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25日武汉失守，国统区的政治中心转移到陪都重庆。抗战初期原在武汉的新闻出版单位，也相继迁到这座山城。从1938年冬到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的七年中，重庆的摄影工作和图片宣传活动在大后方起着主导作用。

重庆虽然是大后方的政治中心，但物质条件差，交通困难，物资缺乏，照相材料要从沦陷区和缅甸的仰光和印度的加尔各答进口。虽然也有人试制感光材料和照相药品，但不能满足需要。在印刷制版方面，只有一、二家工厂可以制作，因为没有铜版，只好以锌版代替。最困难的是纸张，不说道林纸、铜版纸，就是白报纸当时也看不见了。报刊杂志不得不用土纸，这种土纸，纸面毛糙，纸灰很重，根本无法用来印刷图片。所以，从1939年直到抗战胜利，重庆报纸都没法刊登照片。能用照片的只有少数画报。尽管物质条件差，后方的摄影工作者和照相材料业、照相馆还是做了许多工作，经受了锻炼。

战时重庆的摄影机构

1937年到1945年底，重庆的摄影宣传机构如下：

一、全民通讯社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通讯社，迁渝后在重庆苍坪街设立社址及暗房。1939年5月重庆大轰炸，全民社发过“重庆血屠”的新闻照片。

二、国民党中央社摄影部  1938年5月在武汉成立，年底迁渝，摄影部主任罗寄梅，新闻摄影组组长魏守忠，摄影记者先后有顾廷鹏、蔡述文、俞创硕、冯四知、宣文杰、宣相权、陈西玲，分别在前后方进行采访，拍摄的照片供给有关单位选用，有的留作资料。

三、国民党中宣部国际宣传处摄影科  负责对外摄影宣传，科长李钦瑞。照片经常发往香港和外国，用邝光或邝光社以及英文名字 Thomas Kwarng 发表。

四、励志社电影科摄影组励志社  是国民党军队服务组织，迁到重庆后办了电影科，科长卓世杰，设有摄影组与美术组。摄影组主要拍蒋介石、宋美龄和军政机关活动的照片，摄影者有卓世杰、蒋仲琪、胡崇贤。

五、中央电影场和中国制片厂  战时这两个单位只出过几部影片，有时也拍些新闻照片。

六、中国新闻摄影社  由马伯超在武汉创立，出版过《中国新闻》，由白广荣、黄国英主编。

七、星岛画报  由华侨企业家胡文虎之子胡好在重庆创办，出版3期，主编摩文焕。             

外国和联合国的摄影机构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英苏结成反法西斯联盟，组成联合阵线，一致对付德意日轴心，形势有了大的转变，苏、美、英、法首先在重庆设立新闻处，苏、法新闻处附属于大使馆，美国新闻处属于战时情报局，英国新闻处属于情报部，都是战时宣传机构。工作人员有的从本国派遣，有的从驻华记者中选用，更多的是聘请中国人担任。美国新闻处规模最大，除重庆总处之外，在桂林、昆明、成都、西安、贵阳、南平设有分处，英国在桂林等地亦设立了新闻处。新闻处内均设有摄影图片部门，规模大小不一，主要工作是制作、分发照片，翻译说明，举办展览会，放映幻灯或电影等。

美国新闻处摄影部是1942年冬建立的，有工作人员10余人，负责人为爱德华（美国人）、魏守忠。最初，美国通过军用航空寄送新闻照片、胶版、纸版，后来寄来5×7底片。重庆总处收到底片后，再复制为 5×7底片和135底片分给各地分处。美国新闻处发出的照片可供展览，胶版可供画报和报纸装上木底付印，省去制版的手续及费用，如成都出版的《田家画报》和广东曲江的《新世界画报》，都采用美新处供给的胶版印制照片。这些胶版来得很快，全部用军用航空传递。美新处还组织电影放映队，在一辆宣传车装上发电机、放映机以及展览图片，到各地放映前先展出新闻照片。

1942年夏天，一个由中美英三方联合组成的摄影宣传机构“联合国幻灯供应社”成立，该社主要发行展览照片、放映幻灯和出版画报，为同盟国进行战时宣传。1943年正式改名为“联合国影闻宣传处”，处长是温福立，处内分编译、摄影、美术、组织四科，影闻处的工作是把从各盟国征集来的照片，编成展览照片和幻灯片，并从美国运进大量的幻灯和卡通片、幻灯片，组织放映点，轮流放映。

中美无线电传真的开放使用。无线电传真从本世纪初发明后，二、三十年代在上海、南京曾作过实验传送，因收费昂贵，技术条件差，未能推广。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客观需要，美国战时情报局和中国交通部国际电台合作，建立了中美间无线电传真渠道，用来传送新闻照片和其他信息资料。传真于1942年12月15日开放，美国总统罗斯福写了亲笔信，连同照片一并于开放之日传送到重庆。

中美无线电传真重庆接收站设于国际电台内，接收一张8×10寸的底片约八分钟，一张照片传送完毕，然后取下显影、定影、水洗，自印成照片，当时由于技术水平限制和无线电干扰，图像质量不怎么好，印出的照片，画面好似雨点一般。照片下端，印有说明，一并传递。

这种无线电传真照片，费用很高，美方为了宣传，在所不惜。《联合画报》是它的主要用户，三年多时间用了上百幅传真照片。

《联合画报》和《星岛画报》

《联合画报》是抗日战争时期影响较大的新闻性画报，1942年9月25日在重庆创刊，1949年5月停刊，先后在重庆、上海出到八个年头，发行227期，抗战时期最高发行量达每期4万余份。

《联合画报》出版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重庆时期（1942年9月至1945年10月），这时它是盟国的摄影宣传刊物。第二阶段是上海时期（1945年11月至1949年4月），由私人经营出版。两个阶段除发行人、出版目标不同外，前一阶段为4开的周刊（一张半至两张），后一段为10开本的月刊，但同为新闻性画刊。

《联合画报》创刊号

《联合画报》（以下简称《联画》），最初由联合国幻灯供应社创办。创刊的时候，正是太平洋事变发生，人们渴望了解世界各地战况，所以一出版就受到欢迎。原来只印几千份，一二月后就销行万份以上，这引起了正准备在中国进行大规模战时宣传的美国新闻处的兴趣，他们决定接办这份画报，改为周刊，扩大发行量。

《联画》改组后，社长为美新处代处长司徒华，后为杭勤斯，主编舒宗侨。内分编辑、经理两部，共有工作人员10余人。

舒宗侨，湖北蒲圻人，1913年生，1936年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三十年代中期任上海《立报》、塔斯社等新闻机构记者编辑，1942年起任重庆复旦大学、四川教育学院副教授、教授，同时参加《联合画报》、联合国影闻宣传处和《大战画集》社工作。抗战胜利后，重庆《联画》迁到上海出版后任发行人兼主编，并连续编写和出版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中国抗战画史》、《二次大战照片精华》和《学生解放运动史画》四本画册（其中第二、三本与人合编），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中国抗战留下珍贵的图片史料。

《联画》创刊时为半月刊，4开一张。1943年1月改为周刊，5月增加一张半，后来又增加到两张，8页，图文各半。画报强调新闻性、文艺性和趣味性，作家老舍、茅盾、孙伏园、章靳以和画家叶浅予、丁聪、特伟等经常为画报撰文和作画。

第一版为时间性强的新闻照片。中美无线电传真开放后，国际照片尽量用传真片。第二版是综合版，新闻性较差的照片；第三版用“联画摄影旅行”做为栏目；第四版刊登科学、文化、妇女、儿童摄影作品等；第五至八版刊载文学、漫画、地图、文艺等材料，刊载的地图，帮助读者了解战况，很受欢迎，大的地图用半版到一版篇幅。

为激发读者兴趣，经常设计各种栏目，如举办“时事问答”、“猜画”、“儿童节专辑”和“征求意见”等，通过这些方法，画报与读者保持着密切关系。

从1943年开始到日本投降为止，《联画》每期经由美国空军将画报照片部分（1—4版）带到日军占领区，特别是向江、浙、皖、鄂等地区空投散发。

《联合画报》同时还发行一种《中美图画壁报》半月刊，1943年6月15日创刊，4开一张，横式，单面印制。出版这份壁报的目的，是供民教馆、学校、工厂在公共场所张贴，非卖品，免费赠送，每期一个专题，刊登十几幅照片，加上醒目的标题，该刊在两年间出版了54版。

《大战画集》的出版。抗战时期在后方出版的画报，除《联画》外，还有一本不定期的画报《大战画集》。该刊是《联画》的同人刊物，从1943年6月10日创刊到1945年6月25日两年间共出了五集，它的特点是带有史料性质，刊用照片以中国为主，兼及世界各大战场。

《星岛画报》，1945年5月于重庆创刊，第二期的主要内容为德国无条件投降。 

大后方的摄影展览

1938年冬，武汉、广州沦陷，抗战进入艰苦阶段，而后方各大城市，特别是重庆，还是多次举行摄影展览，有的单位把发行新闻图片、举行小型影展作为经常性的工作。

1939年至1945年，大后方举办的摄影、图片展览有：

一、昆明征募寒衣摄影展览会，1938年11月在昆明教育会馆展出，作品是上海和全国摄影家在抗战之前拍摄的，影展收入作为制作寒衣捐款。后运往美国展览。

二、苏联生活影展，重庆中苏文化协会为纪念十月革命21周年，于1938年11月初在重庆社交会举行。展品由苏联方面提供，共二百多幅，大的有24寸。内容分英勇红军、工业、农业、妇女、儿童、体育、征服北极、艺术摄影、人像摄影等9部分。这次影展，很受摄影界的重视，新华日报、新蜀报都有专文介绍。

三、重庆抗建影展，国民党中宣部国际宣传处举办，1939年2月20至25日在重庆社交会举行，照片一百余幅，都是有关抗战的内容，又有富有艺术性的照片，其中《上前线去》、《我们的轰炸机》、《厌战的俘虏》、《桂林在烈焰中》等从各方面反映抗日战争情况。

四、周申甫“万有图片”展览。美术工作者周申甫，平时爱好搜集图片，1940年冬，将剪辑的各种图片分为抗战、建设、教育、自然、艺术、社会、国际等8个部分，在成都展览后移至重庆，1940年12月12日至16日在中苏文化协会展览5天，后又将工业和抗战部分运到北碚展出。

五、西康摄影展览会，由西康省政府主办，照片均由摄影家庄学本拍摄，1941年2月27日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展出，作品三百余幅，是作者用四年时间在西康藏族地区拍摄的，题材大都是藏族人民生活和生产活动。

六、重庆劳军摄影展览会，重庆摄影学会成立后，于1941年4月11日至13日在两浮支路中央图书馆举行展出作品四百余幅，前往参观者不少，后又移到惠仙桥一商场展出3天。

七、西安盟国战绩照片展览会，1942年10月2日起在西安国民党省党部内举行，参观者络绎不绝。

八、盟国抗战胜利照片展览，1943年元旦，在重庆励志社举行，展出同盟国家在欧、非、亚战事照片数百幅，展览3天。

九、苏联建国25周年影展，1943年元旦，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举行。内容有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等四部分，照片四百幅，展出半个月。这是一次规模盛大的影展，孙科于前一日主持了开幕式，冯玉祥、邵力子、沈钧儒、邓颖超等参加。半月中参观者达10万人。这批照片于同年3月11日在桂林展出。11月间，重庆又举行“苏联前线与后方照片展览”，庆祝十月革命节。

十、英国战时照片展览，英大使馆新闻处于1943年5月26日至29日在重庆青年会举行，主要内容为盟军收复北非。7月27日至31日，又在重庆励志社举办英国战时生活照片展览，展出照片三百多幅。

十一、成（都）渝（重庆）美国战时摄影图片展览，由美国新闻处主办，1944年9月初在成都展览3天，展出照片千幅，内有中印缅战场、太平洋战争等，10月在重庆励志社展出。

十二、苏联三大名城保卫战照片展览，为纪念十月革命27周年，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于1944年11月7日起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举行，为期一周。

十三、莫斯科照片展览，1945年5月23日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举办，介绍苏联战后恢复和建设情况。

十四、美国战时国防展览会，德国投降以后，1945年6月13日至15日在重庆举行，展出四百余幅照片，内有德国投降、苏美会师、二次大战画史、旧金山会议、大流球战事、纳粹杀人工厂和德国集中营等照片。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大后方战时摄影活动的频繁和活跃。这些影展几乎表是围绕着反抗法西斯侵略这个中心，反映战时生活，它对广大人民群众起着鼓舞斗志，坚定必胜信心的作用。

摄影图片展览，是宣传抗日战争的好方式之一，不仅对内需要，对外宣传也十分必要。国民党国际宣传处在利用图片进行对外宣传上做了些工作，它把中国抗战照片发往英、美各国，并向外国驻重庆提供照片。1939年重庆的“抗建影展”，展出的照片就是送往欧美各地进行巡回展览的数百幅照片中的一部分。各国人民都非常关心中国的抗战，1938年3月，莫斯科就举行过一次“中国抗倭侵略展览会”，后来又举行过“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展览会”，当时，苏联还派了电影摄影师卡尔曼，到中国战场拍了“中国英勇抗战”的有声影片。

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非常同情中国抗战，纽约、伦敦经常举行宣传中国抗战的照片展览会，1942年8月l日，在伦敦举办了“中国前线故事”的影展，内容为中国战事和战时儿童生活。

荷兰的世界语组织，就经常把中国世界语刊物《东方呼声》上的文字译成荷兰语在各种报刊上发表，他们又通过《东方呼声》向中国要去国际宣传处、中央社的抗战照片，于1939年底在荷兰举行六次巡回展览，每次都引起荷兰人民热情的关注。                   

摄影艺术活动

抗战期间，大后方的摄影艺术活动未曾间断，画报上、展览会上、照相馆的橱窗里，经常有摄影艺术作品出现。在火热的斗争中，具有战斗气息和生活气息、优美健康的艺术作品成为主流。摄影家郎静山拍摄的三峡船夫在云烟万里中和激流巨浪搏斗的照片，用了《大家努力》和《力挽狂澜》的题名，1939年11月在上海孤岛展出，是意味深长的。在重庆拍摄的《村集》和《山城一角》，反映了大后方战时生活安定和斗争的坚定性。《长城雄姿》和《娘子关》用了这样的标题：“我们的民族的建筑啊，想来你们都无恙吧？！”表现出作者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爱恋。

云南摄影家杨春洲1943年10月在昆明办过一次影展，展出他在云南路南拍摄的瀑布《疑是银河落九天》和反映石林风光的《喜相逢》、《南天骏马》等，倾注着作者对祖国山山水水的感情。他说，“要拍好作品，除技艺之外，很重要的是寓情于景，寄情于物，要以对祖国对人民挚着地追求，用摄影艺术特有的语言来歌颂祖国的大好河山。”

杨春洲，云南人，1903年生，二十年代受北京光社影响爱上摄影，1926年曾拍摄“三·一八”惨案军阀镇压学生的照片，1935年至1937年留学日本学习化学，回国后任暨南大学教导主任。抗战时期任云南大学附中校长10年，继在云大任教。他拍摄的风光照片，应用写意手法，寓情于景，在摄影技术上讲究明暗对比，层次丰富。

为了推动艺术摄影工作，1940年4月，郎静山、罗寄梅、席与群发起组织了重庆摄影学会，先后举办了郎静山、冯四知、袁留华、席与群四人的摄影展览和劳军摄影展览会。由郎静山等人发起，1940年5月成立的昆明摄影学会，参加者有郎静山、高岭梅、徐德先、徐心芹、郭锡棋和张达文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