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

“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

80年前的五月延安，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如一盏明灯为中国文艺发展指明了方向，使文艺气象焕然一新。

那么，在这场座谈会背后又发生了哪些故事呢？今天就由小艺为大家讲述其中几件，带大家感受这些小故事背后蕴含的大情怀~

合影“小故事”

有些“遗憾”的合影经历

延安文艺座谈会代表局部合影

1942年5月23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第三次会议上，拍摄了这张合影。

在排队等候照相时，有些人以为等的时间会很长，便去楼后面的厕所方便，之后又慢步返回。等走到现场时，照相已毕，成了终生遗憾。钟敬之等人到前边正在施工的中央大礼堂工地上观看，刚一走到，回头一看照相队伍已排好，急忙回跑，同时喊着“等等我们”，总算挤在第三排边上。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有些人照相时没有赶上，这些人在照片上都找不到。所以，实际参加座谈会的人数，比合影中的105人大约要多出20人左右。正是因为这一情况，所以后来在一些有关文章中，对于参加座谈会的人数就有了不同说法。

《延安文艺座谈会代表合影》吴印咸 摄

谢子龙摄影博物馆 馆藏

（部分文字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细节与花絮）

照片背后的记录者

吴印咸

合影的拍摄者，是著名摄影艺术家吴印咸。

吴印咸是江苏沭阳人，生于1900年。他早年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摄影。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他是作为延安电影团的代表出席的，拍照片的时候，已经42岁了。

在开会的过程中，他就在琢磨，怎样把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摄入镜头保存下来。但是会议现场屋小人多、光线昏暗、烟雾弥漫，很难拍出理想的照片。于是他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找了毛主席，提出了到室外拍张参会人员大合影的建议，毛主席听后欣然同意了，当即决定散会后到室外拍照。毛主席亲自招呼大家到外面照相，他自己先坐了下来，大家很快围了上来站好坐定。毛主席对此次会议如此重视，对在延安的文艺工作者如此的亲切，使全体参会者激动不已。

（部分文字摘自《延安日报》：延安文艺座谈会代表合影背后的故事）

拍摄趣事

在拍照过程中，发生了两件趣事。

一个是正当大家屏息，吴印咸要按下快门时，不知从何处跑来一只狗闯入镜头。吴印咸不得不暂停拍摄。这时，毛泽东站起来，一边轰跑狗，一边冲康生高喊：“康生，管好你的狗！”人们都笑起来，因为当时康生任部长的社会部是负责反特务、走狗的。

另一件趣事是，正在拍侧面照时，坐在第一排的刘白羽的破马扎“咔嚓”一声坏了，这意外的声音引得大部分人（包括毛泽东、朱德）的目光射向他，吴印咸按动快门的手来不及停下，就拍成这张“废片”。刘白羽那低头看马扎的狼狈形象也被历史地定格了。这张照片偶有面世。

（部分文字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细节与花絮）

鲁艺“小故事”

“鲁艺家的来了！”

1938年3月14日， 鲁艺首期学员60余人在延安北门外云梯山麓开学上课。图为全校师生在北门外合影。

1942年，延安文艺界的总体情况，可以用“两个阵营、三大系统、四个山头”来概括。所谓“两个阵营”，就是鲁迅艺术文学院（简称“鲁艺”）和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简称“文抗”）。所谓“三大系统”，是指中共中央文委系统、陕甘宁边区文化系统和部队文艺系统。所谓“四大山头”，是指鲁艺、文抗、青年艺术剧院、陕甘宁边区文协。当时，延安有影响、有成就的文艺家大都集中在鲁艺与文抗两大阵营。

座谈会后，鲁艺人率先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把身子扑下去，深入到火热的工农兵生活中，专心致志搞“文艺下乡”。

陕北人每年春节都要“闹红火”、扭秧歌，但1943年春节注定是鲁艺人的春节。鲁艺秧歌队扭出“新秧歌”（老百姓叫“斗争秧歌”）和演出的“新秧歌剧”。这种“旧瓶装新酒”的新秧歌，形式上喜闻乐见，内容上令人耳目一新。老百姓奔走相告：“鲁艺家的来了!”“鲁艺家”是老百姓对鲁艺宣传队的一种亲切的称呼。

鲁艺演出的 《兄妹开荒》

王大化和李波是鲁艺宣传队的明星，他俩演出的《兄妹开荒》第一次展现翻身农民的形象，是最受欢迎的新秧歌剧。只要他们有演出，老百姓就说：“看王大化去。”毛泽东看了后很高兴：“像个为工农兵服务的样子！”

“新秧歌”和“新秧歌剧”的兴起，标志着延安文艺新时代的到来。

（部分文字摘自《人民政协报》：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几个细节）

房上、墙上、大树上都站满了人

鲁艺时期的歌剧《白毛女》剧照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之后，鲁艺和延安的各文艺团体，兴起了新文化运动。他们响应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深入群众，奔赴前线，创作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文艺作品。而诞生在当时的舞台歌剧《白毛女》，无疑是其中最有划时代和里程碑意义的经典作品。

1944年，西北战地服务团回到延安，带回一个“白毛仙姑”的民间传说。鲁艺院长周扬得知后，决定用它搞一个新歌剧，向党的“七大”献礼。

周扬把此任务交给了戏剧系主任张庚。张庚立即把它作为戏剧系和实验剧团的重要任务布置下去。之后，鲁艺戏音（戏剧系、音乐系）部委员会研究确定，组成集体创作组和集体导演组，由鲁艺戏音部委员会委员王滨（原名“王斌”“王彬”后改为“王滨”，为鲁艺戏剧系的教员和话剧团导演）直接领导并担任《白毛女》集体创作组和导演组的负责人。

“鲁艺”版歌剧《白毛女》剧本封面

在创作、排练过程中，遇到很多问题。因为是一部大歌剧，没有剧本，完全是在一个传说基础上，从零开始进行架构，创作难度可想而知。

开始时，剧组的排练场地就设在鲁艺大院场地中。他们在露天场院里弄了一个简易的舞台，下面用长木板和砖头搭成观众席，这样鲁艺所有的教职员工，随时都可观赏到《白毛女》的排练情况。到了后期，全剧基本成形后，就进入了延安的小舞台上排练了。因鲁艺的门户始终都是开放的，老乡们闻声便络绎不绝地进来观看，王滨和剧组的人都非常注意搜集老乡和同志们的意见，不断进行修改。

在表现形式上，采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虚拟表演手法，布景用代表性的大道具加平面景，不设门窗，便可与虚拟的表演手法相吻合。对于我国戏曲的表演程式，只学它节奏强烈、带舞蹈性的特点。由此可见，剧本组的创作思想进一步体现出《白毛女》来自于人民的生活，经过艺术加工后，又要高于生活的意愿和服务于人民的目的。

就在排练紧张进行时，创作组接到了临时任务，《白毛女》的创作被打断了！这时，距离党的“七大”召开很近了。为了赶进度，就形成了紧张的流水作业，即创作出一场戏就排一场戏，为了尽快落实，剧组从文学系选来了刚毕业、二十岁的尖子学生贺敬之到剧本创作组。在王滨的带领下，大家群策群力，当排练进行到最后一场“斗争会”时，贺敬之因过度劳累病倒了，所以他推荐了丁毅（丁一）来写这一场的歌词。

最终，成就了由贺敬之、丁毅（丁一）创作而成的永恒的经典《白毛女》。

4月24日，“七大”开幕后的第二天，《白毛女》正式首场公演，并在“七大”召开期间每晚演出。《白毛女》在延安连演了三十多场，时间之久、场次之多在当时是罕见的，受到了极大的欢迎。对外公演时，每次观众都达三四千人，很多农民跑十多里路来看戏。房上、墙上、大树上都站满了人。每次演出观众大多落泪……丁玲曾描写过看戏的场景：“每次演出都是满村空巷，扶老携幼……有的泪流满面，有的掩面呜咽，一团一团的怒火压在胸间。”

（部分文字摘自《光明日报》：延安新歌剧《白毛女》诞生始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