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3月20日，美国以伊拉克隐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暗中支持恐怖主义为借口，绕开联合国安理会，公然单方面决定对伊拉克实施大规模军事打击。
　　从25岁开始从事新闻摄影起，今年正好50岁的俄罗斯摄影师尤里·科济列夫（Yuri Kozyrev，以下简称尤里）几乎目击了25年来这个世界所经历的种种惊世骇俗的变革。他获得了包括荷赛、POYi、ICP终身成就奖等国际新闻摄影的最高荣誉。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他就作为洛杉矶时报的特约记者，记录了苏联的衰亡和东欧的巨变。2001年起，尤里把镜头对准了更加国际化的热点新闻。“9·11”之后，他去了阿富汗。此后，从2002年至2009年，他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前抵达伊拉克，并在此地定居7年。这期间，作为《时代》杂志的签约摄影师，他走遍了整个伊拉克，将这场21世纪最具争议的战争，用不同的视角呈现在世界读者面前。
　　2011年，他又开始关注在巴林、也门、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发生的革命运动，他的那组“阿拉伯革命”为他赢得了无数掌声，也让他跻身世界上最佳战地摄影师的行列。作为尤里的同事，同为努尔（NOOR）图片社创始人的斯坦利·格里尼谈起他时也不禁赞道：“尤里的作品让当下的战地摄影报道变得不同，他让我们重新思考如何来记录那些历史事件。他应该被称作是战争诗人而非摄影师，他的作品充满了前所未见的诗意，尤里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战地摄影师的一员。”当然，尤里备受热议的还有他与10b图像工作室的合作，后者的处理图片功夫曾在他斩获荷赛等新闻摄影奖项后被拿出来说事儿。我用萨达姆的签名信换得了去伊拉克的签证　　刘旭阳：第一次到达巴格达是怎样一番情景？
　　尤里：说来话长，我在战争发生前就来到了伊拉克，那是2002年9月。一个偶然的机会，《时代》想找人去伊拉克，我当时觉得机会难得，就决定去伊拉克采访。那时申请签证的过程真的很复杂，而《时代》杂志与我约定了时间期限。他们问我想不想去伊拉克，用五六天时间拍摄那里人们的日常生活。虽然签证很难弄，但我运气不错，我拍摄的车臣的照片获得巴比伦摄影节的冠军，同时拿到了萨达姆·侯赛因签名的一封信。但我不是自己主动想去伊拉克，他们叫我去我就去了。我去了莫斯科的伊拉克大使馆，将奖杯和萨达姆·侯赛因的签名信给他们看，我说我需要去伊拉克，报道伊拉克的风土人情，这一次他们没有拒绝的理由。9月，我来到了伊拉克，开始我以为只是停留五六天，后来我一直待到了年底，再后来，战争就开始了。我本想待五六天，结果一待却是7年。
　　刘旭阳：战争未发生时的伊拉克是什么样子？
　　尤里：感觉很奇怪。我只是听说过萨达姆·侯赛因，也只了解一些它的文化历史，巴比伦和著名的两河流域，但对这个地方的历史传统其实并不熟悉。
 在战争前，我可以到处旅行，去了伊拉克北部、南部，当时完全不知道战争会发生。后来，我们得到消息，美国可能入侵伊拉克，这让我很震惊，因为我很爱这个地方，爱这里的文化。在了解这个神奇国度的过程中，我结交了很多有意思的当地人，他们中的很多成了我工作的伙伴和一生的挚友。其中的一位，哈吉·穆罕默德（Haji Mohammed）简直就是我的天使，他在后来的采访中多次救过我的命。他是虔诚的逊尼教派信徒，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们结识于去巴格达的公路上。后来，我告诉他我是来自俄罗斯的摄影师，为《时代》工作，报道伊拉克，希望他能够帮助我完成拍摄任务。我把他带去见伊拉克的信息部长，后来政府官员告诉我，不能和哈吉交往，因为他对宗教过于虔诚。他的确看起来如此，很长的胡子。所以，那时宗教信仰在伊拉克很重要，我也很尊重。因此，在战争前我们不能合作，但战争开始后，我们重遇，自那之后他就一直为我工作，一直到我几年以后离开伊拉克。
　　刘旭阳：战争爆发后，外国记者在伊拉克的处境如何？
　　尤里：在战争开始前，一切都很正常。记者可以在伊拉克正常采访，有保镖，有人帮助你。我的助理（伊拉克政府为每个记者安排的助理，同时也负责监督）是个俄罗斯人，他很想念俄罗斯。我不是为了寻找什么秘密，只是想尽力探访这里人们的生活，这里的文化和传统。我曾和联合国工作人员去参观工厂和军事设施，但这对我来说，很无聊。我更情愿待在克尔巴拉、纳杰夫。巴格达是个很大的城市，800万人口，有足够的故事可以报道，但我不能一个人外出采访，需要有翻译、向导，需要信息部的助理，他是个很好的人，帮我解决采访的很多事情。
　　刘旭阳：遇到过困难和威胁到生命安全的事件吗？
　　尤里：有很多。2003年，入侵刚开始时，我和哈吉还可以去伊拉克任何地方，但2004年，我就只能在巴格达活动了，2005年，即使在巴格达，我们也不能再四处采访拍摄，还失去了同事和一位向导，有一位向导受了伤，司机也受伤了。在战地报道非常危险，我们当时住在巴格达大学附近的一栋楼里。2004年，我们可以把整扇窗户打开，看到外面的风景，到了2005年，我的窗户就被厚厚的沙袋里外堵死，只留下一个观察用的小孔。我觉得自己就好像是在监狱里的囚徒，而每一次冒着风险外出拍摄，就好像在享受难得的放风机会。我们的伊拉克团队很好，这些来自当地的助手和向导帮助我们外出采访，去逊尼派的地盘，去什叶派的地盘，报道冲突和内战，甚至是去美国军事基地。
　　刘旭阳：这些伊拉克助手对待你们这些新闻记者的态度受到战争的影响了吗？
　　尤里：在战争前，我就与许多伊拉克人交了朋友，《时代》杂志的其他记者也有自己各自的朋友，他们这些人凑在一起，就组成了一个报道团队。我与他们的交往很顺利。我们不问他们是什叶派还是逊尼派，但在战争刚开始时，他们之间的关系有些紧张。同时，他们都意识到因为入侵，自己的国家正在经历巨大的变革。在战争开始前，伊拉克还有几位俄罗斯记者，但战争开始后，我是唯一一个，当地人还给我起了个尤里·巴格达义（Yuri Bagdady）的名字，看起来就像当地人一样， 因为我是俄罗斯人，在伊拉克待了这么多年，他们很尊重我，尽力帮助我。很幸运在战争开始前认识这么多朋友，入侵后那几年我们都一起经历，算得上是生死之交。
　　#p#分页标题#e#刘旭阳：哈吉现在过得如何?
　　尤里：他现在很好，有妻子和5个孩子，他的妹妹（其丈夫被杀害了）及3个孩子也与他住在一起，另外他的哥哥也与他住在一起，也有3个孩子，所以他们家就像一个幼儿园。为了这个家庭，他努力维持生计。他是个很聪明的人，受过很好的教育，在战前，他想成为一名科学家，但没有机会，他需要养家。现在他从事医药生意，从约旦带药进伊拉克。伊拉克战争就是我的主要故事　　
        刘旭阳：伊拉克的经历是否影响了你的摄影和新闻理念，影响了你的职业生涯？
　　尤里：伊拉克战争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故事。对战地摄影记者来说，这就是一场战争；对上一代的人来说，就是越南战争；对我在莫斯科的摄影老师耶夫钦尼（Yvgeny Khaldey）说，就是二战，他拍摄在柏林的苏联士兵，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但他的主要故事就是二战；对我而言，伊拉克战争就是我的主要故事。当然它在很多方面改变了我。
　　这不是轻松的经历，如果你经历过战争，你像当地人一样感受战争的痛苦，就很难逃脱。对我们记者来说，还不算难，当我们觉得需要休息放松时，就可以离开，但对伊拉克人来说，他们没有选择，他们被困在那里了，不能离开这个被美军占领和摧毁的国家。当美军撤退时，他们摧毁了它，他们没有做任何投资，100万伊拉克人被杀害。我的问题是，谁要为这些逝去的生命负责？谁会来承担责任？我认为，没有人。这是很大的羞耻。500万伊拉克难民，没有办法回到祖国，很多地方都被摧毁。当你就在那里，看到这些景象，自然会被影响。
　　刘旭阳：在报道残忍的战争过程中，你是否也有情绪失控的时候？见证了这么多残酷的战争，如何还能继续坚持拍摄？
　　尤里：我这一生从来没碰过武器，与部队在一起，对我来说是新的体验。这是一场战争，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的个性。可以去前线目击战争，见证历史，可以报道动乱、革命和起义，就好像是我的一种特权。我有好奇心，我可以把自己毫无保留地托付给那里，所以我仍然在坚持报道这些。当然，我的一些同事在经历战争过后毅然选择了放弃，因为那太沉重了。所以，有人改行去选择做一些轻松的新闻，家庭生活时尚的报道。这无可厚非，只是我仍然坚持报道这些大新闻。像我之前说的，伊拉克战争是我的主要故事，对我的生活和职业来说都是不可思议的经历。我被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吸引。我就是无法停下，因为我是在战前来到伊拉克的，我知道这个国家战前的样子，但战争开始后，我觉得作为一个记者，我有责任留在这里，报道这次灾难，我不能就这样离开，离开我的朋友。这并不是个容易的决定，我认为自己需要留下，我就留下了。
　　刘旭阳：对于伊拉克战争的记忆，是否经常想起？
　　尤里：很难忘记。如果闻到过战争的气味，尤其是死亡的气味，你这辈子都很难忘记。我在那里失去了自己的朋友，这也会让我永远记得那里。对伊拉克，我也有很多美好的记忆。在残酷的战争中，不管是车臣、阿富汗、伊拉克还是叙利亚，人们还是都努力地生活，他们结婚生子，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仍然寻找快乐，庆祝节日。这是独特的记忆。你会记得快乐和痛苦的每一刻，那是程度不同的情感。
　　刘旭阳：战后的伊拉克是否值得报道？
　　尤里：现在没人关心伊拉克了，这很不公平。就在两周前，我想去伊拉克，就联系了我在伊拉克的朋友，他说我需要文件、签证，找到住的地方。我问哈吉，现在的巴格达什么情况，他说很恐怖，巴格达发生了10起炸弹爆炸事件，但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你能想象，要是发生在伦敦，这会是件爆炸新闻。
　　所以说那个地方还是没有变化，人们外出，孩子上学，去清真寺还是很危险，都可能被杀害。但没人关心。
　　对我来说，这是我的责任，是我的故事，我无法忘记，我需要回去，看伊拉克现在的样子，向世人讲述故事。
　　刘旭阳：伊拉克战争2011年底结束时，你当时怎么想的？
　　尤里：对伊拉克人来说，战争从未结束，结束的只是美国人离开了。他们离开了，只给这个国家留下一片混乱。2010年，我去报道美军准备离开的情况，很匆忙，他们想尽快离开。我计划最近回去，我需要去看看美军离开后伊拉克的情况，一个月以内我就会回去。我不是为10周年纪念回去，入侵不值得纪念，那是羞耻。我回去见我的朋友，讲述那些10年前我就认识的朋友的故事。战地摄影的作用就是提醒苦难　　刘旭阳：作为战地摄影师，在你看来什么样的照片算得上好的战地摄影作品？
　　尤里：我关注的永远是人，是人性。对我来说，拍摄士兵射击的动作，没什么意思。我从个人的角度出发，伊拉克人经历了什么，美国士兵经历了什么。个人的故事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过去20年，我拍摄了很多冲突战争，但我关注的永远是人，这就是我会去这些冲突前线拍摄人们遭遇的原因。好的照片，就是要能抓住人的情感，引起观者的某些回应，其他都没意义。
　　刘旭阳：就苏珊·桑塔格对战地摄影的质疑和新闻照片成为另外一种消费的批评，你怎么看？
　　尤里：我们没有办法阻止战争，但至少可以提醒人们去关注在这个世界上另一角落发生的故事。战地摄影的作用就是提醒外面那些正在喝咖啡享受生活的人们知道，这个世界如今正有人在经历苦难，有人正在面对死亡，有人需要你们的帮助。我们的工作就是提醒他们，提醒他们做些什么。我对苏珊·桑塔格的论点没有太多关注，我只是一名摄影记者，我的想法就是尽可能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点去亲历历史，而不是通过网络新闻来获取真相。很幸运的是，媒体们很信任我，经常给我派一些拍摄任务，他们愿意通过我的照片来了解那些新闻事件。
　　刘旭阳：你对媒体刊出照片的选择是否有过质疑？
　　尤里：我对自己的照片全权负责，是我自己的选择，而他们是否选择刊出，是他们的事。当然《时代》杂志很棒，他们尊重并相信自己的摄影师，这很重要。当然，照片被用在什么情境下，与什么配在一起，有时会让我不满。但对我来说，这很简单，就是时间、地点、人，保证图片的说明文字准确。举个例子来说，10年前，那时对巴格达的轰炸刚刚开始，我拍了一张小男孩阿里的照片，他的家人都死于袭击，而他也失去了双臂，差点丧生。我将这张照片传给了《时代》。你知道，作为美国的媒体，《时代》在报道倾向上本应支持这场入侵，支持美国政府的决策，但他们选择刊登了这张照片，这是个重要的选择。就在战争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就通过这张照片，向世界展示了这个男孩，他与萨达姆政权无关，他没有生化武器，却失去了家人和自己的双臂。《时代》没有问我要其他替代照片，而是选择了相信我。#p#分页标题#e#
　　刘旭阳：如今，诸如Twitter、Instagram等正成为人们关注新闻事态，获取影像的新途径，作为报道摄影师，这对你的工作是一种威胁还是一种帮助？
　　尤里：对我们摄影师来说，这些都是巨大的挑战。人人可以拍照上传的时代，读者对我们工作的要求更高了。专业摄影师必须要比别人拍得更好才行。因为现在每个人只要几秒钟就可以通过Twitter或Facebook发布信息和照片。
　　但我们的工作并没有因此而发生巨大的变化，即我们仍然要在准确的时间准确的地点做出准确的报道，我们必须保证信息的准确性，提出更多的质疑，承担更多的责任。因为很多人在Twitter上发布信息照片只是为了好玩，但对我们而言，这是工作，这就是区别所在。我接受新媒体的存在，通过社交媒体，我可以了解世界发生的最新事情，但我不能完全信任，因为有太多的例子证明Twitter上是假消息。新媒体可以是获得信息的渠道，但你要花精力去质疑它的准确性、鉴别它的真实性。
　　现在，我会花很多时间在网络上关注我的同行们，以及他们上传的照片。这在我刚开始拍照的时候，是无法想象的。我可以通过观看他人的作品，不断提高我自己的能力，同时从观看中获得很多灵感，这种愉悦就好似看了一场精彩的电影一般。当然，我非常喜欢看电影。
　　刘旭阳：曾经有人质疑你的照片后期处理吗，你怎么看待当下新闻照片的真实性与PS修图之间的平衡？
　　尤里：对于新闻摄影师来说，我们必须严格遵守新闻的职业操守，任何篡改新闻真实的行为都是不被允许的。对Raw格式的文件来说，PS就好像一个实验室也是一柄双刃剑，如果你对它的功能足够了解，那么你可以通过它来得到更好的照片打印效果；否则一味按着你自己的想法和品位来用PS去调整和修改照片，那结果可能就是改变了这张照片的真实，然后你就会被雇佣你的媒体开除。对我来说，PS绝对是一项高深的学问，有关它的书籍比圣经还要厚很多，如果你没有掌握好它，它带来的利弊就可能颠倒，让你的读者和新闻协会对你的照片产生质疑。
　　在这个数码时代，人人都脱不开新闻道德的约束，我们必须不断证明自己所拍摄的照片是真实的，并非捏造的。对于所有的新闻摄影师来说，保持真实客观，就好比你的信仰，从开始到最后你都不能背离，特别是当你要去“敌军”的阵地上拍照的时候。如果你触犯这些原则，你就必须接受惩罚，这是职业赋予我们的责任。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一个摄影师，但并非所有人都能够严格遵守新闻道德的约束，让自己拍摄的照片出现在媒体上，成为历史的证词。
　　刘旭阳：在战地，你觉得什么摄影器材最适用？
　　尤里：在过去的五年里，我一直使用尼康照相机，因为它是努尔图片社的赞助商。如今，选择哪一种照相机对于摄影记者来说，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我曾经也用过徕卡和佳能的照相机。以我的经验来说，你选择相机的标准就是哪个你用得顺手，哪个能成为你身体的外延设备，你就选哪个。此外，在战场上，我最喜欢的镜头是35mm定焦头。
　　刘旭阳：对于中国那些希望从事战地摄影的年轻人，你有何建议？
　　尤里：保持坚定，充满热情，时时刻刻拥有好奇心，随时准备好在下一刻就忘掉聚会和女孩们，背上行囊出发，等等。战地摄影师的
责任无可替代 “《时代》周刊摄影师尤里·科济列夫在周二早晨发回的电话报道中说，大部分‘伊拉克政府派来的媒体向导’都离开了，而且没有回来的意思，记者终于不再受政府的管制，但巴格达决战在即，他们现在又面临新的危险。尤里·科济列夫成功找到一名司机带他在巴格达四处查看，他发现巴勒斯坦酒店附近的街道都像被遗弃了，看不到伊拉克士兵，也没有平民。街道就像死寂了一样，但他成功地找到了一家还开着的餐馆，为藏在巴勒斯坦酒店的记者带回了不少食物……在周二下午，科济列夫又发回电话报道，巴格达一直在晃，听不清电话的声音。对岸的一辆美军坦克向酒店发射了炮弹，两名记者死亡。其他人受伤被送往医院。科济列夫报道，美军正在小心推进。虽然，巴格达已经没有多少伊拉克军队，但他们还是很畏惧萨达姆敢死队的袭击。他说，‘这些剩下的萨达姆死忠，是不会投降的……’”
　　上面一段是2003年4月18日发表在美国《时代》杂志上的一段新闻报道。尽管文字不多，但足以让人体会尤里在伊拉克战争期间所遭遇的各种危险与困难。就在这一波的美军进攻中，一辆美军坦克向绝大部分外国记者下榻的巴勒斯坦酒店开火，两名记者被炸身亡，另有3名记者受伤。路透社宣布，麾下的乌克兰籍摄影师塔拉斯·普罗茨尤克（Taras Protsyuk）死亡，他们另外的3名记者受伤。西班牙Telecinco电视台摄影师何塞·库索（Jose Couso）后来也因伤势过重不治。据英国天空新闻电视台报道，美军第3步兵师的一名军官已经承认美方一辆坦克确实向酒店开了一炮，不过开炮原因是酒店内有人用步枪和火箭弹对坦克进行袭击。但天空台记者戴维·查特炮击时正在阳台上，他坚持说根本没有听到酒店里有任何人向外开枪，他称美军的声明“荒谬透顶”。
　　就在前年，尤里最好的朋友，也是工作中的好搭档蒂姆·赫瑟林顿在报道利比亚战争中身亡。这件事让尤里时常难以自拔。“我一直对他的才华和对新闻的执著充满敬佩。我很难接受，前阵子还在一起喝咖啡、用skype视频聊天的朋友，下一刻就在战场上永远离开我。在战场上的时候，我和蒂姆是亲密的伙伴，这是战火中缔结的友情，旁人很难理解。当然，我不指望那些拍婚礼或者商业广告的摄影师们可以理解我们的工作。但是当你问我为什么仍然还要去拍这些充满危险的照片，答案显而易见，总有人必须要去记录。就好像去治疗传染病，它并不是很体面很舒适的工作，但是总有人必须要去做。”
　　“任何奖项或画廊展览对我来说都是无意义的”，尤里说，“你的职业赋予你的使命就是让当事者可以通过你的照片发声。你拍照，你赋予你镜头中的人物新生，你记录下我们这个时代发生的重要历史事件。在这个时代，每个人都可以拍照，但是我们战地摄影师的历史责任无可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