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了一本《民国摄影文论》，书中把民国时期的摄影书籍或文章全文托出，然后是编著者的“研读”文章，该书的编排形式新颖，系统地梳理了民国时期理论著作，是中国摄影史的必要补充。但书中对“刘半农《半农谈影》”的“研读”，笔者与编著者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研读”。

    祝帅、杨简茹两位先生对“刘半农《半农谈影》”的“研读”，摘抄如下：“《半农谈影》对摄影理论研究的学术贡献，首先体现在对于摄影的艺术性的确认。全文开篇引用了刘半农在北大执教时期的好友、另一位热衷于文学革命和汉字改革的《新青年》编委钱玄同在摄影领域已经‘臭名昭著’的名言：“凡爱好摄影者必是低能儿”，并对此审慎地提出了自己的不同观点。‘五四’一代的青年学者，为了强调个人的独特思想，也常常以某种极端的语言方式来表达。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来理解钱玄同的话似乎可以更多一份‘同情之了解’。刘半农、钱玄同虽作为知己，共同分享着对于新文化、文学革命等许多问题的看法，但也有尖锐的辩论与冲突。作为北京大学摄影研究会导师之一、热衷于摄影这种新兴艺术形式的刘半农，自然不会同意钱玄同的这种看法”。
在“研读”文章中，祝帅、杨简茹两位先生像律师一样，极力为“臭名昭著”的钱玄同做着种种辩解，以减轻他出言不逊的罪责，实际上，钱玄同对摄影毫无兴趣，他与刘半农在一起的时候，不会就摄影的话题展开交流，更不会说出得罪摄影圈一群人的话。刘半农在写《半农谈影》这本书的时候，为了吸引读者的眼球，开篇便抛出：“我友疑古玄同说：‘凡爱摄影者必是低能儿’旨哉言乎！”，以钱玄同的大名作为书里的反面靶子，引出自己想要说的话，这才是刘半农的真正目的。只要我们的“研读”有延伸阅读的过程，  就会发现制造文化事件是刘半农惯用的写作手法，早在《新青年》杂志上，刘半农自编自导，他自己唱红脸，让钱玄同唱白脸，两人相互配合，共同上演了一出新文化的“双簧”戏。

    1918年正月初二，一位署名王敬轩的读者给《新青年》写信，指名批评刘半农的新诗，竟以老爷二字入诗，是闻所未闻，粗鄙的很。读者王敬轩自称留学日本，信中极尽谩骂之能事，对《新青年》发难，维护纲常礼教，攻击白话文学，嘲笑刘半农诗里的世俗关怀与通俗语言，刘半农以记者的名义在“复王敬轩书”中，以鲜明的观点对王敬轩的论调逐一批驳。原来那封信是同为《新青年》作者的钱玄同冒充旧派人物假意写来，为文学革命当靶子的。此前刘半农在写给钱玄同的一封信中，将文学改良比作唱戏，说“你、我、独秀、适之四人，当自认为台柱，是毁是誉，也不管他！”然而台上唱戏的四位台柱感觉有些冷清，《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都是他们一家之言，得不到台下的反馈。为了引起社会上的呼应，刘半农与钱玄同商量，假造一位反对者，自从刘半农导演了与王敬轩之间的文化论战，文学改良终于从知识分子的案上清谈，推往社会掀起了波澜，使新派思想取得压倒性的胜利。

    “研读”有深入研究与详细解读刘半农的意思，如果抛开刘半农前期的写作背景，只从书面上“研读”，我想很难把一件事真正读清楚，甚至是误读，误读造成最终结果是以误传误。只要我们的“研读”不为了急着出成果，认真做好延伸阅读，就会更宽泛地了解刘半农这个人，更多地了解刘半农的写作风格，刘半农挟持着钱玄同，在《半农谈影》这本书里，继续上演的“双簧”，就容易被看穿，钱玄同谩骂“凡爱摄影者必是低能儿”的所谓罪名，也会被彻底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