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光社是我国成立最早的业余摄影艺术团体，它于二十年代初举起摄影艺术的旗帜，开拓艺术摄影的道路。它活跃在我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社员不足30人，活动时间不到10年，但却以卓著的创作成绩和论著，揭开了我国艺术摄影发展的帷幕，把摄影推上艺术的舞台，做出了开拓者应有的贡献。

北京是我国的故都，著名的文化中心，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地方，早在1918年以前，就在各高等学校的教职员中，涌现出一批业余摄影爱好者，他们学习了摄影技术，经常相约到刚开放不久的皇家禁苑中去游览，拍照，互相交流摄影技艺，观看外国的摄影书刊。相聚多了，也有人提议组织照相同志会，但没有正式组织起来。

1919年，北京大学的摄影爱好者，由黄振玉（黄坚）和陈万里倡议，在校内举办了第一次摄影作品展览。以后每年举办一次展览，到1923年冬，大家觉得有发起组织一个团体的必要，于是由陈万里，吴郁周、吴辑熙等在一起商议，订立简章，征收会费，订阅摄影书报，正式成立摄影组织，定名为艺术写真研究会，这是我国第一个摄影艺术团体－光社的前身。当时会员只有黄振玉、陈万里、钱景华、吴郁周，汪孟舒、王琴希、吴辑熙等七八人。会址设在达智营，不久又迁到平安里陈万里的住所。会员都是在北京大学任职的，组织起来以后，“不断的开会讨论、研究，互相观摩作品。在当时七八人的力量虽是脆弱，七八人的呼声虽属细微，七八人的成绩尽觉幼稚而无一可观，不过依科学的立场，从事于研究摄影之团体，艺术之写真研究会，可以说是首先发难的陈涉了。”后来，由于多数人觉得这个会名太长，于是改名光社，对外称北京光社。到1926年，刘半农，老焱若、郑颖荪，孙仲宽，刘玄虎，伍周甫，张云阶，周志辅，程知耻等都参加了光社，社员发展到20多人。它不再是北京大学的摄影组织，而是名副其实的北京光社了。1927至1928年是光社的全盛时期，由于南京政府的成立和南北统一，光社的一些主要活动分子如陈万里，黄振玉等南下宁沪，留在北京的部分社员也忙于“正业”，无暇兼顾“业余”，社务活动逐渐减少直至停顿。而全国业余摄影活动的中心，随着政治经济局势的变迁，逐渐在上海形成。

 光社的主要活动形式是举办摄影作品展览会和出版摄影作品集－《北京光社年鉴》。光社成立不久，即于1924年6月15日在中央公园（今北京中山公园）董事会举办第1次社员摄影作品展览，这是我国摄影史上第一次由摄影团体举办的摄影艺术展览，两天内有五六千人参观了展览，受到各方面的好评，大大鼓舞了社员的信心和决心。于是1年1次的公开展览一连举办了5次。

第一次影展结束后，陈万里就在观众和朋友的鼓动下，从自己参加展出的60多幅作品中选出12幅，编辑成《大风集》出版，这是我国出版的第一本摄影艺术作品集。

    第4次影展（1927年10月8日至11日）后，参加影展的16人各自选出摄影作品2至5幅，共56幅，编成《北京光社年鉴》第1集，于1928年1月1日出版，16开铜板精印，并刊有刘半农写的《序》，陈万里的《小言》和汪孟舒的《北京光社小记》等文稿叙述了光社的宗旨和历史。

第5次影展后，由刘半农，老焱若、郑颖荪，周志辅4人担任审查员，从15位社员的展品中评选出68幅摄影作品，编辑成《北平光社年鉴》第2集，于1929年1月1日出版，文稿除刘半农的《序》外，还有长篇技术论文。这两本年鉴是我国最早的摄影艺术作品选集，对扩大摄影艺术的影响和保存早期摄影艺术作品，越来越显示它的作用和价值。

    光社是我国率先倡导艺术摄影（二三十年代又称美术摄影）的团体，他们为摄影艺术的诞生大声疾呼，鸣锣开道。他们批驳了摄影不是艺术，学习摄影是艺术的低能儿等等论调；论证了摄影可以成为艺术和如何成为艺术的理论问题。并且进一步指出：摄影艺术“不仅须有自我个性的表现，美术上的价值而已；最重要的，在能表示中国艺术的色彩，发扬中国艺术的特点。”这是陈万里针对当时社会上一般人认为摄影只能机械地复印生活，而另一些则一味模仿外国摄影作品的情况，提出摄影艺术要个性化和民族化。这不仅是与“五四”时代要求个性解放和民族解放－民主与爱国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而且在艺术理论上也完全是正确的。在1927至1929年，刘半农连续发表了《半农谈影》，《北京光社年鉴》第1、2集序言等文稿，为我国二三十年代摄影艺术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摄影是不是艺术，摄影作品能不能成为艺术品，这当然不能只依靠理论的论争来解决，决定性质的是要拿出优秀的艺术作品来。光社把自己的作品公开陈列在公共场所，让广大观众来品评，这在当时不能不说是大胆的创举。他们的作品充满诗情画意，如直接以诗意如画的《山雨欲来风满楼》（刘半农摄）、《藕花落尽见莲心》（王琴希摄）；咏物寓意的《老气横秋》（图为枯树，老焱若摄）、《横行一世》（图为螃蟹，王琴希摄）；表现劳动生活的《一肩风雪》（老焱若摄）、《努力》（程知耻摄）；酷似绘画的《淡烟疏雨》（郑颖荪摄）、《仿炭画》（周志辅摄）；借镜抒情的《齐向光明中去》、《在野》（皆刘半农摄）等等，以及许多构图新颖意境含蓄、深远的风光花卉、风土人情、静物照片。这些作品，展现在只见过当时照相馆呆板照片的二十年代的观众面前，不能不使人感到耳目为之一新，情感受到震动，甚至为之陶醉，倾倒。当时北京，天津的许多报刊、画报，争相刊登这些作品。上海《时报》主笔吴灵园（笔名万叶）以洋洋数千言介绍光社影展的作品。使这些作品激起的感情的波浪，向祖国的四面八方漾开。促使“非职业的摄影有一日千里之势，同时社会方面，对于摄影的眼光，也起大变化”。著名学者俞平伯在《大风集》的首页题词：“摄影得以艺名于中土将由此始。”摄影这门年轻的艺术终于在中国古老的土地上萌发了。

光社，以它的业绩闯出了摄影艺术创作的道路。

——摘自：《中国摄影史1840—1937》（中国摄影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