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中国共产党开始在农村建立红色政权，继续发展革命势力，在此后的十年间，党为粉碎国民党政府对红色区域的围攻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这个时期的摄影工作遇到更大的困难，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得不借助于照相馆和党内外人士来开展工作，使一些记录党和红军活动的照片得以保存和流传，扩大了中国革命在国内外的影响。

革命根据地的摄影工作

1927年9月和10月，著名共产党人彭湃领导广东海丰、陆丰农民举行两次武装起义，并于11月间建立了海陆丰苏维埃政权。12月1日，在海丰举行庆祝工农民主政权成立大会的摄影、手执红缨枪的粤东妇女赤卫队摄影等照片，反映了党在组建工农红军、创立民主政权初期的革命活动，是中国革命史的珍贵资料，现收藏在国家革命博物馆。

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由于缺乏摄影器具和技术人材，没有专职摄影人员和机构，工作难以开展。1930年以后，少数红军干部才有机会拍摄反映红军活动的照片。1931年春，在第二次反“围剿”战役中红一军团从国民党军队手里缴获一台照相机和一些胶卷，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用这台相机给部队拍摄照片，其中有一幅叫《红军战士助民麦收》，描绘了军民鱼水之情，深刻地阐明了红军的革命本质。《红军战士在学习》这幅作品，则反映了在生活艰苦、战斗频繁的条件下，红军生动活泼的政治文化生活，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红一军团干部苏静、侨居缅甸时曾学过摄影技术，参加工农红军后组织上交给他一台缴获敌人的照相机。1933年红军五十二师缴获一批机关枪，办了一个机枪射手训练班，开学那天朱德总司令要亲临训练班讲话，他闻讯赶到现场，拍下《朱德同志在江西中央苏区向中国工农红军机枪训练班的战士们讲话》这一珍贵的镜头。

红军干部所用的摄影器材，来自战场，胶片耗尽也难以补充，有时缴获一些胶卷，与照相机型号不一致，也无法使用，冲洗也十分困难，有一次苏静在江西苏区拍的胶卷，后来带到贵州才冲洗出来。因此，摄影工作不能经常进行。

由于缺乏摄影条件，苏区的党为了保存革命史料，在遇有重要活动时，不得不清照相馆来拍照。这方面的摄影图片较为重要的有1930年《红军第三军团攻克长沙后举行十万余人的群众大会摄影》，1931年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场》、《苏区中央局委员合影》、《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授旗、授章摄影》（一组照片）、《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检阅红军摄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摄影》，1932年《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第四军全体摄影》、《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全体摄影》、《红一军团攻占漳州缴获之敌机》，1933年《毛泽东同志在江西瑞金八果贫农团代表大会上讲话》、《周恩来同志在福建建宁和彭德怀、叶剑英等同志合影》、《陈毅同志在宁都和江西红色少先队负责人在一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五卅运动大会》（一组照片），1934年在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摄影》等。这些照片真实地记录了党组织的重要会议、政权建设、红军作战、群众集会以及党政军负责干部的肖像和革命活动。有的照片加印黑底白字的题款，注明摄影内容、时间与地点，以志纪念。

红军在长征途中历尽千难万险，仍未完全放弃摄影的机会。这方面的照片有1935年9月《红二五、二六、二七军会师永平》；11月29日，红二方面军开始长征胜利解放湖南新化时，红六军团领导干部肖克、王震、夏俄等同志和十七师团以上干部合影。1936年2月，红六军团长征途径贵州解放毕节县城时，在教堂前拍摄的《王震同志和欢迎红军的贵州苗族群众合影》；6月《红十五军团攻下定边城的先锋队》等，由照相馆拍的这些照片，成为伟大长征的历史见证。

红军长征经过草地时，曾拍过一些照片。《续两行漫记》的作者韦尔斯女士1937年访问延安时，康克清把红军经过大草原时拍的一幅照片送给了她，并且说：“我们在长征中难得拍一张照片，所以这是非常珍贵的。”可见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并未完全停止摄影活动，可惜这些照片都已散失了。1932年，红三军第二师攻打福建漳州时，缴获一台6×9厘米新闻镜箱，交给耿飓使用，机身上刻有耿的姓名，后来这台相机跟随它的主人一道参加了长征，到七十年代这台老式新闻镜箱在四川发现。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摄影条件有所改善，所需器材除在战场上缴获的以外，还可到国民党占领下的城市去购买，这样就有了较多的拍照机会。红一军团的苏静，一到陕北就托人从西安买回一批胶卷，部队在官河镇举行体育运动会时，他拍了一百多张胶片，洗印出来在部队举办展览。1937年，苏静在甘肃宁县王家禄拍摄的红一军团政治部战士剧社演出的《红军抢渡黄河舞》，反映了红军部队生气勃勃的精神面貌，是一幅题材新颖、别开生面的摄影佳作。在红军时代。反映部队文艺生活的照片极少，这幅《红军抢渡黄河舞》可说是硕果仅存了，它生动地记录了部队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后来红军组成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红军改编召开抗日誓师大会，以及抗日军政大学的学习生活等，都有他留下的摄影记录。

这时，红军中掌握摄影技术的人也多起来，不仅能拍照，还学会了放大照片。尼姆·韦尔斯在《续西行漫记》中说，她在云阳红军前线政治部宣传部，曾看到红军用斯诺留下的照相机拍照，还学会放大，把照片挂在房间里。西安事变时，周恩来作为中国共产党全权代表参加调停工作，从西安飞回延安时，有人在机场拍摄了周恩来身着航空服以飞机为背景的特写照片和与欢迎者的合影。成功地再现了无产阶级政治家周恩来的光辉形象和毛泽东等党中央领导人亲赴机场迎接战友的动人场面。

这时，党仍未建立专职摄影机构，摄影工作在很大程度上还必须依赖照相馆。在抗日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下，反映红军活动的照片上多题有“抗日”字样。如《中国人民抗日辽军第二方面军第六军八一阅兵典礼大会抗战誓师摄影》、《人民抗日红军第十五军团纪念五卅运动大会之一角》、《红军抗日先锋军战士剧社全体摄影》等，有力地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是一支有爱国主义觉悟、坚持团结抗战的人民军队。

抗战前夕，一些外国记者和作家，不畏艰险，到陕北苏区访问，摄取了大量摄影图片，对欣欣向荣的陕甘宁边区经济文教事业、党政军民的革命活动和地方风貌，作了客观的报道。最早去陕北的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1936年6月到10月，他在苏区采访期间，深入到工厂、医院、学校、俱乐部、剧社、红军部队，和党的领导人、干部、战士、工人、农民、妇女、少先队员等各方面人士广泛接触，进行摄影采访。斯诺在保安窑洞前拍摄的《毛主席在陕北》，解放后广泛流传，成为家喻户晓的名作。后来斯诺夫人洛伊斯·惠勒在谈到这幅照片的拍摄经过时说，当时斯诺想拍一张很神气的“官方的”照片，可是毛主席穿着随便，又光了头，他感到不太正式。和斯诺在一起的马海德帮助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搞下斯诺头上带五星的红军八角帽，把它戴到毛主席的头上。这是当时拍下来的最好的照片之一，也是斯诺所没有料到的，因为他并不认为自己是个好摄影师。斯诺后来一直珍藏着这顶毛主席戴过的红军帽，在斯诺逝世后，洛伊斯1975年访问中国时，把这顶“属于中国人民”的帽子，亲手交给邓颖超，通过她把这顶帽子赠给革命历史博物馆。这是象征中美两同人民友谊的一个小小的插曲。

在陕北采访期间，斯诺在宁夏同心县参加了庆祝豫海回族自治县成立军民联欢大会，应邀在会上发表演说。他说：“我今天替你们照了红军活动照片，我将带到全世界上去传播，使全世界同情你们的人一广大的劳动大众，尤其是你们的同志兴奋鼓舞。”斯诺的讲话打动了听众，有人把他的演说词摘要用毛笔写在该县杨家堡子的灰白墙壁上。

斯诺离开陕北苏区时拍了“三十卷胶片——第一次拍到的中国红军的照片和影片”，这些照片和斯诺的报道文章不久就出现在国内外报刊上。美国《生活画报》和《时代周刊》，出1000美元买了他拍的最好的75幅照片，这几乎是中国照片创记录的价格。1937年至1938年，斯诺著的附有照片插图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在英国和美国出版。1938年1月在上海出版中译本，改名《西行漫记》，斯诺又为中译本提供了原版未曾收入的许事插图照片。这本书内容丰富，图文并茂，真实地报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的革命活动和解放区人民的生活情况。出版后，立即引起轰动，改善了红军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扩大了我党在国内外的影响。

早在《西行漫记》中译本与读者见面之前的1937年春天，北平就出现了该书的节译本《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这本书是由王福时等人突击翻译、秘密出版的，印了5000册，较早地向国民党统治区广大读者介绍了我党的真相。针对当时国内的政治形势，该书的封面用了一幅题名《统一战线舞》的放大照片，以突出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本书共收入32幅摄影作品，第一次向广大读者介绍了斯诺摄的《毛主席在陕北》这幅后来留传很广的照片，以及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许多革命家的光辉形象。差不多在《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问世的同时，北平还出版了一种名噪一时的杂志叫做Democracy（民主），在国统区它是刊登毛主席照片的第一家杂志。

1937年初，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尼姆·韦尔斯又相继进入陕北苏区。史沫特莱在延安逗留八个月，收集有关朱德的资料，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后，她又不辞劳苦，长途跋涉，亲临部队驻地晋北、晋南、皖南、豫南等地采访，为前线战士摄影。史沫特莱写了许多战地通讯，先后出版附有照片插图的《中国红军在前进》、《中国在反击》、《中国的战歌》、《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等书，热情地支持和宣传中国革命，对中国人民充满深厚的情谊。威尔斯在陕北采访的四个月中，拍摄了300多幅有历史意义的照片。她把此行的结果写成一部书《红色中国内幕》，很快就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1938年中译本以《续两行漫记》的名义在上海出版，附有60多幅照片插图，不少作品再现了红军将士坚毅、朴实、乐观的革命形象。她们热爱中国人民，同情中国革命。1950年，史沫特莱在英国逝世，根据她的临终嘱咐，她的骨灰埋葬在中国的土地上。

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摄影工作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在全国建立起独裁政权，通过一系列反动法令，剥夺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在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的革命报刊，不顾国民党的迫害，坚持出版，继续向群众进行革命和抗日宣传，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中，尽力摄制和刊登时事照片，宣传党的政治主张。

1929年4月17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创办《上海报》，指导上海地区的工人运动。报纸由李求实、谢觉哉等同志编辑，对摄影报道十分重视。该报初名《白话日报》，出版不久在群众中产生巨大影响。引起反动派的疑忌，印厂不敢承印，随改名《上海报》，出版不到两个星期。《上海报》又被查禁。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上海报》以后又以《无声》、《晨光》、《沪江日报》等报名坚持出版，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势强的斗争。《上海报》为了加强宣传工作，把报纸办得图文并茂，有声有色，将新闻摄影列为报纸工作的重要内容。负责该报工作的李求实在《上海报一年工作的回顾》一文中说：“我们知道图画照相是报纸不可少的一部分，为了这，我们也费了不少的人力与财力。” 有的同志为了给报纸画插图，辞去大学教授的职位，抛弃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深入到工人群众中间去观察、体验生活，向实践学习，以便依从革命大众的意见为报纸作画，反映他们的斗争和心声。《上海报》所用的照片，起初是转载别人的，后来自己学会了拍照，不但能照工人的生活而且会照工人的斗争了。报纸对摄影报道的时效也很注意，为争取时间，自己还学会了冲洗和印相；有时头一天发生的事件，第二天报上就有新闻照片了。这说明资产阶级能做到的，无产阶级也能做到。在国民党法西斯统治下，拍摄时事照片很困难，常常要冒着生命的危险。他们说：“敌人的枪头时常与我们镜头正对着。我们已经牺牲不小。然而，为了大众，我们能退避吗？”多么豪迈的誓言，多么伟大的气魄！他们这种为革命视死如归的精神，为无产阶级新闻摄影工作者树立了一代楷模。

秘密出版的《上海报》，照相制版虽然没有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报纸上的那么好，并且常常受着时间的限制，但是已经能够做到要制什么就制什么，这在当时的环境下已是很不容易的了。

这一时期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的地下刊物，由于环境的严重压迫，大都没有条件摄制照片，像《上海报》那样坚持开展摄影报道工作，确属难能可贵。这固然是因为对杂志和日报的要求不同有关，同时也说明无论做什么事情，主观因素能起多么大的作用。

1935年在北平爆发的“一二·九”运动，把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各地进步报刊对青年学生的爱国行动表示同情和支持。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周刊，站在救亡图存的前列，全力声援学生的正义斗争，以各种方式为抗日救亡高声呐喊，尤其是它的极为出色的摄影报道，更是震撼着每一个有血气的中国人的心。

《大众生活》从创刊号起，就把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邹韬奋在发刊词《我们的灯塔》一文中明确提出“团结抗日，民主自自”的主张，还把实现民族解放、铲除封建残余、克服个人主义作为奋斗的目标。“一二·九”运动发生后，《大众生活》立即表示声援，以大量的篇幅刊登报道和评论，并连续发表新闻图片反映运动的进程。第6期封面刊登一幅题为《大众起来——北平学生救亡运动中的大声疾呼》的放大特写照片，画面上是一位女大学生手执话筒正在向群众发表抗日演说的情形，激昂慷慨，燃烧着炽烈的爱国热情。读者在该刊上经常可以看到群众示威游行的镜头，其中以整页刊出的大幅照片《集体的力——北平学生救亡运动第二次大示威》最为感人，它以俯摄角度重现了游行队伍浩浩荡荡的壮观场面，给人以巨大的鼓舞和力量。站在爱国运动对立面的国民党政府，对群众进行了血腥镇压，《大众生活》以《为大众而牺牲》、《英勇的创伤》为题刊登两组专题照片，一个个学生被击伤、砍伤的镜头，披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暴行，使群众进一步认清蒋介石独裁卖国的真面目。第7期封面照片就是一个典型，它把两个凶狠的手持大刀、木棍的军警正在街头抓捕一个受伤倒地的学生的一瞬间，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这幅摄于现场的新闻照片，将把倒行逆施的国民党军阀永远钉在耻辱柱上。北平的学生运动得到全国各地大中学校的声援，该刊在  《风起云涌的各地学生救亡运动》、《五昼夜的苦斗——上海数千学生赴京请愿》、《再接再厉的学生救亡运动》的标题下，用多幅照片连续报道上海、武汉、天津、南京、杭州等大中城市学生示威游行和向政府请愿的情景，真实地反映了这场波澜壮阔的爱国热潮的感人景象。

为了深入民间宣传救亡，刚成立的平津学生联合会，组织了三个扩大宣传团，人数总计在四百人以上，一月初陆续出发到平津附近的一些乡村，向广大农民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大众生活》用3页篇幅报道平津学生下乡宣传的情形。由清华、燕京等大中学校学生组成的第三团到河北深县马头镇的时候，正遇上四乡农民赶集，学生们散发了好多传单标语，并选了两块空地举行乡民大会。听众中有一位姓王的老太太，为学生们的爱国宣传所感染，自动跑上台来发表抗日演说，慷慨陈词。这个有历史意义的场面立即被摄入镜头，作为封面刊登在《大众生活》第12期上。读者从年老农妇愤怒的表情里看到人民大众的觉醒和抗日情绪的高涨，说明党的团结抗日政策深得民心。这是“一二·九”救亡运动的摄影作品中最好的照片之一。《大众生活》周刊，对学生们深入民间扩大抗日宣传的行动表示赞扬，并强调指出到群众中去与群众相结合是这次学生运动发展的方向，以促进全民族联合战线的实现，只有这样“才能拯救这个危亡的国家”。为了配合“一二·九”运动的宣传，《大众生活》还刊出介绍祖国大好河山的照片，披露卖国求荣的一群汉奸的丑态。为了唤醒群众又相继发表《在敌人铁蹄下的张北》、《将为东北第二的内蒙》、《危机四伏的绥远》、《被猛烈榨取下的东北人民苦况》等多幅专题照片。同时，还对埃及和阿比西尼亚人民争取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斗争进行连续摄影报道，宣传组织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思想。

《大众生活》周刊在它先后发表的240幅摄影作品中全部为时事照片，取材大都是广大群众所关心的重大政治事件，没有美女，没有风花雪月，严肃、热情、真诚，在当时出版的报刊中是罕见的。它的摄影图片时事性强，立场鲜明，言简意赅；善于运用特写和专题照片，宣传集中突出，印刷清晰，富于感染力，给读者留下难忘的印象。《大众生活》是抗日救亡的主要刊物，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和爱戴，每期销售高达20万份，是全国发行量最大的杂志。国民党政府慑于它的巨大影响，乃加以“鼓吹民众武装抗日’、“攻击国民党外交政策”等罪名，勒令停刊，共出16期。

1935年，吴奇寒、周勉之等人在天津成立“中外新闻学社”，通过对新闻学的研究与写作，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学社除组织社员撰写时评、通讯报道，向平、津、沪等地报刊投稿外，还向国内外报刊供应时事照片。担任摄影采访工作的是原天津基督教青年会职员方大曾，他工作深入，目光敏锐、拍摄了许多重要时事照片，如绥远抗战、“一二·九”学生运动、芦沟桥事变等。上海《申报》、《良友画报》、《现代画报》、英文《中国呼声》周刊，北平《北晨画刊》以及美、英、法等国的一些刊物都常采用他的照片。在抗战前夕和抗战初期，方大曾是北方最活跃的新闻摄影记者之一。

中外新闻学社实际上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群众团体，成员都是有进步思想的青年。芦沟桥事变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以天津中外新闻学社为底子，于1937年9月在太原成立了全民通讯社。全民社以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新闻报道的指导思想。由于战况变化，这一年年底全民社迁到武汉，之后又从武汉转移到重庆和成都。全民社成立后，正在同蒲路活动的原中外新闻学社社员方大曾，担任了全民社的战地摄影记者。所以全民社在武汉时除发文字稿外，还发照片稿。不久因与方失去联系，战地摄影没有来源，这项业务就停止了。1938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在武汉创刊，在报社举行招待各界代表的创刊大会上，“全民社派人拍摄并发了新闻稿”。这说明全民社除了曾派有前线摄影记者外，在本埠也设有摄影工作人员。1938年底，全民社移驻重庆，“在仓平街社址设立了拥有全套洗印放大设备的暗室，由一位姓梁的青年同志担任摄影记者，增发了报道本市时事活动的照片稿。”1941年2月全民社宣告结束。该社在国统区战斗了三年多，无论在武汉、重庆和成都，工作都很艰苦，专职工作人员极少，但大家工作热情很高，除每天发文字稿外，还发照片稿。为了对外宣传，还编发附有英文说明的新闻照片。全民通讯社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创办的唯一通讯社，它的摄影报道，在我国无产阶级新闻摄影史上写下光荣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