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的任曙林25岁，走入了北京的中学校园，留下了八十年代中学生一段青春的影像记录，影集里的180多张照片，跨越了上世纪整个80年代。这些照片，透着浓浓的特属于80年代的气息，不仅是一个摄影师一次漫长的记录，更是一代人对自己曾经历过的时代的一种青春记忆。

　　摄影师自述

　　镜头背后的故事

　　1979年的北京，照相还是比较新奇的事情，特别是专门去拍学生，好像还没有听说过。我反复保证不影响课堂秩序，他们也想看看这小子到底能耍出什么花活吧。开始校长推荐了一个特优秀的班主任，她怕干扰教学，拒绝了。有趣的是，两年后，曾拒绝我的老师请我到他们班摄影，她也许发现了摄影的魅力。

　　进入学校还不算太难，难的是学生们的认可。那时的中学生普遍认为报纸上的宣传假，记者是主观臆想的同义语，特别是讲到中学生更不是那么回事。他们经常嘲笑讽刺那些奇怪的所谓校园照片。在这种情况下拍摄，他们从心里看不上你，呵！又来了一位。那时的学生挺有礼貌，他们不一定躲你，但会用体态语言和表情的改变，强烈地表示他们的态度，这种抵制更可怕。一个个假象摆在眼前，你还拍什么呀。特别有意思的是，他们的后脑勺都长着眼睛，可以感到你要干什么，几分之几秒内，他们的体态已做了调整，这种不易察觉的变化其实差异很大，我进入的通道被堵死，只有放下照相机。怎么办？解释我不是那样的记者？那真是傻了，只有靠时间，我有这个信心，有与拍摄对象相处的基本功。头一个学期我几乎没拍出几个胶卷，但我还是在校园里转悠，极耐心且悠然地寻找着，与这帮学生打着持久战。我并不傻干，我有我的专业素质：跑位，时机，进入幅度，体态语言和表情等等。学生们不傻，他们观察出这位“记者”的不同，起码好奇心使他们愿意了解我，但我并不去同他们聊天，这是我的原则。我无声地干着我的摄影，我最终征服了他们，他们接受了这个外来者，我打开了进入他们的第一道关口。

　　我在校园成了透明的影子，慢慢地如入无人之境。这种感觉很迷人，时常你不拍什么，游走于学生中间也是一种享受。

　　学校内容是十分丰富的。上学进校门千姿百态；早操早自习各显特点；课间十分钟眼花缭乱，年级不同，男女不同，性格不同；体育课与美术课我是可以参与的，何况还有不少室内活动；中午时光因人而异，吃饭谈天，安静中有一丝秘密色彩；下午的课程总有些异样，也许是副课多吧；放学不一定回家，课外活动，课余活动，操场教室交相辉映。这往往是我最紧张的时刻，总是一层楼没拍完，日暮就降临了。冬日的太阳落山早，经常有学生不肯早早回家，这时的教室是学生的天下，特别是老师也走了之后。你会感到像旋转舞台一样，瞬间地或慢慢地，味道变了，气氛变了，那已不是教室，你可以看到一个个鲜活的灵魂在跃动。

　　白天也有安静的去处，那就是自行车棚。到八十年代中期，学生骑车上学已成风尚，几乎一人一辆，颇为壮观。上课后，成片的自行车一辆挤靠着一辆，简直就没有下脚的地方，我真佩服他们是怎么取车回家的。有寂静就有喧闹，下午的街头，学生的车流把活力与朝气洒向所到之处。要说记忆最深的，要算绿色了，教室与楼道里所有的墙面下方都是那种特有的绿色，学生在时你看不见它，等到学生消失，它会赫然显现，突然来到你的眼前，使你跳动的心，瞬间有停止之感。这绿色成了这个世界的代言，它们不仅承载着那许多鲜活的具体，也产生出每日新鲜的思绪与念头。事物总是在限制中发展，甚至越有限制越有创新，学校的天地确实狭小单调，正如此，在拥挤与碰撞中才会有无限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