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摄影史》（第一卷）中译本与盖蒂研究所馆藏中国老照片的研究论文集《丹青与快门》在出版时间上几乎重叠。这是个有意思的巧合。这几年，中国摄影史这个领域在海内外同时升温，屈指算来，欧美已有十余位西方学者在不同程度上致力于此项研究，其中不少人也已把这个较新的学术课题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方向。 这次的出版巧合不仅是他们最新研究成果的爆发式的展现，而且还意味着，抛去社会历史学以及东亚研究等并非以图像作为讨论主体的研究思路，西方学界对早期中国摄影史的研究已经至少在两种道路上并行不悖地进行着：其一是基于美术史框架内的。如巫鸿、胡素馨（Sarah E. Fraser）、伍美华（Roberta Wue）等学者，对西方在华摄影师所拍摄的照片、以及由中国人拍摄的照片从风格、拍摄方法上做出了非常有价值和启发性的分析；其二则重视基础史料的积累、分类和澄清，着力于对摄影师生平、照相馆经营始末的调查、照片拍摄地点与时间的断定。如独立的研究者、照片收藏家泰瑞·贝内特在《中国摄影史》中对摄影师生平履历的考证、黎健强先生对香港最早期照相馆刊发广告的挖掘、克拉克·沃斯维克（Clark Worswick）对香港西方摄影师底片流传问题的资料的第一次汇总，等等。

《中国摄影史，1842－1860》封面

    这两种研究思路彼此互补，这两本书的并列出版让彼此相得益彰。比如，在《丹青与快门》中，巫鸿教授在分析弥尔顿·米勒人像照片中的模特身份真伪之问题时，对藏家和学界几乎耳熟能详的米勒的作品做出了很有新意的发现，而在篇首，他就多处引用了泰瑞对米勒生平的考证，并对其表示感谢。相信随着更多有创新精神和敏锐观察力的学者的加入，此类对已有史料的原创性研究会越来越多。《中国摄影史》系列出版物的第一卷（1842-1860）中的信息不仅可用于照片断代、鉴定、著录、收藏等实用层面，也是美术史或社会文化研究学者深入阐述某一问题的基础。对后续的研究来讲，无论其研究对象是某一类照片、某一位摄影师、或者某一地域性的摄影群体，《中国摄影史》都是一本必不可少的工具书——这或许是对此书最保守而恰如其分的评价。 泰瑞自己对其研究也有非常明确的定位，在第二卷前言中他即表示，他“决定把挖掘、厘清基础的史料信息作为研究重点，首先解决照片由谁拍摄、在哪里拍摄的问题。”

1844年10月24日，黄埔，中法双方代表在阿基米德号上签署《黄埔条约》时的合影，达盖尔银版照片

摄影：于勒·埃及尔（Alphonse Eugène JulesItier, 1802─1877）      法国摄影博物馆收藏

    进一步地，从内容上讲，《中国摄影史：1842-1860》是一本记录两次鸦片战争期间西方在华摄影师的列传。对这本书的英文书评已有五六种之多，虽然角度和着眼点有所差异，但对作者泰瑞的史料收集、整理、归纳能力却都深表敬意。维多利亚时期的西方摄影师只是手艺人，他们多只在本国的家谱和人口统计中出现，来华后，唯一保留他们活动线索的，除了商业名录、船舶乘客记录、会所人名录等非常分散和需要运气才能找到的资料外，几乎只能依赖于逐一而完整地查阅中国19世纪沿海报刊中的照相馆广告。这样的研究过程耗费时间和体力，几乎是单个学者不能完成的任务，更勿论此类资料分散在不同国家的图书馆和博物馆，有的是海内孤本，还有大量的是不便查阅和检索的微缩资料，被数码化的少而又少。纵然中译本的读者可能已经亲身体会到本书翔实到几乎繁琐的史料考证工作充满艰辛，但为求对本书在研究领域所做的贡献有一个明晰的了解，我们在此不妨对“摄影师生平考”工作的进展做一个历史性的回顾：

    在此书出版之前，欧美学界所面对的是未被系统厘清过的西方来华摄影师的零散资料。纵然用英文写作的学者、收藏家对两次鸦片战争期间广东、香港、上海等通商口岸的西方摄影师和中国照相馆的考证始于1970年代末，但研究的结果都没有达到专著的篇幅，而多以文章或展览图录、摄影集前言的形式出现，并通常混在清史学者对香港、广州等地开埠历史的一般性回顾中。如前所述，1978年，克拉克·沃斯维克先生在与史景迁先生合编的《中华帝国：1850-1912》(Imperial China: Photographs 1850-1912)画册中，曾用14页的篇幅考证了在1846—1912年间在中国活动的西方摄影师的情况，所引用的全部是19世纪的一手文献资料。在这篇简略的里程碑似的文章中，他提到30多位摄影师，包括他们之间底片的传承，但除了留传作品最多的几位，大多数摄影师的名字只能一带而过。黎健强先生在1997年出版的《图说香港：摄影1855-1910》中，对沿海报刊上所做的广告作了非常详尽的考察，他对休·麦凯等人的考证基本奠定了我们所了解的香港最早期西方摄影的面貌。而在所有活跃在两次鸦片战争期间的在华西方摄影师中，除了费利斯·比托，以及已出版的完整收录他个人在华影集和他个人生平的《战争和美丽》以外，我们几乎对其余几十位摄影师的生平所知甚少。除了散落在报刊和回忆录中的只言片语能够帮我们些许捕捉到这些摄影师生活和工作的细节、故事，我们对他们的身份、偏好几乎一无所知。这就是在《中国摄影史》（卷一）出版前，每一位研究者和照片的鉴定者所面对的困境。

    任何一条只言片语在纷繁复杂的资料集合中都有可能被称为鉴定某一张照片的关键所在。在这种情况下，面对无数条凌乱又珍贵的线索，以及如此雄心勃勃的三卷本出版计划，如何编写和组织材料，是最大的难题。 这种情况决定了：在写作方法上，《中国摄影史》是一本很简朴的书。诚如泰瑞在《中国摄影史》（卷一）前言中所述，以单个摄影师生平来组织资料的方法可能是最“自然”的。 当然，书中按人物身份进行章节分类的方法难免有商榷之处，比如“商业摄影师”、“外交官摄影师”、“旅行摄影师”这样的标签对同一人来讲难免会有重合，但在庞大的史料面前，以照片作者生平为线索是最直接、简单的叙事思路，也是最适合的。这也可能是一种别无选择的写法。

上海总督的大花园内一景，第6号，1859年，玻璃立体照片 

摄影：路易·李阁郎（Louis Legrand, 约1820─？）  泰瑞·贝内特私人收藏

9幅据路易·李阁郎摄影作品制作的木版画。法国《画报》杂志，1861年11月9日。  泰瑞·贝内特私人收藏

    以上即是对本书的评价，以及对其定位、材料组织方法上的理解。如果我们从宏观层面继续向下看，则会发现，《中国摄影史》（卷一）很少对书中人物做出评价，对作品也是如此。作者泰瑞的非事实的文字仅仅限于“最早”、“最多”、“最大”等几个简短的限定，除却米勒拍摄的人像照片，作者不曾对任何一张照片或者任何一位摄影师做出对其艺术价值、拍摄风格等带有主观色彩的判断和评价，也不曾引用现代或当代的摄影史学者曾做出的相关评述。在很多时候，这可能是一种有意识的回避。如果读者也能了解到我们如上所说的这些情况的考量，或许会对这样的选择产生一种认可和默契。

    我想进一步指出的是，这种简朴的写作思路和省却笔墨的写法其实不仅仅是出于对组织材料的实际需要，和执行过程中的便宜之举（虽然事实可能正是如此）——他们更避免了很多在今日的研究阶段，由于我们尚没有完成的考证工作，所不能轻易得出的结论和评价。因为现在首要的并且广泛存在的一个问题，同样也是学界现在仍然没有完成的一项研究：即是对某一摄影师作品总量的估计，以及对某一照片存世量的估计。我们无法知道在我们熟悉的画面之外，究竟还有多少同系列的蛋白照片曾经存在过，保存与被毁的比率到底如何。同样，即使是《中国摄影史》（卷一）这样迄今收录资料最完整的著作，也无法肯定， 被收录的摄影师占当时从业者总数的比例到底如何。 对任何一个摄影师的拍摄内容、风格、偏好的评价，以及对任何一张照片价值和稀缺性的鉴定都不能缺乏这两个数据。这也是与书画等传统艺术史研究对象相比，照片作为研究对象所不能避开的问题。清末蛋白照片的馆藏遍布世界各地，除了罗西耶、比托、汤姆逊这三位，我们至今无法对其他摄影师的画面总量做一个精确到十位数的估计，而对曾经印制的照片数目总量、流传总量，则更是无法估计。 这时刻提醒着我们不敢去下任何结论、以免急切的评价成为虚妄的断语。

广州巡抚柏贵肖像。柏贵，一品红顶大员，与巴夏礼公使和随从合影。第38号，1858─1859年，蛋白立体照片，底片上有发行商（耐格雷蒂＆萨布拉公司）的英文缩写字母。

摄影：皮埃尔·约瑟夫·罗西耶（Pierre Joseph Rossier,1829—约1897）  泰瑞·贝内特私人收藏，此图像的大尺寸版现存于伦敦皇家艺术学会豪威尔收藏库

    如果读者能够耐心地逐字逐句地阅读此书，在大段的生平考证之外，或许可以感到，作者泰瑞在描述每个摄影师时，虽然言语简略，但实在是充满了敬佩之心。他在对诸如工程兵查尔斯·帕克这样的摄影史上“次要”的人物、生平并不辉煌的摄影师身上，也倾注了强烈的同理心。其实，当下的中国读者如果抛弃“殖民主义”这个标签在普通道德层面的含义，或许也可以对远东西方摄影师的探险精神、征服精神和商业雄心感同身受，这或许可以帮我们更好地从心理上接受书中的图像，不论他们拍摄的是寻常的中国女子、裹脚的中国女人、粗鄙的乞丐，还是面目清秀的文人。而他们的拍摄心理、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对中国人的感情也不能简单地用猎奇、喜爱、迷恋、同情、鄙夷等词简单地进行概括，更多的时候，这些感情是混在在一起的，并且程度因人而异。在观看和讨论这些最早期的中国影像时，读者或许可以把民族主义和情绪化的好恶抛在一边，这样反而会看到照片中更多的东西。

    “五层楼”，广州，1858年。“五层楼”位于广州城墙上，原为军事建筑。这幅照片为1858年12月由皇家工程兵部队的曼中尉送往伦敦的20幅相似照片之一。一直以来，这幅照片被断定为约翰·麦克希医生（Dr John McCosh）在1851年拍摄（Clark Worswick, Imperial China Photographs, 1978, p55），但需要指出的是，在1857年广州城被攻陷之前，广州官府并不允许洋人进城，同时，并没有证据显示麦克希（McCosh）在19世纪50年代曾经到过广州。大尺寸蛋白照片。

    此照片拍摄者可能是查尔斯·帕克（Charles Parker, 约1826─？）  图片使用承蒙伦敦英国国家军事博物馆委员会许可

“Ko-Lin将军”。1853年9月。照片中的人物有可能是僧格林沁，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军的指挥官。这是现存最早的由中国摄影师拍摄的有时间标注的照片。手工上色，达盖尔银版摄影。

摄影：丽昌（Lai Chong，即为上海丽昌照相馆）    佳士得图片有限公司（Christie’s Images Ltd）提供

    作者泰瑞并不懂中文。英文版付梓后，他曾纠正了书中的几处错误，包括中文人名错误的英文拼音、地名等等，这些问题无伤大雅。中译本对这些错误都进行了更正，拿掉了一幅在日本拍摄的图片，同时也对中国地名尽可能地进行了考证。中译本付梓后，陈申先生曾就书中“僧格林沁”坐像提出疑问，指出该照片有可能是一张普通的西方人士的肖像着色而成，后加绘上了中式马甲、辫子以及便帽。这一敏锐的观察值得引起注意，也可能是迄今在学术上对本书内容最重要的一则补充。另有一些细节的差误已在中译版《译后记》中进行了说明。除此以外，《中国摄影史》的其他内容都是非常坚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