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兴起的“洋务运动”，为引进近代科学技术打开了方便之门。同时，中国政府陆续派出的一些外交和考察人员，把摄影术的发展和应用的情况对国内也做了一些介绍，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情况下，从七十年代起国内陆续编印出版了有关摄影的专门书籍，把系统的摄影技术理论介绍到中国。

《脱影奇观》和编者德贞

 1873年，我国第一部摄影术专著——《脱影奇观》在北京出版。编者德贞（Dr· Dudgeon· John Hepburn1837—一1901年）是个多才多艺，酷爱摄影，兼通中西文理的英国医生。1860年来华，任驻华使馆医师。后继任京都施医院院长，并在北京同文馆教授生理和医学。京都施医院自1872年8月起，编辑发行了名叫《中西闻见录》的中文杂志，专门介绍各国最新的天文、地理、格致等方面的知识。德贞先后在该杂志上发表了《镜影灯说》和其他方面的一些摄影译文，很受读者欢迎。

 德贞在《脱影奇观》的序文中说，早在1853年至1854年间他就在本国“初试照影，以为博戏之事。”后攻读医学“兼明化学之理，因照相旁及光学之事。”他想绘画更好，但总不如照相逼真酷似，照相虽好，但大相片求之不易。因而研究出“灯影镜套大之法”，于1855年登报公布。他在北京施医院工作时，前来拜访和就诊的人很多，当大家知道他会照相和有照相器具之后，就纷纷请他照相。其中不少人想学摄影，带去向他讨教，使得他“终日应答不遑，衷情仄然，因思将脱影（照相）之事，译出华文编次成书，用酬友道，稍舒歉仄”。这就是他在行医之余，要译著出版《脱影奇观》的原因。

 《脱影奇观》为木版大字线装刻本，全书分上、中、下三卷，分装元、亨、利、贞四册。版权为京都施医院所有。这部早期刻印的摄影专著，有其引人注目的特点。该书“例言”的开头就说：“是书之泽也，为酬友谊而设。摘其易于通晓者以便初学”，是“每出于拔冗之余，忙里偷闲”进行译编的，还谦虚地说“迫于遑遽，恐文质不能合宜”。全书分理学、艺术、法则三部分。卷首还附《脱影源流史传》，卷末附录《镜影灯说》，内容完整，文理清楚，简明扼要。当时的翰林学士完颜崇实读后称赞说：“明白晓畅，开数十年不传之秘，且刊叙自何人创始， 以及何人讲习，精益求精，各极其妙。可见一艺之难，专习者积数十年心力，甫能得其奥妙。 惟望后来者能神而明之，推陈出新，庶不负德贞医士翻译之苦心，且于光学化学中更有进境也。”

 该书在传授摄影技术方面，力求实用、全面，以适应中国读者的需要。书中介绍了银版法、湿版法、卡罗法，这些都是世界上早期并行发展的摄影方法。使读者能辨其差异，自行比较、选择。药品名称，作者采用中西合璧的方法，以便于读者理解和应用。随着照相材料和摄影方法不断更新，作者又补充刊印”续编”一册。

 《脱影奇观》的出版，在中国揭开了摄影术的奥秘，对在国内普及科学知识，破除封建迷信起了良好的作用。作者声明：将照相之法编译出来，目的在于证明摄影术绝非玄技，而是人人都能掌握的。借此揭露那些说什么照相是“异端”、“邪术”，“非目睛之水，即人心之血”等缺乏科学常识的奇谈怪论。

 《脱影奇观》是一部完整的摄影技术工具书，使人能够通过自学，掌握摄影技术。因此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在我国传播摄影技术起到了教科书的作用。

徐寿和付生雅合译的摄影书籍

 徐寿（字雪村，1818——1884年），江苏无锡人。近代化学家。

 徐寿自幼攻读自然科学，“尤精制器”，“寿猖介，不求仕进，以布身终”他早年在上海江南制造局下设的翻译处任提调译有《化学鉴原》及续、补二编。1874年发起创立上海格致书院，专门从事自然科学的研究和传授工作。他与英国人付兰雅（John Fryer1839——1929）合作，由付兰雅口述，徐寿笔录的形式，编译了《色相留真》一书。这是中外学者合译摄影专业书籍的开端。

 《色相留真》译出后曾以《照相略法》为题，于1880年在介绍自然科学知识的中文杂志《格致汇编》第九卷至第十二卷中连载。后被收入《西学富疆丛书》（1887年）《西艺知新》（1896年），成为十九世纪末引进的著名“西学”著作之一。该书共分划玻璃、洗玻璃、敷蛋白、合制哥路弟恩（阿略酊）、银养淡养、直光平光、镜箱、暗房内显影、显影药、护影药、印象纸、干照、透明象、瓷片照象、黑衬象、印箱、纸像印边、游戏显像、旧银水分取银质和山水等章节。也谈到了当时新出现的干版法。但由于当时干版法还处于实验阶段，所以该书介绍说：“现在肆中所售好山水之片，俱为湿法所照，又欧洲各国博物院中所存之像，用干法者极少，或因照像家喜用旧法，而疑各新法或干法不及湿法之稳。”1887年的版本中，又增加了二段内容，一段是介绍照片放大，一段介绍照相石版印刷技术。使此书更臻完善。

 以后徐寿又编辑出版了《照相器》、《照相干版法》等单行本小册子。介绍新式照相器材和干版摄影技术。他预见到：“年月增加将来照相之事，必较今日更胜”。

丁韪良编译的《格致入门》

 同文馆总教习美国人丁韪良（Martin 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1827——1916）于1868年完成《格致入门》这部“西学”教科书。该书卷四（下）《论光》部分以问答方式解说光学原理，对“照画器具”(即照相机）等光学器具作了介绍，并且每卷后都附有习题。1889年增订再版，据增订版自序中说，该书校刊时曾准备进呈光绪皇帝御览。

 此外，十九世纪末出版的还有付兰雅编译的《光学须知》、《光学图说》，朱葆琛、赫士译的《光学揭要》，金楷理、赵元益译的《光学》，贝列尼泽的《照相镂板印画法》等十余种书籍。

 这些有关摄影的译著，有的一版再版，可见当时社会对摄影专著需求量之大。戊戌变法前后，各省兴办新学，上述列举有关摄影的西学著作，有的被列为学校的教科书。

 另外，当时报纸上也时有文章介绍摄影术，如1876年的《申报》刊登了《照相法》一文。这种短小的文章也象其他专著一样对摄影技术的传播起了一定的作用。

 摄影书籍在中国出现以后，促进了摄影技术在国内的推广和提高。在此以前，不管是专业摄影师或业余爱好者“大都从西方之来华传教者或商人，略得一二简易手续以为谋生之计。其时传教者或商人，对于斯道，未能深明其学理技术，可断言也。而得之者，复视同枕密，不肯轻以示人，师徒相承，以讹传讹，遂致毫无新知，纵有好学者，亦不得其门而入”国内摄影书籍和读者见面后，开辟了更广泛的传播途径，扩大了传播范围。尤其对于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采取教科书的形式来灌输摄影基础理论，其意义更加深远。

 这些书籍出版以后，使人们对摄影的认识提高了一步，初步明确了它是一门新兴的科学，同时，使摄影技术的传播走上了理论化和规范化的道路。对扭转摄影传入中国初期时的落后状况起了重要作用。

 但是，由于当时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的限制和出版印刷条件落后，早期这些书籍对中国摄影发展上的影响，深深地局限在一定的读者范围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