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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疫”时期的摄影呼唤精品

来源:中国摄影报 作者:邢千里 责编:张双双 2020-02-13

640.webp.jpg图片来自网络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来的之突然,发展之迅猛,是几乎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在这一场可以称之为全民斗争的战“疫”之中,各行各业的人们在努力严格遵守政府要求和专家建议的同时,广大文学艺术家们也纷纷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为弘扬正能量、宣传和普及抗冠知识、增强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战“疫”信心贡献力量。摄影,作为最直观、最及时、受众面最大、最易传播和最易参与的文艺形式,成为最受媒体和大众瞩目的宣传主力。

摄影术自诞生以来,在人类的重大历史时刻和灾难面前几乎都不曾缺席,不论是对于当时和后人来说,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政治、历史、社会和文献意义。从芬顿的克里米亚到卡帕的西班牙,从尤金•史密斯的《水俣》到2015年普利策专题摄影奖《西非埃博拉疫情》,不但鲜明地表达了摄影师的观察力与责任感,有力地揭露了真相、弘扬了正义、呼唤了良知,也让这些作品本身成为了摄影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不朽的经典,真正实现了个人抱负与社会效益,时代价值与历史意义的多重圆满。也正因为如此,这些影像的诞生也对摄影师提出了远比一般摄影人高得多的要求,这些要求既有技术和文化层面的,也有价值观与艺术观层面的。

由于这类题材本身的重要意义和受关注程度,摄影师及其作品很容易获得比普通题材的照片大得多的传播度和影响力,不论摄影师本人的初衷怎样,随之而来的名利也往往在情理之中。由于有了名利的因素掺入,对于这类摄影作品的创作和接受就变得复杂和微妙起来。虽然说时间是最好的裁判,所有的平庸和投机之作在历史面前都将无所遁形,但对于当代人来说,这些题材的摄影作品在当下的社会意义和审美价值要远大于它们将会在摄影史上分量几何。

640.webp (2).jpg图片来自浙江文艺网,汪建林 摄

在今天形势依旧十分严峻的战“疫”斗争中,层出不穷的各类文艺作品在经历了最初的井喷之后,文艺圈内外很快也开始了不少反思和批评的声音。与那些每天都在紧张地与死神赛跑和抗争的人相比,很多作品确实没能起到应有的激励和弘扬责任。不论是文学还是绘画,音乐还是摄影,优秀的作品不少,但形式雷同、无病呻吟者多,让人眼前一亮、触动心灵者并不多见。题材扎堆,形式八股,情绪表面,辨识度低,大概是很多这类文学艺术作品的通病。

好的新闻和纪实摄影作品应当是新闻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首先要避免的就是题材先行和符号惯性。战“疫”内外,不仅仅是那些人们早已熟悉到陌生的人物、场景、表情和影调,不是那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用在任何其他医疗新闻事件中都毫无违和感的没有多少营养的“好照片”。汗水和微笑固然动人,痛楚和死亡固然揪心,但图式和情感的滥用所导致的平庸反而麻木着真正的神经,阻隔着真正的共鸣。汗水和微笑有无数种“温度”与“表情”,痛楚和死亡背后的人性与力量也远比痛楚和死亡本身令人动容。不能否认很多差强人意的作品背后有善良和积极的动机,但这不能成为摄影师对事件和摄影本身的认知及表现能力不足的托词。

此次战“疫”的严峻程度不亚于真正的战场。我们当然不能完全同意“如果你拍的不够好,那是因为你靠的不够近”这样个人化的豪言壮语,尤其是在需要尽量规避与他人接触的疫情之中,而且除了极少数记者外,绝大多数摄影人是无法深入到战“疫”一线进行创作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刻意追求题材先行和典型图式的摄影师不免带有一定的投机意味。对于一双善于捕捉和探究的眼睛来说,没有白衣天使,没有志愿者,没有挥手送别和含泪相拥的取景框中依然有无数种新的可能。

640.webp (3).jpg埃博拉危机下的利比里亚 2015

新闻的力量和人性的厚度需要恰当的艺术表达才能更好地传播。长期以来存在于摄影人和普通大众心里的一个误区是把好看与感人等同于一张具有艺术性的好作品,虽然视觉愉悦和道德共鸣本身也是作品是否具备很好的艺术性的重要起点与归宿。当然,这是一个建立在个人能力、才华和机遇基础上的循序渐进的过程。在人人都是摄影师的今天,在大灾面前继续大量即时报道和宣传影像的当下,我们无法苛求每一位摄影师和每一件作品都达到或接近这样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摄影人至少需要首先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为时代见证,为事实发声,用自己的眼睛和镜头真诚而执着地记录身边战“疫”的点点滴滴,为国家、民族和中国摄影留下一份有一定价值的视觉文献。这个过程本身也是不断打磨自己,走向优秀摄影师的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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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摄影报》2月11日评论版“千里随谈”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