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一段时间内，世界摄影工业取得了重大的发展和突破。这时，干版法摄影逐渐取代了湿版摄影，透明片基的软片和胶卷成为正式商品而被广泛采用；小型镜箱代替了部分笨重相机；彩色摄影技术已初步付诸实用。1888年，美国推出了柯达一号小型镜箱，给广大的业余摄影者提供了便利的条件。1907年，法国卢米埃兄弟公司应用加色法原理研制出接近实用的“天然色”照片。1913年，德国人巴纳克设计出使用狭窄胶片的小型照相机。技术上的改进，给摄影者的创作活动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天地。在欧美，新的一代摄影家已成长起来。多种题材、风格的作品展现在世界人民面前。

 摄影技术的改进，依照相在世界各国更加普及。二十世纪初，国内的出版印刷条件有了初步的改善，报刊的品种和发行量在不断增加，网目照相板技术已开始应用，照片采用的多少和优劣，无形中成为读者评价一个刊物的标准之一。报刊上的照片，由最初的“点辍品”而变成以形象纪实的报道形式，成为广大人民迫切需要的宣传品。加之人民日常生活中对摄影作品的需要，促使国内对照相器材的需要量骤然增加。导致各国的照相器材有了一个倾销市场。

照相器材在中国的销售

        洋商、华商在中国推销照相器材，是以上海、天津等商业城市为中心，采取多种渠道。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一、各国照相器材生产厂家直接在中国市场销售。如德国高尔上（GOERZ）制造厂，在1911年《时报》上登出商业广告；“德国高尔上摄影快镜匣，形极灵便。可随意携带……如蒙垂询价目，请即函示地址，以便奉复，不另取费。赐函请寄柏林总行及维也纳、伦敦、纽约等处分行均可。”德国史脱而伯（SATRAP）胶片厂“专销照相各种干片，史脱而伯厂专造照相及化学纸，如蒙询问，乞函告德国铅脱伦堡。”这种直接购销的形式，能以很短的时间使最新、最受欢迎的照相器材和消费者见面。

        二、国内批发商经销。“中西大药房”曾登出广告说：“十二张（吋）白金纸、申津断缺多时，市上将他国之新牌充销。本药房冬初电致英京以而福老厂，赶速运津。今己到数百简……”。“八千号”洋行声称：“本号专办照相器，各式卡纸，照像底布，药品钟表。发售己数载……本埠及苏杭等地可不必说，即北至直隶，南至广东，西至四川无一家不向小号定货……。”由此可见，当时照相器材销售已深入内地。

        三、零售。直接面对各照相馆和摄影爱好者。多为各城市中的商行、西药房。分布广泛，星罗棋布。如上海“华英药房”，天津“广济堂药房”，北京“华美大药房”，乌鲁木齐“同盛和京货铺”等，均属此类。

        一些中小城镇，由于交通闭塞，摄影不甚普及。为了销售器材，有时还附带教授使用方法。如辛亥革命前，绍兴县“俞源兴洋货店”的广告则称新到“天字头号照相镜头，远近快慢能照。大、中、小号照相器，传授照相方法。”这样，在器材销售的同时，还起到推广普及摄影知识的作用。

        四、以彩票和旧货拍卖形式出售。主要用于积压品和废弃品。如《大公报》1903年某号开彩广告说：“头彩白送老灯影，当初照相放大之物……此件约值洋一百余元，今作增彩之配。”即是将多年积压的放大机搭配给中彩票者。另外，各地拍卖行经常拍卖洋官洋商回国前留下的旧货。每值拍卖日，就登报详列拍卖物品的名目，其中，照相器材不在少数。这些东西因为价钱便宜，多被摄影爱好者买去。如当时北京的“亚洛洋行”就是专门的拍卖行。

以上情况，清楚地反映出1900年以后，在中国的商业结构中，经销照相器材的商号已占有一定比例。说明当时国内摄影专业队伍和业余摄影者的人数有了显著的增加。

摄影职业教育和展览形式

        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被帝国主义列强索去巨额赔款，元气大伤。清政府为维护江河日下的封建统治，迫于国内舆论，在“实业救国”的幌子下，着手发展工商业。各省相继成立了工艺学堂或工艺传习所招收学员，传授各种工艺技术。照相也作为一种工艺而包括其内，形成了最初的摄影职业教育。1903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派周学熙去日本考察工商业。周回国后，任直隶工艺局总办，在天津成立了工艺学堂，附设实习工场，招收学生，半工半读，传授照相等技术并将学员成绩公开展出，以求得社会上的监督品评。1906年，济南成立工艺传习所，分设照相等十科。北京也成立了工艺局，并设立了商品陈列所。此时，各种摄影作品，均可作为工艺品参加国内的工商品展览。经评选优秀者，可获奖励。1910年在南京举办的第一次“南洋劝业会”上，陈列各类照片，琳琅满目。通过评选，湖北钟大声的照像，天津展品中的李鸿章肖像（刘治平摄）获银牌奖，杭州“二我轩”照相馆的“西湖各景”照片册经审查“钦定”为金牌奖。1915年，北京“同生”照相馆送往农商部国货展览会的摄影作品，经农商部物产品评会评定，获一等奖。

 清末民初摄影传习机构和工商品展览中大量摄影作品的涌现，给国内摄影事业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影响，有利于鼓励造就摄影专业人材，促进摄影技术的传播和应用。摄影作品以展览的形式公诸于众，说明摄影师取得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因为这时，兴办实业被认为是非常体面和顺应潮流的事。同时，摄影作品在社会上公开展出，直接接受观众的品评，有利于促进内容的不断变化和形式上的创新。

封建统治者对摄影的态度

        摄影术传入中国后，在中国封建统治者中产生了一定影响，逐渐改变了视摄影为“奇技淫巧”的轻蔑态度。

        早在1868年，办理洋务的道光皇帝第六子恭亲王奕譞（1833——1898）就请约翰·汤姆森为他拍摄肖像。皇七子醇亲王奕訢（1840——1891）也极力推崇摄影，在当权时经常请摄影师为他拍照。光绪皇帝在位时，曾和珍妃（1876——1900）在宫中化装拍照。 庚子事变前，开始筹划为同治、光绪两朝的最高统治者慈禧那拉氏举办“七旬庆典”，当时准备访诏画师“图写典景”。专司此事的内务府上奏说：“现时无名手，而泰两摄影法实盛于画”。但民间摄影师未及应诏进宫，即赶上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因此只得作罢。 《清稗类钞》 中，曾记载了在北京的日本摄影师山本赞六郎应诏为慈禧在颐和园中拍摄“簪花小像”，当即在庆王邸消夏园中冲洗照片的事。这次照相“已许以千金之赏矣，内廷传谕又支二万金。”可见当时宫廷因摄影耗资之巨。

        1903年，宫中有了御用摄影师，专门为慈禧及官眷拍摄照片。勋龄，东三省满族人。其父为清末驻外使节裕庚。勋龄随父居法国学习陆军，对摄影酷爱。1903年随父回国，带回全套摄影器具。同年进宫充任慈禧的摄影师，1905年离去。两年中，为慈禧拍摄了大量

的生活照片，流传甚广。

 故宫博物院所藏清内务府档案中保存了一次慈禧为拍化装像传下的口谕：光绪二十九年（1903）“七月十六日海里照像，乘平船，不要篷。四格格扮善财，穿莲花衣，着下屋绷。莲英扮韦陀。想着带韦陀盔、行头。三姑娘、五姑娘扮撑船仙女，带渔家罩，穿素白蛇衣服，想着带行头，红绿亦可。船上桨要两个。着花园预备带竹叶之竹竿十数根。着三顺预备。于初八日要齐。” 可见当时拍照场面之大，准备之细。

 以后，这些照片陆续由宫内传出，以至流入民间。1904年，慈禧接见来华的德国皇储，托其将照片转与德国皇后。为此举行了隆重的仪式。据当时国内的新闻报道：“皇太后赠德皇后御像一片，用黄亭抬至外部。初四日加车随德储君赴津，送至柏林，籍代游历。”同年，在上海的日本出版商高野文次郎以“有正书局”名义，将慈禧、隆裕及其他官眷的照相、合影大量晒印．公开在中国出售，并借广告声明：“欲使清国人民咸睹圣容，如西人之家家悬其国主之像也”， 这一举动得到了清朝统治者积皇族的默许。1906年，“有正书局”又印售大型画册《中外二百名人照相全册》，收入慈禧、光绪及清政府中一切头面人物的照片，向国内外发行。 这类照片及画册的公开出售，表明在中国封建统治阶层中，摄影已不成禁例，并把它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

中国第一个民间摄影团体

 “精武体育会摄学部”是国内出现的第一个民间摄影团体，成立于民国二年（1913），为上海“精武体育会” 领导下的文艺社团，负责对会员进行摄影技术教育和辅导会员进行创作。

 “精武体育会”原为我国武术界著名拳师霍元甲创办。民国初年，该会为了推广教习武术，需要拍摄编辑武术图解，于是自行组织了“摄学部”和“和兴影相公司”，“以为摄学机关”， 先后拍摄了多种武术摄影图片。1916年，摄学部拍摄的成组武术服片，开始在商务印书馆编辑的《学生杂志》上专栏连载。随后又拍摄了《谭腿》、《达摩剑》等三个单行本及《谭腿十二路》挂图，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印行。由于有此组织，“会中所有影片皆为会员所手制”。

        摄学部主任为留美摄影家时向荣，教授为陈公哲和程子培二人。陈为上海五金业资本家，对摄影颇有研究，其胞妹陈士超也是摄学部中的骨干分子。“精武”提倡体魄精神共进，因此，选用摄影作为提高会员精神修养的手段。

        摄学部设有冲洗暗房和照相布景等全套设施，供会员实习使用，并按期授课指导。会员经过考试合格后，发给“精武摄学部毕业证书”。

        摄学部活动非常活跃，经常组织会员到苏杭等地旅行拍摄，团结了一批摄影爱好者。旅行中，男女会员各携带照相机等器材，使用学部自行设计的“旅行暗箱”随时冲洗印片，会员兴趣非常浓厚。

        旅行完毕后，进行作品评选。由于会员不断实践和认真创作，每次旅行拍摄，均出现许多优秀的摄影艺术作品。如女摄影家陈士超所摄《苏台烟景》，曾获一致好评，被刊登在精武体育会的纪念册上。陈公哲摄《三潭夕照》，在创作上下了很大功夫，也得到了摄影界同行的赞赏。汉口精武体育会成立时，曾将该作品展出义卖，被“某君以数百金买去”。

        陈公哲除负责教授会员外，对摄影技术的研究改进也花费了很大精力，并有所建树，著有《论摄学》和《摄影测光捷径》等摄影学论文。后者是陈氏设计的一种曝光计算方法，通过表格换算，可迅速确定曝光量，很有实用价值。设计成功后，曾送往英国皇家摄影学会，以求评定推广，但未获重视，陈乃自费印刷成册，分发会员使用。此外，陈公哲还发明改造了一些摄影器具，精武体育会会员使用的“旅行暗箱”就是陈自行设计的。他改造装配的单镜头反光照相机，也成功了，由于国内政局动乱，对科学发明无人问津，陈公哲的这些成果，

得不到及时承认和推广。

     “精武体育会”摄学部的活动，是要使中国人摆脱贫弱和落后，使人民强健身体，丰富精神生活。以摄影作为全体会员的必修课程，说明人们在认识上已把摄影列入美育范畴，这是很有见地的。精武摄学部的创办和实践，对中国摄影的普及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二十世纪初，摄影技术在中国的传播，形式更多样，范围也更为广泛，开始由大商业城市向中小城市发展，甚至到了一些边远地区。摄影已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