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年飞机轰鸣的昆明关上街 朱勇收藏

　　“影像的每件作品就是一个零星的点，只有当一定规模后，规律才浮现出来。”朱勇说，当到了规律浮现时，他也就完成了收藏的过程。

　　而这个过程，朱勇拿玩核桃的人话说就是：盘。

　　为何要“盘”？朱勇说，他是想用别人的作品来“编织”自己的作品，进行二度创作。“这就像指挥家。维也纳爱乐乐团为何要找好的指挥家？小泽征尔为何厉害？他其实也是在创作自己的作品啊！”

　　朱勇对“盘”什么影像就相当清楚。他关注的都是近代中国的影像，收藏的都是活着摄影家的作品。而且，他的收藏对象并不是那些大众欣赏的所谓“漂亮”的照片，也不是所谓的当代摄影，而是那些关注社会进程或者在社会和摄影史上有特殊影响的作品。如果说门类，更多的是关于人和事件的作品，而不是大多数的摆拍作品和风光片。

　　其中，朱勇最重要的收藏便是吕楠的《四季》——那是吕楠在西藏经历15年苦行僧般生活后，从12.6万张底片中选出的109幅作品。这些作品记录了西藏农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春播到秋收，从炎热的夏季到寒冷的冬季。一幅幅影像版的“古典主义绘画”反映了那些人们曾经经历过、但在大多数地方已经消失的人类健康而质朴的生活。

　　为什么选择了《四季》？朱勇认为，那是吕楠艺术生涯的最高峰。“他那会儿不是在有意创作。”朱勇举例，如果把吕楠的艺术生涯比做1小时长跑，那《四季》就像是跑到第55分钟时的状态，“那是最有劲儿的时候。”在那一刻，初期痛苦的积累已经完成，激情已经酝酿完毕，到了该出作品的点了。而吕楠在《四季》后的作品，就像“歇了不知几个小时后再跑”。所以，朱勇跟吕楠打了不知多少次赌：“你今后再也没法超过《四季》了。”

　　的确，朱勇会执著地去寻找那些艺术家“无意”时拍出来的作品。“在拍摄之前和拍摄时，摄影师是不可能想到结果的，也不能考虑结果的。而且，在拍出一张感动全世界的照片之前，这位摄影师往往还需接受千百倍的苦难。”朱勇最近的目标是任曙林的《中学生》系列，当时任曙林拍完后从未想过发表，作品从20世纪80年代一直埋藏到21世纪初。

　　就如此般，朱勇在收藏影像作品前，总会考察摄影家的拍摄习惯、思维模式，甚至生活状态。要知道，吕楠是摄影圈里的“异数”，很少跟同行交流，无数的影展邀请他参加，但他几乎无一例外地拒绝，被人称作“中国最具传奇色彩的摄影家”，充满神秘感。朱勇能深入了解吕楠，实属不易。

　　那么，“盘”影像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在朱勇眼中，影像作品的评价体系可类同文献，一是发行量，也就是传播广度，看有多少人知道这张照片；二是引用程度，看有多少事情会用这张照片来解释。朱勇更看重的是影像的引用程度。就如同高尔基的《海燕》一样，可以解释人性的多少内涵。在影像界，这就如同解海龙的“大眼睛”，不知为多少人改变了命运。这些被多次引用的影像，已经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反映，成为人类重要的精神遗产。

　　朱勇最终想做的，便是挖掘并组合一些当代中国的经典影像。“它们都是一个个独立的高潮，我会把它们拼接在一起，形成连续的高潮，完成一个激昂的乐章。”而且，朱勇完成的这套自己的收藏作品集，并不是如《名人名言录》之类的拼凑之作，他需要的是用影像表达自己的理念，这个理念已经超越影像本身，那就是：所谓的幸福快乐在任何时候都会有，和物质、环境都没有直接关系。

　　比如，朱勇收藏了许多有关父子之间场景的照片，上至伟人毛泽东和周恩来，下至朱宪明拍摄的农民。最后朱勇发现，父亲们的表情都有一个共同处，就是一个男人在自己孩子面前特别的感觉，说慈祥也好，关怀也好，很特别。这就是一条线索，可以概括整个有关父子的影像。

　　朱勇在“盘”影像的过程中逐渐发现，摄影人在每个时期的心态是有差别的。从单张的影像来看，似乎能强烈地感受到环境和物质条件的不同印记，但看多了，朱勇就看到了其中的共通，那便是人性在不同环境下有不同需要，却都直指幸福。

　　“翻完《四季》，你能发现吕楠喜欢拍老人和面对面对话的场景；快读吴家林的画册，就可看出他喜欢拍动物。”朱勇说，这或许连摄影人都不自知，但其实，摄影师拍这些东西一定是在向外寻找什么，寻找自身缺乏的部分。有分量的作品出现后，既让作者满足了心理上的需要，也释放出了作者身上的人性之光。

　　“个人收藏和博物馆不一样，个人收藏一定要成体系，有自己独特的眼光，不能大而全。”

　　吸收经典作品的养分，让它们体现出时间的价值来，就是朱勇的“盘”，也可以说是熬。当他收藏的作品都摆在大家面前时，你就会发现里面有暗含的共同的东西——就是人的生存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