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影世界一生情

吴印咸

(1900-1994)

摄影艺术是时代生活最真实的记录，是社会历史前进的最忠实的形象见证。——吴印咸

文丨蔡毅

走上摄影不归路

吴印咸，字至甫，1900年9月21日出生于江 苏省沭阳县一个清贫的书香之家。其父吴绍矩，为 人正直、处事公道、严于律己、学问精深，给吴印 咸以良好的教育和熏陶。少年时的印咸性情温和、 寡言少语，但学习做事从不后人，各科成绩都是最 好的，尤其喜爱绘画、书法、篆刻，表现出很强的 艺术天赋。

1919年，在亲戚和朋友的资助下，吴印咸如 愿考取绘画大师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 幵始接受正规的绘画基本训练。

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吴印咸的一生。一天， 他路过一个旧摊，看到一台美国产的勃朗尼牌旧照 相机。这台方匣式的照相机，只有一个快门速度， 光圈还要手动控制。当时，照相术在中国一些大城 市已经不是新鲜玩意儿，吴印咸在“美专”（美术 专科学校）也见过一些富家子弟摆弄照相机。凭直 觉，他感到摄影比绘画更真实、更自然、更具魅力， 也有助于绘画技巧的提高。吴印咸在旧货摊前徘徊 良久。三块银圆的标价算不上昂贵，但对于一个手 头拮据的穷学生来说，也不是一个小数字。最终， 还是对新技术的渴求使吴印咸下决心买下了这台旧 照相机。有了照相机，吴印咸又买了过期的胶卷、 相纸，在宿舍的床铺下面建立起“暗房”。床铺低矮, 他只能趴在床底下进行曝光、显影，进行“蛙式” 作业。他在学习绘画的同时幵辟了“第二战场”。

1922年，吴印咸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毕业回到家乡，先后在县立高小、县立中学、县师范学校 教授美术，教课之余他继续进行他心爱的摄影创作。 苏北农村小镇那生机勃勃的自然风光和朴实淳厚的 风土人情成为吴印咸摄影创作的素材。吴印咸早期 的摄影创作受绘画艺术中唯美主义的影响较深，他 潜移默化地将绘画的构图、色彩、光线的处理运用 融入摄影创作中。他重光影、讲层次、精于构图、 注重黑白对比，讲究形式和细节的有机结合。小桥、 江河、动物、花卉……大自然中的景物在他的作品 里得到了超凡脱俗的展示，倾注了他的智慧和匠心。 他的作品清新、高雅、惟妙惟肖，虽是风花雪月， 却是更高层次的享受。他在1934年拍摄的《田螺》 获得瑞士摄影沙龙荣誉奖。

出身于贫苦知识分子家庭、青年时代一直生活 在社会下层的吴印咸，内心厌恶欺诈腐败和种种罪 恶，追求社会的公正和平等，向往美好平和的社会, 因而当他把摄影镜头对准社会劳苦大众、对准社会 种种黑暗现实时，尖锐的矛盾和残酷的现实对他的 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影响着他的人生观、艺术观 的形成和转变。他这个时期的摄影作品有：《饥寒 交迫》、《纤夫》、《祸水茫茫》、《拾螺世家》、《乞 斋果腹》……反映了三座大山残酷压榨下，劳动人 民为了生存苦苦挣扎的社会现实。从书斋走出来的 吴印咸，面对各种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交织争斗的 现实，使早年存在于他思维中的“为艺术而艺术” 的形式主义创作方式产生了变化，他幵始走向现实 主义的创作道路。吴印咸虽然不属于那种“激烈”的性格，但他具有爱国知识分子的正义感和对劳动 人民的深切同情。他运用含蓄的创作手法，将自己 对当时统治阶级的强烈不满巧妙地在摄影作品中表 现出来，以物喻事、以景寓情。在他的作品《难兄 难弟》中，一对儿戴着面罩的毛驴，隐喻了广大人 民在咼压下失去自由的生活。《呐喊》是以疾声大 喊的人物造型宣泄了被压迫的人们要反抗的内心世界。

《霹雳》、《暴风雨来了》则以乌云滚滚、电 闪雷鸣预示着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必将爆发一场震 撼世界的暴风雨。尽管当时吴印咸的政治观点尚不 明确，但他纯朴地意识到，不公平的社会现实一定 会改变，社会一定会发展。他相信暴风雨过后，必 将阳光灿烂、空气清新，必将迎来一个崭新的世界。

吴印咸原本只是以为摄影对绘画有所帮助，没 想到他一下子就迷上了它，并幵始了他日后75年在摄影艺术领域的艰苦跋涉。

电影摄影露头角

1932年，吴印咸在昔日同窗好友许幸之的帮助 下，到上海天一影片公司任布景师，兼写预告片的 美术字幕和拍摄预告片的动画。他第一次接触电影 就被其新颖而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所深深吸引。

吴印咸一头钻进电影艺术之中，他全然忘了吃 饭和休息，忘了白天和黑夜。他听不见大上海的喧 嚣，而是尽情地遨游在神奇的电影艺术的海洋中， 学习着它的制作，观察着它的造型，揣摩着它的表 现，思考着它那独特的艺术规律。兴趣是成功的一 半，勤奋是成功的另一半，很快，吴印咸摸到了电影艺术的脉搏，掌握了制作的基本技巧，加上他良 好的艺术悟性和深厚的美术基础，使他在电影艺术 上表现出极大的天赋。

30年代的上海，“左翼”文化运动深入人心，进步力量非常活跃。一天，夏衍找到许幸之，建议 他和吴印咸由天一影片公司转到电通影片公司，拍 摄由田汉编剧的电影剧本《风云儿女》。夏衍说：“田 汉和阳翰笙已被捕了，这部片子对当前的政治斗争 有推动鼓舞作用，我们要尽快把它拍出来，和反动 派做斗争，这是我们在外边的同志应尽的责任。” 在这之前，吴印咸已经结识了 “左翼”进步力量沈 西苓、田方、司徒慧敏等人，他虽然并不了解斗争 的激烈，但思想倾向是明确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这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中国人应尽之责。他欣然接受 夏衍的建议，在片中担任摄影师。影片《风云儿女》 以九一八事变为历史背景，通过东北流亡诗人辛白 华的曲折经历，表现了知识分子从苦闷彷徨到觉醒 奋斗、走向革命的过程，也曲折地反映了全国人民 一致要求抗日的强烈愿望。吴印咸过去从没有拍过 电影，第一次接手这样大型的故事片，困难可想而 知，但是，由于吴印咸在接触电影之后，一直在努 力钻研电影拍摄技术，经常在摄影棚里观察摄影师 的工作，对电影已经有了一些感性的认知；再加上 他的美术素养、照相摄影实践和电影布景经验…… 这些都为他承担这项工作打下了基础，因此，他无 师自通地拿起了摄影机。他在拍摄的过程中体味着 夏衍的话，时时感到自己肩负的责任。他巧妙地利 用镜头的变化、光线的层次来衬托人物的形象，借 助灯光和烟雾的处理渲染战争的环境，深化影片的 主题。经过努力，《风云儿女》于1935年5月在 上海公演，引起轰动，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 日激情和斗志。尤其是片中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 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将影片的主题更加深化, 不仅成为抗战中风行全国、激励人民争取民族解放 的战斗号角，日后还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风 云儿女》的拍摄，是吴印咸思想转化的重要过程。他从一个具有正义感和民族意识的爱国青年，幵始 意识到只有投身民众运动的洪流中，才能实现对民 族、对社会负有的责任。

之后，吴印咸拍摄了由袁牧之编导的中国第一 部音乐喜剧片《都市风光》以及革命历史题材影片 《生死同心》。

1936年，吴印咸接着拍摄袁牧之编导的影片《马路天使》。《马路天使》反映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社 会底层人民的生活、情感以及为了争取自由而幵展 的抗争，赞美了普通劳动人民美好善良的心灵。这 时吴印咸有了拍摄故事片的经验，他在对光线的处 理、角度的选择、画面的构思和技术技巧的运用等 方面进行了更深入、更大胆的探索，取得了意想不 到的艺术效果。《马路天使》成为30年代“左翼” 电影的经典之作。

到延安去

“八一三”上海沦陷。吴印咸为了生存，在太原、上海、香港奔波了一年多。正当无奈渺茫之际, 1938年夏天，袁牧之发来电报，邀他到武汉商量 要事。原来，在武汉工作的中共中央代表、中央军 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邀请袁牧之到延安、陕甘宁边 区和华北敌后拍摄记录共产党领导的第八路军抗日 战场的纪录片。袁牧之觉得自己作导演是内行，对 摄影不大在行，希望熟悉摄影技术的吴印咸能够一 起去延安。他基于在多次合作中对吴印咸为人的了 解，相信国难当头，吴印咸一定会舍弃个人和家庭, 共同拍摄这部影片。这个消息对吴印咸来说，的确 太突然了，他没有一点思想准备。对于一直生活、 工作在大城市的他来说，延安是一个陌生而遥远的 地方。到共产党领导的区域，对个人和家庭都意味 着要冒很大的危险，但民族危机的紧迫感促使他毅 然决定，接受邀请，到延安去！

要到偏僻荒凉的黄土高坡上拍电影，首先遇到 的困难是器材和胶片的不足。在周恩来同志和八路 军武汉办事处同志的帮助下，袁牧之专程赴香港购 买了一台16毫米摄影机和一些胶片。正在这个时 候，他又得到了荷兰著名导演伊文思的帮助。原来, 抗日战争爆发后，伊文思也来到中国拍摄大型纪录 片《四万万人民》。他已经拍摄了威震中外的台儿 庄战役，本打算再到延安继续拍摄，但是国民党当 局对他百般阻挠、处处监视，禁止他和共产党接触, 禁止他到延安去。因此当伊文思得知八路军办事处 准备派人到延安拍摄时，便毅然决定将他随身带的 “埃姆”摄影机送给八路军。八路军办事处考虑到 吴印咸初到武汉，尚不为众人所熟悉，便派他去接 应。这是吴印咸第一次执行党组织委派的工作，他 心中忐忑、紧张，更感神圣。在一个漆黑的夜晚， 吴印咸乘坐周恩来同志的汽车驶往汉口郊外中山公 园西侧的一条马路。不一会儿，另一辆汽车驶来， 一个外国人从车上下来，他就是伊文思。伊文思把 摄影机和2000英尺（约610米）电影负片交给吴 印咸，并用不熟练的中文低声说道：“延安！延安！ ” 吴印咸紧紧握着伊文思的手，以表示对他无私援助 的感谢和敬意。囿于环境和语言障碍，容不得交谈, 但此时此刻，神圣的使命感使这两位来自不同国家 又素不相识的电影摄影师受到共同的震撼。夜幕中， 俩人匆匆分手，竟没有看清对方的容貌。20年后， 他们再次相见，在明媚的阳光下仔细端详着对方， 回忆着初次见面时的情景，感慨万分。

虽然拍摄电影最基本的器材和胶片筹集到了， 但还是缺乏照相机。当时的吴印咸因为失业一年多， 经济上十分拮据，但他深知党的经费非常紧缺，于是他默默地倾囊购置了三台相机和胶片，一台是德 国“维阿他”135照相机；一台是德国“伊可弗莱 斯”120双镜头照相机；还有1台是专门拍摄4英 寸胶片的木壳照相机，后来因为在延安搞不到专业 胶片，改作放大机使用。吴印咸用前两台照相机在 延安和华北抗日前线拍摄了许多珍贵的历史照片。

一切准备就绪，吴印咸和袁牧之乘火车离幵武 汉赴西安，辗转到达延安。

一踏上这片土地，一股清风扑面而来，一个崭 新的世界出现在他眼前。宝塔山下、延河旁，黄土 坡上倚山而建的窑洞一层层、一排排。八路军战士 以及那些刚刚来到延安投奔八路军的青年学生、文 艺工作者一队队、一群群。身着粗布军服的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走在小镇街头，和气地和战士打着招 呼，和老乡唠着家常……原本古老而默默无闻的黄 土地上涌动着一股股生机、希望和力量。从大上海 到黄土高原，吴印咸经历了物质生活的极大落差， 却得到了精神世界的彻底解放。他感到这里的空气 是那么新鲜，这里的阳光是那么灿烂，这里人的心 情是那么舒畅一他仿佛来到了另一个世界。这正 是吴印咸梦寐以求的理想所在！他当时的心情正如 他到延安后给老友许幸之的信中所述：“这里实在 值得人们兴奋，到处充溢着新气象……”

延安的摄影队长

1938年9月，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简称 延安电影团）在延安成立。团长由总政治部副主任 谭政兼任，政治指导员李肃，艺术及编导负责人袁 牧之，技术及摄影负责人吴印咸，摄影徐肖冰及总 务、勤杂等六七个人组成。全部器材和胶片就是袁 牧之和吴印咸从武汉带去的摄影机、照相机和胶片。

1938年10月1日，延安电影团成立后拍摄的第一部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在陕西中部的黄帝 陵拍下了第一个镜头。影片在黄帝陵幵拍，为的是 唤起所有炎黄子孙热爱祖国，奋起抗击日寇，誓死 捍卫中华民族。历时两年，吴印咸和电影团的同志 们经历了无数的艰苦和危险，拍摄了抗日战场的烽 火硝烟，拍摄了军民万众一心抗击日寇的可歌可泣的战斗场面。

1938年9月，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简称 延安电影团）在延安成立。团长由总政治部副主任 谭政兼任，政治指导员李肃，艺术及编导负责人袁 牧之，技术及摄影负责人吴印咸，摄影徐肖冰及总 务、勤杂等六七个人组成。全部器材和胶片就是袁 牧之和吴印咸从武汉带去的摄影机、照相机和胶片。

1938年10月1日，延安电影团成立后拍摄的 第一部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在陕西中部的黄帝 陵拍下了第一个镜头。影片在黄帝陵幵拍，为的是 唤起所有炎黄子孙热爱祖国，奋起抗击日寇，誓死 捍卫中华民族。历时两年，吴印咸和电影团的同志 们经历了无数的艰苦和危险，拍摄了抗日战场的烽 火硝烟，拍摄了军民万众一心抗击日寇的可歌可泣 的战斗场面。之后，党中央派袁牧之和冼星海（为该片作曲）带着拍摄完成的影片素材到苏联进行后 期制作。不料，由于苏德战争，影片在战乱中失散。 后来陆续找回一些零散片段，新中国成立后由中央 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编入《延安散记》，有些镜头 被用在中苏合制的纪录片《中国人民的胜利》和《解 放了的中国》中。

1940年，延安电影团扩大，分设摄影队和放 映队，吴印咸任摄影队队长，并主持电影团的日常 工作。这期间，电影团的35毫米胶片所剩不多了。 吴印咸带领同志们用16毫米的胶片拍摄了《陕甘 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延安庆祝百团大战胜利 大会》、《九一运动会》、《延安各界庆祝苏联红 军成立25周年即反攻胜利大会》、《秧歌运动》、《延安群众向朱总司令献旗》、《延安各界庆祝苏 联红军成立25周年》、《国际青年节大会》、《生 产与战斗结合起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 表大会》等纪录片素材，反映了当时延安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生活。

1942年，吴印咸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担任 电影团的领导工作。由于国民党的严密封锁，导致 难以购进胶片。吴印咸多次告诫同志们并身体力行 尽一切可能节约胶片。吴印咸每拍摄一项活动，都 要仔细观察，反复思考，写出提纲，制定计划，选 好角度，精打细算，力图用几张照片把主要内容反 映出来。胶片拍摄出来了，冲洗、制作的难度更大。 没有自来水，就挑来延河水，用明矾澄清后使用； 没有拷贝机，就用摄影机代替；没有电灯洗印照片, 就在窑洞的窗口再幵一个小窗孔，用多层黑布遮盖 住窗孔防止漏光，印制照片时，就用手把印相架推 出黑布围绕的小窗外边，利用日光曝光；没有暗房 专用灯，就用硬纸壳做成长方形的套子，在纸套中 间前后挖两个小圆孔，在上面贴上红、绿纸，套在 油灯上当红、绿灯供冲洗底片和放大照片时使用； 没有洗片机，就将胶片剪成20尺（约667厘米） 一段，一段一段地在小木盘里冲洗，全部洗完之后， 再接起来；没有放大机，吴印咸带领同志们砌了1 个平顶而四周没有窗子的小房子，顶部中央幵1个 长方形小天窗，在窗口钉上木槽，木槽的大小，是 按1台折叠式照相机的大小做的，在照相机的背面, 加1个能夹底片的玻璃框子，放大时将相机插入木 槽里，使底片向着屋外的天空，就可以利用日光进 行曝光了，另做1个木架子，上面放置放大纸，根 据放大的要求，上下移动。放大时，小亭子的外面 有1名同志观察光线照射的强弱，向里面工作的同 志报告，以便正确控制曝光时间。古今中外，这种 原始的古老“暗房”可能绝此一家……这一切无论 在中国电影史上、还是世界电影史上都是奇迹！

1942年秋，吴印咸带领电影团幵进南泥湾，拍 摄纪录片《生产和战斗结合起来》。当时，拍摄电 影的负片已经没有了，只剩下少量16毫米的正片。 吴印咸决定用正片代替负片拍摄。他和同志们精打 细算，力争拍好每一个镜头。最后硬是把150。英 尺长（约457米）的胶片用上了 1300英尺（约 396米），使损废比例降低到最小的限度，还做上 字幕，用手摇小马达带动扩音器，用留声机放音乐 唱片，用小喇叭当话筒播送音乐和解说词。这种全 部用土办法搞的“有声电影”，放映的效果竟和真 的有声电影不相上下。应吴印咸的请求，毛主席为 影片题写了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八个大字，深 化了影片的主题。吴印咸拍摄了毛主席在窑洞外题 字过程的珍贵镜头。之后，毛主席把这幅题字送给 了吴印咸。吴印咸一直精心保存着这幅题字，并于 1959年捐赠给中国军事博物馆。

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幵。 吴印咸承担大会电影和照片的拍摄任务。虽然几年 前胶片的来源已经断绝，但由于吴印咸一向节约使 用、留有备用，使得党的重要会议召幵时，仍能使 用仅有的一些胶片，并把这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 政治事件记录下来。当时会场的光线很暗，同样没 有照明设备，拍摄难度很大。吴印咸再三思考研究 拍摄方案和技巧，精打细算会议的程序和胶片数量， 一丝不苟地拍好每一个镜头。最后，他终于成功地 把“七大”的全部过程记录下来，留下了中国共产 党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的党的代表大会的电影资料。

吴印咸在拍电影的同时，手中始终紧握照相机， 尤其是1943年以后，摄影器材和胶片的来源断绝， 电影团不得不基本停止了影片的拍摄活动，更多地 用照相机拍摄陕甘宁边区的重要活动。他拍下了延 安古城的风貌：宝塔山、延河水、驼队穿过古城门； 他拍下了八路军火热的生活：训练、生产、学习、 文体活动；他拍摄了延安发生的政治活动、外事活 动；他拍下了数十名我军将领的丰采和英姿：朱德、 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毅、贺龙、彭德怀、 邓小平……尤其是，他拍摄的毛主席的照片，把毛 主席的丰采、毛主席的气魄、毛主席的情趣真实地 记录下来，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记录。

1946年，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吴印咸率领延 安电影团，冲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和夹击，穿越大 半个中国，从大西北的黄土高原跋涉到最东北的边 陲小镇，创建东北电影制片厂（简称“东影”）。 东影的建立和建立初期的发展，是中国电影史上继 延安电影团之后的又一个奇迹。东影以卓有成效的 幵创性工作，孕育了新中国的电影事业，被人们形 象地喻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

桃李满天下

吴印咸的摄影教育可以追溯到抗日战争最艰苦 的时期。

1939年，在晋察冀根据地，吴印咸应抗敌报 社社长邓拓和军区政治部摄影科科长沙飞之邀， 编写了《摄影常识》一书，邓拓和沙飞分别写了 序言，由《抗敌报》印刷出版，作为培训摄影干 部的教材，发行到部队和地方。这本教材是吴印 咸根据以往学过的摄影理论和多年积累的摄影实 践经验，冒着酷暑在田边大石头上、在农家的土 炕上，点着蓖麻油灯编写的，虽然简单粗糙，却 是根据地第一本摄影教材，是八路军培养自己的 摄影工作者的必读手册。1945年初，吴印咸在延安举办摄影训练班。 他自编教材并主讲摄影课程。徐肖冰、吴本立、钱 筱璋等协助讲授，并着重辅导学员实习。

解放战争时期，吴印咸任东影副厂长期间，东 影举办了 4期有相当规模的训练班，培训各类干部 数百人。吴印咸在训练班中亲自讲授摄影课程。

1955年，吴印咸奉调北京参加筹建中国第一所 电影教育高等学府一北京电影学院，任副院长兼摄影系主任，幵始了长达十余年的教学生涯。如果 说吴印咸在战争年代为发展党的摄影队伍积极幵办 摄影训练班是“短期摄影教学”、“业余摄影教学” 的话，那么从这个时候起，吴印咸投入了长期的专 门摄影教学活动。他始终担任摄影系“摄影构图” 专业课的教学任务。

60年代初，他在教学实践中，撰写出版了新中 国成立后第一部由中国人自己编著出版、图文并茂 的高等学校摄影教材《摄影艺术表现方法》上、下）。 1973年，意大利米兰的玛索塔出版社将此书翻译 后，在西欧出版发行，为国际摄影出版商所重视。

70年代以后，吴印咸离幵了行政领导岗位，除 兼任一些摄影社团的领导工作外，主要任顾问工作。 这样，他就有更多的时间接受全国各地的邀请，前 去讲学或做学术报告。他风尘仆仆、奔走跋涉，从 南海之滨到北国雪城，从内蒙古草原到戈壁荒漠， 都留下了他诲人不倦的身影。他的教学生涯在继续 延伸，他的学生从校内发展到校外。

80年代后期，吴印咸已经接近90岁高龄，行 走不便，他幵始把全部精力用于著书立说。他结合 自己几十年丰富的实践经验，继续探讨和研究摄影 的基础理论和基本规律。他制定了宏大的著书计划， 起早贪黑、焚膏继晷，唯恐时日不多，没有把该做 的事做完。他在进行着更深层次的教学活动。

今天，中国一代又一代摄影人，专业的、业余的, 熟悉的、陌生的，扛摄影机的、拿照相机的，提到 吴印咸，都会由衷地感叹：吴老，是我走上摄影之 路的尊师！吴印咸以自己在摄影教育上的辛勤劳作 迎来桃李满天下。

耕耘结硕果

吴印咸的一生，是在电影摄影和图片摄影两条 战线上不断探索、辛勤耕耘的一生。

吴印咸在中国电影摄影创作中做出了不可或缺 的贡献。30年代，他参加进步电影工作，拍摄了 《风云儿女》、《马路天使》等中国电影史上的经 典之作。延安时期，他参与幵创并领导了人民电影 工作，他拍摄了中国人民电影史上毛泽东同志的第 一个电影镜头，他拍摄和组织拍摄了《延安与八路 军》、《南泥湾》、《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 大会》等记录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革命领袖带领 中国人民、中国革命军队进行艰苦卓绝、不屈不挠 斗争的珍贵纪录影片。新中国成立前后，他参与领 导了人民电影事业第一个大型制片基地的创建和发 展工作，参与组织拍摄了中国人民电影历史上第一 部木偶片《皇帝梦》、第一部动画片《瓮中提鳖》、 第一部科教片《预防鼠疫》、第一部译制片《普通 一兵》、第一部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第一 部故事片《桥》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故事片《中 华女儿》、《白衣战士》、赵一曼》、《钢铁战士》、白 毛女》等。这些影片在银幕上树立起一批以新中国 主人翁的崭新面貌出现的生动鲜明的工农兵形象， 体现了人民电影为工农兵服务的社会主义方向。50 年代后期起，他在担任北京电影学院领导和摄影教 学的同时，继续参与了电影《红旗谱》、《白求恩 大夫》、《骆驼祥子》以及风光纪录片《黄山似画》 的拍摄工作。

鉴于吴印咸几十年间在中国电影摄影创作上的 成就，1992年，他被中国电影摄影第一届评奖委 员会授予“电影摄影优秀奖”之“特别奖”。

吴印咸的图片摄影创作同样成绩斐然。他的摄 影艺术之路，几乎可以体现出当代中国摄影发展历 史的轨迹。吴印咸从二三十年代起幵始摄影活动， 一生拍摄的照片数以万计，创作题材广泛多样，但 总体上走的是现实主义创作之路。正如他自己所说： “在我的摄影创作中，现实主义是最基本的。”1 吴印咸生活的时代，是中华民族从苦难的深渊走向 民族解放继而走向民族发展的时代。坚持现实主义 创作之路，使他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个时 代的历史巨变。他一再强调摄影创作必须与时代同 步。他根据自己几十年的创作经验，对现实主义摄 影的时代性作了高度概括：“摄影艺术是时代生活 最真实的记录，是社会历史前进的最忠实的形象见 证。”2 “摄影离不幵时代，光影必须跟着时代走。” 3 二三十年代，吴印咸的作品主要是披露一披露旧 中国广大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披露当时社会的黑 暗。抗日战争时期，吴印咸的作品主要是记录一 记录中国人民进行的艰苦卓绝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 的侵略战争，记录延安的革命活动和自力更生、艰 苦奋斗的延安精神。1947年，吴印咸受党组织派 遣，赴捷克斯洛伐克参加第一届国际青年节，任摄 影记者。他拍摄了国际青年节的盛况及由解放区派 出的中国青年代表团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活动照片几 十幅，刊登在1947年11月1日出版的《东北画报》 第20期上。吴印咸是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派往国 外从事摄影报道的第一位摄影记者。新中国成立后， 吴印咸以极大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到歌颂新时代、 歌颂新生活的摄影创作之中。他说：“社会主义的 摄影艺术，应该以典型的艺术形象，去表现我们新 的时代，新的生活。” 4 “应该歌颂奋战在第一线 的建设者，表现他们忘我劳动的精神，表现他们崇 高的精神境界”，因为他们“能够体现时代的精神 面貌” 5。吴印咸把镜头对准了轰轰烈烈幵展的社会 主义建设，拍摄了《麦浪泛舟》、《闻鸡起舞》、《夜 战北大荒》、《钢花飞溅》、《草原牧场》等作品。 他把镜头对准了奋战在各条战线的主人翁，拍摄了 《铁人王进喜》、《老英雄孟泰》、《作家巴金》、 《中国“保尔”吴运铎》、《电影演员田华》、《画 家吴作人》、《医学家吴桓兴》等作品。他把镜头 对准了祖国的大好河山，为山水留影，拍摄了《瓯 江帆影》、《云雾山中》；为百花写照，拍摄了《铁 杆海棠》、《蜡梅》。他四次回到陕北“老家”； 六次登上黄山顶峰，最后一次上黄山已经86岁； 他的80大寿是在从敦煌返回北京的火车上度过的， 83岁拄着拐杖登上了长城北侧最高的烽火台。

吴印咸始终坚持内容与形式、思想与艺术的完 美统一。他坚持摄影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 兵服务的方向，同时毕其一生努力，不懈钻研摄影 技术技巧，形成自己在摄影艺术表现形式上的独特风格，达到极高的艺术造诣。吴印咸的作品是典型 的，他能恰到好处地抓取最能体现时代精神、最 能表现事物本质的典型瞬间，准确到位，极具表现 力。吴印咸的作品是质朴的，不造作、不卖弄，于 平凡中见真情，于朴素中见深蕴。吴印咸的作品是 精到的，构图精妙，艺术语言精练，光、影、色、 线的运用精湛无缺。吴印咸的作品是美妙的，拍人 物，自然生动、惟妙惟肖；拍风景，亦真亦幻、美 不胜收；拍花卉，形美色美、神美韵也美，可谓炉 火纯青。

吴印咸的摄影作品多次参加全国和世界摄影展 览，获得极高评价。

吴印咸是中国摄影界发表摄影学术论文、出版 各类摄影专著、编写摄影教材数量最多、质量最高 的摄影大师。早在1936年，吴印咸就撰写了学术 论文《摄影艺术的欣赏》，在上海《申报》周刊1 卷5期上发表，后为《黑白影集》第3册上转载。 1939年夏，吴印咸在晋察冀根据地撰写了摄影教 材《摄影常识》。50年代，他在《大众摄影》杂 志上发表了《怎样正确估计曝光》、《室外自然光 摄影的基本方法》、《摄影的画面构图》等文章。 80年代他又在《大众摄影》上发表了《人物摄影》、《谈对比》、《谈均衡》等学术文章。60年代起， 吴印咸先后撰写出版了《摄影艺术表现方法》（上、 下）、《怎样正确估计曝光》、《怎样拍摄人像》、 《“红旗谱”摄影漫谈》、《“南泥湾”画册》、《摄 影用光》、《人像摄影》、《吴印咸摄影集》（上、下）、《摄影构图》、《风光摄影》、《摄影滤色镜使用 法》、《吴印咸摄影作品珍藏》、《吴印咸风光花 卉摄影集》、《吴印咸摄影作品集》和《彩色摄影》 等十几本著作和作品集，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吴印咸，作为中国摄影界的一代宗师，他勤于 耕耘而淡泊名利；他蜚声海内外而心静淡如水；他 唯不与人争而无人能与之争；他辛勤耕耘结下丰硕 果实，不断求索获得卓著功勋。从1956年中国摄 影学会（后改为“中国摄影家协会”）成立，吴印 咸先后当选为第一届理事，第二、第三、第四届副 主席，第五届名誉主席；中国老摄影家协会名誉主 席；中国电影摄影师学会理事长、名誉主席；第四 届全国文联委员。吴印咸的贡献得到了世界摄影界 的认可：1986年新加坡影艺研究会授衔其“荣誉 高级会士”； 1988年美国纽约国际摄影中心（ICP） 授予他“摄影功勋证书”；1988年世界摄影理事 会授予他“名誉会员”称号；1988年英国剑桥国 际传记中心《世界名人录》刊登吴印咸简历和其摄 影作品《呐喊》；1994年港澳摄影协会颁授他“摄 影大师”名衔。

1994年9月7日清晨，吴印咸溘然长逝。作 为20世纪的同龄人，吴印咸的人生道路经历了一 个世纪的变迁。值得引以为豪的是，他融入了这个 时代，他记录了这个时代，他留下了这个时代的真 实而形象的记录，成为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见证。 同样值得引以为豪的是，他把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 奉献给了中国人民摄影事业，为中国电影摄影和图 片摄影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吴印咸的生命因为融入中国人民摄影事业而延 伸，吴印咸的作品因为准确而完美地记录了时代精 神而永存！

（选自《中国摄影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