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金像奖评选看中国摄影现实生态”系列报道之三

正视学术的标准，探索参评的学问

　　第九届中国摄影金像奖评选期间，纵览各类别参评作者提交的摄影作品、论文、图书、证书等参评资料，在金像奖创办伊始便多次担当评委的北京电影学院教授杨恩璞感慨道，现在摄影人的文化素质比早年提高了很多。但也有初次担任金像奖评委的资深编辑和评论家指出，作为一定程度上反映国内摄影创作和编辑水平的金像奖评选，检验结果证明本次申报者的作品编辑水平仍有提升空间，图片编辑类申报情况也不甚理想。还有理论评论类、图书类的评委指出，投稿虽做到有的放矢，但在相关学术化规范方面依然需要提高。

    摄影与时代同行，在各艺术门类、各学科不断专业化、精准化并呈现跨学科、跨领域发展的当下，参评金像奖，高标准、严要求，不仅仅是评委们优中选优的责任，更要求广大摄影人补齐短板，与时俱进。

    突破表面

    影像表现表面化和照片编辑呈现的不统一，成为本届金像奖参评者提交作品中比较普遍的现象。

    本届金像奖创作奖纪录类一些申报者选择提交的是宗教、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方面题材的作品。一则因为它们符合纪录类影像善于表现丰富性的特点，二则会因为题材的相对稀少吸引更多人的目光。但“正因为这种丰富性，这些纪录性的照片往往就是器具化的纯记录。照片中呈现的仅仅是宗教的礼仪而不是宗教最根本的宗教哲学。整组照片从内涵深度到呈现形式都不具有统一性，作者的想法与影像的表现及最终的呈现之间没有做到有效衔接，一会儿是在表现人物的关系、一会儿又在注重光影的变化，摄影师俨然只是在炫耀自身的摄影技术，是纯粹的视觉噱头。”评委孙京涛的点评一点儿都不客气。

     “还是那句老话，由小及大，由表及里，锥子尖儿扎人才会疼，每张照片都可以延展成为一个专题”，看着一位参评者提交的一组关于打工者的照片，孙京涛有些惋惜。

    本届金像奖创作奖对申报者提交的参评作品要求进行了较大改革：“首次明确要求单幅作品和专题分别提交；提交纸质单幅作品15幅、纸质专题摄影作品一组（4—12幅）。”此种改变是在第八届中国摄影金像奖创作奖将申报的照片数量由第七届的10幅提升到20幅后的进一步改革，不仅坚持了从质和量两方面综合考评，更注意到单幅和专题评选原则的差别。正如组委会对这种改变的解释所说，“此举有助于更加科学地评判申报者的整体实力和水准。”

    如何选择申报作品，哪些算单幅，哪些当组照，组照如何编辑，便成了对摄影师编辑能力的一次测评。在评委孙京涛看来，图片编辑在照片生产者即摄影师和受众（包括评委）之间起到的是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在学理层面，理论如果没有方法论的指导并不能直接指引摄影师的拍摄实践，而图片编辑承担的正是方法论指导的工作。目前国内图片编辑整体水准不高和标准的随意性，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摄影师实践的雷同、表面化和不统一等现象。反映在金像奖申报者中，则是整体编辑水平不高和图片编辑奖竞争激烈程度不足。

    有的放矢

　　作为摄影界知名“技术专家”的摄影家刘宽新从1994年开始钻研数码影像原理，10多年来撰写300余万字。他拿出自己发表于业界报刊的重点文稿，及曾出版过的《数码影像专业教程》、《数码影像核心原理和关键技术》等专著申报。其关于“理文双修”、“技术服务于创作”的理念，提出的不同类型摄影运用数码影像技法的不同原则，获得了评委一致认可与肯定。

　　摄影界复合型人才不少，很多人更是力图身兼摄影师、图片编辑、策展人等数个角色。在理论评论界，也不乏同时涉猎者。但面对金像奖这样有着细致分类的奖项时，有的放矢地进行申报显得尤为重要。一些申报者对申报细则没有清晰的认识，与荣誉擦肩而过。以本届金像奖理论类评选为例，有申报者未能厘清理论类、评论类、史论类的分类，以摄影史研究的著作投报理论类。尽管申报材料足够分量，但却仍然未能逃脱被淘汰的命运，评委亦为之惋惜。还有一位相当有实力的青年策展人可能没有理解图片编辑奖中的展览编辑类即为策展人专设，从而以文论申报竞争更激烈的理论评论奖，结果与金像奖荣誉失之交臂。

　　参评者在申报前细读征稿启事，需要把握理论评论奖各类的定义。比如提交相关著作申报金像奖时，需要找出其突出特点，以切合奖项设置，如图书奖中的策划、编辑和装帧设计等子类各有不同侧重。本届金像奖获得者晋永权则以其撰写的《红旗照相馆——1956—1959年中国摄影争辩》申报史论类。这本以历史学者的眼光和摄影家的敏锐，毕数年之功推出的新中国首部具有摄影断代史价值的著作，让所有评委为之赞叹。其对历史事件及意识形态表象的梳理，对中国摄影观念、语言的分阶段研究，周详的历史考证等，不仅具备历史文献价值，更有观照的现实意义。

    树立规范

　　在本届金像奖理论评论奖评选过程中，南京大学教授韩丛耀提交的《中国近代图像新闻史：1840—1919》（6卷本）以学术化的文本分析和个案研究受到许多评委的热切关注。该书从学理层面所建构的影像场域与影像形态分析理论，及其创新性影像研究模式与方法，不仅为影像史学奠定了坚实的学理基础，也为今后的开拓和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研究范例。其借助社会学统计分析软件（SPSS）进行量化分析，通过设置变量并加以数量统计，归纳变量出现的频数与百分比等多种分析图像方式的运用，为摄影理论研究树立起标杆。这样在许多方面突破既有成说的专业化、学术化著作，自然备受评委青睐。由此引出的理论作品的规范化问题，也引发了评委们的现场讨论。

　　“经得起挑剔，经得起‘人肉’，经得起打假”，这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盛希贵评委在日常教学工作中经常告诫学生撰写学术论文时应具备的三个标准。

    在金像奖评选现场，他也将这三个“经得起”分享给其他评委。盛希贵提出，无论是文章还是专著，理论研究作品都应具备一定的学术规范和专业性。只有如此，摄影理论的研究才能真正做到“经得起”。所有摄影理论研究者都应建立起学术规范的意识。这样的规范虽然可能不会在金像奖征稿启事中予以具体体现，但也应成为申报者对所申报材料的基本要求。例如，专著的要求即表示需为研究者一人的工作成果，而不应为多人合作成书。此外，申报者的代表性文章应曾刊登于摄影专业期刊，并符合学术论文的细节规范。

　　知名摄影家、评委吴鹏也在图书类评选过程中发现了个别规范性不够的问题。部分申报者提交的图书在撰写、编辑等环节缺乏审慎的态度和细致的工作，在图片注释、内容事实、词汇用语等方面出现较为明显的疏漏，不仅为一本书留下遗憾，更不符合我国图书出版的相关要求。这样一个词、一句话的失误在整本图书中可能看来仅是九牛之一毛，但正是这一个个的细节成就了一本书的规范、完善，应为著作者所重视。

    评委们的“层层把关”、“狠心挑刺”不仅是为金像奖严格把关，更是为了向更多摄影从业者敲响警钟，以期培养推出更多更优秀的作品、理论和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