卷，就要赶紧换，生怕耽误了重要的镜头。

        当领袖们走上天安门城楼时，整个广场顿时响起雷鸣般的鼓掌声和欢呼声，“毛主席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口号声响彻云霄。

        毛主席当时也显得非常激动，他一边往上走一边向群众挥手，两只手不停地挥，能明显地看出，他胸脯起伏得很快，说话的声音也有点变调，偶尔与周围的刘少奇、宋庆龄等人交换一下意见，自豪与神圣的情绪溢于言表。

        下午３点，庆典开始。在《东方红》的乐曲声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各位委员就位。毛主席站在城楼正中间，用带着浓重湖南口音的洪亮声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一切早已就绪，就等毛主席说这句话了。毛主席和领导人们站在天安门的前廊上，离前廊的护栏不远，我要想照到他们的正面，就得把身体尽可能地往外伸，一度要把身体伸到护栏外面。当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时候，我按下了快门，那张《开国大典》就此诞生。就在这时我感到身体一晃，险些摔下城楼去，幸亏别人扶了我一下。后来一回头，才发现扶我的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这张照片是我最得意的几张照片之一。并不是我拍得多么好，而是因为它非常特殊，它是新中国光辉历程的见证。每当我的名字随着这张照片登出来的时候，我都有一种自豪感，更有一种庆幸感。是历史给了我这样的机会，是党和人民给了我这样的机会。（侯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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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结起来到明天》：“四五运动”精神的典型表现 
 
        “《团结起来到明天》是在１９７６年４月５日上午１０点左右拍的。头天晚上广场上的花圈都被收走了，人们愤怒了，高喊‘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高唱国际歌，从大会堂开始手挽手地走，目标是广场东侧的‘工人民兵指挥部’，那是一个小楼，如今已经没有了。那景象十分悲壮，颇有走向刑场的气概。我赶到他们的前面拍了几张，自己也很感动。这一天是整个活动的高潮，对周总理的爱，对‘批邓’的不满，对‘四人帮’的愤怒，全都在这一天里爆发了。”

        这是著名摄影家吴鹏对自己的代表作《团结起来到明天》拍摄过程的一段回忆。当时正值清明节前后，席卷全国的悼念周恩来总理、反对“四人帮”和极左路线的群众运动最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达到顶峰，自发而来的群众达２００多万人次，人们在广场上敬献了数以千计的花圈和花篮，张贴了无数诗篇和悼词，寄托愤懑之情。吴鹏所说的“头天晚上”，也就是４月４日晚，群众运动被错误地定性为“有计划、有组织的反革命性质的反扑”，于是江青等人下令没收全部花圈和花篮，撕毁悼文，逮捕无辜群众。第二天，即４月５日，几十万人涌向广场，要求归还花圈，释放被捕者。因为那个年代有照相机的人不多，而且当时专业记者们也不能公开去拍，当时在场的许多摄影爱好者也因为形势的紧张而不敢随便拿出相机，所以吴鹏的这张《团结起来到明天》就成了记录下那一天和那个场景的唯一的照片。

        当然，能拍到这张照片绝非偶然。吴鹏说，１９７６年１月８号，周恩来总理逝世，刚一听到广播他就去了天安门广场。从那时起，直到４月５日，这期间他去了许多次，可能是当时那批拍照的人里面去的次数最多的一个。尤其是３月以后，几乎天天去。那时他在北京丰台当铁路工人，为了拍照方便，宁可上夜班，也要腾出白天的时间去广场。“别人怎么样我不知道，我是很明白为什么去拍摄的。而且从技术上讲，我已经没有问题了，只要能拍，我肯定能拍到好照片。”

        在当时的情况下，在天安门广场拍照是一件危险的事情。有时有人盯梢，告诉吴鹏别拍了，他就收起相机，过了一会儿，他们看他没动静，就不盯了，这时他又开始拍。尤其是在４月５日前后，吴鹏说有3次他差点被抓走。“４月２日，有个跟了我很长时间的便衣抓住了我。这时围上来好多人，大声说‘不许带人’，‘我们悼念总理怎么啦？’这一起哄，那个便衣也没辙了，只好走开。４月３日晚上，一批士兵和警察在广场把大家围住了。正好我面前站的是个新兵，我就急中生智，大声喊：‘这儿怎么了？出什么事了？’那战士问我：‘干什么的？你从哪儿来？’我说我找自行车呢，那战士就说那你快出去吧。这样我又逃了。还有一次是在４月５日当天晚上，大批士兵和警察突然出现并从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还有南北两侧开始往广场中央收拢。就听见有人喊‘抓人啦’，大家就都跑，而且都是朝着南边方向跑。到了南边时，正好有一辆２０路公共汽车路过，警察让汽车赶快走，我就借着汽车的掩护跑出了广场。警察在后面喊‘站住’，这会儿哪能站呢。我一口气跑到北京饭店才敢停脚，算是又漏网了一回。”

        “四五”摄影运动被普遍认为是新时期摄影的开端。在这场运动中，吴鹏等当时的一批业余摄影爱好者就是这样冒着生命危险“冲锋陷阵”。他们拿着档次不高的相机，里面装着从电影厂里淘换来的黑白胶卷或者是几角钱一个的国产“代代红”卷，凭着一颗火热的心和一双敏锐的眼睛，拍下了数以万计的照片，终于使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没能成为影像的空白。《团结起来到明天》更因为其唯一性而显得弥足珍贵。从艺术性的角度看，这幅照片在动态的生活原型中抓住了瞬间的精华——人们行进中情绪最激昂时，以及取景框截取的画面富有视觉的吸引力。照片题目用《国际歌》中的一句歌词“团结起来到明天”，也很出彩，既是现场实况的生动再现，又是“四五运动”精神的典型表现。正因为如此，这幅作品后来在１９７９年中国文联、中国摄协、文化部联合举办的“人民总理为人民，人民总理人民爱”大型摄影展览上以不容置疑的影响力获得了一等奖。（郭青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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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平您好》：说出了人民的心里话 
 
        １９８４年１０月２日，《人民日报》刊发的一幅名为“大学生游行队伍中的一个场面”的照片格外引人关注。这幅作品反映的是前一天，也就是１９８４年１０月１日，国庆３５周年时，天安门群众游行队伍中，北京大学的学生打出了一幅“小平您好”的条幅。在当时，这个场面的出现所蕴含的意义，无疑是多样而重大的：人们对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爱戴、对改革开放的拥护，当时思想解放的深入、政治体制改革的进步……这一幕持续的时间很短，大概只有几秒钟时间，当时在场的摄影记者有几百人，而拍到的只有两三个人，时任《人民日报》摄影记者的王东就是其中的一个。

        当时，王东站在天安门城楼前搭起的一个专门的摄影台子上，主要的任务就是用一个长镜头拍城楼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他身上还挎着一部标准镜头的莱卡相机，专门拍游行队伍，看见有意思的场面就拍。王东记得，当时游行队伍中的一些标语、口号，像“对外搞活”、“２０００年翻两番”，都是很新鲜的，也很吸引人。他当时也拍了不少这样的照片。

        至于“小平您好”条幅的出现，王东说，之前看过几次群众游行的预演，都没有这个场面。所以当条幅突然打出来的一刹那，很多人都没有反应过来，更别说去拍下来了。“其实当时我没有想太多，或者说来不及想太多，就是觉得比较新颖，虽然当时有很多大的标语、口号，但是这个特殊一点，字不正规，条幅用的布也不正规，而且打出条幅时游行队伍的气氛也变得很不一样，显得特别活跃。”王东抓紧时间拍了两张后，很快这个镜头就没有了。

        拍完以后，王东就意识到，这张照片有点意思。所以回到报社以后，在当天晚上就制作出来了。先拿给一版要闻版选，没选上。当时报社还要在四版出一个画页，就再拿给画页版选，也没有选上。后来听编辑们议论，他们当时认为这个不正规，把握性不大。而且新华社没发，拍没拍也不知道，还有军报也没有发这个照片，编辑就考虑，登出来妥不妥，怕担风险。万幸的是，后来二版有一组报道要配照片，二版的主编保育钧（后来成为了《人民日报》的副总编）一眼看中了这张照片，他说这个照片好，就用这张。就这样，第二天这张照片就和读者见面了。当时很快就引起了很多人的反应。“记得第一个给我打电话的是《四川日报》的总编辑，也是四川省委宣传部部长，叫徐玉川。他看了当天的报纸，马上就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我拍了一张有历史意义的照片。”１９８５年评“好新闻奖”时，这张照片评上“好新闻特等奖”——“最佳新闻照片”。这之后，影响就大了。

        在王东看来，这张照片之所以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主要是这个标语口号比较新颖，它反映了时代的心声，体现了时代的特点。“１９８４年，改革开放尽管没几年，但已经使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变化与进步。这种变化每个人都能切身感受到，进步也让人们对时代心怀感激。因为当时是小平同志主持工作，所以大家就想到它（‘小平您好’），这是很自然的事，就是不管在什么时候，只要你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就会记得你。虽然打出条幅的是北大的学生，但是这种思想并不仅仅是北大这几个学生的思想，而是代表了全国广大人民的思想，它说出了人民的心里话。”（郭青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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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墟中的生命营救》：汶川大地震救灾纪实 
 
        《废墟中的生命营救》这张照片于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３日９时１０分拍摄于四川省都江堰市的聚源中学。再次提起这个地名，也许许多人还会有些发怵。当时，这里一栋6层的教学楼已经垮塌，天下着雨，废墟上遍布遇难者遗体，救护车嘶鸣着奔向这里。此时，通往震中映秀的路已经瘫痪，救援队聚集在这里展开救援。《解放军报》记者乔天富是最早到达这里的摄影记者之一。趁着部队下车集结、分工的时机，他快步跑上废墟展开工作，并拍摄了武警成都市消防支队的勇士们从倒塌废墟的缝隙中救出一个学生的照片。当时，一武警上尉告诉他，废墟中还有一个幸存者，被大梁卡住，他们没工具，救不了。工兵团官兵接替武警，投入抢救生命的战斗。勇士们钻进倒塌废墟横梁的缝隙中，冒着频频余震，顶、切、割、钻、锯、拔，经过６小时奋战，于１３日晨９时１０分从废墟中救出幸存女学生高颖。淋了一夜雨的乔天富定格下了这个重要的时刻，也定格下了勇士们的英雄群像。

        ５·１２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乔天富立即收拾行装，通过联系和请示，随首都第一批救援人员乘空军专机飞赴成都，并于当晚马不停蹄地赶到都江堰市聚源中学救援现场，采访拍摄救援生还者，为媒体在第一时间获取灾区信息提供支撑。１３日到达都江堰，１４日到达重灾区绵竹，１５日随救援队到达了汶川的映秀镇。在到达灾区采访的前几天，往往是救援队最先冲到哪里，乔天富就跟随到哪里。他没有固定跟随某支部队，都是哪里的灾情严重就到哪里，晚上和大家一起挤在汽车里过夜。他利用并不先进的通讯设备，想方设法尽早给报社传回稿件。

        与以往采访的各种地震相比，这次的８级大地震更加牵动乔天富的心——他的家乡绵竹与汶川仅一山之隔，是地震重灾区。在这次地震中，老家绵竹市东北镇天齐村９８％的房屋倒塌。１３日午夜，乔天富随工兵团转战绵竹市汉旺镇东方汽轮机厂救灾。当救援车队到达绵竹时，城区是一片黑暗。出城区奔汉旺，行车３００米就到了自己的老家。借着汽车灯的余光，他看见家乡马路两边一片废墟。此刻，乔天富已泪眼模糊，心如刀绞。但部队要前往的目的地是汉旺，他强忍悲痛为车队领路直奔汉旺。

        采访了一个星期后，乔天富才得知，自己的堂兄、堂姐、堂弟媳遇难了。５月１９日下午２时２８分，二炮部队官兵在他的家乡天齐村和乡亲们一起在废墟上举行仪式，哀悼死难同胞。他噙着泪水，摄下了军民悲痛悼念遇难同胞和在废墟上宣誓的场景。

        作为一个报道过唐山大地震、对越自卫反击战战地摄影采访的摄影工作者，在报道地震的同时，乔天富还教战士们如何消毒，如何预防余震。许多人不理解他为什么剃光头，乔天富说，剃光头会省很多事儿。在地震灾区，发生余震等危险是家常便饭，万一伤及头部，没有头发更便于消毒和治疗。显然，乔天富是以上战场的心态前往四川地震灾区的。“灾情就是命令”已经是融入这位军人摄影家血液中的神圣职责。

        ２００８年，乔天富获得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的“全国抗震救灾模范”等荣誉；２００９年，他以最高票获得了中国摄影人的最高荣誉——中国摄影金像奖。荣誉和奖项，更多是对这位充满激情和高度责任感的军旅摄影家的肯定。(刘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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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越大干劲越大》：社会主义建设热情的生动写照 

       １９５８年，中国正处于“大跃进”时期，也迎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这一年，北京市在京郊昌平明十三陵地区修建十三陵水库。经过数十万劳动大军１６０个日日夜夜的艰苦奋战，一座高２９米、坝顶长６２７米，设计蓄水量达６６００万立方米的水库即宣告建成。在此期间，为了以文艺形式反映首都人民忘我劳动的精神，中国文联组织多批作家和艺术家到水库工地参加劳动和采风创作。当时的中国摄影学会积极响应中国文联的号召，从３月上旬到５月下旬，共组织会员５０余人，分期分批到水库工地劳动和创作。时任中国摄影学会副秘书长的陈勃就先后去过两次，他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雨越大干劲越大》也是这个期间创作出来的。

        陈勃对记者回忆说，在十三陵水库工地，数十万大军忘我劳动，此起彼伏的号子声、高音喇叭中的音乐声，让整个工地成为了一个沸腾而又生气勃勃的新天地。这一切都激励着艺术家们的创作热情，他们和工人一起劳动着，并创作着。记得当时已五六十岁高龄的李可染先生、吴作人先生，还有周怀民、李桦、黄永玉等画家，每天都风尘仆仆地奔波在工地的各个角落。到了晚间，艺术家们就同住在工地上的几顶帐篷之内。北京的5月昼夜温差很大，白天烈日炎炎可达３５℃，而在夜里，帐篷中却寒气袭人。尽管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如此之差，但大家的创作热情却十分高涨。记得当时摄影界的张印泉、石少华、顾淑型、薛子江等人，也如年轻人一样，到处寻觅着生动的镜头。

        一天下午２时，阴云密布，雷声隆隆，一场大雨即将来临。这时，摄影家们收起了相机开始返回住所避雨。陈勃在返回的路上想，大雨之时会不会还有人在劳动，如果能拍摄一幅在雨中劳动的画面，岂不是更好！于是他重返工地现场，寻找劳动场面。“这时大雨已经倾盆而下，我们在雨中奔跑。突然，在一个小山坳里我发现了这个动人的场面：一些人不但没有躲雨、收工，而且喊着更加响亮的劳动号子，挑着沉重的沙石，像比赛一样，健步如飞地向前奔跑着，真是雨越大干劲越足。我连忙请人帮我打伞遮雨，在滂沱大雨中拍下了这个镜头。由于这是一场阵雨，高空云层较厚，而周围较淡，从对面散射的亮光形成了主光，或者说是逆光，而背景是一个暗色的山崖，因此，粗大的雨滴在逆光的暗背景中，便形成了条条白线，更增强了雨景的气氛，也更加反衬出了人们生产劳动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高涨热情。”当年８月，在民主德国举办的社会主义国家新闻摄影大赛中，这幅《雨越大干劲越大》就荣获了一等奖。

        至今回忆起那段经历来，陈勃还深有感慨：“十三陵水库工地的劳动和创作，使许多摄影家受益匪浅，不仅创作出一些优秀的作品，在思想上也受到一次莫大的教育，深刻体会到‘生活是艺术创作的源泉’。”(郭青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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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眼睛》：摄影的力量在这里充分展现 
 
         提起“希望工程”，人们脑海里就会浮现出那双充满渴望与希冀的“大眼睛”——作为“希望工程”的形象标志，著名摄影家解海龙的代表作《大眼睛》从１９９１年问世至今，一直显现着摄影巨大而神奇的力量：“希望工程”因它而声名远播，慈善捐助因它而源源不断，社会爱心因它而被广泛唤起。这些年来，它不但改变了照片中小姑娘的命运，使她不到１５岁就成了共青团中央的候补委员，还实实在在地改变了一个村、一个县的教育面貌；全国到底有多少失学儿童因为它而又走进了校门，已经是难以统计的数字。《中国摄影》杂志１９９９年向摄影界的专家作了一个题为“摄影在我们的记忆中”的调查，这张照片名列第一。而在一次随机的街头社会调查中，９３％的群众知道这幅作品，足见其影响之大。

        １９９１年之前，解海龙已经自学摄影１０年，其作品也曾在国内外各类摄影比赛、展览中入选、获奖，但题材杂乱，更没有个人风格。１９９０年，他再次去农村进行摄影创作，发现许多贫困地区的农家孩子因生活困难，不能入学受教育，他们渴望读书的心情深深地打动了他。于是，解海龙决心用照相机把这些孩子的情况记录下来，以此告诉人们，只要你能伸手帮他们一把，这些孩子就不会成为文盲。１９９１年初，解海龙买了地图，东拼西凑，找了一些经费，开始到边远地区进行采访拍摄。

        采访拍摄的条件是艰苦的。乘硬座火车，搭拖拉机、驴车，有时一天就要走四五十里山路。住在老乡家里，吃饭总是两个饼子一碗菜汤。采访中遇到不理解甚至阻挠更是家常便饭。但解海龙没有打退堂鼓，他坚信自己的拍摄专题是有意义的。“我不能眼见这些孩子，在校园外面徘徊。很多孩子哭着要上学，家里没有条件，他们就上山砍柴，或捉些蝎子卖掉，或剪掉指甲、头发换钱，太让人感动了。无论如何，这件事也要坚持做下去。我只要把这件事做好，也就不枉拿相机，算是办了一件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怀着这样的信念，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他跑了１２个省、２８个县、１００多所学校，拍摄了７０个胶卷。

        １９９１年４月８清晨，在安徽省金寨县桃岭乡张湾村，解海龙碰到了５个上学的孩子，这其中就有《大眼睛》的主人公苏明娟。她当时只有７岁，是这群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他们每天从家里到学校来回要走２４里的山路。孩子们在前边走，解海龙就在后边跟着一直拍。后来到了一个水库边上，孩子们拉过一个小船准备乘船过去，解海龙连忙也跳了上去。在船上，他和孩子们交流，应他的要求，苏明娟在他手上用圆珠笔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到学校后，孩子们都去上课了。解海龙就在校园里一个教室一个教室地拍。到了一年级的教室，他忽然发现了坐在第二排的苏明娟正专注地盯着黑板，手里的笔正在抄写着什么。那双充满了对知识的渴望的大眼睛让他心头为之一震：这不正是自己正在寻找的那种眼神么？不正是最能表达自己拍摄目的的绝好素材么？于是解海龙连忙静悄悄地拿起了相机，远远地把这个似乎是专为中国失学儿童而下凡的小天使抓进了取景框。他先拍了一张横幅的。由于觉得苏明娟的眼神没有正对着镜头，就准备再拍一张竖幅的。就在这时，苏明娟发现了解海龙以及正对着她的镜头，略有些吃惊地看了过来。解海龙不失时机地按下了快门，《大眼睛》就此诞生。

        １９９２年４月，解海龙从一年中拍摄的所有照片中选出了４０幅，送给身边的许多人审阅，听取他们的意见和感受。所有看了照片的人都有一个同样的感觉，就是要为这些孩子们捐款。尤其是那一幅“大眼睛的小姑娘”，谁见了都会受感染，都会被感动。“希望工程”的启动单位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把这４０张照片做了５０套，分发给当时的新闻媒体进行报道。还在北京的王府井和西单各放了１张巨型的“希望工程”照片进行宣传，王府井放的就是《大眼睛》。“这张照片很神奇，无论从那个角度看，你都会觉得那双眼睛是正在看着你。”解海龙说。而当时的宣传效果也是他始料未及的。许多人将捐款寄到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不到8个月时间就收到善款上亿元，有时一天就能收到数万元。许多人在汇款单上写道：请把钱转给大眼睛的小姑娘。“看到此情此景，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原本以为这些照片不会发表，没想到却能引发社会上潜在的巨大慈善力量。”于是解海龙趁热打铁，开始筹办个人影展，让更多的人了解那些孩子，了解“希望工程”，并积极参与进来。１９９２年１０月，他的“希望工程摄影纪实”图片展同时在北京、台北两地展出。北京的展览引发了强烈反响，１０天之间，数万人蜂拥而来参观、捐款、留言。一位老师参观完展览，马上回去组织全校的学生来看。孩子们深受感动，纷纷把零花钱掏出来放在《大眼睛》的照片前，堆得像一个小山丘一样。“我第一次感受到摄影的巨大力量，也第一次认识到我所从事的事业的意义。”影展结束后，又在华北油田、武汉、广州、珠海、青岛、上海、合肥等地巡展，所到之处，无不轰动。与此同时，希望工程捐款源源不断。

        因为这张照片，金寨县成了全国有名的“希望县”，张湾小学也由宝洁公司赞助盖起了新校舍。在解海龙所拍摄的数十幅照片中，涉及到失学孩子的，全部复了学；涉及到危困教室的，全部建成了希望小学。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负责人曾这样说：“海龙的一张照片经常会引来一所学校，甚至不止一所。”

        解海龙的“希望工程”摄影并未就此停止，这之后他又走访拍摄了很多贫困地区。而他和苏明娟的联系也从未中断。１９９4年，他到安徽找到了苏明娟，并带她到北京参观了天安门、长城等地方。后来苏明娟又顺利考上了大学，现在已经在安徽工作，而且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解海龙透露，苏明娟去年已经结婚，结婚前她还给解海龙打了个电话，说她对男友提出的要求就是，结婚后我可能要拿出很大一部分精力和财力去做公益事业，你能不能接受。他的男友欣然接受。这让解海龙也为苏明娟感到由衷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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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鸟巢“含苞待放”》：北京奥运会开幕的哲学表达
       
在今年的第八届中国摄影金像奖评选中，新华社记者费茂华以一组精彩的奥运摄影获得这一中国摄影界最高个人成就奖。谈到他的奥运摄影，费茂华说，在他看来，奥运会是当今世界最宏大、最绝美也是最富有活力的一幅“风景画”：运动员奔腾的身影以及拼搏的精神、观众五彩斑斓的扮相和如痴如醉的神情、主办国独特而神秘的文化和风情以及越来越富有现代气息甚至超越时代的场馆，哪一样不使观者感受到与观看风景一样的愉悦？而他的奥运之旅也是从拍奥运“风景”开始的。

    北京奥运的“风景”中最引人瞩目的可能就是国家体育场（“鸟巢”）——这个极具个性的建筑曾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２００７年世界十大建筑奇迹之一。因为是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和闭幕式的主场地，因此，可以说，“鸟巢”几乎就是北京奥运会的象征。于是，费茂华决定首先将“鸟巢”拍好。从２００８年７月２５日新华社报道团正式入住奥运媒体村到８月２４日奥运会结束，他有几乎一个月的时间都在“鸟巢”附近转悠，可以寻找各种可能的角度、可能遇到任何一种让摄影人艳羡不已的光线、可以尝试几万种构图和景别。

    拍过风景的人大概都知道，风景摄影的关键要素之一就是运气，因为很多能够让风景照片变得闪亮的元素都有着偶然性的特点：天气、光线以及生命体的活动等等。

    那天是２００８年８月８日清晨，费茂华试图拍摄能够反映“北京奥运会将于今日开幕”这个新闻的照片——这可能是他成为体育新闻摄影记者以来面对的最大挑战：如何用照片来表现一个还未发生但将要发生的新闻。当时新华社的战友们都精神抖擞地奔赴包括“鸟巢”周边、天安门以及北京的大街小巷等各个岗位之时，他突然发现自己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模仿4个月前“好运北京”国际马拉松赛时拍摄《“鸟巢”春浴图》的手法，把雨珠中的“鸟巢”拍下来。那或许将是一张有点特点的照片。而此前，费茂华专门借来了微距镜头，并学习了微距摄影的简单技巧。７月份在“鸟巢”周围逡巡时，他已经发现在运动场边几株小草上面娇然欲滴的露珠里也能够映出运动员训练时的身影。自然真是奇妙，他想。

    ８月８日凌晨１点，电光火石之间，拍摄雨珠或者露珠中的“鸟巢”的想法和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在费茂华头脑中相撞了。这时，他还想到，拍摄雨珠和露珠中的“鸟巢”或许能使这个新闻具有某种哲学意义：与“鸟巢”那宏伟的身躯相比，露珠和雨珠是非常渺小的，但渺小中却能包容伟大；同时，与奥运会开幕式的热烈相比，露珠和雨珠中的“鸟巢”是宁静而安详的，但这宁静与安详正是精彩来临前的最好预示。

    想法有了，接下来就是实践。那天北京无雨，“鸟巢”周围的小草也基本被环卫工人割掉了承载露珠的草尖。找来找去，小心拍摄，直到上午７点多费茂华才带着自己的满意作品回房间。随后，他将７张剪裁编辑好的照片发回到了新华社奥运报道前方新闻中心，并在照片后面附上了这样的说明：“这张翻转了１８０度的照片显示的是，８月８日清晨，国家体育场（“鸟巢”）那宏伟而带有奇幻色彩的身躯，静静地藏在露珠里，如同一粒含苞欲放的花蕾，等待着今晚那个伟大时刻的绽放。当天晚上，第２９届奥运会将在北京隆重开幕。”当天，该照片以《鸟巢“含苞待放”》见报，并广受好评。费茂华说：“对于一个通讯社的摄影记者来说，这是最高的荣誉，也是对我身上的汗水、腿上的红肿以及饥饿的最高奖励，也是对那些虽然渺小却包含伟大的露珠的褒奖。”(郑丽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