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所在地，是全国人民向往的地方，千千万万爱国志士和热血青年，为了抗日救亡，纷纷奔赴延安，其中就有一些懂得摄影和爱好摄影的青年。经过长征到达陕北的红军中，苏静、童小鹏，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就业余从事摄影活动，拍摄了许多宝贵的历史镜头。在开展摄影活动中，延安电影团、文化俱乐部和《军政杂志》社，是当时最活跃的单位。

苏静，福建龙海人，1910年生，红军时代即从事摄影工作。他有一台四英寸手提镜箱和一台“莱丁那”相机，他拍摄过近百张四英寸玻璃底片，记录了红军及抗战初八路军作战的重要史料。

    童小鹏，福建长汀人，1914年生，1930年参加革命。他在红军驻西安办事处工作时学习摄影，其后他一直跟随周恩来在国统区工作，拍摄了很多具有史料价值的照片。

延安电影团的摄影活动

    应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邀请，电影工作者袁牧之、吴印咸等于1938年8月到达延安，筹备拍摄大型纪录影片《延安与八路军》。在八路军总政治部成立了延安电影团，最初共六个人，团长由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谭政兼任，袁牧之负责艺术创作，吴印咸负责摄影工作，李肃负责政治与行政工作。电影团的其他成员有徐肖冰、马似友、吴本立、周从初、钱筏璋、程默等。从1942年到1945年，电影团的工作由吴印咸负责，工作人员也增加到十余人。电影团的成员，在拍摄电影的同时，也拍摄反映边区人民生活的照片。在不拍电影时，更是不放弃任何机会去拍照片。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军队对陕甘宁边区实施封锁政策，电影器材得不到补充，电影团的活动就以拍摄照片为主了。

    电影团一共有5台照相机，其中3台是吴印咸的：一台是四英寸皮老虎，一台是120双镜头相机，另一台是用35毫米片的小型机。因为相机少，不够用，就经常借用八路军总参谋长叶剑英的莱卡相机和滕代远的相机。所用胶片一部分是1938年带到延安的过期电影胶片，一部分来自前方的缴获。在器材奇缺的情况下尽量做到节约使用。

    电影团曾在延安多次举办摄影展览会，如1942年1月在军人俱乐部举办的展览，展出照片百余幅，内容包括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肖像、延安地区的军民生活以及百团大战、晋东南、晋察冀、晋西北各抗日根据地的抗战情况。在1943年大生产运动中，延安电影团举办了反映359旅开发南泥湾的摄影展览，在杨家岭展出时，受到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好评，认为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的成果之一。

    延安电影团于1944年和1945年分别举办过两期摄影训练班，由吴印咸负责。训练班要求学员全面掌握照、洗、印、放的技术及用光、构图的造型技巧。在缺乏摄影材料时，学会使用和制造代用品。这两期摄影训练班的学员，一部分以后改作电影工作，后来从事摄影工作的有韩正杰、郝玉生、刁寅卯、崔云章、杜修贤、程铁等。

    延安电影团的主要摄影家吴印咸（1900—1994），生于江苏省沭阳县，早年爱好摄影，1922年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1934年投身于电影界，在上海电通和明星两个公司拍摄了《风云儿女》（1935）、《生死同心》（1936）和《马路天使》（1937）等影片。

同时在上海的《美术生活》、《良友》、《飞鹰》等摄影杂志及《黑白影集》上发表摄影作品，并撰写了《摄影艺术的欣赏》等文章，为摄影艺术的发展鸣锣开道。1934年他加入著名的摄影团体黑白影社，并在瑞士摄影沙龙获得“荣誉奖牌”。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摄影作品是《晚节》、《饥寒交迫》、《呐喊》、《负重》、《田螺》和《暴风雨来了》等。

    吴印咸到延安后，即深入各根据地投入大型纪录片《延安和八路军》的拍摄工作，同时也进行摄影创作活动。1939年1月，到晋察冀边区拍摄敌后八路军的战斗生活和白求恩大夫的活动。这年夏天，应晋察冀军区新闻摄影科科长沙飞的邀请，“在三伏的炎日之下，坐在荒野树林的石头上，挥汗写了一册精密而实用的《摄影常识》”该书由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抗敌报社铅印出版，后来成为根据地培训摄影人才的重要教材。1941年回延后，他拍摄了《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南泥湾》等纪录片，用土法拷贝成“土电影”在延安和各地放映，受到普遍欢迎。吴印咸在延安和抗日根据地拍摄了大量的照片，思想性和艺术性，内容和形式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和完美的结合，如《白求恩大夫》（1939）、《贺龙将军等在前线观察》（1940）、《毛市席在陕甘宁边区劳模大会上致词》（1943）、《毛主席在七大作报告》（1945）、《毛主席去重庆》（1945）和许多肖像作品以及反映延安大生产运动、新文艺运动的作品，都成为摄影艺术的珍品。吴印咸由于在电影和摄影工作中取得优异的成绩，1945年1月13日在延安群英会上获甲等模范奖。

    延安电影团的另一位重要摄影家徐肖冰，浙江桐乡县人，1916年生，1932年投身电影界学习拍片，1937年春随吴印咸应西北电影公司之聘，到山西拍摄《塞上风云》影片。抗战爆发后，吴印咸回上海，徐肖冰留在山西，和从上海来的沈逸千、俞创硕同去前线拍片，受到开赴前线的八路军的保护和接待，于8月参加八路军，年底到达延安。徐肖冰除参加拍摄电影外，积极参加延安电影团开展的各项摄影活动，举办展览和摄影培训班。1940年到太行山拍摄影片时，还为129师开办过一期摄影训练班，他的摄影作品《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不能忘记他》、《百团大战时彭德怀亲临前线指挥》、《毛主席与朱总则令在党的七大主席台上》等，都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与历史文献价值。

    日本投降后，吴印咸、徐肖冰等电影团大部分人调往东北，延安电影团也改名为西北电影团，由程铁负责。程铁在1945年底和1945年又举办过两期摄影训练班，为西北野战军培养摄影人才。

摄影新闻社和摄影研究小组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成立了摄影新闻社，在延安的闹市大砭沟设“街头艺术台”，搞街头橱窗新闻照片展览，先后展出过延安各工厂工人向赵占魁学习、农民劳动模范、十月革命节的庆祝活动、杨松同志出殡等照片，吸引了很多观众，受到普遍的欢迎。在此之前，1941年12月，在延安文化俱乐部集会在延安的摄影爱好者，成立摄影研究小组，组织组员讨论摄影技术技巧、摄影如何为人民服务等问题，并开展摄影活动，1942年4月还举办了实习摄影作品展览会。

    摄影新闻社和摄影研究小组的主要负责人是摄影家郑景康。郑景康（1904—1978）广东中山县人，从少年时代就喜欢摄影。经过艰苦的学习和磨炼，摄影技艺有很大提高。1934年至1935年，他在北平。天津举办过个人摄影展览。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关闭了在香港的“景康摄影室”，到武汉参加抗战，在国民政府国际宣传处担任摄影室主任。他曾到台儿庄等前线采访，一心想用摄影为抗战出力，但得不到国民党当局的重视，愤而于1939年4月辞职，在重庆闲居。1941年1月他到达延安，随即到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担任摄影记者。郑景康是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摄影界代表，在座谈会前后，他把抗战初前在大后方所摄和到延安后所摄的部分照片，题名《抗日初期的一角》，先后在军人俱乐部、作家俱乐部和杨家岭展出，在作家俱乐部展出时，毛泽东曾在晚上提灯观看，并对在场的艾青和张仃说，这些照片的特点是“抓住了动态”。李富春看展览后曾写信给郑景康，鼓励他去拍摄人民军队和大生产运动。这期间，郑景康拍摄的一幅毛泽东主席的肖像，后来被广泛印刷。1942年春，他还写了《摄影初步》一书，为培养摄影人才出力。

摄影图片的出版

    八路军总政治部在延安出版的《军政杂志》月刊（1939.1—1942．3），曾发表不少照片，反映敌后八路军的战斗生活，对于解放区摄影事业的开展，起了促进作用。该杂志由肖向荣主编，田野担任摄影编辑。田野，原名田英魁，河北束鹿人，1911年生。他1930年开始学习摄影，曾主持北京大学摄影学会工作。1938年到延安参加八路军总政治部工作。《军政杂志》从第三期（1939年3月15日出版）起刊用照片，最初是刊登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肖像，从二卷一期（1940年1月 25日出版）起发表各抗日根据地的照片，每期最少的2幅，最多的达23幅。来自晋察冀的照片最多，大多未署名。署名的有沙飞、徐肖冰、吴印咸、苏孝顺（即苏静）。当时延安还没有制版条件，要到西安去制版。1941年晋察冀画报社能够制版了，送往《军政杂志》的稿件，都是制好的版。

  《军政杂志》停刊后，八路军总政治部于1942年 7月编辑了《抗战中的八路军》摄影画册，16开本，用照片113幅，前面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及八路军师以上干部的半身像，后面分步兵阵容、骑兵阵容、炮兵雄姿、高级指挥员亲临前线指挥作战……等39个专题，铜版精印。

    在延安编印的《前线画报》是1938年3月创刊的，由魏传统主编，主要刊登图画、木刻，1941年起也刊登照片，于1942年3月停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