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第四届侯登科纪实摄影奖及其引发的一些争论，谈谈自己可能并不成熟的看法。

 

　　一、 关于获奖作品。

 

　　三组获奖作品《新国人》、《红线区》、《大学城》，个人认为，从关注社会、关注现实的角度讲，三组作品各有其价值所在：《新国人》试图揭示中国人在城市化进程中备受扭曲和压抑的灵魂;《红线区》讲述一群被工业化摧毁了家园的时代遗弃者挣扎求生的悲剧;《大学城》则是对自己身处的教育环境及教育制度进行反思。与某些完全与现实隔离、撒娇、卖萌、玩弄小清新的作品相比，这三组作品不约而同地表现了对现实的切肤之痛，忧虑之思，这恰恰是摄影应该具备的姿态和立场。

 

　　但作者是否以最恰当的影像言说方式有力地表达了这样的主题?或在表达上是否存在更进一步的可能?这还是值得讨论的。仅谈一点我自己的看法。三组作品中，《新国人》是最打眼的，总体说，是一组很出色的作品。我相信，这样的照片，在任何评选中，都会有比较高的“眼缘”。原因很简单：太有冲击力了。这不是指那种用闪光灯、大广角营造出来的形式暴力，而是指画面中强烈的戏剧性，那种瞬间的不自然，由于对比或并置产生的荒诞，给予人的视觉和心理上的冲击。

 

　　作者抓取了日常生活、公关活动中的一些片断，试图用这种随机性和偶然性的定格来显现国人灵魂无时不刻的庸常、惨淡。但是，作者并没有在“最平淡”的生活中呈现“最平庸”的形象，并透过这种毫无指望的贫乏来反映骨子里更深刻的贫乏。尽管我认为作者有这样初衷，但实际上，在许多照片中，他选择的是一个戏剧化的时刻，一个戏剧化的关系，一个变形、夸张、怪诞的瞬间;闪光灯和拍摄角度在加强这种戏剧性——摄影夸张了或放大了某个瞬间，并使这个瞬间成为对那个场景或人物的绝对化描述。而这个描述，作者潜意识里将它视为一种本质上的揭示。

 

　　我觉得这也许带出来一个问题。一张精彩的，引人注目的照片，常常是有戏剧性的，摄影并不排斥戏剧性;相反，镜头对戏剧性天生敏感。但是，戏剧性一定意味着非常态，非常态的瞬间如何去表现对象的本质——必然是在常态中体现的东西?

 

　　这仿佛是一个悖论。

 

　　在急剧变革、新旧并存的时代，寻找一些精神错乱的景象，不是太难;甚至摄影师在选择框取某个画面时，就可以利用四条边框内外的隔离性去“制造”一种戏剧性，一种矛盾，一种对立，并借此让“意义”产生。我不由得想到三位以拍摄“人”著称的大师：黛安·阿勃丝、罗伯特·弗兰克和奥古斯特·桑德。阿勃丝举办影展时，观众朝她的照片吐口水;弗兰克的《美国人》发表后，遭到美国文化界疯狂的口诛笔伐，认为“这本书是对美国的一大攻击”;而桑德，纳粹下令销毁《时代的面孔》一书的印版并没收了该书的库存。

 

　　这三位摄影师关于“人”的照片，都引起了同时代人、乃至当权者的巨大惊恐和不安，原因就是他们深刻地解剖了“人”本身。有意思的是，这三位都是反对拍摄的瞬间戏剧性的。这并不是说他们不让矛盾、对立和戏剧性出现在照片中，他们“拍摄”人，表现人的矛盾、对立和戏剧性，但不“制造”这一切。他们的照片中，隐含着强烈的对立与矛盾，他们对周遭世界藏匿的戏剧性十分敏感，并善于发现。但是，他们一定让矛盾与对立自己显现出来，让那种寻常之中的不寻常自己显现出来，让这个人究竟是什么样子自己显现出来，而不是由摄影师去给予、设造、由摄影师将人置于一种戏剧性之中——将戏剧性作为拍摄的方法论来操作。因此，他们的影像才具备了穿透表象、揭示本质的力量——就像阿勃丝拍的《双胞胎》;就像桑德让所有来到镜头前的德意志人自己给定身份，自己摆出姿势;就像弗兰克似乎总在随心所欲甚至敷衍地拍摄美国人，但当《美国人》出版时，每一张照片都不依靠“戏剧性”串联，而通过照片本身的力量互相阐释，密不可分。

 

　　苏珊·桑塔格说：“摄影术表明：如果我们接受相机所纪录的情形，我们就会了解这个世界。但这与理解刚好相反，理解是从不接受世界的表象开始的。理解的所有可能性都植根于说‘不’的能力。”向世界的表象说“不”，意味着不是以摄影瞬间的截取制造出另一重表象，一个简单的答案，而是以摄影方式重新认识那些“熟视无睹”。

 

　　二、 关于侯登科纪实摄影奖。

 

　　我有两点建议：

 

　　1、 如果这是“对于一个具体的拍摄选题与计划的资助性奖项”，而且“申请项目必须

 

　　是正在进行(1年或1年以上)且尚未完成，同时又需要资金支持的拍摄选题”，应该不是给一笔钱了事。因此，在评选结束后，是否给予获奖摄影师长期的追踪、指导、交流直至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作品?摄影的培育，其实是在拍摄中一点一滴完成的。大部分有影响力的基金会对所扶持的艺术家都会采取这种办法，操作上也不难做到。相反，缺乏延续性和持续性的一锤子买卖，倒可能阻碍实现这个奖项的寄望：对纪实摄影持续、深入、有效地推动。

 

　　2、“向非职业、年青的摄影人进行适度倾斜。以鼓励及扶持自由摄影人以及摄影民间力量的生长。”——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初衷。据说，最后评定时，都要询问摄影师的经济情况。但是，摄影师的经济情况往往是一个相对的比较。那么，在一个信息加权的评选中，很可能会出现这样一种结果：把奖颁给了一个照片不是最好，但最需要钱的参评者。那么，这笔奖金是要换回一部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好作品?还是去帮助一个生活困难的摄影师?到底是“奖学金”，还是“助学金”?任何评选，最终都是靠作品说话。因此，我建议可以倾斜，但倾斜的前提仍然是作品过硬，拍摄项目的意义和预期完成度都值得投入。而且，只要是以个人身份来参评的摄影师，其实都可视之为“民间力量”。#p#副标题#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