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娟美：上级交给我的任务我都很好地完成了
陈娟美/图并口述  陈小波/整理

京剧演员侯喜瑞在绘窦尔墩的脸谱，裘盛戎在旁观看。新华社记者 陈娟美摄（1961年6月3日整理 ）

在大庭广众下拍照片是件不可思议事
　　我祖籍是浙江定海，1929年7月出生于武汉。当时父亲是商人，在武汉江边的一个码头开食品店。
　　我家是个大家庭，父亲有过两任妻子，我们兄弟姐妹九个，我最小，名字就叫“陈九妹”。这个名字一直用到中学，我自己改了名，用的是接近的音——陈娟美。
　　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们全家迁入上海。我在南洋模范女中读完初中，高中是在上海第一女中上的。1948年我考入沪江大学学文科，一年后转到圣约翰大学新闻系（该校是上海乃至中国最具盛名的教会大学，培养出荣毅仁、林语堂、邹韬奋、顾维均等人，被称为“东方哈佛”。圣约翰大学新闻系于1920年成立。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教会大学全部退出历史舞台。）新闻系当时的教授有：黄嘉德，曾办过《西风》杂志；梁士纯、汪英宾，都是新闻界的前辈。那时就学到“五个W”以及“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等等。老报人孔绍恺、刘克林、伍必熙等老师给我们上课。我的同学中有徐家柱、严友兰、卢佩文、胡越、刘心宁、周建英、章梅、毕美娟……蒋维良比我高两班，1981年调到《中国日报》任体育编辑，参加过亚运会,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和洛杉矶奥运会。《中国日报》冯锡良、《人民日报》范敬宜也是我的前辈和师兄。经叔平则是1939年毕业于圣约翰新闻系的老前辈。
　　那时女孩子上大学，大多学教育、文学、历史，这几个学科似乎更合适一些。选择学新闻是因为我的性格比较活泼，愿意跑来跑去。但我从来没想过自己要当一名摄影记者。毕业前，我在一份英文报纸《上海新闻》实习，记得让我去采访一个大会，有一个摄影的袖标让我戴着，我进去都不敢站起来活动。那时候，我觉得在大庭广众下走来走去拍照片是一件不可思议事情。
　　1952年，我从圣约翰大学新闻系毕业。当时国家正处于经济恢复时期，搞社会主义建设，到处需要人才，我们三、四年级的学生全部同期毕业,被分到北京中宣部宣传干部训练班，和各地来的在职干部以及复旦、燕京大学的新闻系大学生一起，住在西单舍饭寺大磨盘院里（那个院里有大花园，有大礼堂，很安静），分三个班听政治课程，改造世界观。正、副班主任是胡乔木、胡绳，秘书长是陈翰伯。训练班八个月期间，我入了团。学习结束后我们就分赴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广播事业局等新闻单位。
　　我们不是第一批分配到新华社摄影部的编辑，之前已经有张文硕、田青、盛继润、陈之平等从华东新闻学院毕业分来。我因为有些英文底子，被分配到摄影部对外组当见习编辑。在摄影部做了两年编辑，这期间，我还参加了一期摄影训练班，张印泉、张家骅都给我们讲过课。

上海市郊新泾区新建的马家桥农业生产合作社分社的贫农社员，正在中国人民银行在沪郊设立的贫农合作基金发放处领取贷款，以便筹足股金加入农业合作社。 新华社记者 陈娟美摄 （1955年11月24日发）

地方国营上海种蓄场的小猪出生后，要由工作人员定期过磅，并记录发育情况。 新华社记者 陈娟美摄（1955年12月10日整理）

大着肚子爬上梯子拍公私合营
　　1955年，我和圣约翰大学同学、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的马贤凯结婚，调到新华社上海分社。当时穆青是分社社长，摄影组加暗房五六个人。曹兴华是摄影组组长。记者是有分工的——杨傅涛、张申明跑工业，范杰跑文教，我跑财贸、农村、工商业。
　　记者是有发稿定额的。我当见习记者时，一个月要求发稿30张，但我常常超出定额。1955年底，公私合营开始了，高潮时，总社还从北京派了大记者齐观山、吴化学、袁苓到沪采访。我拍摄合营全过程——召开大会、表决心、报喜游行、挂公私合营牌子、家属活动、荣毅仁和夫人交换心得、最大的百货公司“永安公司”的合营过程……
　　1955年底我怀孕后，还坚持采访。拍摄“永安”总经理郭琳爽和公方代表签字，拍摄庆祝人群敲锣打鼓，这类大场面照片需要高角度，我就挺着大肚子爬到梯子上拍摄。当时顾不得太多了。
　　现在从这些照片上你还能看出来吧：解放不久的上海日新月异、蒸蒸日上，工、农、商、学充满了活力，一派新气象，那一切是多么的鼓舞人心。社会进步，高潮迭起，对我也是一种促进。在我的采访中，线索很多。总是我自己先受到感染，然后再报道。
　　我马不停蹄地跑，满怀激情地工作，几乎不在办公室里坐着。我拍摄了《庆祝上海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上海工商业整风运动》、《上海文艺大军上街宣传总路线》、《大作家和小诗人歌颂三面红旗万万岁》这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照片，也拍摄百姓正常的生活形态。我跑海港、纱厂、炼钢厂、陆海空部队、医院、学校、少年宫、运动场、舞台、摄影棚、商店集市、街道弄堂、农家渔家、博物院、展销会、植物研究所、动物养殖场……我要把生机勃勃的新生事物拍摄下来。我接触到很多人。每次采访都是学习。我采访他们，他们也教育着我。
　　1956年8月，强台风袭击上海崇明岛，我跟随去赈灾的海军军舰去拍摄老百姓重建家园的照片。在船上，我一路呕吐不止。军人给我吃东西，我一口也吃不下。但一上岸，我精神就来了。
　　妇女儿童也是我关注和喜欢拍摄的题材。1956年6月20日，苏联海军军舰友好访沪，上海市民王建国的妻子夏桂兰正好在这天生了对双胞胎，夫妇俩把山岚舰队中雷击舰 “智谋”和“启蒙”作为两个男孩的名字。这个故事成为城中佳话。我追踪拍摄了这对双胞胎的成长。
　　1958年，我被当选为上海市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同年还到北京出席全国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并获得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这些荣誉对我有很大的鼓励。

上海工商业者家属在练唱《七万万两黄金哪里来》。上海市工商界家属学习委员会文娱组组织各种文娱活动，推动私营工商业者家属加入社会主义改造事业。 新华社记者 陈娟美摄（1956年1月3日发）

　　
为国宝级艺术家留下珍贵影像
　　在上海分社，虽然我分管工商业，但我什么都跑。那时候我开始涉及文艺题材。我和上海的艺术家们周信芳、言慧珠、孙道临、谢晋、张乐平……渐渐熟悉起来，建立了比较好的关系，他们有什么活动都会及时通知，我拍摄的范围也越来越广。除了拍摄上台演出，我还在他们的排练现场、拍摄现场甚至家里拍摄。沪剧名家丁是娥上街宣传总路线、袁雪芬和越剧同行在家里聚会、赵丹在摄影棚拍摄影片《聂耳》、曹禺在弄堂里访问上海居民……我为这些国宝级艺术家留下了上世纪50年代后期的珍贵影像资料。
　　从这些杰出艺术家身上，我看到了很多优秀品质。比如京剧泰斗级人物、老武生盖叫天，腿摔断了，一次手术没接好，他让敲断再接。我1959年拍摄《武松打店》时，盖叫天已经73岁，他接好了腿还能踢到头顶上。
　　周信芳是我大学同学周易的父亲，我拍摄了1959年他担任上海京剧院院长的时候主持创作《海瑞》的情景。剧本写海瑞刚直不阿，冒死直谏，周信芳却也因此在后来的文革中惨遭厄运，成为京剧史上最大的冤案之一。
　　后来在北京我又陆续拍摄了老舍、曹禺、谢铁骊、马国光、郭兰英等艺术家，还拍摄了大量国外艺术家在中国的演出活动。
　　从上海分社开始，我开始接触舞台摄影。回到北京，文化部派艺术团出访，出国要带剧照，也派我去拍摄。因为有这样的机会，我对舞台摄影有所研究。如拍摄角度、用光、特写、大场面……
　　我拍摄的朝鲜族舞蹈家崔美善舞蹈的作品《欢喜》曾经入选荷兰举办的世界新闻摄影展，在海牙的一个博物馆展出。

1956年1月14日，在上海永安公司职工举行的庆祝公私合营大会上，公私双方代表答谢贺喜者。该公司原是全国最大的一家私营百货商店。 新华社记者 陈娟美摄

　　
中央新闻组有严格的纪律
　　1960年，我的先生调回北京的军事医学科学院工作，我又回到北京新华社总社，到中央新闻组工作。
　　中央组和地方摄影组不同，有严格的纪律，不能随便离开办公室，就是没事也要在办公室待命。晚上下班很晚，有时拍摄领导人看晚会一直要等到上台接见完才能结束工作。刚从上海调来时我还不习惯这样的工作方式。但新华社最重要的传统之一就是服从组织安排，纪律严明。
　　开始我在集体宿舍有个床位，晚上回来晚了就住集体宿舍。后来没集体宿舍床位了，我就在别人的集体宿舍里打游击，很晚去敲别人的门，看有没有空床，有时会尴尬。后来不得不到值班室借来一床被子，就在办公室过夜。
　　“文化大革命”中我调到“文革报道组”。哪里有批斗和游行就到哪里拍。批斗王光美我也去了。我还看共青团院里在批斗胡耀邦。在市委大院看到批斗吴晗印象比较深，吴晗挂在身上的牌子掉下来了，造反派就让他自己用嘴咬着牌子继续接受批斗。
　　当时新华社有规定：摄影记者拍摄的底片全交摄影部，记者自己一张不留。有些重要照片留三套，战备一套。选不中剩下的底片就到后面的院子里进行处理。我还记得当时我和王敬德年轻，老抬着装满底片的筐子去烧毁。

用7年时间拍样板戏剧照
　　1964年，我参加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拍摄。《东方红》是一出有3000人参加的大型歌舞，用载歌载舞的形式反映了中国革命斗争历史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气势磅礴，场景宏伟。《东方红》场面太大，拍摄时必须在二楼第一排正中位置，用90毫米中焦距镜头拍摄。拍摄结束后，《人民日报》打破常规同一天刊登了两版《东方红》剧照，但以后没有编画册，有些遗憾。
　　1967年我被安排和张雅心俩人参与了革命样板戏的全程拍摄。你问为什么会派我，那我就不太清楚。可能女同志拍摄文艺比较合适，或者我拍《东方红》完成得不错，也许知道我不会闯祸？
　　我参加了八一厂、北影厂《红灯记》、《平原作战》、《海港》、《草原儿女》、钢琴伴唱《红灯记》的拍摄；张雅心在长影拍摄《智取威虎山》《杜鹃山》；张平在上海拍《白毛女》。原本让我去长影拍《奇袭》，当时我的先生在五七干校，家里三个孩子实在走不开。
　　拍一个样板戏的剧照一般要跟半年。剧照都是在拍电影的摄影棚里拍摄的。电影、摄影与剧组同时进棚，在摄影棚中拍摄，不会乱哄哄的，能保证电影画面绝对“干净”——这是江青的主意。开始工作前，石少华对我们讲：你们的任务就是拍剧照，别的什么也不要管。不要搞特殊，和摄制组同吃同住。就像工人盖房子，建房子的工人盖完了就和这个房子无关了。拍样板戏就是这样。不要介入太深。不要有任何瓜葛。不要指手画脚。不要乱说。……虽然我们虽然和样板团摄制组的关系很好，彼此尊重对方的劳动，但基本上还是样板戏剧组的局外人，只拍照。
　　在拍摄样板戏的七年里，我们每天中午12点进摄影棚，晚上12点出来，有时还会到凌晨两点。上午摄制组休息，我还要从北影赶回新华社冲片。一个剧组休息了，我们接着拍下一个。
　　因为要留资料，做宣传品，对灯光、色彩、造型、表情的要求极为严格。胶卷不限。当时用的机器很好，有135的徕卡、120的哈苏。我用的是上海照相机厂出的“东风”牌的，那是仿哈苏的，是试制品，市面上没有卖的，镜头很好，但机械部分粗糙，快门常常打不开。
　　……
　　拍摄样板戏严格遵循“三突出、红光亮”的原则。英雄人物要高大，反面人物要低矮，正面人物要正面，反面人物侧脸，还有打在正反两种人物身上的光线也有区别。这就需要我们抓造型、找角度。第一次拍《海港》时，一号人物方海珍的扮演者脸形比较长，造型没通过，被江青打回来重拍。整个电影、全部剧照都作废了。后来第二次拍《海港》时，谢晋被调来当导演。我记得他是从牛棚直接来的，裤子上还打着补丁。
　　我还要为我负责的样板戏中的每个人物拍造型资料，除主角外，剧中最小的角色如 “卖烟女孩”、“日寇宪兵”、“游击队员甲乙丙丁”我都一一拍摄。这些照片都被注明：“《红灯记》人物造型只供学习演出《红灯记》的剧团选用，不作公开资料供应。”
　　按规定，一个样板戏的电影摄制停机后我们就要提供一套剧照送国务院文化组审定，然后作为新华社稿发给报纸出一版画刊，我们的工作就算结束了，样板戏底片全部交给新华社。其后报纸、宣传画、年画、连环画等等铺天盖地，家家户户都有几张样板戏剧照，那些照片都不署名，和作者无关。
　　直到1975年，石少华（1970年起任国务院文化组秘书长）根据文化组的意思要我编一本样板戏剧照的画册，挂中国摄影学会（1956年成立，历经演变1979年改为中国摄影家协会）《中国摄影》编辑部的名。画册的选片、编辑、版式和设计都是我做的，包括印刷等大部分工作也是我盯着做的。这本《革命样板作品剧照选集》，总共收录了17个革命样板戏（包括后来的交响乐、钢琴伴唱、舞剧等形式）的舞台作品和电影剧照142幅，由中国摄影出版社出版。画册到1976年才印出来，第一次署上了作者的名字。这也是样板戏剧照的一次集中展示。但其中我拍的照片不多，因为石少华单独在摄影棚专门为剧组演员拍了成套剧照，我尽量先选他的。我是编辑，当然不会选自己的。

上海第一医学院医疗系学生在观看甲状腺手术。 新华社记者 曹兴华、陈娟美摄（1959年10月24日整理）

成为《摄影世界》第一任主编
　　样板戏拍摄完了，我就回到新华社摄影部，调到研究室。当时陈正青挂帅，研究室人员有郑景康、张印泉、魏南昌、黄次石、卢学志、张家骅。他们都是专家型的人物，每个人各有所长。
　　当时摄影部研究室研究拍摄技术、暗房技术和器材，还介绍国外摄影经验。研究室曾经有自己的内部刊物《摄影技术参考资料》，文革期间停刊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常有人来询问并索取过去的《参考资料》，于是这本摄影刊物应运而生，并公开发行，戴戈之任主编。1982年改名为《摄影世界》，我任第一任主编。《摄影世界》以提高读者摄影水平为主要目的，要把国外的东西介绍进来，定价最早才六毛钱一本。
　　我们需要大量国外的资料。彭运祥对资料很懂，通过图书馆订了很多国外的刊物。有时我们还到图书进出口公司，出差到香港也买一些。开始没经验，经营惨淡，什么事情都要亲历亲为。我还亲自找广告，第一个广告是佳能相机的。
　　我和经理兰芳到多个大城市开座谈会，听取读者和邮局的意见。后来我们开始搞活动，慢慢打开了局面：广告版面增多了，也和香港器材代理商举办了多次摄影大奖赛。
　　1982年到1989年，我做了8年主编。杂志发行量从3万份到我退休时达到18万份。

有“活武松”之称的京剧表演艺术家盖叫天（右）在表演《武松打店》。 新华社记者陈娟美摄（1961年7月6日发）

我没有什么遗憾
　　新华社摄影记者——我很庆幸我有这样一份工作，接触了那么多的人。几十年间，上级交给我的每一项任务我都很好地完成了。我没有什么遗憾。
　　那时的想法是：领导交给我们的任务就一定完成，不安排就不拍，拍了也没用。我们在工作任务之外没有留下什么照片。记得当时有人让老记者李基禄出去拍点什么，他就说：又没任务，拍了有什么用啊。他的想法可能就是很多记者的想法。
　　我没有觉得我当摄影记者有过人之处。当时除我之外，新华社摄影部还有好几个女摄影记者：牛畏予（高帆夫人）、郑小箴（郑振铎之女、萨空了夫人）、叶华（萧三夫人）、塔吉古拉、张彬，谢俐也做过记者。她们都很优秀。
　　我和我的先生马贤凯认识近60年了，他是我大学的同学，他学医，我学新闻。我们俩的工作风马牛不相及。特别是我在中央组工作时，组里有严格的纪律，他的工作也有些保密性质，常常互相不知道对方去干什么、去了哪里。记得上世纪60年代，有一次周总理问我：“你爱人做什么工作？”我说：“保密的。”周围人说：“和总理你还保密啊！”其实我是确实说不出我的丈夫具体在研究什么。
　　丈夫和三个孩子为我的工作付出了很多。孩子们童年和少年期也是我最忙的时候，我一点也顾不上，开家长会都没时间。
　　我生完第一个孩子一个多月就开始上班了。分社同事杨瑛把她用过的一个奶妈介绍给我。后来我们调回北京时，也把她带来了。奶妈在我们家一做很多年，关系很好，孩子和她的感情也很好，我很放心把孩子交给她。后来她回去了，孩子们就大的带小的，那时候组织上、左邻右舍也帮我们。孩子上幼儿园没人去接，老师就把他们带回家。
　　为什么我很喜欢我的老大，就是因为她小小年纪帮我做了许多事，带弟弟妹妹，照顾家。我一周回来看看孩子，孩子是吃食堂长大。我一直都觉得欠着我的孩子们：在他们小的时候，爸爸妈妈不能陪着他们；在他们接受教育的时候，又遇到了国家的特殊时期，爸爸妈妈帮不了他们。我的大女儿曾经插队4年，后来又在北大医院做了4年护士工作，每天上夜班，下了夜班很远的路要骑车回家，她连高中都没有上；我的小女儿自己去考了航空乘务员，一做也是8年。
　　好在三个孩子都很争气，后来陆续出国，有了学习的机会，并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家庭。

青年陈娟美

陈娟美近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