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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小波:影像的力量来源于情感

来源:中国摄影家协会网       责编:九儿       2018-05-04

此次中国摄协四川惠民活动,邀请到中国摄协副主席、新华社领衔编辑陈小波,中国新闻摄影协会理事、四川省新闻摄影协会副主席、《四川日报》首席摄影记者尹钢等为大家授课;四川省摄影家协会副主席、著名摄影家田捷砚代表摄影界出席中国文联的相关活动。为了让大家更好的了解相关活动,我们在行前采访了他们。

a1fd1f4456e44f849c3e1f8762a09831.jpeg中国摄协副主席、新华社领衔编辑陈小波

cpanet:您之前去过灾区吗?这次是第几次去?这次去您主要讲什么?

陈小波(以下简称陈):我没去过灾区。不过2008年夏天我开始主编《见证汶川》时,看了很多相关的照片,几乎所有我能联络到的摄影者作品,我都看到了。在那本画册里,我坚持对去灾区的摄影者进行了梳理,他们中间有通讯社记者、报社记者、独立摄影人、甚至有摄影爱好者;有著名摄影家,更多的是年轻的摄影人。我记得当时那本画册后面附了一个大名单,密密麻麻。名单肯定有遗漏,但极其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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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中国文联副主席、党组书记胡振民为大型摄影画册《见证汶川——2008大地震》揭幕


这次讲座我预计分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我会从唐山和汶川两次地震的记录,看中国摄影的进步,看中国摄影者良知和记录精神的全面唤醒。几百年后,人们会通过2008年千余名摄影者艰苦卓绝的记录,了解汶川那场世纪灾难。而唐山地震,因为许多客观原因——时代的、个人的,我们能看到的照片少的可怜。
第二部分,我会介绍微记录片《国家相册》的制作和传播。如何用文献照片讲述大历史中和每个人有关的故事。

这两个部分,都是为了继续重申我的观点:在中国,记录摄影和文献摄影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太多不可靠的记忆与不充分的材料相遇,产生了不可信的历史。所以中国的记录摄影在普及常识、揭示真相、抵抗遗忘、归纳和解析时代现象等诸多方面,具有强大的优势。没有记录摄影,我们的国家将变成一个没有记忆的国家。

cpanet:我记得我曾经就灾难摄影的报道群访过包括您在内的几位老师,大家都认为灾难面前尊重是第一位的。这次国殇,对许多摄影人是一种难以磨灭的记忆,对图片编辑来说也是记忆深刻,这种深刻有事件本身的刺激,也有专业素养的教训和经验总结。十年过去了,您认为我们的专业摄影记者和图片编辑,在这个题材领域成长了吗?

陈:我认为面对灾难,摄影者应有庄严的距离感。类似观点,我可能写过好几篇文章。最悲伤的时候绝对不能离得特别近,贴着别人脑门儿拍照,要给逝者留有尊严。我觉得现在做得越来越好了吧。在做上面提到的《见证汶川——2008大地震》那本画册时,我也是极为克制的,克制很有情感来编,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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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文·卡特凭借此作品《饥饿的苏丹》获得了当年的普利策特写摄影奖。1993年凯文·卡特从《Weekly Mail》辞职,和摄影记者西尔瓦跑到了苏丹,拍摄大饥荒下的受害者。一下直升飞机,他便被眼前可怕的景象震撼了:一望无际的贫瘠荒凉、饿殍遍野、瘦骨嶙峋的儿童、蜷缩哭泣的老人。一个瘦得皮包骨的小孩,在前往救助中心的路上蹒跚爬行。因为饥饿难以支撑身体的重量,他再也走不动了。他趴在原地,蜷缩着身体,脑袋低垂到了地上。不远处,一只硕大的秃鹰正虎视眈眈,死死地盯着眼前这个黑乎乎、奄奄一息的小生命,等待着这顿即将到口的“美餐”。看着这一幕,卡特万分震惊,他随即拿起手中的相机,调整了拍摄角度,轻轻地按下了快门,把这一幕定格在了世人眼前。1993年3月26日,卡特的这张照片被登在了美国权威大报《纽约时报》上。作为非洲苦难的圣像,这张《饥饿的苏丹》引来了一场轩然大波,赞美声和无端的非议已慢慢掩盖了拍摄的初衷和那颗最纯真无邪的赤子之心。1994年4月12日,消息从纽约传来,这张照片获得了新闻界最高的奖项——普利策新闻特写摄影奖。然而,卡特在获得巨大成功的时候,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自杀。

提到尊严,这里可以讲一个故事。

我看到一群摄影师的相机几乎抵到匍匐前行的朝圣者的鼻子时,摄影者还在朝他们喊:“抬起头来,看这儿!”突然发现卡帕的话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在被拍摄对象行庄严之事和过度悲伤的场合,摄影者绝不能离得太近——因为那是一种庄严的距离!

越来越多的摄影者因为捕捉了人类苦难和人生的罪恶而获得荣誉,也因此无法摆脱良心的责难而困惑痛苦。新闻职业越来越面临着哲学与理智的挑战,所以凯文·卡特事件直到今天还在被讨论。灾难时刻需要摄影者的记录。但恰恰在这样的时刻,新闻摄影者的责任和一个人的责任往往纠缠不清。

cpanet:虽然十年过去了,但对于事件本身的亲历者来说,我想仍然无法释怀,您对报道方面,尤其是摄影报道方面,如何不再揭伤疤,怎么保护他们,有什么建议?

陈:龙日草原上,青年僧人甲杨群培一个人走在朝拜的路上。他宽阔的额头上已经磕出了硬茧。看到他,几名摄影者冲将下去就开始“扫射”,他们几乎不和甲杨对话,相机几乎顶在朝圣者的鼻子尖。

少年家中房子被洪水冲走了,少年和妈妈绝望地痛哭。摄影者离母子不到半米,不停地冲他们喊:“抬起头来,看这儿!”却没有人拿出食品、药品送到他们手中。

幼小的孩子溺水身亡,摄影师让托着小孩尸体的人离已经晕厥过去的母亲“再近一点,再近一点!”

为了拍到藏羚羊奔跑的镜头,摄影师一次次把上万只羚羊轰起来奔跑。正是母羊怀孕待产的季节,几个小时折腾过去,母羊瘫掉了,流产的小羊尸体遍布。

一位中国工程师在阿富汗扎战争中遇难。家属尽力不让88岁的高龄的老母亲知悉儿子的消息。闻讯赶来的记者拥挤在农村小院里,有的从窗帘一角把相机伸进去拍,有的干脆把村长找来强行砸门。老人很快就知道了儿子去世的消息。冲进来的人用相机继续将老人撕心裂肺而扭曲的表情拍下来。

清晨5点的浦东机场,从泰国普吉岛飞来的航班降落。一对推着手推车的外国夫妇出现在接机口,手推车上坐着两个小孩。他们四个人身上只有游泳衣,外面裹着蓝色薄毯。他们来自海啸“第一现场”,机场所有记者冲上去将他们围在当中,照明设备统统开启,光线打在他们脸上。在相机的冰冷的声音中,四个人没有半点死里逃生的欣慰,只有一种对未来的恐惧,仿佛生死临界点尚未过去,海啸还在身边,梦魇缠绕着生命,挥之不去……

“庄严”这个词在许多摄影师那里已经过于陌生了。还有多少摄影师有叩问良知的愿望与习惯?整个社会也没有一种能约束和规范摄影者行为的潜规则。他们没有不能进去的场合,没有靠不近的事件。拍摄随意唐突,缺乏敬畏悲悯之心以及安慰和伸出援手的冲动,一些摄影师甚至给人留下“庆幸别人不幸”的恶劣印象。

 如果摄影师真的与冷漠冷血交朋友,如果“制造另一种悲苦”真的成为恶习,如果相机无情的声音真的让人害怕,如果手持相机的人真的把别人的忍耐推到尽头,那将会怎样?

cpanet:对于这次灾难,除了当地受灾的百姓外,对于摄影人来讲,还有一些名字不可忘记,比如杨卫华。我想应该有很多摄影人都无私帮助了当时的灾民。您有什么故事分享?

陈:很遗憾,我没有见过这个杨卫华。今天我还看到他儿子写的一篇文章,还是挺难过的,很多的摄影者一直在用各种方式帮助汶川地震走过来的人。像我知道的于文国、邱焰、傅拥军、张桐胜等。他们都多次前往地震灾区,给他人提供帮助。今天早晨我和傅拥军在一起,我听他讲了几个他帮助灾区孩子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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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故事,让我很感动。傅拥军讲他在北川中学地震灾区拍摄时发现了一个带血的笔记本。后来,他按照笔记本上留着的电话,一个个打过去,终于找到了笔记本主人的姐姐。当有人告诉姐姐,他们班逃出来的只有7个人,都是坐在前排的,姐姐眼泪一下就下来了,她知道妹妹是坐在最后一排的。那个场面,傅拥军说,如果他拍下来一定是一组非常好的新闻摄影作品,但是当时他忍不下心去按快门。妹妹不在了,他帮助姐姐,在北川开起了网店,东西一天之间就全部卖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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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震小志愿者李洪,绵阳八中初一(5)班学生。大地震发生后,一直在九洲体育馆当志愿者,帮助受灾群众。 傅拥军 摄

他还帮助过一个小男孩儿,就是上面这张照片。后来他找到这个小孩儿,老师说他辍学了,不想读书,他问这个孩子想做什么,小男孩说想去少林寺武术学校,他就帮他去少林寺武术学校习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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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桐胜和他资助的来自北川中学的喻川、刘玉梅、刘伟。  

还有张桐胜先生,他从灾区带回来三个孩子,一直资助她们上学、找工作,到现在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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