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赵俊毅

    自摄影术引入我国之后，一直到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国内使用的感光材料几乎全部依赖进口，当年天津“聚兴、公记、丽星、义星” 四大照相器材行，所经营的伊尔福、爱克发、柯达等照相材料全都是外国品牌。卢沟桥事变之后，天津沦陷为日伪统治区，天津四大照相器材行被迫经营日本的照相材料。太平洋战争爆发，海上商运困难，日货来源紧张，李文琪、李玉梧两位有志青年开始自己动手研制照相干版。

    日伪统治时期，商业极为萧条，李文琪、李玉梧两位青年迫于生计，在天津南市开设了一家“谦光”照相馆。生不逢时的“谦光”，苦苦支撑四年时间，业务刚刚有一点起色，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照相馆用的照相材料脱销，“没米下锅”的日子让两位青年伤透了脑筋，为了彻底解决照相干版常断货的问题，两位青年打起了自己研制照相干版的主意，他俩参照摄影书籍，对照相明胶及卤化银乳剂进行了深入研究与试验，
照相干版的制作工艺：
玻璃打底：在小于2毫米厚6×8英寸的玻璃上，涂一层主要成分为照相明胶的底层，玻璃打底后放入木制的晾晒架上晾干。
乳剂制作：按配方制作低感卤化银与高感卤化银混在一起的乳剂，把装有乳剂的乳剂罐放入保温槽内高温水浴，一个人用棍子在乳剂罐内不停的搅拌，另一个人左手拿着玻璃，右手拿着银勺，蒯一勺乳剂倒在打有底层的玻璃上，左右手拿着玻璃前后左右的倾斜晃动，让乳剂液均匀流到玻璃的每个角落。
干版冷凝：冷凝槽内装有天然冰，冷凝槽上放置一块水平的厚玻璃板，把涂有乳剂的干版放在冷凝板上，迅速让乳剂液凝固，然后将干版放入木制的晾晒架上干燥。（乳剂层再涂防光晕护膜层是后期的制作工艺）
产品包装：照相干版与照相干版之间要垫一张防护纸，12片照相干板为一打，先把一打照相干版装入两层黑纸袋内，再装入硬纸制的包装盒内。（玻璃打底在明室操作，其余均为暗室操作。）

    两位青年在研制照相干版的过程中，首先遇到的难题是照相明胶，照相明胶是生产感光材料主要原料之一，卤化银乳剂的载体，明胶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卤化银乳剂的照相性能，经过反复实验，终于试制成性能相对稳定的照相明胶。低感卤化银和高感卤化银的乳剂制作，参照书中的配方配制，历经一年的不懈努力，终于试制成功照相干版。“谦光”照相馆除承揽照相业务外，自家制作的照相干版，既能自给自足，剩余部分还能出售给急需照相干版的同行业。

    1943年，李文琪、李玉梧两位青年制作的照相干版供不应求，在赵树棠、雷乃鸿、张国伦、赵登林等同行的鼓动下，他俩索性把“谦光”照相馆关了，大家共同集资创建了“天津裕中摄影器材制造厂”。在天津东马路冰窖胡同的三间平房里，全都改造成暗室，作坊式工厂还未投产，就惊动了日伪警署，他们看到房内黑乎乎的，便以搞黑货为由，把三间房子全部查封，还拘留了李玉梧、赵树棠二人。原址是搞不下去了，为了尽快生产照相干版，裕中厂又搬迁到南市广善街华鑫里一个院子里，在李玉梧、李文琪的指导下，第一批印有“七星照相干版”的样品，分送给市内照相行业试用，用户反映质量良好。

    七星干版开始在天津销售，时间不长，在天津的日本商人就发现了七星干版，日本江川公司派人到裕中厂买了两打七星干版，说要寄回日本帮助鉴定一下。两个月之后，日本江川公司胁迫天津照材同业工会负责人杨跃川、白久臣先生，以裕中厂生产干版的原料硝酸银与日本军需争夺物资为由，责令裕中厂马上停产。日本人怕国货抢占日货的市场，强迫裕中厂停产，由此可以推断，七星干版在日本鉴定结果是优良的。李玉梧、李文琪、赵树棠等人一商量，裕中厂刚有一点起色，日本叫咱停产，咱就停产，太便宜日本人了，我们与日本人斗法。裕中厂明停暗不停，转入地下，继续生产七星干版，为了不让日本人察觉，产品暂时不在天津销售。

    为寻找新的销售渠道，李玉梧跑遍了华东，在济南同生照相馆（良友照相馆的前身）巧遇郭效阳经理，李玉梧把裕中厂的境遇讲了一遍，郭效阳很是同情，在试用七星干板之后，郭经理大为满意，他当即表示，同生从今往后要用国货七星，而且同生还有义务帮忙推销国货。从此，平济、平包铁路沿线的照相馆开始使用七星干版，北平的宝星、利达、信孚、永孚等几家照相材料行也经营七星干版。在日本人排挤、恐吓、打压之下，裕中厂并没有被恶势力击垮，七星干版通过地下的销售渠道，获得新的商机。

    日本投降后，美国空军剩余的航空胶片（照相业俗称大卷）在我国倾销，片基的软片感光度高、便于存放，比玻璃的干版优势多，国内照相业很快适应了软片的使用，加之白银价格上涨，投机者把硝酸银还原成白银在黑市上出售，1946年初，裕中厂被迫停产。1947年初，美国大卷价格上涨，裕中厂一度恢复了七星干版的生产，但好景不长，国外的榔头牌软片又充斥市场，裕中厂再度停产，只能以生产明胶，勉强维持到天津解放。

    天津解放初，裕中厂向交通银行贷款，购置原料和设备，耀华玻璃公司在接到裕中厂的订单后，赶制出一批薄玻璃，为工厂尽快投产做出了贡献。1949年8月29日，裕中厂从新恢复了七星干版的生产，李玉梧、李文琪等技术人员还利用干版的制作工艺，试制出相纸、软片、胶卷、医用X光片等感光产品。1950年，为了扩大生产规模，裕中厂迁址到桃源村大街，更名为“天津市七星摄影器材制造厂”。1953年，又更名为“公私合营天津市七星摄影器材制造厂”。1956年，国家投资在洞庭路建新厂，“公私合营天津市七星摄影器材制造厂”再度更名为“天津感光胶片厂”。

     在黑暗的日伪统治时期，物资极为短缺，作为幼小的民族工业成员，裕中厂不惧怕日本的强权统治，并与日本人斗智斗勇，把七星干版远销到华东、华北等地，为我国的照相业提供了照相材料，解决了人们日常照相的需求。裕中厂的创业举步维艰，能在夹缝中求得生存，除了胆大心细敢与日本人周旋之外，其根本一条是产品质量，七星干版凭借着良好的质量，赢得了用户的信赖，在国内照材市场站稳了脚跟。

    作为我国早期的照相材料制造行业，并非只有“天津裕中摄影器材制造厂”一家，上世纪三十年代前后，在上海还有一家“筱舫照相厂”，这家以老板陈筱舫本人名字命名的工厂，以生产筱舫爱娜爱相纸为主。在那一时期，中国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国外的照相材料充斥国内市场，作坊式的筱舫厂，自然在产品的质量和价格上，无法与列强抗衡，只能自生自灭。裕中厂虽诞生在日伪统治时期，但当时欧美的照材产品无法进入中国市场，在日货全盘占领中国市场的前提下，裕中厂却能在小日本的眼皮底下，以地下销售的形式，顽强地生存着。

天津裕中摄影器材制造厂创始人之一李文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