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艺六十年

吴印咸

时代给我创造了创作的条件，

我的职责是纪录下这伟大的时代。

六十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转眼即逝的瞬间，但对一个人来讲，却意味着孜孜不倦的追求与探索，曲折与成功。六十年来，吴老追随时代的脚步，忠实的纪录了我们中华民族从苦难走向振兴的历史变迁。时代孕育了杰出的摄影家，而摄影家的杰出正在于反映了这个伟大的时代。这便是这篇回忆文章所要给予我们的启示。

——编者

（1）最初的追索

我出生在江苏沐阳一户书香之家，父亲吴铁秋毕生从事教育。家境虽然贫寒，但父亲为人率直公正，学问精深广博，自小就给我很好的教育与熏陶。“六十年笔耨舌耕，治学不富，万千卷编残书破，教子有成”可以说是他一生的概括。我兄弟五人，我排行居二，与兄弟同在父亲主办的县立高等小学学习。他常常在训育课上教育我们要忠实做人，言行一致，持之以恒，以便改变国家社会危弱之面貌。我从小性格温和，不善言谈交际，但读书做事从不后人。尤其喜欢美术手工。

晓市 （1923年）吴印咸摄

高小毕业那年，适逢沭阳遭受水灾困扰，父亲无力供养我和三弟同入中学，我便决定让三弟报考公费的江苏第八师范，自己去淮阴考进了半工半读的江苏省立第四工厂。这是一家生产棉布和线毯的工厂。我半日学文化，半日当织毽工人。那时，外国商品已构成对民族工业的极大威胁，为了与市场上同类商品竞争，线毯需要不断翻新花样。在掌握了织毯的基本工艺后，我常常利用休息时同，查看各种图案设计资料，根据我的艺术构思，设计出不少新颖图案，厂里的技师十分喜欢我。结业后，我被留在厂里教图画课。尽管工资微薄，生活艰辛，但能够从事美术工作，我还是非常满意的，过对我以后的艺术生涯算是一个重要的启蒙时期。在这期间，我还自学了全部中学的文化课程。

1919年，在亲戚和朋友的资助下。我终于如愿地考取了刘海粟大师创办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洋美术系，开始接受正规的绘画基本训练。从沭阳县城来到十里洋场的大上海，常常使我感到目不暇接，当我一旦进入艺术的海洋后，身边这个纷繁喧嚷的世界好象就不存在了，我习惯地用艺术的眼光去追索美好的画面，从大自然的万端变化到人们服饰的千姿百态，我都希望采集到美的素材，以便运用到我的绘画创作中去。学习之余，我还利用过去学到的编织技术，汇集各种毛线衣的纺织法，整理成册。这本《绒线衣编织法》可以算是我第一本“专著”吧。它虽然引起某些自视清高的同学不解与讥嘲，我却不予理睬，应用工艺同样是艺术，艺术便是超然于尘俗的。

有一次，我偶然路过一个旧货场，见到一架勃朗尼方匣式的旧相机。二十年代初，照相技术已经流传到我国几个文明城市，我从美专一些家境富裕的学生那里见到过相机，我直观地感觉到摄影比绘画更接近自然，更变幻无穷。因此这架只有一个快门速度，光圈要用手升降控制的方匣，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我在旧货摊前徘徊良久。三块银元的标价算不上昂贵，但对一个穷学生，付出它却简要有一定的勇气和决心，最后还是对艺术的渴望战胜了困堆，我买下了它。或许就是这下决心的瞬问，就已注定了我与摄影将结下不解之缘吧。从旧货店买了相机。又买了过期的胶卷、相纸，就在宿舍床铺底下的“暗室”里，我开辟了“第二战场”。

专门的、严格的绘画训练，使我一开始就比较注意摄影构图的严谨变化，以及光影色调的鲜明和谐，少走了许多弯路。1922年我在美专毕业回乡任教后，曾在沭阳县城承晖门前拍摄丁一幅《晨市》，直到今天我还是非常喜爱这幅作品。晨雾弥漫了整个画面，破旧的城门，磨得光滑的石道，为生计而忙碌奔走的小贩，散发出浓郁的苏北小城镇的乡土气息，使人产生无限的怀乡之情。

当然，和当时大多数摄影爱好者一样，我最初拍摄的多是风光、静物、风土人情。一切我认为美的事物，我都乐意摄入镜头，一张成功之作可以使我陶醉，感到有无穷的乐趣与欢欣，甚至对自己的才能感到骄傲，充满自信。但是在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中国社会，映入我镜头的更多的是战乱灾荒中穷困潦倒的劳苦群众。他们为了生存，忍辱负重去做非人的苦役。从美学的角度，破旧污秽的衣履，木然绝望的神态都不具备美的价值，但这却是中国大地上活生生的现实。我虽有职业，有尚能糊口的薄薪，但我更有一期热血青年的同情心与正义感，童年艰辛的生活，少年半工半读的经历，使我不难找到和这些受苦的人们之间的共鸣。我怀着痛苦愤懑的心情，拍下了《饥寒交迫》、《负重》、《过别墅有感》等作品，为这些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穷苦兄弟姐妹，为他们所受到的不公正的待遇呼喊、鸣不平，这些作品后来都受到欢迎。因为艺术的生命力在于真实。我当时虽然还不懂什么叫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但我的成功之作大多是实践了这一条原则的，这与我一直生活在当时社会的下层，生活在中国最大多数人中间，熟悉他们、了解他们、，同情他们有关。或许因为这个缘故，当我在三十年代初期，重新进入上海，到红灯照相馆当了摄影师时，在同行中已初露头角。

呐喊（1935年）吴印咸摄

（2）一个新的艺术领域

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战场就在闸北，坐落在北四川路的红灯照相馆关闭了，我饱尝丁战乱和失业的痛苦。危困中，美专的同窗好友许幸之帮我谋到了天一影片公司布景师的职务。 

自1896年电影艺术传入中国，经过无声电影阶段，到三十年代初，中国电影已进入有声时代了。虽然那时电影技术水平不高，内容也杂乱低下，却能赚钱。资本家竞相建厂，仅上海就有多家影片公司。在“天—”，我第一次接触电影后，就被它独具的艺术表现形式所震惊了。我惊叹它那变化无穷的魅力，欣赏那奇特的光线，巧妙的镜头和漂亮的场景，我决心进入这门近代的新型的艺术领域。 

为了尽快掌握电影造型的特殊艺术规律，我废寝忘食地学习。在工作中，我结识了沈西苓、田方、司徒慧敏等一批新朋友。在与文艺界进步力量的接近中。我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我原是一个有正义感的进步青年，在家乡也曾参加过反对封建土豪的斗争。但初入影坛，一门心思扑到业务技术上，对身旁的政治环境和斗争不甚了了。实际上，由于“一·二八”淞沪战争的爆发，激起了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他们对充斥中国银幕的武侠片，伦理片、言情片日益不满，要求有抗战的爱国内容，这种情况促使电影界内部发生了激烈的变化，出现了反映现实的新趋势。在瞿秋白同志领导下。我党成立了电影小组，夏衍、阿英(钱杏屯)、司徒慧敏首先打入电影界，联络进步人士，进行创作，向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电影文化展开激烈的斗争。

革命圣地延安（吴印咸摄）1938年

（3）三十年代在上海

1935年，在我和许幸之联合举办《绘画、摄影》展览后，夏衍找到了许幸之，他建议我们由天一影片公司转到电通影片公司，拍摄田汉写的剧本《风云儿女》。夏衍说：“田汉和阳翰笙已被捕了，这部片了对当前的政治斗争有推动鼓舞作用，我们要尽快把它拍出来，和反动派作斗争，这是我们在外边的同志应尽的责任”。 尽管我们没有参加左联，对共产党也不甚了解，但我感到拍摄抗日题材的片子，是爱国电影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职，我欣然接受了拍片任务。 

这次是我第一次独立地担任摄影师。我过去没有拍摄过电影，突然拍故事片，确有困难。但是，我早爱上了电影摄影工作，再说我经常在摄影棚内观察摄影师们的工作，也积累了一些经验，而独立拍片也为我提供了钻研、探索的机会。经过一翻努力，由许幸之导演，我摄影的《风云儿女》终于在1935年5月在上海公演了。 

《风云儿女》以“九·一八”事变为历史背景，通过东北流亡诗人辛白华的曲折经历，表现了知识分子从苦闷彷徨到觉醒奋斗，走向革命的过程，也曲折地反映了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战的强烈愿望。我在利用镜头的变化，光线的层次来衬托人物的形象上，花了不小的力气，因有照相摄影和美术的基础，以及当布景师的工作经验，运用灯光和烟雾等造型手段来渲染战争的环境，突出了影片的主题。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更把影片的主题加以深化和扩展。《风云儿女》公演后成为轰动一时的名片。之后，我又拍摄了由袁牧之编导，讽刺旧中国在反动统治下的黑暗现实的音乐喜剧片《都市风光》。此时，我已是左翼电影界的坚定分子了。1936年，在我加入明星二厂后，又拍摄了阳翰笙编剧，应云卫导演的革命历史题材的《生死同心》和袁牧之编导的进步影片《马路天使》。明星二厂是在“电通”被迫解散，而明星公司处于困境的情况下成立的。二厂条件很差，我使用的是厂里唯一的一台破旧不堪的摄影机，我不得不用一个多月的时间研究并动手修理，掌握了它的各种性能特点，以便保证按时开拍不出事故，不想这门手艺到延安后却派了大用场。

拍摄《马路天使》时，我已具有一定的电影摄影经验了，在光线、角度，构图、镜头运动等造型手段的运用上都比较熟练了。因当时处在国民党的文化“围剿”迫害下，影片的背景及主题不得不采取含蓄的手法来表现，这样摄影的难度也加大了。我在原有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新的探索。 

影片一开头，我就在片头衬景里用了连续的富有特征性的镜头，从上海外滩华懋饭店的摩天大楼逐渐推入“地下层”，这样既展现了上海的地方特色，又含蓄地表现了那惊人的贫富悬殊的时代特征。为了渲染有钱人家办喜事的场面，我把布景从摄影棚内一直搭到棚外，又运用明暗协调的控制，使灯光和阳光自然衔接起来，突出了婚事的奢华。这种大胆的尝试取得良好的艺术效果，

受到同行们的称赞。在上海电影界颇有地位名气的明星老导演张石川亦非常感兴趣，曾向我请教再三。《马路天使》的成功轰动了整个影坛，成为三十年代进步电影的代表作之一，也是我电影摄影技巧走向成熟的标志。 

五十年后，当《马路天使》随中国电影回顾展在意大利放映时，意大利著名影评家达西拉奇惊异地发现，在《马路天使》这部片子中所体现的“新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竟比意大利在战后提出要早得多，而国际上一直认为“新现实主义”是意大利对世界电影的一大贡献。可见三十年代地地道道的中国式的进步电影有着多么耀人的光彩。 

在紧张的电影摄影过程中，我一直未放弃照相摄影的创作，尽管它们之间存在着方法上的很大的差异，但毕竟同是摄影艺术，有着内在的联系，可以相互借鉴，相得益彰。我对当时国民党政府实行对外屈膝投降，对内迫害进步力量的反动政策，日益不满，因而拍摄了《难兄难弟》、《乞斋果腹》、《呐喊》、《暴风雨来了》以及《霹雳》等作品。采用的是以物喻事，以景喻情的含蓄手法。我借用一对戴上封罩的毛驴，隐喻了高压下不自由的生活。拍下寺院前坐等斋济的人群，以揭露反动统治下人民的饥馑羸弱；而那疾声呐喊的反抗者，那乌云滚滚，电闪雷鸣的情景，则预示了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必将要爆发一场震撼世界的大风暴。我虽然还弄不清这即将来临的大风暴将会带给我什么，但我还是欢迎它的到来，希望这霹雳能冲破重重阴霾，给我们文艺界带来希望和曙光，带来创作自由的广阔天地。

拓垦南泥湾（吴印咸摄）1942年

（4）满怀希望的抉择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八·一三”淞沪抗战失败，上海沦陷，进步的电影工作者纷纷奔赴抗日前线。我在太原、香港之间奔波了一年多，结果一事无成。在国破家亡的危险之际，我深感前途杳茫。正在这时，接到了袁牧之的电报，邀我到武汉，说有要事相商。 

当我来到汉口杨森花园三层楼的一间小屋子里时，见牧之正在那里忙碌，屋子里到处是各种电影书报和一些草拟的文稿。牧之是一个热情直爽有表演才华的青年，比我小九岁。几年前，为了反抗家庭对他演剧活动的干涉，愤而放弃大学毕业的机会，同家庭脱离了关系。他的表演深受观众欢迎，我们几次配合，也算是老朋友了。 

“你知道吧，八路军周恩来先生邀请我到延安拍一部大型纪录片。我对编导还算内行，对摄影可不大通，所以我请你来，是希望你能和我同去，我们再配合一次，拍一部有价值的片子。”牧之坦率地向我合盘托出，并投来期待的目光。 

“到延安去?”这对于我，一个在江南大城市生活了几十年的人来讲，实在是太突然了。路途遥远，环境陌生，前途未卜，我不能不认真地考虑啊。 

“印咸兄，去那边可能会艰苦一些，但我们搞文艺的，不就盼望有发挥自己才能的机会吗！”牧之的话是有道理的。自从上海、太原沦陷，我已荒废了一年多的时光，最近武汉局势也日益紧张，我们可能连安身之地都不会有了；另一方面，到大西北去，接触一下我从未接触过的生活，拍摄大型纪录片，对摄影做新的探索，这不正是我这个摄影师梦寐以求的愿望吗?机不可失呀! 

“那好，我和你同行，去看一看，闯一闯。”我终于下了决心。 

“我知道你会这样决定的，我没看错。别看老兄平时言语不多，大事上真是心中有数啊!”我们都兴奋地笑了。 

去拍片子，必须带足胶片和器材，但我们只有一台16毫米摄影机及部份胶片。这时，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伊文思决定送给我们一台“埃姆”35毫米摄影机。伊文思是荷兰电影导演，在当时就已有些名气了。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来到中国，拍摄大型纪录片《四万万人民》。伊文思已经拍摄了著名的台儿庄战役，打算再去延安拍摄，因国民党政府的百般阻挠未能成行，在汉口，也处处受到限制、监视，不允许他与共产党和进步人士接触。当伊文思得知我们准备去延安拍片子的消息后，便决定将他随身带的“埃姆”摄影机送给我们用。八路军办事处考虑我初刭汉口，不为众人所知．便决定由我去接受这部摄影机。

在一个星光暗淡的夜晚，我乘坐周恩来同志的汽车来到汉口郊外一条马路边，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为国民党当局严格禁止的活动，心情难免有些紧张。一会，另一辆汽车驶来，从车上下来一位外国人，他就是伊文思。他将摄影机和二千英尺电影负片交给我，并低声说，“延安!延安!”环境的险恶，使我无法和他交谈，只有用力紧紧地握了握他的手，表示对他无私援助的感谢和敬意。在夜幕中，我们匆匆分手，竟都没有看清对方的面容。当我们在1957年再次见面时，我们彼此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在明媚的阳光下，我们仔细端详着对方，回想起初次见面的情景，心中有无限的感慨与快慰。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我们在八路军办事处的安排下，坐火车离汉口赴西安。当时，处于国共第二次合作初期，两党关系维持尚好，因此我和袁牧之两入都身穿八路军军服，化装成一般的八路军战士，杂坐在他们中间，送行的只有钱筱璋一个人。随着一声长鸣，火车渐渐远离汉口车站，我的心不禁急速跳动起来，城市、街道、摄影棚，这一切都似乎要成为过去了，而我面临的新生活又将是什么样呢?我当时决没想到这次离汉竟成为我人生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成为我参加革命的起点。事后我才知道，我们这次悄然离汉在同行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尤其是我这个在不少人印象中，沉默寡言，静如处子，只知埋头业务的人，这次毅然出走，大出他们的意料。

1937年，吴印咸在拍摄电影《马路天使》。

（5）人生的转折

9月的延安，阳光灿烂，一片金黄。这座雄踞在西北黄土高原上的古城本来默默无闻，只因红军到达陕北，在这里建立起第一个抗日革命根据地后，才成为人们瞩目和向往的革命圣地。浑厚坚实的黄土，傍城东流的延河，嘉凌山上高耸入云的古宝塔，以及那一层层，一排排错落有致的窑洞，这一切都使我感到新鲜。特别是这里的人们个个显得十分愉快，质朴，人们之间的关系又是那么融洽。我看到毛主席，朱总司令等人身穿粗布制服出现在延安街头，和战士、老乡唠家常，谈笑风生，……我被深深地感动了。我觉得我已经到了另一个世界，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理想所在。

我们到延安后，八路军总政治部马上成立了电影团。电影团由总政副主任谭政任团长。说是电影团，总共才六、七个人，真正搞过电影的只有袁牧之，我和徐肖冰。徐肖冰曾是我的摄影助手，他是从太原参加八路军，到延安后才调到电影团的。我们要拍的纪录片定名为《延安与八路军》，袁牧之任编导，我担任摄影并兼摄影队长。 

1938年10月1日，经过牧之对拍摄提纲反复研究定稿后，我们在陕西中部黄帝陵拍下了第一个镜头，从而掀开了中国电影史上崭新的一页。看到一队队、一群群从祖国各地汇集起来的青年学生，情绪高昂地奔赴延安，我也置身在这伟大的潮流之中，“天下人心归延安”，我这一步走对了。离开这火热的斗争，离开中国的民众，艺术家到哪里去发挥他的才能呢!又到哪里去寻找创作源泉呢! 

我们摄制组按计划在延安工作两个月，拍摄延安军民建设、巩固根据地的战斗生活。那时，日本飞机常来搔扰。一次，我和肖冰刚刚把摄影机拆开，准备修理，突然空袭开始，一颗炸弹在我们住处不远的地方爆炸了，震塌了我们的房角，我不由得扑到机器上，用身体挡住了瓦砾和砂石。飞机还在天空盘旋，我们便不顾一切地从尘土中爬出来，急忙将机器零件收拢，躲到墙角。事后我们发现，不仅主机完好无损，甚至连一颗细小的螺丝钉都没有丢失，大家都感到万分庆幸。周副主席和谭政团长得知后赶来看望我们，还特地慰问了我。摄影师固然爱他的机器，但爱到不顾惜自己的生命，这恐怕就是思想感情发生变化的表现吧！“三年八路军，生铁变成金”，我真的在变了。 

在延安拍摄告一段落后，于1939年初，我们乘小船破冰东渡黄河，出发到晋西北、晋察冀等边区，开始了一年多艰苦的战地拍摄。我们拍摄了大量军民抗战可歌可泣的动人场面和生活情景。这段时间给我留下极深印象、终身难忘的还有和白求恩大夫共同生活的日日夜夜。 

为了拍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在中国解放区工作生活的情况，我们摄影队曾和白求恩作了邻居，并跟随他从冀西转战冀中，前后将近两个月。白求恩大夫，年过半百，神彩奕奕，精力过人。他爱穿八路军自纺自织的灰布军服，爱用中国农村古老的烟斗吸烟，就象一名普通的战士，生活在同志们，伤病员和中国老百姓之间。我怀着对白求恩大夫崇敬的感情为他拍照，我们成了朋友。闲暇时，自求恩大夫爱和我谈论摄影，我们共同探讨战地拍摄的技术技巧。白求恩有一架“雷丁那”照相机，那是他随身所带的心爱之物。 

1939年10月20日是白求恩大夫准备启程回目，筹集资金、器材、药品的日子。欢送会都已经开过了，但日本侵略者偏在这时，调集二万兵力，配以飞机、大炮、装甲部队，向边区发动了“冬季扫荡”。白求恩大夫毅然决定留下来参战。我随着医疗队冒着风雪赶了七十里山路来到摩天岭前线。按白求恩大夫“救护工作务必靠近火线”的指示，手术室被安置在离火线七里的孙家庄村外的小庙里，这座小庙孤零零地坐落在路边，庙里的佛像早已荡然无存，只有雕梁画栋和墙壁上的残图还保留着。 

指向摩天岭发动进攻的是日寇中将阿部规秀。他是一个以疯狂凶残著称的杀人魔王。当时，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枪炮仿佛就在我们身边炸响，小土路上奔跑着后备队和运输队、担架队的队员，个个神情都十分紧张、严肃，在等待命令，不久，担架队把一个个伤员抬下摩天岭，顺次排在庙前的小土坡上。 

白求恩大夫身穿白色围裙，高高地卷着袖子，站在用两只“卢沟桥”(白求恩大夫设计制造的，便于装医药箱的骡驮架子)铺上门板而成的“手术台”前紧张地工作着，他沉着镇定，神情坦然，指挥着整个抢救工作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我受到感染，冷静地用摄影机对准白大夫与伤员，将这次抢救过程拍摄了下来。 

手术进行到次日下午，哨兵突然报告后山发现大批敌人，正向孙家庄袭来，情况十分危急，白求恩大夫立即命令将轻伤员转移，剩下十名重伤员就地手术。敌人的枪炮声越来越近了，破旧的小庙被震得簌簌落土，大家一再劝说白求恩大夫撤离，但他镇定沉着，旁若无敌，连续工作三十小时毫无倦意。 

当他弯着腰，聚精会神地在台上为一个腹部受了重伤的战士做缝合手术时，我举起照相机，利用夕阳微弱光线的照射，以中国特有的古庙作为衬托，将白大夫的这种感人形象纪录下来：身着粗布衣衫，脚穿草鞋的他和中国式古老小庙的典型环境，以及简陋的手术台和他那一丝不苟、严肃认真、沉着镇定的神情，一目了然地呈现在观众面前，不用文字解说，就能将时代情景揭示无遗。 

多少年来，中加人民怀念白求恩大夫，他们赞美这张照片，称它是历史的珍品，艺术的结晶。但我深深懂得，没有白求恩大夫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动人事迹，就不会有我这成功之作，如果我没有深入生活，经受战火的考验也就不会纪录下这永远令人难忘的时刻。时代给我创造了创作的条件，我的职责是纪录下这伟大的时代。 

就在这次抢救中，白求恩大夫划破了手指，不久又在手术中了毒，于11月12日不幸以身殉职。我从前线赶回来参加了追悼会。天下着大雪，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向这位可敬可亲的朋友告别。

《延安与八路军》经过两年紧张而艰苦的拍摄，终于完成了。虽然因为战争的关系，这部片子在苏联遗失了大部分，没有制作出来，但却坚定了我为无产阶级的电影事业奋斗，继续为纪录我们中华民族最伟大的历史时代工作的信念。1942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生活在我面前展示了一个更加广阔、更加绚丽的前景。

铁水奔流（1962）吴印咸摄

（6）拍摄“南泥湾”

1942年，组织决定袁牧之到苏联制片，我担任了电影团领导工作。这任务对我来讲，无疑是艰巨的。那几年，由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陕甘宁边区面临着物资供应的极大困难。电影团的胶片所剩不多，正常的拍摄已无法进行。在这种困难的条件下，根据“精兵简政”精神，电影团本可以和其他文艺机构一样裁并或精简的，但是中央十分重视电影事业，“为了保存当时仅有的这批电影干部，以待时机的一旦发展”，仍决定把电影团这个机构保存下来，人员也没有调动。 

党的关怀与重视，极大鼓舞了全团同志，我们决心艰苦奋斗，同心同德度过难关。我带领大家开荒种地，当年我们便做到粮食自给有余。我们用废旧胶片制成纪念章出售，开办照相馆为群众服务，还举办了各种形式的摄影展览，这样我们没有向政府要一分钱，自筹资金，盖了六间新房。尽管物质条件很差，我们的生活却十分充实。 

这年，在一二O师三五九旅进入南泥湾屯垦一年之后，我们电影团也开进了南泥湾，去拍摄《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 

南泥湾地处距延安一百里外的金盆乡，纵横一、二百里。这里原是一个人烟稠密的富庶地区，但八、九十年前，由于清兵的大肆蹂躏、反动政府挑拨回、汉两族互相残杀，这里已变成荆棘丛生，野兽成群的荒芜地区了。三五九旅进驻一年，开辟了万余亩土地，但是，战士们仍然栖息树林，露宿旷野；吃的是盐水煮野菜，发了芽的麦子和黑豆调成的面糊糊。我们和战士们一样生活，看到他们饱满的革命热情，顽强地与大自然搏斗精神，也忘记了眼前的困难。 

当时我们拍摄电影的胶片已没有了，只剩下数量有限的16毫米正片，本来不具备拍片子的条件，但我们精打细算，用正片代替负片，力争不浪费一个镜头，最后用一千五百尺正片拍下了三五九旅在南泥湾边生产边战斗的艰苦奋斗的历程；拍下了八路军战士藐视一切困难，坚定乐观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面貌；拍下了沉睡了几十年的南泥湾变成稻谷飘香、猪羊满圈，牛马满栏、鸡鸭成群的陕北江南的实况。 

片子拍出来后，我们面临着制片的一系列复杂工艺的更大困难。延安没有必须具备的水电条件，更没有近代的制片器材设备。但是人民在困难中需要精神食粮，我们有责任尽快使三五九旅的英雄事迹与人民群众见面。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鼓舞下，我们因地制宜，用土方法来解决困难。没有自来水，就一担一担挑来延河水，澄清后使用；没有拷贝机就用摄影机印片子；没有电就用日光感光。我们砌了一个小亭子，上边留一个小孔，下边安一块能上下移动的木板。工作时，外边有人报告光线情况，里边同志控制曝光时间。这种原始的古老的“暗室”居然也派了大用场。没有洗片机，我们就二十尺一段，二十尺一段在小木盘里冲，最后再全部接起来。这一切，不仅今天看来是不可想象的，就是电影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但我们居然成功了，一千五百尺胶片用上了一千三百尺。 

我们考虑这部片子是紧密配合延安军民大生产运动的，也是对敌人封锁的回击，有迫切的现实意义，因此我向毛主席汇报了拍摄南泥湾大生产的情况，希望他能在片子里出现。主席赞成了我们的意见，我们高兴极了。因为窑洞里太暗，我们便搬出一张桌子，主席在铺好的白纸上挥笔题上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八个刚劲有力的大字，深化了我们这部片子的主题。主席那天兴致很高，拍摄工作结束后，他对我说。“我的这张题词就送给你吧！”这张珍贵的历史文献我一直保存着，1957年赠送给了军事博物馆。 

1943年2月4日，这部凝聚着我们辛勤劳动与智慧的电影《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在延安直政大礼堂举行首映式，这是根据地第一次放映我们自己拍出的电影，它轰动了整个延安古城。战士、干部，老乡络绎不绝地涌入礼堂，有些人走了十几里山路赶来。当他们看到宝塔、延河，看到硕果累累，遍地花香的南泥湾，看到自己所熟悉的战士的脸庞，掌声、欢呼声便象春雷乍响，幸福的暖流在每个人心中流淌，延安的人们亲切地称它为“南泥湾”。朱德、周恩来、贺龙等领导同志都先后看了这部片子，称赞它是“纪录片中不可多得之佳作”。这是崇高的奖赏，也包含着更多的希望。 

延安艰苦的生活锤炼了我们，群众的需要鞭策着我们，在拍摄过程中，全团同志的思想境界得到净化和升华，我们的电影队伍也在发展和壮大。以后，我们又拍摄了《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等片子。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我们全团已有三、四十人，在冲洗、晒印、放大等方面已积累了一整套工作经验，可以说已初见规模了。为此，我获得甲等劳动英雄称号。 

彭德怀将军曾赠给我们电影工作者一首诗： 

摄取战争的真象， 

不怕鬼子的刀枪。 

踏遍了华北的战场， 

几经寒暑来到太行山上。 

有了你这样英勇的战士， 

中华民族决不会亡！ 

几年来我们的电影团肩负历史使命，以摄影机为武器，踏遍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忠实地纪录下中华民族可歌可泣的抗敌历史，讴歌伟大的母亲，赞美忠诚的儿女。

艰苦创业（吴印咸摄）1942年

（7）为毛主席拍照

到延安后，由于工作需要，我得以经常与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触，拍摄他们的工作学习生活，纪录下他们光辉的业绩，从中也得到他们的启迪教育和关怀。 

还在我们初到延安时，主席就曾接见过电影团的同志并请我们吃过饭。他询问我们工作的情况。当他知道我们的主要困难是器材严重不足时，他笑了，说：也许你们现在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但将来总有施展才能的机会。现在要你们拍长征就不可能，但以后就可以了。我们八路军没有别的可依赖，一切靠自己奋斗。这些话给了我们巨大的鼓舞和教育。 

给领袖拍摄，责任重大。主席深知我们的困难，只要条件允许，他总是设法支持我们的工作。记得在拍延安文艺座谈会时，会场小，人数多，屋内光线又暗，实在无法拍摄，我只好向主席提出会后补拍的要求，主席听了，便建议我拍一张集体合影。他率先走到广场上，坐在代表中间，为我们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历史文献。 

1943年，主席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做《组织起来》的报告。当时摄影条件极不理想。大礼堂窗户不大，没有电灯照明，也没有闪光灯，用的又是过期五、六年的胶片，摄影机镜头光孔又不大，我感到光靠我的摄影基本功，还难以拍好毛主席讲演的镜头。于是，我一边听着，脑子里一边紧张地考虑。主席讲话擅用手势助语气，我发现当他每做一手势往往有片刻的停顿，为我提供了用慢速度拍摄快动作的可能性。我拿好机子，放足了光圈，静心等待，结果用二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秒的慢速度拍了一组照片。因为光圈大速度慢，尽管背景影调很暗，主席面部的光感却十分清晰柔和。在低调的背景衬托下，主席炯炯的目光，坚定的神态，以及那种种独具风格的姿态手势十分协调地结合起来，突出了主席宏伟的气魄。这组八张照片在我的六十年摄影工作影展中十分引人注目。

“七大”是我党历史上一次重要会议，我担任为大会拍电影及照片的任务。当时，我们的胶片所剩无几，必须十分珍惜，精打细算。开会前我赶到会场，了解到会场大，而主席台上光线很暗。在没有照明设备的条件下，既要拍好大会的全景，又要拍好大会主席台的全部形象，以及领袖报告时的特写镜头，且不能浪费一点点底片，必须拍得张张有把握。我再三考虑，一丝不苟地拍摄每一镜头，终于将“七大”会议全部纪录下来，成为我们党的代表大会的第一部完整的文献资料。 

在给主席拍照的过程中，有些场面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给予我无形的深刻的教育。1942年主席给一二O师干部做报告，我赶到现场时，报告已经开始了。那天阳光明丽，微风习习，在窑洞前一块宽敞的土坪上，主席在给干部分析时局。他穿着一套洗得很干净的粗灰布制服，布鞋，裤子上还打着两个补丁，面前不过是一张简陋的方凳和一杯开水。我选择了最典型的一瞬间，拍下了主席当时神采奕奕的伟大形象。时光流逝，但这张照片的艺术魅力却依然不减。 

1945年8月28日是延安军民难以忘怀的一天。清晨，我随向东的人群来到延安机场，上千的干部群众已经聚集在那里，他们在等候向毛主席告别。当毛主席身穿一套半新并未熨烫的蓝布制服，头戴灰色盔式帽一步步踏上飞机梯子时，机场一片寂静，人们一动不动地望着为了和平民主而赴重庆谈判的领袖，祝愿他平安、顺利。我屏住呼吸，将摄影机对准了毛主席。在机舱口，毛主席转过身来面对送行的群众，他拿起了那顶盔式帽，用力一挥，举过头顶，在半空中停住了。群众沸腾了，面向飞机，面向毛主席招手、欢呼，我按动了快门，将这一刹那永久地纪录了下来。

（8）东进途中

抗战胜利后，我们电影团奉命去东北开辟电影事业的新战场。除留下少数人员之外，大部分人于1946年秋离延安赴黑龙江，创建我们党第一座电影制片厂。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为了对中国人民进行精神侵略和奴化教育，以官商合办的名义，在长春建立了一个名叫“满洲映画株式会社”的电影制片公司(简称“满映”)。几年中，日本方面不仅投以巨资，使“满映”的器材设备在远东首屈一指，同时又派遣，训练了大批电影技术人员。“八·一五”前夕，“满映”已有工作人员近千人。日军投降后，党中央决定立即接管“满映”。赴东北的电影团被编为“东挺干部支队”二中队，连学员带家属共五、六十人。我们还带上电影器材，包括在延安拍的几部电影底片和几年来我们积累的大量照片资料。这些底片和资料不仅是我们几年来的工作成果，也是中华民族的无价之宝啊！我们要跋山涉水，横穿大半个中国，还要冲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以及尚未解除武装的敌伪军的夹击。作为这支特殊队伍的领队，我深感任务艰巨，责任重大。临行前我向全队同志提出：人在器材在，绝不能有一丝一毫的疏忽。 

过了山西交城县，前边就是由阎锡山重兵把守的“同蒲铁路封锁线”，沿途布满封锁沟和碉堡群。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我们开始急行军强闯同蒲线，不想途中又下起了大雨，道路泥泞难行。我们牵着牲口，扶着驮子，又要照顾孩子和器材，在雨中奔跑了一百多里路，吃尽苦头。 

在过了山西、河南，河北几省之后，我们来到著名的大运河。这个象征着中华民族勤劳智慧的劳动成果，使大家异常兴奋自豪，不想，木桥多年失修，又因载重过量，过桥时一块木板折断了，孩子和器材全都掉进水里。紧急之中，同志们纷纷跳入运河，奋力抢救，孩子和我们的“宝贝”全部得救了。然而成千上万张照片和数以千计的电影胶片都湿了。又经过一番紧张而细致的工作，终于保住了这批无价之宝。经过三个多月的长途跋涉，我们终于到达东北的兴山。此时，田方、钱筱章、袁牧之已正式接管了“满映”，并在蒋介石即将占领长春时，率领“满映”大部分职工撤离长春到达兴山(今鹤岗市)。在兴山，我们经过一段艰苦紧张的工作，建成了第一个具有较完备的现代设备的人民电影制片基地——东北电影制片厂。这是1946年10月的事。

（9）十年教学生涯

建国后，中国电影、摄影事业蓬勃发展，我的工作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先后担任了东北电影制片厂厂长，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兼摄影系主任等职务。其中十年的摄影教学工作，留给我十分深刻的记忆，在培养年轻一代摄影师的工作中，我曾花费了许多心血。 

1956年我从东北转赴北京就任时，已年逾半百，且大病初愈。但这个具有现代化教学设备的中国第一所电影高等院校却一下子把我吸引住了。对比之下，我不禁回想起在战争年代办摄影训练班的艰苦情景。那是1939年夏天在晋察冀敌后根据地，边区政治部新闻摄影科科长沙飞同志倡议并委托我办的。没有教材，我便将

以往学得的理论和多年摄影实践积累的经验结合起来，编写了《摄影常识》一书。炎热的夏天，我坐在田边大树下一块巨石上埋头写作。虽说简单租糙，却是根据地最早的，也是唯一的摄影教材，成为八路军培养自己摄影战士的必读手册。邓拓和沙飞同志还为它各写了一篇序言。 

训练班的条件极差。学员们入学时，每人只发给半张油光纸和一小截铅笔。全班总共只有两架照相机，任何学员不能摸碰，上课时只能远远地望着它。实习课是采用“无子弹射击”的训练方法，相机里不装胶片，学员们却十分认真地操作。 

结业时，每个学员只能用六张一寸过期胶片完成实习作业。训练班共办了两期，培养了几十名学员，这批在战火纷飞的艰苦年代成长起来的摄影新兵，后来多数都成为新中国电影，摄影事业的栋梁之材。 

回想起这些，我感慨良深，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真正的艺术大学了。而今党又将培养摄影艺术生力军的任务交给了我，我感到责任重大，担子不轻呵。

在电影学院十年，不管行政工作多么繁杂，我始终担任摄影系“摄影构图”专业课的教学任务。我一向坚持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教学方法，要求学生炼好基本功，尤其是在用光、构图、摄影基调等环节上，要求极为严格。为了说明光线效果对摄影造型具有特殊功能，我曾选定以景山富览亭为近景，北海白塔为远景，通过一天中早、午、晚时间的变化及一年中阴、晴、雨、雪、雾，气候的影响，拍摄了一组在效果上具有鲜明对比的形象教材。那是1957年，我尚觉年轻，每每从西四住所，或步行，或挤车，登上景山的顶点扑捉镜头。一年之内，经过五十余次的往返奔波才完成了这组摄制工作。理想的拍摄时机是不容易抓到的，而作为教材的照片，其科学性，典型性要求是很高的。为了拍摄晨雾中的景山，我好多次天未亮便起程，最后才抓住了一次理想的拍摄机会。当年摄影系培养的学生今天大多已是全国各电影制片厂的摄影骨干了，他们的创作有了很高的造诣和创新。我作为他们年轻时代的老师，为他们的成功感到幸福、欣慰。

（10）在电影摄影和照相摄影两条战线上探索

在教学中，我深深感到艺术家的责任就是要不断地奉献出为人民所喜爱的更加美好的作品，必须跟随时代的发展，努力向前探索。为此，数十年来，我一手拿电影摄影机，一手拿照相机，在电影摄影和照相摄影两条战线上，开始了难度更大、标准更高的艰苦的创作过程。 

1958年我接受担任电影《红旗谱》总摄影师的任务。《红旗谱》是五十年代中期，描写中国北方农民在党的领导下与地主阶级展开英勇斗争的一部最出色的小说。把它搬上影幕，用电影的语言，电影的表现手段再现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难度相当大。我经过三次重大的摄影创作构思，完成了影片中各类人物的造型与场面构图的总体设计，并确定了这部影片的基凋。如影片中有一场戏是写朱老忠被地主冯兰池逼迫出走二十五年后回到保定，为破除冯家规矩，赶着大车，扬鞭催马从冯家大院前昂然而过。这个场面的实际位置是冯家大院位居高处，如果自然的表现很难避免冯兰池居高临下造成的压迫感。于是我对拍摄角度作了精心处理，冯兰池虽站在高处，用全景与中景，使站在高处的冯兰池，仅居画面的一角，显示出他孤单渺小；而对朱老忠，镜头则从中景猛地推成特写，在脸部赋予强烈明亮的光影，衬托出炯炯有神的目光，与冯兰池色厉内荏的本质形成鲜明的对比。“红旗谱”是我继拍摄“马路天使”二十二年后的作品，在这部作品中我倾尽全力，精雕细琢，大胆创新。这部带有浓厚民族风格的影片获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在第一届电影百花奖比赛中，获得最佳摄影奖。人们常爱讲什么宝刀不老，其实每一次成功都不仅仅是凭靠过去的积蓄与功力，重要的是不断推陈出新以及为此而付出的心血和努力。 

紧接着1964年我又如愿拍摄了故事片“白求恩大夫”。对这部影片，我是倾注了对白求恩大夫无限热爱和深切怀念的全部感情。在北方一个偏僻的山清水秀的小山庄，我们从春天干到冬天。在这诗情画意的环境里，我着意表现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者的内心世界之崇高以及他性格乐观随和的可爱之处。当影片停机后，我似乎感到了对这位曾和我共同生活了两个月的亲密朋友一种略尽心意的安慰。 

在我的一生中，虽然亲自拍摄的影片有限，但我始终迷恋着这一工作，在我八十二岁那年，还欣然接受凌子风同志的盛邀，出任“骆驼祥子”的摄影顾问，并初步对人物造型进行了构思创作。后来因病未能坚持到底，至今还感到遗憾。 

除了电影摄影，多年来为了配合教学，我曾身背相机游遍大半个中国。尤其是打倒“四人帮”后，我产生强烈的创作欲望。我四次回到陕北“老家”，五次登上黄山顶峰，第五次登黄山时，我已经年过八旬；最后一次将长城雄姿摄入镜头，我已经八十有三。那次我拄着拐杖登上长城北侧最高的烽火台。夏去南海的天涯海角，冬赴北国的雪海冰城，我拍摄了数以万计的多种题材，多种形式时照片。

十年来我始终追求摄影内容与表现形式的高度完美结合，为此我们积极探索，既借鉴外国摄影经验，又注意发扬民族风格，力求做到作品内容要真实质朴，构图要严谨洗炼，光色要和谐含蓄，影调要柔软丰富。拍建设场面要全力渲染真实火热的气氛，拍风光则着力表现诗画一般的意境，拍人物力求形神兼备，质感鲜明，拍花卉静物则讲究生动自然，富于生机。总之真识、朴素，生动细腻，感情丰富这便是我所追求的艺术风格。

延安大秧歌（吴印咸摄）1943年

（11）最终的心愿

多年来党和政府给了我很高的荣誉，但我以为，作为一名党培养起来的摄影工作者，他的历史使命不仅在于用摄影机去表现我们伟大事业的进程，还有责任和义务培养年轻一代的摄影工作者、爱好者。多年来，我到西安、成都、重庆、武汉、青岛、哈尔滨等十五个城市进行讲学活动。

为了将我探索的经验，较为系统地提供给青年一代作为借鉴，我制定了一个十年规划，要在十年内完成十五部摄影著述。计划是1976年制定的，当时我正患心脏病及老年性前列腺炎，发病时很痛苦，还要住院治疗。亲友劝我节劳保重，也有人对这个计划的可行性表示怀疑。但我深感责任重大，时间紧迫，不敢有丝毫的犹豫和懈怠。 

十年过去了，我的设想已大部完成。九部已经出版和即将出版，其余的也拟按时脱稿。然后我的目标是研究摄影美学，从美学的高度来探讨摄影艺术的规律。无疑，我给自己出了一个更大的难题。 

今年是我步入这个世界第八十六个年头了，诗曰：“老牛自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我为着摄影事业，为着青年一代的未来，尽到我应尽的社会职责，这就是我这个“老牛”的最终心愿。         

（原载《人物》双月刊1986第五期）

鸣谢：图文由杨恩璞、张国通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