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的《照片的“罗生门”——中国当代摄影的批评视野》一书出版，该书是艺术史博士、专栏评论家邢千里继《中国摄影简史》之后的又一力作。作为多家专业媒体专栏评论家的邢千里，涉猎摄影史、艺术批评、图像理论等诸多领域，总能立足于更广阔的学术背景，以更为宏观和细腻的角度审视当代摄影的诸多问题，其文章通达中有风采，平实中见丘壑。借此机会，中国摄影家协会网与邢千里进行了访谈，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中国当代摄影理论评论者。

Q：张双双 中国摄影家协会网编辑 

A：邢千里 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浙江省摄影家协会理论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Q：请您介绍一下新近出版的著作《照片的“罗生门”》，这本书主要围绕什么内容展开的？

A：《照片的“罗生门”——中国当代摄影的批评视野》可以说是我这几年来摄影理论批评写作的一次阶段性回顾和提炼。正像我在后记《批评即沉淀》一文中所说，这本书是我《中国摄影简史》的延伸，特别是其中尚未完成的2000年之后中国当代摄影章节写作的准备部分。在我看来，摄影批评在本质和终极目标两个维度上都是摄影史研究的一部分。我这些年的摄影批评思考和写作也是基于摄影史构建这一大的框架构想。《照片的“罗生门”》的七个板块分别从摄影的信仰基础、文化策略、观念游戏、本体反思、摄影史维度及权力话语等方面展开，力求将宏观视角与具体现象相结合，理论思辨与实践批评相结合。从摄影切入问题，跳出摄影谈文化，最后再回归到摄影自身。

而且，我一直坚持将摄影批评与写作纳入到宏观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视野之中，从文学、绘画、宗教、哲学等多重维度对摄影进行审视。当然，具体侧重什么，如何切入，每位从事理论批评研究的学者各有不同，各有各的学术背景、能力范畴、价值取向和艺术趣味。就个人而言，我希望读者既能看到我的摄影态度、文化立场，也能在阅读的过程中得到一定的文字享受和节奏快感。

《照片的“罗生门”——中国当代摄影的批评视野》 邢千里 著

Q：之前您有谈到自己从事艺术和摄影批评的工作，与您的家庭有很大关系，可否请您具体谈一谈？

A：我始终觉得，艺术和摄影批评不仅仅是学术研究和理论思辨，更是一种艺术创作，是很个人化的东西。批评没有唯一答案，也很难判定对错，就像俗语所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好的批评核心在于是否具有启发性且能自圆其说的独特观点。与艺术家的成长相似，批评家的思维模式、写作风格也与其家庭和成长经历有密切的关系。我的父亲是作家，担任过地方作协主席，发表过很多小说、报告文学和散文，曾入选1981年全国短篇小说奖。父亲的耳濡目染，家里藏书的熏陶，曾经的作家梦，都在无形中影响着我的文学思维和文字表达。我的二哥现在是一所大学的油画专业教师。他从中学时开始习画、临帖和练习篆刻的过程简直就是一部活生生的中国艺术家生平传记，让我对东西方艺术和传统书画篆刻等等有了一些基本的认识、兴趣和敬畏心，也启蒙了我的图像思维和艺术品味。在这样的成长环境背景下，我很小就开始尝试写作、画画。小学时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初中开始发表绘画作品。而文学和绘画这两门在我看来与摄影关系最为密切的学科，奠定了后来我进行艺术和摄影批评写作的基础。

Q：您所学的专业是西方美术史，是什么样的缘由让您对艺术、对摄影有着这么执着浓厚的情感？

A：这可能首先还是源自我对文学的兴趣。文学和美术密不可分，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学和绘画。诗书画印不但审美法则、艺术趣味相似，而且也是古代文人画家主要的“学源结构”。苏轼评价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就是这个意思。而且，文学和美术又不仅仅是一门学问，更是人类寄托情感、表达自我和丰盈身心的重要途径。我始终觉得，人的一生如果与文学和美术绝缘，生命质量将是缺憾的、乏味的。通过学习中西方艺术和摄影，不但能够获得审美愉悦和理性快感，获得一种与古人、与他者交流与共情的新途径，也激发了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的热情和表达欲望。这种热情和欲望的着落，对我而言就是写作。

不管摄影和绘画在历史和当下有着怎样的纠葛关系，在属性上都是人类文化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在技术语言和审美特征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两者都与图像的观察、创作和传播有关，都与对这个世界的立场、态度和趣味有关，而且是互相启发、互相补充的关系。在天津美术学院读研期间，我就对摄影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起因是宿舍的一位设计专业同学，他课余时间对摄影的痴迷一方面让我对摄影这门艺术产生了近距离接触，另一方面也不由地让我思考他的专业与摄影作品之间的生成学关联——这或许就是我摄影批评的开始。不久，我在学校主楼策划了平生第一个摄影展览——我与室友的双个展——“业余镜头”。室友的作品具有明显的设计和构成色彩，善于从生活中攫取巧妙而生动的瞬间，而我则尝试从观念和纪实的角度对文化与人性进行反思。展览前言或许可以视作第一次摄影批评写作的试水，而随后我在当年（2006）第4期天津美术学院学报《北方美术》上就此次展览所撰写的文章《影像的观念化生存》，应该是我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摄影批评文章了，同时也是我第一次发表摄影作品。

我在硕士和博士阶段写了一些传统和当代艺术的理论评论文章，摄影的集中写作始于工作后给本科生上世界摄影史课程，可以说是边学习边授课边思考边写作。那时还没有微信、公众号，我的文章主要发布在雅昌艺术网等平台的博客上。2015年秋天，浙江省摄影家协会邀请我参加“TOP20·中国当代摄影新锐展”研讨会。我的简短发言从展览的作品观感切入，结合了一些自己在摄影理论教学中的切身感受，其中的部分内容后来整理成《小情绪，大帽子》等评论发表在中国摄影报上。回去的途中接到报社编辑电话，想对我进行采访。虽然由于时间原因没有采访成，但电话中一来二去，聊起了当代摄影的不少话题。得知我一直有些艺术和摄影方面的写作，编辑便要了几篇文章去发表。不久后，干脆建议我在中国摄影报评论版开设专栏“千里随谈”。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到今天为止已经发表了七八十篇了，其中的大部分收入在这本《照片的“罗生门”》里。同时，我也在为《美术报》《中国美术报》等媒体专栏撰稿。

《中国摄影简史》  邢千里 著

Q：在生活中，您是如何保持自己的创作灵感以及对图像、对摄影的敏感度？

A：我常对我的学生们说，多读书，多游历，多交流，多实践。这也是我一直努力的方向。要保持写作的兴趣、灵感和能力，批评家必须是一个勤奋的人，一个耐不住寂寞的人。读书当然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在当今社会，能够静下心来每天读点书俨然都是奢侈了。大量的读书是基础，而且要广泛涉猎。但人的时间和精力毕竟有限，所以我的阅读主要是以艺术、摄影及其密切相关的文学、历史、哲学为主，即便如此，也是感觉好书浩如烟海，不能尽读。所以有的精读，有的泛读，包括画册、影集，也要去“读”而不是“看”。不过，我也反对从早到晚泡在图书馆里的学习方式，知识的来源是多样的，书上的图像和文字固然是人类才华和智慧的凝结，但绝不能代替来自生活和自然的经验与感动，特别是摄影和绘画作品，印在书本里的视觉感知远远不如看原作来得可靠。多游历，多去接触不同文化语境下的鲜活的人和事。比如到一个国家或城市旅游，除了景点、美食，我愿意将更多的时间精力放在当地博物馆、美术馆、大学和老街巷，这是我的“旅游观”。博物馆保存的是一个城市和地区的历史，美术馆代表的是艺术品味，大学反映的是教育水平，而老街巷的居民、声音、建筑、气息则是此地活化石一般的生动文献。多交流，就是多与艺术家、摄影师和其他学科优秀的人做朋友，他们是活跃在“一线”的鲜活样本和创作主体，了解他们观念和创作特点、方向，学会倾听和交流，从中汲取营养，激发、丰富并验证自己的写作方向、思路与内容。多实践包括两个内容，一是写作实践，二是创作实践。我平时看展览、画册、书报，或者浏览网站、跟朋友聊天，常常会不由自主地产生写作的冲动，一般是先随手写下题目或者一两句话的梗概，日后有时间再完成。多写作其实也是一个训练的过程，毕竟，从写作的念头落实到笔下或电脑上的文字，是一个重新组织、推敲、深入和润色的过程，久而久之会培养起适合自己的一套工作机制，就像熟练运动员一样，身体的各部分机能之间配合默契才能高质量地完成运动意图。至于实践，我觉得搞理论批评的也要多少进行一些绘画和摄影等造型艺术方面的尝试，可以帮助自己更好地理解、体会作品及创作过程，使得写作更深入、更细腻和有针对性，同时也可以陶冶自己的性情，补益文风。

Q：您对摄影的认知和批评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出版诸多个人学术专著，也长期在媒体开设专栏发表论文。您个人的摄影理论评论的视角是从哪个角度切入进去的，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吗？

A：批评的价值和有趣之处就在于每个人的角度和风格都不同。我教过的同学，包括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的八字“箴言”：外儒内道，胡思乱想。前者是我的文化态度，后者是我的思考习惯和切入角度。外儒内道指的是中国延续至今的文化艺术的核心基因。儒道作为中国本土的“准宗教”存在，两千多年来深刻地决定着中国文化艺术的基本特征、历史走向及当代面貌。简单来说，外儒内道深刻地决定了中国摄影近二百年来突出的乡愁情结和诗意特征。我不止一次专门撰文深入阐释过我的这个观点。胡思乱想在一般意义上是贬义词，但在我这里是褒义词，是我对同学们的基本要求。它强调的是一种联系的观点和发散思维。这个词源于魏晋南北朝“五胡乱华”的思想冲突和文化融合，是儒家学者站在所谓中原主流文化的立场上的一种文化俯视与不满。而正是因为所谓的“乱”，出现了思想观念和文化艺术的多元化繁荣，我们熟悉的建安文学、顾恺之、王羲之等等，都是“胡思乱想”的产物。我对学生说，普通人看到漂亮的小姑娘，脑海中联想到花朵，你们脑海中也只是想到了花朵，那你的专业性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别人看到一个事物能联想到一、二，我们至少要想到三、五，甚至更多。万事万物之间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广泛联系，学会胡思乱想其实就是发现和利用这些联系，用于自己的思考和写作。当然，胡思乱想的前提和基础是广泛的阅读、游历、实践和思考。

《“无意识摄影”》之二，2020年

Q：多年来，您从事摄影教育工作，接触摄影最鲜活有生命力的一代代年轻学子，将您所学的知识传授于他们的过程中，也亲历了摄影的发展变化，从胶片时代到现在人人都是摄影师的时代，摄影的呈现方式和传播形式也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对于高校的摄影教育，您有哪些感触？您的学术理念又是怎样的？

A：最大的感触可能就是中国摄影教育的理论方面太薄弱了，而且没有明显的改观。不论是高校摄影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社会大众包括摄影人自己的思想认识，还是现有的理论团队建设、愿意从事理论批评研究的年轻学子的数量质量，都不尽如人意。我们鼓励并包容摄影的多元化，但是前提是有独立的思想认识和理论基础，否则就很容易被某种风格或潮流带着走，急功近利、盛浅尝辄止甚至投机主义就会盛行。就摄影理论批评本身的建构来说，相较文学、绘画等也不可同日而语，这让从摄影术诞生伊始以来中国摄影自身学术地位的提升似乎变得更加困难，与中国摄影实践本身近二百年的发展也极不相称。

传播方式的巨大变化，特别是自媒体的发展，的确让人有种“人人都是摄影师”的错觉。但事实上只是拍摄这个行为本身变得容易了，真正的摄影反而变得更难了。说句老套的话，摄影最后拼的还是文化，而不是像现在很多摄影人（包括大学生）那样为了抵抗这个所谓的“人人都是摄影师”时代，转而向传统印相或者高精器材以及专业后期技术上寻找出路。在我看来，摄影的呈现方式和传播形式的巨大变化不应视作对摄影的挑战或者威胁，而是自我反思和完善的契机。其实不仅是摄影，面对媒体科技的日新月异，当代艺术也在调整和适应。艺术、摄影和科技之间的壁垒早已打破，当代文艺与之前相比，更多地表现为反映和解决当代人的生存处境而不仅仅是风格的创新。

《湖边》，萧山，2020年

Q：摄影作为一种媒介，您是如何解读它的文化属性？    

A：摄影是媒介，而媒介的最终目的是人。摄影，本质上是文化的一部分，文明的一部分。我们要解读作为媒介的摄影的文化属性，说到底是解读摄影背后的人的文化属性，不仅仅是摄影师，还包括摄影的主导者、观看者、接受者、传播者、评价者等等。如果说摄影是一种媒介，不同维度下的“摄影人”何尝不是？摄影正是不同时空条件下的人的文化属性共同作用下的产物。

我一直坚持认为，摄影既是技术，也是艺术，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这也是摄影区别于绘画和文学的特点。所以，从文化属性来看，摄影天然地拥有历史价值和审美价值，当然同时也肩负特定时空下的文化使命。技术性和艺术性本质上都是中性词，一方面，摄影的文化属性具有稳定性和延续性，比如说文献意义、审美规律和普遍意义上的道德指向等；另一方面，不同时代、不同文明语境下的摄影对技术和艺术的要求及其表现又是不同的，比如对于摄影人文精神的理解在东西方摄影史中的表现就存在很大差异。

Q：习近平总书记在文代会上反复强调文艺对国家、民族和人民的重要作用。“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好的文艺作品“像蓝天上的阳光、春季里的清风一样，能够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在新时代，摄影的记录属性发挥了它独特的价值，您怎样理解摄影的时代使命？

A：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事实上是与毛泽东文艺思想一脉相承的。今年正好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讲话》的核心精神就是强调文艺要为人民服务，为民族和国家服务。无论文艺的风格、内容和形式怎样，总是特定意识形态的产物，也必然承担特定意识形态的培育及传播责任。相比其他艺术门类，摄影有自己的突出优势，比如更强的直观性、传播性、大众性和文献价值。新时代语境下的中国当代摄影应该也能够胜任时代赋予的使命。一百多年前蔡元培先生的“以美育代宗教”说，以及唐代画家及理论家张彦远“成教化、助人伦”的文艺观，本质上都是在强调文艺的社会属性和时代使命。历史地看，艺术家只有将自己的才华、抱负与国家、民族和人民的需求相结合，与时代相契合，才能真正让自己的艺术具有恒久的生命力。也唯有如此，才能诞生真正伟大的文艺作品。

Q：对新时代的摄影工作者，高校热爱摄影的新一代学子们，您有哪些期望和建议？

A：高校摄影是中国摄影未来的生力军，很大程度上也是当代摄影的一个缩影。我觉得高校内外的中国摄影面临的问题和思考是相似的。总体来说，这些年中国摄影发展得很快，各种活动项目、展览赛事、媒体平台、出版物等层出不穷，对于年轻的摄影人来说，这提供了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学习与展示机会，有利于开阔眼界、积累经验，但也很容易因为缺乏足够的认知与辨别能力而迷失其中。说到期望和建议,结合我十余年来的教学感受，简单谈两点。一是尽可能学习不同文化语境下摄影观念和风格的同时，要始终对中国近二百的摄影探索特别是当代中国摄影的本质、使命和可能性保持必要的清醒意识与责任感，一味地追随、模仿西方某种当代观念或风格而缺乏真正的本土化思考肯定是没有出路的。这多少有点像民国时期美术界关于“中体西用”的思考，中国传统和本体的艺术思考是根本，是“体”，西方的观念、材料和技法等是“用”，用于启发和丰富我们自己的实践探索。这个关系不能颠倒。具体到创作实践上，就是多拍自己熟悉的东西，聚焦与自己的生命和情感最为密切的生活。二是当代摄影面临的话题和使命较之过去有了巨大变化，摄影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密切。基于我国高校摄影理论学科建设极其薄弱的现实，年轻摄影学子需要尽可能地拓展自己的学识结构，特别是美术学、文学、历史学、社会学、伦理学等领域的知识，否则会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胜任新时代对摄影不断提升的使命要求。比如这几年比较热门的乡村影像，我们会发现在最初的劳动场景、家庭合影、老照片陈列等常规操作之后，大家对这类雷同影像越来越感到审美疲劳。更重要的是，这些作品因为没有深入到每个乡村独特的历史人文中去，也就无法真正挖掘和表现出具有个性和深度的乡村影像，千篇一律、流于表面也就在所难免。

中国摄影报专栏文章

Q：对于当前的中国摄影理论评论您有哪些看法和建议？

A：中国摄影理论评论这些年发展迅速，但与摄影实践的规模和多样性相比还是极不相称的，特别是摄影史和摄影理论研究。中国摄影理论评论的体系建设不但滞后，而且也反映在当代摄影的评价模式和价值导向的相对混乱、社会美育责任实现的相对欠缺等问题上，在根本上制约了中国摄影的纵深发展和实质性提升。当代摄影热闹有余，思考不足，在当代文艺生态中的地位不高，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受。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可能就是摄影跑的太快了，太急了，太热衷于各种展览赛事活动带来的即刻的光鲜感。真正的理论评论没有跟上，反过来又对摄影的发展起到了不好的导向作用。这在无形中形成了一个恶行循环。

摄影理论评论的梯队建设不尽如人意，愿意和有能力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太少了，而且青黄不接。摄影圈内外对于理论评论的重视不足，重技术轻理论的观念依然根深蒂固。从事理论评论的现实回报也少的可怜。比如随便一个县级的摄影比赛，即便是入选作品一般也有三五百元的奖金，而且名额还不少，可是发表一篇理论评论文章也不过如此甚至更低。著作就更别提了，苦心孤诣、耗时几年的摄影理论著作，还不如一本东拼西凑的摄影比赛宝典来得畅销。

这也反映在高校摄影基础教育上。人才培养方案不合理，摄影理论的话语权偏低，课程设置和专业方向划分不健全的问题普遍存在。学生对于理论学习的兴趣不高，中国摄影理论研究的梯队建设也就无从谈起。我在给本科生上课的这些年，一直在努力发现和培养理论苗子，指导他们学习和写作，陆续在《中国摄影报》等专业媒体和平台发表了几十篇理论评论文章及摄影师访谈等，在考研时选择摄影及艺术理论方向的同学也在慢慢变多。虽然总体来看还远远不够，但多少有些进步，还是挺令人欣慰的。

Q：接下来，您有哪些创作计划或方向？

A： 一般来说，摄影理论包括摄影史、摄影批评和摄影理论三大部分，即所谓“史论评”。继《中国摄影简史》《照片的“罗生门”》之后，我计划用两三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慢慢打磨一部摄影理论著作，将这些年来我对摄影自身及其与文学、历史、美术、哲学等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等进行一定的整理。我希望通过这三本著作，基本上构建起我个人的一个学术体系结构框架，并不断地丰富和完善。当然，摄影史和摄影批评的研究写作会继续深入，一方面继续经营几个专栏，另一方面中国摄影史还要补充、完善、修订。再就是合适的时候，可能还会对某些摄影专题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和写作，出几本画册和研究著作。作为一名摄影理论批评写作者，也很想拥有一本自己的作品集，进行一些理论与实践的融合尝试。我现在跟几个摄影朋友常常在一起学习交流，业余时间也在拍摄，希望不久的将来能形成一本有趣的、有一定理论思考和“批评”意味的摄影作品集。

邢千里

关于作者

邢千里，艺术史博士。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浙江省摄影家协会理论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摄影报》《中国美术报》《美术报》等专栏评论家，《中国书画报》特邀学术主持。首届“民族影像奖”（摄影理论类）获得者。已出版专著《中国摄影简史》等多部，发表艺术及摄影理论批评文章两百多篇，发表的作品涉及文学、绘画及摄影等领域。论文入选第11、12届全国摄影理论研讨会，第六、七届全国画院美术作品展览论坛等；参与浙江大学《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子项目《清画卷》编纂、浙江省老摄影家口述史研究，主持杭州摄影史研究工程等。策划或担任学术主持以及观察员的摄影展览主要有：第七、八届济南国际摄影双年展，2019丽水国际摄影节，2019北京国际摄影周以及2017“伯奇杯”中国创意摄影展，2017“徐肖冰杯”全国摄影大展，TOP20・2019中国当代新锐摄影展，2020浙江省摄影艺术展览等。现任教于浙江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