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去印度拍片的人很多，拍的大都是苦行僧和街市上的牛、别样的建筑和在大河里洗澡的人，以及颇具异域风情的女性。这样的影像堆垒起来，让我们看到一个奇异的国度和宗教色彩浓厚的社会。其实，我们从心底里知道，印度的实际情况，远远不止那些样子，那些样子也远远不够呈现印度的现实存在。但印度的社会结构和人们的生存状态是到底是怎样的呢？一直模模糊糊。直到我看到蔡焕松先生所拍摄的印度，才鲜明地看到了印度的底层社会，意识到了印度社会的结构性存在。

蔡先生的摄影以十几次深入印度老百姓生活街区的实地拍摄，突破了旅行摄影的局限，穿透了走马看花式的浮光掠影，而直接面对着印度老百姓的生存，这着实让我感佩。他在《中国摄影家》杂志担任四年的艺术总监之后，以六十余岁的年龄，做了一件三四十岁年轻人也很难做到的事情。

蔡先生所拍摄的，这样的印度，首先让我们看到了大批艰苦而坚韧生活着的人。这些人的存在，鲜明地映证生存本身的内涵，也呈现着国家和社会的等级性。

我们观看和分析社会的文明程度和成熟度，最直接的方法是到穷人区去，看那里的人如何洗澡和生育、如何看待富人，如何对待妇女，如何教育孩童，如何推举首领。这几点正好是社会研究的几个方向。而在当前的地球上所流传下来的生命和文化，则以多样化的基因，通过不断的融合来获得生生不息的前行动力。生命的处境有差别，但生命的意义平等；社会文明程度有高低，但文化平等，文化基因的再生机遇平等。从这个意义上看蔡先生所拍摄的印度百姓，我们则以地处近邻和东方文化亲缘的根底，对影像中的百姓和百姓的影像，抱有难言的亲近。

在这些影像中，我们几乎看到了印度百姓生活的所有侧面和内容，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生老病死和酸甜苦辣。没有宏伟建筑的遮蔽，生存状态一目了然。这些景象以并置的方式呈现在我们眼前，强烈而硬实地告诉我们一种不能回避、不能谬解的存在。与我们一样的兄弟姐妹，与我们一样善良和坚韧；与我们一样的生活底色中体现着与我们一样的生命的质感。 在蔡先生的镜头里，被框取和凝视着的人的面容和体态，有难以尽述的情状；在苍茫的大地上，人与动物互帮互助，结伴而行。回看18世纪到现在的历史，我们不知道是机器带给我们的是方便，还是幸福，只有面对着这些被蔡先生以影像方式在混杂和繁乱的现实中提取出来和“大写”了的人的面孔和目光，长久地发呆。

蔡先生此行的拍摄，观看方式较以前有了很大改变，作为同事的我比较了解。他在《中国摄影家》杂志工作期间，深受马格南图片社摄影理念的影响，那就是要在平等和尊重中关注人类。他先是与著名摄影师久保田博二相约2012年在汕头一起PK，拍摄春节的民俗，切磋颇为深入；他也接触到马格南的另几位大师，如伊安·贝瑞，埃里·里德等，这几位都几次在响沙湾PK，后来还到长安镇PK。蔡先生一直在观察和认识他们的摄影方式，从观看到呈现，下了很多功夫。有这样的前提和基础，他才有了拍摄印度专题的选择和行动。 如果具体说他的改变，可以这么总结：他现在的观看方式，已经摆脱了中国大多数摄影师只看自己认为美的事物的习惯，摆脱了在不了解对象的情况下不由自主地美化拍摄对象的习惯，摆脱了把拍摄对象不由自主地纳入到因自身设定的类别、偏见中的习惯，能够摒弃先入为主的概念而直接地观察眼前活生生的人和事，再以与自己较劲的方式使用技术参数来拍摄，加上他有一位说流利汉语的印度博士向导的翻译和解说，能够突破许多框框，达到真切感受“这一个”的水平。
习惯，是一种强大的力量。观看中的习惯，更加顽固而瞬息万变，难以琢磨。摆脱自己的观看习惯，就已经进入了新境界。

从这个意义上说，蔡先生给我们带来了不一样的印度、不一样的观看；和这样的印度，这样的观看。这样的印度，乱中有序；这样的观看，序中有乱。乱中序，是视觉提炼和萃取的结果，作为认知，难能可贵；序中乱，那透现着的，是一个真的印度！

为他所取得的成绩，由衷地高兴。





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助理、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
李树峰
2015年12月1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