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我在纽约做了一年访问学者，离开的时候，行李塞得鼓鼓囊囊的。我试图把这一年的各种记忆都带回来：啤酒瓶盖、票根、路边摊的纸制咖啡杯，甚至把从好朋友杜利夫妇家院子里捡来的橡树果也偷运到了北京—这种“活”的玩意儿，是海关禁止入境的吧？这果实从树上落下，它还算活着么？

    我觉得它们一定还活着。就在前两天，我把橡果从盒子里拿出来，它们竟然没有一点儿变化，颜色没有黯淡，身形依旧饱满。这些死硬的家伙，似乎不会轻易改掉它们的脾气。

    我在纽约的房东是华人。到达的第一天，他带我在房间里转，特地引我见了厨房的热水壶：“中国人嘛，离不开热水。”一年下来，等我走的时候，热水壶已经被我按坏了。

    前两天，我再次到访纽约做短暂停留。朋友怕我半夜打不到车，特地帮我订了一辆。按了一通电话听完叽里呱啦的英语，来的竟然是个华人女司机。她叫萍，笨重的行李被她利落地扔进车里，我们试图帮忙，她却拦住说：“每天都这样，已经习惯了。”萍说起自己的儿子学会计的，曾到国内工作，但每样家具甚至每双鞋子都要从美国运过去，“我供不起他啊，只好赶紧让他回来。”车到宾馆了，萍把我们的行李再搬出来，依旧是那句话：“每天都这样，习惯了。”

    但有些习惯却必须改变，或者已经不知不觉地被改变。我的这次旅行，是来参加玛格南基金会组织的一次研讨会，主题是《摄影的延展》，鼓励摄影师超越静态照片，展开跨界合作，尤其是要利用新技术。研讨会的嘉宾们个个机灵古怪，马克先生说自己是一个黑客，周游世界帮助边缘人群接触新媒体；杰森是个坐轮椅的残疾人，他发动人们拍下照片，在地图上标注残疾人无障碍餐馆和公共设施，做成App（应用软件—编辑）供残障人士出行查询。“问题桥梁”是个探讨黑人身份认同的活动，让年轻人面对摄像机提出有关自己黑人身份的困惑，然后再把这些视频放给年长的黑人看，请他们回答并再次录像；通过这样的问答，人们内心深处难以说出口的问题终于被讲述和谈论。整个会议中，唯一称得上是摄影师的，恐怕就只有本杰明·罗伊（B.Lowy），他为《时代周刊》等媒体供稿，但讲述的却是自己在利比亚用手机展开摄影报道的经历。在本杰明看来，当你用手机拍照的时候，读者就在眼前，他们在拍照，你也在拍，这给人一种天涯共此时的感觉，也在摄影师和观众之间架起一座心理的桥梁。

    说的悬一点儿，新技术改变了我们对摄影约定俗成的理解。摄影不是从前那个摄影了，它身形隐遁，躲在所叙述的故事之后，化为无形。说实际一点，我们拍照的很多习惯都被技术改变了。这样一个热闹的摄影研讨会，和我同去的摄影师竟是为数不多的身背单反相机的人，但每个重要的时刻，她都要用数码相机拍几张之后，再赶紧用手机捏几张。我能够和她共享的，却也就是她手机里的照片，在微信和微博上，我和她的朋友们展开各种讨论。事实上，没有手机拍下的这些照片，我想她肯定会有一种“仿佛没有经历过这些事儿”的感觉。

    一边是手机，一边是相机，这让我联想到摄影史上的很多时刻：摄影师们曾经一边是玻璃干版大相机，一边是新式卷轴胶片小型相机；一边是黑白，一边是彩色；一边是胶片，一边是数码。这种“一边一边”的最终结果，总是后者干掉前者。

    习惯没了，是否是一种悲哀？这次到大都会博物馆参观，正好遇到艾格斯顿（William Eggleston）的展览，那鲜艳的色彩，引得一位观众想要伸手去触摸，被保安制止之后，他自我解嘲，说这些照片下的标签都写的啥啊，化学名词根本看不懂。对这位21世纪的观众而言，化学摄影的时代已经很遥远了。

    化学的消逝，技术的易用，却带来了另一个新时代。摄影是一个民主的工具，每个人都可以利用其发声，这正是艾格斯顿当年已经看到的未来。艾格斯顿的展览叫做《与显而易见之事的斗争》（ At War with the Obvious ），策展人把他的一些语录贴到了墙上：“每一样事物对我而言都不会重于另外一件事物”、“世界原本就是彩色的，那也就只能这样了”……用最接近现实世界的方式描述现实，自然地说话，而不是强迫自己说话，这位老先生挑战的不仅是黑白在严肃摄影创作中的唯一地位，更是人们那一定要让照片负载无法负载的意义的习惯。艾格斯顿为世界涂上颜色，让摄影领域中的虚情假意一一现形。这种对习惯的改变，也是对习惯中包含弊端的挑战。当每个人都在拍照的时候，摄影将不再是一门外星语言，新技术并没有摧毁摄影界，反而拉近了读者和这一媒介的距离。

    来纽约匆匆几日，我还是抽空到当年住的地方看了看。刚走进街道，我就大叫了起来，啊，树怎么没有了！那棵树，当年我望向窗外最习惯看到的风景，竟然被砍掉了。我坐在树根上唏嘘许久，似乎没有了，你才真正开始看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