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新闻摄影发展的初期阶段，就出现了摄影记者。随着事业的发展，记者人数不断增加，到三十年代，摄影记者队伍已初步形成。从工作性质来看，摄影记者有业余的、专业的和特邀摄影记者三类。其中职业摄影记者产生的较晚，人数较少。以其专职，故有较充裕的活动时间，产品较多，有的成为新闻摄影界的著名人士。

摄影记者——一种新的社会职业

        我国早期报刊上的照片，多不署名，1907年在上海创刊的《神洲日报》打破了这个陈规，多次刊出李少穆拍的署名新闻照片，有的报刊史学家认为李少穆是我国报纸上有姓名可考的第一个职业摄影记者。武昌起义时，原在汉口开照相馆的共进会会员李白贞在汉阳前线从事战地摄影，拍了许多珍贵的照片，是我国最早从事战地摄影采访的记者之一。民国初年，高剑父组织“中华写真队”，随孙中山活动，并派员随军摄影，部分新闻照片刊登在《真相画报》上，这个写真队实际上就是一个官方新闻摄影机构，其成员履行摄影记者的职责，专门从事摄影采访工作。

        我国第一个正式新闻摄影机构，是“五四”运动时期创立的中央写真通讯社，它为我国报刊开辟了一条新闻照片来源的新渠道。这个通讯社发布新闻照片，不署个人的名字，无论它是职业的还是业余的，没有摄影记者一事是匆庸怀疑的。

        但是“摄影记者”这个名称出现的时间还要晚一些。清朝末年，称摄影记者为“照相者”。例如 1911年10月清廷陆军部在河北永平举行演习，准许京、津、沪、汉四地报馆“公同各派主笔记者二人，照相者二人”前往采访，这“照相者”即指的是摄影记者。当时各报馆尚未设专司摄影的人员，报馆需与照相馆合作才能获得新闻照片，所以在一个长时期内，摄影记者的大部分工作是由照相馆的摄影师承担的。《真相画报》上有些照片注明为“本社记者摄”，但也无摄影二字。1926年上海《天民报图画周刊》刊登启事，以现金征求新闻照片，并招聘“特约摄影记者”。它说国内外摄影人员均可应征，但须寄最近新闻照片二次，合格者则下聘书，酬金从丰。这说明当时报纸对时事照片的重视，同时可以看出当时社会上已涌现出一些能从事新闻摄影的人才。“摄影记者”一语大概也是在这前后流行起来的。

        特约记者因系兼职，或本埠或外地，联系诸多不便，除报馆函约某项摄影题材外，多根据自己的意趣猎取新闻，时间上既无保证，又不能全力为报馆工作。因此后来报馆乃自设专职摄影记者，以便及时获得紧要新闻的照片。

        我国报纸之有职业摄影记者，比较可以肯定地说是在二十年代末期。1926年，戈公振在谈到摄影记者问题时说：“我国报馆，尚未知养成此种专材，故多与照相馆合作。”戈公振当时任《时报》主笔，并潜心于中国报学史料的搜集与研究，对报界情况相当熟悉，他的论断是有根据的。同年冬，上海《新闻报》照相制版艺徒马赓伯，受命拍摄孙传芳部下砍杀一名逃兵的镜头，披露于报端，画面恐怖，引起读者的震骇。从此他在《新闻报》开始了作为一名摄影记者的生涯。1928年《时报》聘请郎静山、蔡仁抱二人为摄影记者。他们到处去拍摄，每天可拍各类新闻照片一二百幅，报纸只刊用三五幅。这是中国报界聘用摄影家任专职摄影记者的开始。在这之前的1927年初，《时报》已建立起规模宏大的照相室，由唐僧（镜元）主持其事。此后，《图画时报》上不断刊出署名“时报唐僧摄影”的各种照片。因此，唐僧可以说是《时报》实际上最早的摄影记者。

        不久之后，《新闻报图画附刊》创刊，第一期刊登启事，招请摄影记者，每埠一人，“专任摄取有关新闻性质之各种照片”。应聘为之工作的有鉴英、祁学章、霁明、魏守忠等人。这件事说明专职摄影记者已满足不了报纸对新闻照片的需求，特别是外埠新闻照片须依赖特约摄影记者供给，因此采取了二者相结合的形式。这时其他报纸也陆续增设摄影记者之职，《申报》还建立了新闻摄影部，除供给本报照片，并对外发稿。

        职业摄影记者发源于上海，到二十年代末已成为一支活跃的力量。当时的报人张友鸾评论说：“吾国报纸，近年亦知图照重要，故略具规模之新闻社，必皆设立摄影制版部。上海以《时报》图照为最佳，《申报》、《新闻报》之制版部，亦甚完备。而年来摄影记者之专门人材亦辈出”。北方的一些大报、画报和通讯社也先后配备了摄影记者，如北平《世界日报》的魏守忠，《晨报》的宗惟赓，天津中外新闻社的方大曾等，都是名噪一时的人物。在其他一些地方，如西安的《西京日报》、杭州的《东南日报》等也都有了自己的摄影记者。到三十年代，我国摄影记者队伍已逐步形成，他们的活动，对发展我国的新闻摄影事业起了重要作用。

摄影记者工作

        摄影记者的工作紧张，有趣，且富有意义，有时更需“冒险”精神。有位摄影记者在谈到自己对摄影工作的认识时说，摄影记者可以“多见”、“先觉”，是一种有趣的职业；摄影记者“用镜头忠实地摄映出活动的景象，或用镜头来暴露苦难民众……的剪影，使读者知道奋发，知道替沉沉酣睡的被压迫同胞表示同情。”这种观点代表了多数记者的看法。报馆的摄影记者一般人数都很少，承担着繁重的采访任务，工作十分辛苦。上海《时代画报》是个八开本的大型刊物，每期出三十二页左右，只有一个专职摄影记者，该刊所用摄影图片的百分之三十到四十是自已拍摄的，其活动力之旺盛与工作之劳苦于此可见一斑。

        当时新闻照片大都为名人肖像、合影一类，即使是现场摄影，也多半是摆好姿势照的，真正是现场“猎取”的镜头则很少。国民党第二届执委会第四次全会召开时，中委何香凝、陈果夫等，皆不愿意照相，看到照相机即转过头去避开，只是由于摄影记者的耐心和机智，才终于捕捉到何、陈的照片多幅，而他们并未察觉。这是我国二十年代“抓拍”摄影的一例，比德国人沙乐门创造的“堪的”摄影还要早四五年。但是抓拍只在不得已时偶然用之，没有上升为理论，形成一种自觉的摄影方法。

 为了得到重要的材料，记者有时不得不冒险去工作。1928年“五三”惨案发生时，万国新闻社记者王小亭在济南摄影，曾受日军监视，他不顾危险摄取日军暴行的镜头，其中有被日军惨杀的我同胞的尸体共10余幅，这组难得的新闻照片后来刊登在《良友画报》第26期上。当时北伐军中有一个人在济南事件中，冒着枪林弹雨到火线摄影，撞入日军防线，被扣留，后来在济南又被日军包围，他急中生智，脱去军服，换上山东平民服装，逃了出来。

著名摄影记者

        在二三十年代的摄影记者中，王小亭是有口皆碑的风云人物。 他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摄取了大量有历史意义的新闻照片，建树颇丰。

        王小亭于1900年生于北京，早年任职于英美公司电影部，做了两年摄影师，是中国人投身于新闻电影界之鼻祖。1923年，随美洲探险团赴蒙古、新疆、西藏等地考查，历时两年多，他“渡漠越岭，饱受风霜，始得将此地风土名胜，拍成影片。”返沪后，受万国新闻通讯社的聘请，任该社摄影记者，作美国摄影师范济时的助手和中文秘书。他在蒙古和新、藏一带拍摄的部分照片，发表在《良友画报》第4期，题为《王海升探险记》。不久，北伐战争开始，王又奔赴前线摄影。1929年5月，参加迎榇宣传列车摄影队，从南京到北平，沿途摄取盛大隆重的迎榇活动。同年，发生蒋冯战争，他赴河南前线拍摄了反映这次战争的《西北战事真相》。后来，王小亭受聘《申报》，任新闻摄影部主任。1931 年该报派王小亭、刘硕甫为川边旅行纪者，到西昌、雪马屏峨一带少数民族地区采访。“九·一八”事变后，他又到东北锦州前线摄影。察哈尔、绥远、热河等地也都留下他的足迹。王小亭的摄影作品很多，散见于《良友画报》、《申报》、《世界画报》、《时代画报》、《北晨画刊》、《战事画刊》等很多种刊物。梁得所主编的《大众画报》从创刊号起，连续刊载王小亭的专题摄影《中国游记》，每期一个专题，其中有《三峡天险》、《蜀道难》、《贡噶雪山》、《男惰女勤之打箭炉》（即康定）、《失去的热河》、《北平印象》等，内容博大精粹。至第12期续完。他用对比手法拍摄的《世界最胖女人》，被举为“新闻摄影佳作”。“八一三”抗战开始后，他在上海火车南站拍摄的一个小孩坐在被炸毁的月台上大哭的照片，受到高度评价，被认为是美国在1855至1960年间发表的最优秀的新闻照片之一。照片发表后引起国际反应，美国对日本杀戮无防御能力的男女老幼一事提出抗议。这就激怒了日本人，诬蔑他的照片是假的，并悬赏通辑他，王小亭被迫携家逃到香港。有人在谈到怎样做一个“新闻摄影家”时，指出：“富有新闻知识而摄影技术又复精明，能于最短时间供给照片且具有……新闻摄影十项知识者，方为合格。目下吾国此项人才极缺，万国通讯社黄海升君则其一也。” 王小亭的出色摄影业绩，使他在二十年代即享有盛名。1981年3月9日，王小亭在台北逝世，终年81岁。

        国际新闻摄影社社长黄英，广州人，出身于富裕人家。在学生时代，16岁那年因参加革命党的秘密活动，被官厅拘捕，险些遇难。后来，他开了一家洋行，自己做大班，把生意交给一个外国人管理，因经营不善，两年就倒闭了，他把行里卖不出去的摄影机扛回家去。虽然做生意赔了本，但从那个外国人那里学会了照相和拍电影，为后来从事新闻摄影工作创造了条件。当时有人请他为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拍新闻记录电影，因为他有“开末拉”。于是选择了一个晴朗的日子，在军校门口拍了蒋介石从里边走出来的镜头，回去冲出来一看只有16英尺，不能放映。这是他对新闻摄影的第一次尝试。黄英爱好戏剧，有表演才能，他自己组织了一个剧团，到黄埔军校演出时，校方认为剧情很富于革命精神，受到器重，被留在学校里工作。1926年参加北伐，当时他是军校“血花剧社”的演员，一面沿途为民众演出革命戏剧，一面随军拍摄战事影片。他摄取的汀泗桥战役一组照片，引起《良友画报》编辑的重视，认为类似这样好的新闻照片是“稀少可贵”的。他随军活动，沿途摄影，拍了几百幅照片，这些照片后来被收入《北伐画史》，是我国现代史上一部有价值的新闻图片集。在国民党中央工作一段时间后，回到广州家里，他不愿过养尊处优的清闲生活，一心想做新闻摄影工作，于是跑到香港，做了摄影通讯员，租借一家汽车公司停车房的一角作为栖身之地。后来他曾对友人说，在香港“那几个月纯粹新闻记者生活，是一生最穷亦最乐的一段。”以后，他到了上海，继续从事新闻摄影活动。在沪不久，又到南京中央宣传委员会任职，负责电影工作，1933年10月创办国际新闻摄影社，翌年筹建中央摄影厂，对中国新闻摄影做了不少工作。1934年10月24日逝世。

        魏守忠是北方著名摄影记者之一，1904年生于北京一个铁路职员家庭。在中学读书时就爱好摄影，在一次学校举行的运动会上，拍了不少比赛照片，这是他对新闻摄影的第一次尝试。二十岁时，开始给报纸、杂志投稿。其初，冲卷、印片都委托王府井南口王兴照相材料行代做，后来为争取时间，尽快寄出照片，就在家里装了一个小暗室，自己动手洗印。他工作勤奋、出色，几年后受聘为《世界日报》和《晨报》的摄影记者，又任职《新光画报》做编辑工作。他在谈到他初进报馆的情形时说：“他们把我找去，每月给以少数固定的车马费，然后再以刊用照片多少付给稿费。我记得很清楚，我第一月进入《世界日报》刊用照片结算，就超出老板预想的数目，他大为不满。”当时许多报刊，如北平的《世界画报》、《日曜画报》、《霞光画报》、《新光画报》、《安琪儿画报》、上海的《良友画报》、《时代画报》、《中国学生》、《申报图画周刊》、《中华画报》、天津的《北洋画报》、《常识画报》等都曾刊用过他的摄影图片。他涉猎广泛，消息灵通，是当时“旧部名摄影记者”之一。魏守忠献身新闻摄影工作，几十年如一日，贡献殊多，对事业有一种执着的追求精神。

 当时活跃在新闻战线上的摄影记者，除了前面介绍的以外，还有上海《时事新报》的吴宝基，《申报》的俞创硕，《时报》的唐僧、张有德、《新闻报》的马赓伯，《中国学生》（画报）的张源恒和杨端午，《大众画报》驻北平摄影记者司徒光，北平《晨报》的宗惟赓，天津中外新闻社的方大曾等。经常向报刊提供新闻照片的有李尧生、赵澄、楮保衡、丁宝全、黄启荣、田野等。一些美术摄影家和照相馆也都兼摄新闻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