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在我国南方的大城市广州，创办了我国第一个摄影杂志。自此之后，上海、汉口等地也相继出现，至1937年的15年间，先后编辑出版了12种，加上外国照相器材商出版的3种，总计15种。这些摄影刊物，满足了广大摄影者的迫切需要，普及了摄影科学知识，从而促进了我国摄影事业的发展。

 

摄影杂志

 

我国第一个传播摄影科学技术的刊物，是张雨苍编辑、广州摄影工会出版的《摄影杂志》。32开本，每期百多页，现存1922午5月15日6月15日、11月15的和1923年8月15日1至4期的残本，一期的目录尚存，可知其大致内容。

编辑张雨苍在外国留学多年，精摄影。他在1922年说，除，“寝食之外，凡目所接手所触者，非摄影之药品器械即其书籍杂志也。”

这一杂志分阐明学理、改良技术、选录要方、搜罗新药、介绍利器、解答疑问和调查消息等七大栏目。杂志封面的图案和题字，出自编过多种画报的著名岭南派画家高奇峰之手。l至4期正文之前，刊出两三幅照片。在七大栏目每栏之前几乎都刊有精美的绘画，文章中偶也插刊制图。这本刊物实际是以文字为主，附有少量照片和绘画的摄影杂志。

凡有关摄影的学理、方法、器械无不论及。对感光片、感光纸的性能与制造方法的论述更详，并鼓励人们去试制。摄影配方和药物的性能与新出产的药品，都不厌其烦地介绍，第1期就刊出各种药方17个之多，以后各期还陆续刊出。这些技术性文章，大都出自张雨苍之手。有人说他的著述，无不穷源竞委，又能用简明之笔，叙玄奥之理。

第1期刊出的《摄影术略史》，从公元1000年起，至1922年为止，各个时期有关摄影的重大发明创造，都作了简要的记述。同时还记载了1922年广州摄影活动，如“广州摄影家组织工会于广州，影业界人“全数人会”。“同年5月5日，摄影工会演讲部成立，每月逢五晚推举会员或邀请专门名家到会讲学理技术及德育等事。”

此外，还有国外摄影界消息，和“广东全省映相店调查表”等。当时广州市的映相店，共有27家之多，并列出店名和地址。这些记录，都是研究摄影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由于这一杂志编辑出版最早，内容又充实，故自出版以来，行销全国。

 

摄影学周报

　　

　　由留法学者王凡青主编，1924年6月创刊的《摄影学月报》，是上海刊行的第一个摄影刊物。大32开本，每期20余页，由上海摄影学月报社发行。但编务全由王凡青一人包揽，到1927年9月，历时三年有余，才出至第9期，虽称月刊，实际上是不定期刊物。

《摄影学月报》刊行的目的是向全国普及摄影科学技术知识，以“促进中国摄影事业之商权”。当时外国照相器材竞相在中国倾销，大量白银外流，爱国之士不忍见此情况长此下去，乃创办刊物，向大众传播摄影科学技术知识，以期能自行制造，堵塞利权外溢。王凡青主编的这个刊物本着这一目的，不遗余力地向国内介绍新的摄影技术知识。这是一个学术性较强的刊物。在封面内页或封底里，贴有约4×6寸的摄影明信片1幅。文章中有时插入几幅照相制版激照片，因用白报纸印刷，不甚清晰。

1至3期的文章有：彩色和多色摄影4篇，器材与药物8篇，电传照相1篇，读者问答6则，海外琐闻4则，内容以新见称。“读者问答”专栏，对天南海水的读者提出的技术上的疑难问题，该报记者不厌其烦地——作答。还常刊登读者对《摄影学月报》的建议和批评。为读者刊登出售相机、交换照片的广告，很受读者的欢迎，也联系了广大的读者。

 

天鹏

 

《天鹏》是一种摄影专业杂志，它的前身，是上海天用艺术会于1927年创办的《天鹏画报》。它以“排烦遗愁，消忧忘虑，养成优美人生观，研究精美摄影术”为宗旨。是以刊登影星照片、山水风景及少量新闻照片和摄影技术文章的普通摄影画报。当时，广州的《摄影杂志》和上海《摄影学月报》都已相继停刊，天鹏就成为国内唯一的摄影杂志。

《天鹅》以刊载摄影艺术作品为主，每期多则40幅，少则20幅。初期文章很少，后期逐渐增多，到第7号就刊文章7将之多。使原来的普通摄影画报，而变成“为国内专门研究摄影之杂志”，号称“研究摄影，宣扬艺术”。

这个刊物的编辑与出版者为天鹏艺术会，总发行所为天鹏画报。编辑为王大佛，助编为林志鹏，执行具体编务的是林志鹏，两人都是华社活跃人物。

改版前出至19期，改名后卷号另起，1928年出至3卷1号，1929年12月出完3卷9号而终刊。1至8号的《卷首缀语》为林志鹏撰写。9号为童伯英撰写，篇名为《摄影与道德》。

林志鹏在卷首缀语中，常发表他对摄影艺术的见解，话不多，颇为精辟。对每期刊登的优秀作品和重点文章都作简评，还报道摄影界的动态，特别是对华社的活动报道更多。

王凡青在他办的《摄影学月报》停刊后，就在天鹏发表多篇技术性文章，如“从飞机上摄影”和《摄影谈》（连载）等。朱寿仁和钱景华的文章，都对传播摄影技术知识起了不少作用。童伯英的《摄影与道德》一文里说：“显豁两性的模特儿照片……是否可以陈列于美术的展览会里，公诸同好，尤当深体艺术的道德观念。”当时画报、刊物常刊此类照片，庸俗淫秽，伤风败德，累遭社会舆论谴责。童伯英提请摄影展览和刊物注意，应以“艺术的道德观念”为重，不要随波逐流。

1至9期刊出华社、光社、景社、美社成员的作品甚多。其中有中国早期的摄影家（岭南派画家）潘达微的作品多幅。郎静山、王大佛、陈山山、胡泊翔、胡伯洲、黄伯惠、林志鹏等人的作品，也常刊出。第3卷8号还刊出“美社展览出品”12幅，其中有张篷舟、梁鼎铭、钱景华等人之作。其他还刊出一些不知名的摄影者的作品。总计达三百余幅。为当时刊载摄影艺术作品最多的刊物。

 

中华摄影杂志

 

在《天鹏》停刊后至1931年10月之前近两年的时间内，国内竟无一水平较高的摄影刊物，这与正处于发展阶段的摄影事业极不相称。当时，摄影界一些知名人士，如胡伯翔、王大佛、林志鹏、朱寿仁等，都认为应办一摄影刊物。几经酝酿，决定由胡伯翔任顾问，朱寿仁任编辑，于1931年10月1日创办了《中华摄影杂志》，由上海中华艺学社出版兼发行。该刊为16开本，道林纸印，图文清晰。虽只出了11期（每期46页），刊行期却达4年零9个月之久。

中华摄影杂志是文字与照片并重的刊物。胡伯翔在《发刊词》中提出该刊的编辑方针，大意是；（一）介绍各国先进的摄影学艺，鼓励国人研究、实践，使之能适应吾国文化与生活之环境：（二）表彰真实艺术，提高标准，使国民艺术有时代精神与民族特性；（三）对摄影界流行的正确思想，使之发扬光大，对一味吹捧或谩骂的动作应予制止，但倡导根据学理之批评，防止一般人误入邪途；（四）鼓励组织摄影团体，互相切磋，集思广益，作真实之研究，以免幼稚者，巧立名目，使不知底细者，易于误认，而有碍于我国艺术文化之发展。这四条编辑方针，是针对三十年代前后，摄影艺术创作思想不甚明确，技术技巧有待提高，以及摄影界出现的一些不正之风的实际情况而提出的。这不仅是编辑刊物的指导方针，而且是摄影应遵循的原则。

朱寿仁遵循这一方针，做了大量工作，每编完一期，他都要写数百字乃至一两千字的《编辑者言》，对本期的艺术论文、优秀作品和技术文章，作简要评介；对国内研制照相器材的成果，大加赞扬与鼓励；对外国器材的大量输入对我国的危害，则大声疾呼，严词谴责政府的无能，表现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忱；对国内外摄影界的动态也作了适当的报道。朱寿仁还在刊物上发表技术文章论述暗房工艺，也刊出他自己的一些作品。他还在版面的空白地位刊出言简意赅、见解精辟的短语，如“提精撷华，有美毕臻，上也。并蓄兼收，瑕瑜互见次也。筌蹄糟粕，自欺欺人，下也。”“朴实耐味之品，须由真学实力中得来。”“作品纤巧者宜精致，但大者宣豪放，闲逸者立生动，雄伟者宜庄严。”“拍人像，拍得光是看得出被授者是何人，并非难事；要看得出救援者是一个怎样的人，才是难事。这便是’技能’和‘艺术’，‘匠’和‘家’的区别处。”

胡伯翔专绘画，摄影是他的业余爱好，但对摄影亦有颇多的建材。他的作品和他的摄影分析以及赤外线摄影等等方面的文章也多次刊出，为刊物增色不少。

该刊选刊文章和照片，采取“不觉不私”的原则，不持门户之见，不分哪个摄影艺术团体，不分南方北方，不分有名无名、不分国内国外，凡有一定水平的文章和作品，都予刊载，当然名家之作占的比重还是大一些，这样做，不仅保证了刊物质量，也联系和团结了广大的摄影者。

该刊刊登的摄影技术技巧、机具器材的制造与使用、暗房全套工艺技术以及各种题材拍摄技巧等方面的文章，多出自行家之手，多为经验之谈，且富于学理，切合实际，对提高摄影者的技术技巧水平，起了很大的作用。

摄影艺术理论方面的文章只有几篇，如张印泉的《艺术摄影成功之要诀》（第7期），陈传霖的《美的要素》（第9期），邵卧云的《美术摄影略谈》（第3期），刘义振的《艺术摄影》（第6期）。这些文章，各自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该刊刊出的照片很多，每期少则十几幅，多则30幅左右。都是当时著名的摄影家，如张印泉、郎静山、吴中行、刘旭沧、钱景华、郭锡麒、蔡俊三、沈诰、陈传霖、张珍候以及不少不出名的摄影者所作，还有几幅国外的作品。其中以农、工、渔劳动者为题材的作品近二十幅，如胡伯翔的《打麦》（469页），胡伯洲的《努力》（445页），刘谨诗的《车租尚无着落》（387页），沈诰的《渔翁整网》（114页），方文槐的《破帆》（140页），陈传霖的《守株》（478页），关斡中的《人像》（488页）以及市井景色，如胡伯洲的《工毕》（52页），钱康候的《古城晓色》（383页），邵卧云的《晨光映站》（420页）等等。其他如以江南水乡港湾的行舟、农村小景为题材的作品亦不少。这些作品，反映了现实生活的一些方面。

 

晨  风

 

《晨风》，以晨风摄影研究社名义编辑出版，执行编辑未署名。实际是上海华昌照相材料行所办。封面题名《晨风》，封底里题名《晨风摄影文艺合刊》。内容分：照片（第4期起改名‘摄影’），摄影研究、文艺三个栏目。1933年12月出第1集，至1935年10月出至第12集，16开本。

第一集匆匆出版，刊出风光、名胜古迹、乡村小景以及过志深的《庐山真面》照片3幅，共42幅。

编者在第2集刊出《写在晨风第2集出版之前》一文，文中提出：“本刊的希望：是想集合对摄影具有兴趣的同志，研究摄影艺术，发表各个人创作和关于摄影实验方法的著述，使初习摄影者有门径可入，而使对摄影已有深造的同志，亦因不断的研究和观摩，得更能日新又新登峰造极。”又说：“讲到摄影，最痛心的是所用的用品和材料，百分之九十九是外国货，实在有点使人对今年所谓‘国货年’三字发呆！”“因此我希望摄影同志……应该要怎样向中国自造摄影用品材料方面来努力！”关于刊载文艺作品的方针是：“我们的意见是最好‘莫谈国事’，倘有以为国尚未亡岂能不谈者，则请谈得稍有分寸，否则我们为避免代人反动，只有原件‘壁还’。”编者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不得已写了这些条款，但从它刊出的照片和文章来看，这个刊物，没有被“莫谈国事”框住。如第2集在红色套印的“我们的贡献”标题下刊出一幅《一·二八战役中上海闸北之血光》的照片，并附《哀歌》一首，愤怒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歌颂我军民并肩浴血战斗的精神，并要用我们头颅去夺回我见的山河！“一·二八”之役过去已近两年，但日本侵略者仍步步入侵，处于这样的形势下，编者以整页的篇幅刊出照片和诗歌，提醒国人毋忘国耻和警惕敌人新的侵略行径，政治性是很强的。再如第3集的封面照片是陈谨涛拍的《战云密布》，当时日本侵略者在华北大肆侵犯，国势危急，文艺界提出了“国防文学”的战斗口号，摄影者在这一口号影响下，也拍摄了富有抗战气息的照片。在第4集的《摄影研究》栏里，有刘同缜写的《献给爱好摄影的年青人们》一文，他对青年们说：“你们应当知道现在的时代……九·一八，一·二八；甚至以往的五卅、五九事件的发生，明白地告诉你，资本主义的枪口对准了你的心堂，你想，这是甚么时代？……许多血淋淋的事件在整们面前流来，……摄影家要用直观来把时代的一切的事实包括在他的作品里。”并指出只玩弄技巧，或俄美底艺术作品，不能给人多大的影响。

以上事实说明，该刊不是“莫谈国事”，而是比其他摄影刊物谈的更多更突出。

本刊初期出的作品多较平淡，后期常刊名家之作，渐有起色。如张印泉、郎静山、何铁华、胡君磊、沙千里、王劳生、沈新三等等，都常有作品或文章刊出。

以后还出过陈家枢、严次平联合影展（第5集）和黄山（第10集）的专刊。第12集为康泰时镜箱摄影专刊，选刊世界各国用小康泰时相机拍的照片一百多幅。  

摄影研究栏，多刊技术、器材、技巧等方面的文章。

文艺栏占三分之一的篇幅，多为游记、诗歌等等方面的文字。

这一刊物只刊登德、美、英的器材广告，和华昌自身的广告，唯独不登日本照相材料商行的广告。足见编者的立场何等鲜明。”

 

华昌摄影周刊

 

曾在《晨风》常发表文章的詹励吾和他兄弟詹新吾，于1934年4月到汉口开设汉口华昌照相材料总行，不久又在长沙、南昌设分行，经营器材和冲晒放大。他两人鉴于“在偌大的一个华中区，竟没有一个定期的摄影读物，来沟通摄影消息，交换摄影知识；使初习摄影者得些自学的经验，使一般摄影作家也得些观摩之益。”为此于1935年10月发行了《华昌摄影周刊》。后改名《华昌影刊》，至1937年6月出至21期，32开本，用道林纸印刷。

《华昌影刊》以刊照片为主，文字为辅，适合初学摄影者阅读。1936年11月出版的14期，为16开本，专刊华中六届运动会照片（在长沙举行）。这批照片为华昌照相材料行长沙分行所属大光明照相馆的摄影师到运动场拍摄的。第15期刊出杜志青的《黔地风光》，副题为《山国里的一群苗人》，全为苗族妇女劳动和服饰摄影，共刊6幅。连续登了三次。在17、18两期里，刊出《四川风景线》（川江）照片共18幅。

1937年元旦，北平银光社欲将银光二届影展作品卖些钱，捐献给在冰天雪地浴血抗敌的绥东战士，该社蒋汉澄、魏守忠等四人写信要求华昌影刊支持，华昌影刊于第17期予以刊载，这是对绥东抗敌将士的支持，也是对银光社爱国义举的鼓励。

18期刊出无锡雪浪社一届影展作品18辐。王劳生的《写在雪浪影展之前》的文章中，有一段值得研讨的文字：“至于作品的题材，我们自知对于自然界的习作太多，而于高唱‘国防艺术’的今日，我们所做到的，实在太少了，以后应当在这一点上自励而努力。”还说“我观乎这次观众的拥挤（在无锡展出三天，观众有五千人以上），深知摄影艺术实为大众的艺术，又可说深入民间的艺术……”。王劳生的“国防艺术”虽没有直接提出“国防摄影”，但他能站在“国防艺术”的高度。来检验他们展出的摄影作品，表明了一个摄影家的社会责任感。

20期（1937年5月）出的是《宋一痕个展专辑》，宋在武汉展出99幅作品，刊出26幅。同期刊出后新吾的《不是瞎捧》，鐘期森的《介绍宋一痕兄的摄影》，顾银鬘的《生命之燃烧》三篇文章加以评介。

宋一痕在抗战初期，在武汉编印《战斗画报》，出了十三期。揭露日军暴行，激励军民奋起抗战，起了很大作用。特别应当提出的是还出版了《八路军抗战特辑》，报道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浴血杀敌的动人事迹。

这个刊物也同《晨风》一样，坚持爱国立场，拒登日本照相器材商行的广告。

 

飞鹰

 

《飞鹰》是以“照片为主，文字为辅”的摄影刊物。以鹰社名义编辑，由上海冠龙照相材料行出版。1936年1月创刊，至1937年7月出19期，在“八·一三”。事件中，印刷《飞鹰》杂志的文华印刷厂毁于日军的炮火，致使已印就未及装订的第20期也同时被毁，就此终止刊行。

创刊前，该刊编者金石声向冠龙老板提了五个条件，大意为：一、刊物赚赔与我无关，二、冠龙的暗房要借我使用，三、进口了新的相机得先借我试用，四、冠龙不得干涉我的编辑权力，五、对于日本人的任何广告我们绝对不登。冠龙对这五条满口答应。

金石声当时在同济大学读书，他又邀同在大夏大学读书的冯四知和蒋炳南，在课余就在冠龙的小阁楼上编辑飞鹰。他们几人早已从事业余摄影活动，并有“鹰社之组织”，各自都发表过一些作品，承应编刊之时，鹰社同好有自视鹰社“云程万里”和“一飞冲天”之意，故把杂志命名为《飞鹰》。刊行多期后，行销国内外。

金石声在创刊号上写了发刊词，2至19期，每期都有《编者言》，金石声写了15编，其他4篇为陈园耕和蒋炳南所写。

发刊词写道，眼看世界各国近年摄影器械之改良与摄影书报出版的蓬勃，不得不令人益觉中国摄影界之冷寂”。同时看到国内所用器材，几乎全仰给于进口，而使用者缺乏摄影知识，常遭失败，“然亦因无相当读物为之引导耳”。指出了编辑出版摄影刊物之必要。同时鉴于器材的大量进口和他国器材工业的突飞猛晋，他“希望国内研究摄影的同志和工业家加以注意。否则提倡摄影者，适以增国家之漏卮耳！”就是说，如不自制器材，就去提倡摄影，只有增加利权外溢。所以编者多次提出中国摄影家要研制器材，也刊出研制器材的状况，还刊载提高摄影科学技术的文章。在第2期和13期的“编者言”中，鼓励“有志者勿自馁”，研究它“五年之后，十年之后，或数十年之后”，中国会有更精巧的摄影机的。丝绸与指南针不就是出于中国吗？在第6期刊出彭瑞良的《自制干片的经过》一文，第13期报道说：“几年前市上有国货印像纸发售，吾们希望这种工业，今后能开出灿烂的花，结坚实的果子”。这是指陈筱舫造的灯光相纸，虽然质量不高，但编者却倍加鼓励。

刊行于抗日救亡运动高潮的《飞鹰》杂志，也以其鲜明的立场，抗拒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首先是不登日本商人的任何广告；在第10期的前言中写道：希望在明年的辛亥革命纪念之日，封面上刊一张“照满在长白山头，山头上兀立着一个我们的忠勇战士，人、枪、影”的照片，意思是说希望明年收复东北。第12期写道：“鹰社的同人，谨祝诸君新年快乐！谨视卫国守土的将士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第13期“编者言”中写道：“希望吾们勿忘了塞外的苦寒，在冰天雪地中……吾们御侮捍国的健儿，还在冲锋陷敌，为国家争光，为民族争人格。”在第17期的“编者言”中写道：“……我们的友帮，又在主办什么上海××摄影艺展，据说作品分三部，咱们友邦自然自居第一部，这奇怪的分门别类，已看得不顺眼，准保得没有其他顽意。有血气的国人，希望没有作品在这畸形的影展里出现。……自爱的国人，慎勿自寻烦恼，将作品送去审查，惹上一股鸟气。”这些义正严词，谴责外敌侵略的文章，都是出自金石声的手笔。

该刊每期间登出自名家之手的摄影艺术水平较高的黑白作品20幅，并根据不同的题材套印不同的单色（或浅黄、浅兰、浅绿），更增生气。

新技术新技巧的文章，如彩色摄影、赤外线摄影、暗房工艺、化学、器材等等，也都出自名家手笔，都处有较深的学理，不刊人云亦云的东西。还刊漫画，以叶浅予之作为最多，讽刺那些玩摄影者出洋相的种种怪态。

该刊还经常报道各摄影团体和个人举办影展的消息，并选刊展出的作品，对有的影展还写文评论。

尤须提出的，是该刊所刊的理论性文章中，有一篇极为重要的论著，就是须提写的《摄影在现阶段之任务》，文中“提出国防摄影的重要，国防摄影之取材与技术处置，唤起摄影同好之转移目标”。这篇文章颇引人注目。

 

其他摄影杂志

 

《摄影画报》。林泽苍、高维祥合编，1925年创刊，至1937年抗战开始停刊，刊行13年之久。由上海中国摄影学会出版。

该刊刊名、开本版式和内容都经多次改变，而以32开本的《摄影画报》为名刊行较久。各地图书馆收藏的，也以此为多。先期以刊新闻照片和社会趣闻为主，摄影技术及动态方面的文章不多，改为32开本后，新闻照片和摄影方面的文章，各占篇幅参差不一，后期以文字居多。对摄影方面的各种问题，都有所反映，尤其对二三十年代摄影界的活动记载较多。

    《摄影周刊》。林泽苍将摄影画报上《摄影研究》栏里的摄影技术文章，加以编撰商成，共出5期，后合订成一册。虽自称周刊，实际上是一种摄影技术文选。

《摄影界》。陈仲圃编，广州景社出版，小32开本。1935年刊行。第6期为《铁华游日摄影个展专号》，刊出照片19幅。

《长虹》。上海益昌照相材料行编辑并发行，1935年3月创刊，至1937年夏秋终刊。

益昌照相材料行开设于1915年，二十年后感到“我们现在一般的照相材料行，往往不能与从事研究摄影的人们，作一适当的联络，那不特使喜欢摄影的人，感到不满，就是对于照相材料行方面也是一个极大的损失。”于是创办《长虹》，借以同从事摄影者联络，实际是为了宣传和多销器材。第1年，每期只收邮费1分钱，打开局面后，从1936年1月起，12期收订阅费1元，但若介绍二人订阅，即增阅一年。收费仍然很低，目的是使刊物流传广，宣传效力就大，器材销售也就多，利润就更高，益昌何乐不为呢？

刊物主要内容“只是些有关摄影方面的趣味记载。消息的传递，相片的揭晓”（见发刊词），实际是图文并茂的刊物。

开始就刊出“摄影纪事”。即风光名胜旅游摄影，并写文记趣。再就是搞有奖摄影比赛，刊出得奖照片数幅乃至十来幅，还有“读者影展”栏，每期刊十相左右的照片，也刊些摄影名家之作。

文字方面以技术技巧为多。从1935年12月第10期起，连载达斋的《摄影书信》，到图为“写给初习摄影的朋友”。每一次谈一专题，如书信之三为《闲谈夜间摄影》，书信之五为《论摹仿与奴性崇拜》，等等。1937年汇编成《达斋摄影书信》出版，1946年再版。

《长虹》还于1937年4月1至7日在上海河南路142号举办“长虹第一次读者影览”，展出照片221幅。后又出版展品选集。

《奔腾》（季刊）。文字编辑陈远，摄影编辑郑凯，图画编辑卓观志，上海奔腾社出版，16开本，1937年6月1日，由第2期。

编者在第2期中声称：“奔腾决不是一种消遣的读物，我们有摄影、漫画、文字，给人们以艺术之外，更要求有复兴民族，改革社会的思想，暴露帝国、封建的罪恶。”这一期刊出作品28幅，均有标题和作者署名，其中有周树人的《雪任柳公春欲坠（北平）》和《冰雪飞云（北平）》两幅。除摄影作品外，还有国画3幅，漫画3组，文字稿及诗歌多篇。目的是“把所有的艺术综合在一起，适合人群的需要。”

该刊是个以刊登摄影作品为主的刊物。第2期出版后不久，“八·一三”战事发生，第3期就在战火中夭折了。外国照相器材商编印的摄影刊物外国照相器材商在中国编印了三种宣传推销器材的刊物，分录如下：

《柯达画报》。上海柯达公司编印，16开张，只出了7期即停刊，主要是宣传柯达的器

材。

《柯达杂志》。沈昌培编，上海柯达公司发行，小32开本，1930年7月创刊，到1937年8月出至第87期后终刊，第1期印行两万本，是发行量最大的刊物。

该刊图文并举，注重介绍摄影知识，使更多的人学习和掌握摄影技术。柯达公司采取出售4、5元一只的白朗尼镜箱，附送胶卷等办法，使得柯达器材在中国的销售量大增，约占进口提材的一半。在这方面，柯达杂志起了很大的作用。

柯达杂志通过刊登中国人写的摄影文章和拍的照片，搞有奖摄影月赛，柯达摄影学会还通过在中国征求会员等办法，以及杂志编排得法、出版准时，吸引了很多读者，从而销售了大量柯达器材。

《矮克发彩刊》。1937年9月创刊，上海矮克发洋行发行，大32开。

　“八·一三”以前，德国的照相器材，多通过中国人经营的照相器材行和摄影杂志来宣传，后矮克发洋行就自办《矮克发影刊》来宣传它的产品。所刊文章和照片，几乎处处都直接间接宣扬矮克发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