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我的祖父庄瑞夫（生于1921年）仅仅19岁便离开了福建省泉州市，身上只带着两套旧衣服和八元马来半岛殖民政府使用的叻币。当他到达新加坡时必须支付五元，这是这个地区最便宜的入境费。我祖父曾说，如果他当时带多点钱，他会去印尼泗水市和东爪哇岛与一个“亲戚”住在一起。

    至少对于和祖父一起离开中国的人来说，新加坡不是一个受欢迎的地方。新加坡当时被英国人统治，英国人只对可开采的原材料感兴趣，因此新加坡成为中国无处容身的犯罪分子和不良分子的天堂。

    如让祖父选择的话，他肯定会去马尼拉，那里自十七世纪开始便生存着大量的泉州移民。他甚至还拿到了非常难拿的移民证件。但不幸的是，日本人封锁厦门，他唯一的选择是印度尼西亚或马来半岛。我的曾祖父是个小商人，经营状况也不差，但是祖父他还是决定离开中国，他是要远离农村生活。

    到达新加坡后第二天他就动身去了位于马来西亚柔佛州的笨珍。二战期间，他往返于文律和笨珍两地。虽然不是一名共产党员，祖父从开始直至战争的最后几个月向共产党领导的马来人抗日军队提供补给和情报，这支军队是马来唯一有组织的抗日军。

    战争结束后，祖父回到新加坡，开始沿着施素街做苦力。一年后，他找到了一份工作，在Upper Cross 街的一家茶馆做秘书。

     这是我家族与新加坡历史“唐人街”的唯一联系。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唐人街是1986年城市历史保护总体规划的产物，主要由广东人居住过的街道组成。其它的地方比如施素街或者潮州人曾经待过的新加坡河边区域未被看作唐人街“遗物”的一部分。

    我对唐人街的热爱始于2001年跟随印度摄影新闻工作者Shyam Tekwani学习摄影开始。

    我一直对生活在东南亚华人的历史感兴趣。大多数摄影师包括当地籍贯的摄影工作者不了解这些人群之间的细微差别，仅把华人视为一个同质人群，可能是因为这些摄影工作者不会讲中国方言，或者因为他们无法做合理调研。最糟糕的情形是，他们的作品向观众表达的仅仅是陌生的仪式和异国的食物。而来自中国的摄影师经常站在对比的角度俯视东南亚华人，或者仅聚焦于他们的经济成就。关于聚焦东南亚华人的经济成就，中国摄影师经常把种族特点作为他们成功背后一些形式的文化资本，而忽略了华人接受“当地”文化这一不可否认的趋势。

    2007年我陪同一位研究东南亚华人的专家--政治学家Leo Suryadinata去考察。当Leo教授得知我每次在东南亚地区采写时都会拍摄一些关于这里唐人街的照片后，作为中国文化遗产中心主任的他委派我为《全球化东南亚唐人街》(2007 – 08期)拍摄一些影像。为此我走遍了斯里巴加湾市(文莱首府)、曼谷(泰国首都)、雅加达(印度尼西亚首都)、吉隆坡、马尼拉、金边市(柬埔寨首都)、胡志明市(越南首都)、新加坡、万象(老挝首都)和仰光(缅甸首都)。

    虽然该杂志学术性很强，但是这次采写任务并没有规定执行主题的方法。

    有时我会去倾听我偶然遇到的一些人的故事。在金边市，一位在当地出生的华人记者黄平回忆起柬埔寨华人的历史，在美国战争期间华人曾放弃一切击退越共成员，而讽刺的是，国家重新统一之后这些华人是第一批被清除的。在草埔我与一位第二代雅加达华人居民Madam Lim交谈，她也是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热切支持者，她毫无嘲讽地表达了对1998年暴乱中中国人被当做攻击目标时中国政府拒绝采取行动的愤怒。中国政府拒绝行动的理由是像Lim这样的人是“当地土著人”而非中国人。

    这次采写任务中，我尝试表达学术界人士和作者曾在出版作品中表达过的一些观点，同时也包含一些我在这些唐人街感受到的气息。

    从这种意义讲，我展开此次采写任务完全出于个人角度。可以把这次作品看作是一个第三代新加坡华人在这些唐人街制作的旅行纪录片，我在这里既是一个圈内人也是一个圈外人—对我可以辨认的文化、历史和政治符号感兴趣，同时又对我不能立即理解的地方习俗符号感到好奇。因此，该作品不是一个简单的唐人街“纪实”作品，而是我邂逅种族意识和中国意念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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