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寅伯，他是我忘年交的朋友。 我们相识在七⼗年代中，他患肾结⽯病多年，常来北⼤医院泌尿外科看病，我正好也在研究所⾥从事尿结⽯⽅⾯的临床和基础研究。就这样我们常常见⾯，开始只是谈谈有关尿结 ⽯病的防治⽅⾯的问题，待后来我们讨论话题转⼊到摄影，因为我了解到他的职业，知识背景和专长等。我是⼀个摄影爱好者，当时在实验室又负责医学摄影⼯作，⼿⾥有显微镜、照相机、暗室，又有条件搞到⿊⽩和彩⾊胶卷和冲洗液。吴寅伯⽼师知识渊博，待⼈接物平易近⼈，乐于助⼈。凡是接触过他的⼈都会深有感触，很快我们成了好朋友。

北京⼤学医学院第⼀张彩⾊幻灯⽚ 

江青，“⽂⾰”期间担当中央⽂⾰领导⼩组第⼀副组长。当年她抓“样板戏”，就把中科院感光所搞成试制彩⾊胶卷的⼤本营。因为科研协作关系，我能从感光所拿到免费的反转⽚， 我能⽤它拍照⽚，但制作成彩⾊幻灯⽚却⾮常困难。因为成套的冲洗液（如柯达 E2-4)，只能在市场上买，⽽且很贵。⼀套柯达反转⽚冲洗液包装⾥含有 七种成套的化学试剂。其⼯序包括：⾸显→⽔洗→反转→彩显→预漂⽩（调整）→漂⽩→ 定影→最终⽔洗→最终漂洗（稳定）→烘⼲，总共⼗道⼯序。⾯对这些困难，我有两种选 择：⼀是⾃⼰配制冲洗液（七种），⼆是寻找别⼈⽤过的。第⼀种想法对我这样⼀个从北 京⼤学化学系毕业的我来讲，当然不是⼀件太难的事，但是其中好⼏种化学试剂在市⾯上 根本买不到。第⼆种想法是我那时唯⼀的选择。 

吴寅伯就是我的⼤救星，他让我带上七个瓶⼦到他外⽂出版社的暗室去收集他⽤过 的冲洗液（通常这些都是要扔掉的）。我⽤这些收集来的⽤过的冲洗液，在⾃⼰的暗室制 出⾃⼰的幻灯⽚。 从此，我就⽤这些收集来的，⽤过的试剂制成了许多彩⾊的专业幻灯⽚ ，解决了教学和科研中的不少难题。 在以后，彩⾊胶卷冲洗液中⼏种必须的化学试剂逐渐 呈现在市场上，这样我就可以在⾃⼰实验室配制冲洗液。从此拍照-冲洗-制做彩⾊⽚等全 套⼯艺都可以经我⾃⼰的⼿来完成。这个成果震惊了许多⼈，包括北⼤医院专业的照相技 师。就这样，我如鱼得⽔，除了完成科研和教学所需要的任务之外，我还可以⽤它制成⼀ 些⾃⼰私⼈的幻灯⽚包括多起发⽣在天安门⼴场上的政治事件，医院外景，北海公园的花 草展，⼤⽊盆⾥繁养的⾦鱼等。可惜当年这些照⽚保存下来的不多，其中有政治原因，也 有⾃⼰缺乏历史头脑上的原因。当然，⽣活动荡和搬迁也是丢失那些值得保存的照⽚的原因。 

再讲⼀个⼩故事。有⼀次吴寅伯来到我实验室看到⼀张照⽚，那是我看棒球⽐赛时 拍的，觉得不错，就问我想不想拿去参展。我很⾼兴，就说当然想。接着他又问我拍摄条 件如照相机的品牌，什么样的镜头，光圈多⼤，速度多少等，这些问题就让我为难了。最 3 后没被他拿去参展，但我从中知道了很多基本常识，记住了以后再拍照⽚时，⼀定要记录 下拍摄的条件。

 没有架⼦，助⼈为乐 

吴寅伯⾝⾼马⼤，性格开朗，平易近⼈是留给我们的第⼀印象。七⼗年代末，国门 刚刚开起，⼀批批有才学的年青⼈出国留学，⼀批批学者应邀出国讲学。郭应禄，⼀位著名泌尿外科专家（中国⼯程院⼠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6/2/339202.shtm）， 当年应邀去加拿⼤讲学，准备讲稿时急需制备⼗⼏张彩⾊幻灯⽚。我当然有义务和能⼒接 受这项任务，但是又担⼼幻灯⽚的质量。刚好那天吴⽼师来实验室化验尿，听了我的陈述 后，⽴马答应承担起这项任务。三天后我们就收到了⾼质量的幻灯⽚，枣红⾊的背景，黄 和⽩⾊交织的⽂字，原⾊的病理⽚等，放映效果真好。吴⽼师很谦虚，他嘱咐我说：“如不满意，还可以改进“。 

⼋⼗年代末，我看到刊登在《光明⽇报》上的招聘消息，说他们（⼭东科学技术出版社）很幸运筹集到⼀笔基⾦，可赞助个⼈出版科学专著。那时我刚刚完成了中科院和国家⾃然学基⾦赞助的泌尿系结⽯的研究课题，就⼤着胆⼦投了稿。现今的年青⼈可能很难想象，当年国⼈以个⼈名义去出版学术专著是⼀件多么难的事。⾮常幸运，我的投稿被选 中了。于是我就投⼊⼤量的精⼒在出书上⾯了。⼀天吴⽼师看完病后来实验室，看到我正 趴在地上拍图⽚，它们将作为插图放⼊我的专著⾥。作为⼀位著名的摄影⼤师⽴马给我上 了⼀堂课，他不但教我如何摆放相机和书稿，如何调节灯光和免除阴影外，还告诉我，他愿意伸把⼿帮助我。后来这本专著《尿⽯症基础与临床研究 》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并荣获第⼀届国家图书提名奖 （Award nomination) 。 http://www.china.com.cn/zhuanti2005/txt/2004-01/08/content_5444484.htm

精益求精，艺术第⼀ 

吴寅伯在中国摄影史上是⼀位跨越不同时代的⼤师级⼈物。1927 年开始从事摄影⼯作。和中国台湾知名的⼤摄影家朗静⼭⼀起，曾多次参加在美国芝加哥和英国伦敦举办的国际摄影⼤赛。他的作品《芦花》1931 年⼊选美国芝加哥博览会。1933 年参与组建苏州影社 。1937 年在上海加⼊⿊⽩影社。1948 年他曾与朗静⼭商讨过去留台湾问题，最后决定分⼿ 。他返回⼤陆，朗留在台湾。虽然两⼈⾛的路不同，但在摄影艺术上的追球却是⼀致的， 最终都成了举世曙⽬的摄影家。

⾃ 1950 年吴寅伯参加⼯作后，曾担任《⼈民画报》社的摄影记者，在中苏友好协会 和朝华出版社等任专职，从事摄影⼯作。留下了许多耐看的摄影作品如《落⽇》、《筏》 、《归樵》、《东⽅红、太阳升》等。吴寅伯曾获中国摄影家协会评选的“中国摄影⾦像奖终⾝成就奖”，以及⽂化部颁发的国家第⼆届“造型艺术终⾝成就奖”。值得⼀提的是，他⾃⼰⼀分钱不留，把奖⾦全部捐出来，加上⾃⼰私⼈的所有照相器材和资料也都捐出来去筹建⼀个《照相艺术博物馆》。很可惜，⾄今尚未看到该博物馆建成。2004 年他在临去世前他又做出了最后的奉献——捐献遗体，供医学研究。这就是我们的吴寅伯。

很遗憾，后来在为他筹办摄影展览时竟找不到⼀个原件，“⽂⾰”期间，⼤多原版材料都丢失了。

“⽂⾰”开始后，由于⾃⾝的爱好，他⼀⼼钻研技术，吴寅伯理所当然地被“造反派”定为⾛的是⽩专的道路，并扣上资产阶级技术权威的帽⼦。按他⾃⼰的话说就是：“ 让我靠边站，但还好没有缴我的械”。在《我拍<东⽅红太阳升>》这篇⼩⽂中，吴寅伯庆幸地说—1968 年，“造反派”给我出了道难题，让我在天安门⼴场拍⼀张“东⽅红太阳升”的 照⽚，可是，从技术⾓度⽽⾔，太阳⼀出，朝霞会消退，但吴寅伯同时明⽩，这是“造反派”对他的刁难，如果拍不成或者拍不好的话，那就要在“学术权威”前加上“反动”两个字了 ，只好接下任务。后来，他连续半个⽉，每天天不亮便来到天安门⼴场蹲点，风⾬⽆阻， 反复思考和量度后，等来了朝霞不浓不淡的理想天⽓，⼴场上碰巧喷洒了⽔，吴寅伯在太 阳跳出的⼀刻按下快门，终得佳作。“靠边站”时期的吴寅伯，还曾被叫回报社翻拍巨幅画作《⽑主席在安源》，因为光线和⾓度都是错的，吴寅伯不得不冒着死罪，趁所谓“造反派”出去的空当，将主席画像倒着放在地上进⾏拍摄。也许这幅“东⽅红，太阳升” 照⽚在今天年轻⼈眼⾥算不上什么，可是如果想想七⼗年代的政治环境和摄影条件，你就 不能不佩服得五体投地了。 

吴寅伯的摄影作品：“东⽅红，太阳升“ （北京，天安门⼴场） 

此外，吴寅伯还有个雅号，叫“静物-吴”，因为他善于在室内拍摄⼈和景。他背着 “ 静物-吴” 这个⼤名经常出⼊故宫，拍摄宝物。在当代⼈眼⾥，这也许是个难得的⾓⾊。现 在，进故宫不仅门票贵，⽽且有限额，更不要说你能⽤⼿触摸这些⽂物了。我个⼈认为容 7 许吴寅伯进出故宫，就是对他在艺术和⼈品上的肯定。和同年代中外著名的摄影家 （ http://www.sohu.com/a/127531986_509297） 相⽐，吴寅伯应该占⼀席之地。 

吴寅伯是我终⾝难忘的忘年交，在他的影响下，我深深爱上了摄影艺术，⾄今如此。

这是我⽤⼿机在家门⼜拍的“东⽅红，太阳升”照⽚。

当然，我拍的这张照⽚很难和⼤摄影家拍的那张相提并论。但我⾃⼰和朋友都很喜欢这张照⽚。所以很⾼兴拿出来与⼤家分享。

曹履诚 写于美国，波⼠顿 ⼀⽉⼆⼗七⽇，⼆零⼀⼋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