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4年起，提倡艺术摄影的北京光社，一年一度举办公开的摄影作品展览，每次展出，观众都在5千人以上，由于光社的成员大多在学术界有些声望，这就更加引起学术界和艺术界的注意，加之画刊、画报和报纸杂志广为宣传，所以每次影展，都如同给平静的艺潭（坛）投进了一块顽石，不免溅出些浪花，而震出的波纹，不由自主地向四方漾开……社会上，尤其是学术界和艺术界，对于摄影是不是一门艺术，能不能成为一门艺术，怎样才能成为一门艺术等等，就不能不议论纷纷。那些爱好摄影、提倡艺术摄影的人，就不能不站出来说说提倡艺术摄影的缘由和摄影如何成为艺术的根据。刘半农就是最早用书面语言，头头是道地讲述摄影艺术理论的作者。

    1927年出版的《半农谈影》，是我国第一本摄影艺术理论专著。第一本论著就有第一本的特点：为摄影艺术的诞生呼喊，为摄影进入艺术之宫扫除障碍，鸣锣开道；同时总结摄影艺术创作的经验，为提高摄影艺术水平提出带规律性的见解。

    《半农谈影》开门见山，批驳了好友钱玄同“凡爱好摄影者必是低能儿”这种当时在学术界有代表性的论调。反驳了“照相总比不上图画”的观点。批评了当时的照相馆“把照相当做一件死东西，无论是谁的‘脸谱’到了他们手里，男的必定肥头胖耳，女的必定粉妆玉琢——扬州剃头匠与苏州梳头娘姨的手艺，给他们一箍脑儿包承去了。”（同时指出，这是为了迎合顾客的心理，是职业的需要）然后亮出自己的观点；照相可以分为写真和写意两大类，如果加上照相馆，则是三大类。他说：“我们承认写真照相有极大的用处，而且承认这是照相的正用。但我们这些假小子，偏要把正用的东西借作歪用—一想在照相中找出一些‘美’来——因此不得不于正路之外，别辟一路。”是什么样的路子呢？就是“写意”照相。他说：“写意，乃是要把作者的意境，借着照相表露出来。意境是人人不同的，而且是随时随地不同的，但要表露出来，必须有所寄藉。被寄藉的东西，原是死的；但到作者把意境寄籍上去之后，就变做了活的。”这种“写意”照相，就是艺术摄影，或称美术摄影。

    为了说明问题，他列举了两个有名的例子：“譬如同是一座正阳门，若用写真的方法去写，写了一百张还是死板板的一座正阳门；若用写意的方法去写，则十人写而十人异：有的可以写得雄伟，有的可以写得清劲，有的写得热，有的写得冷—一我们看到了这种的照相，往往不去管他照的是什么东西，却把我们自己的情绪，去领略作者的意境。换言之，我们所得到的，是作者给予我们的怎样的一个印象；而不是包造正阳门的工程师打给我们的一个样。”另一个例子是：“譬如‘云谈风轻近午天’是个印象；你若说：‘云作灰白色，不甚绵密；风力每秒钟二公尺，时间为上午十点三十五分’，这就是一篇死账，还有什么意趣呢？”这就是说，单纯的“写真”、“复写”，是死的，而“写意”、“非复写”则是活的，有情趣，才是艺术。

    应当指出，刘半农所说的意境，多半是现在我们所说的立意和作者对拍摄对象的审美感受，而并非专指艺术作品中所包蕴的艺术境界。所以在创作中，他还强调“意境写得出写不出，以及写的好与不好”的技术技巧和艺术修养。

    刘半农关于摄影艺术创作的意境寄藉论，比之陈万里提出的笼统的“表现个性的艺术美”，显然是深入了一步，有了比较具体的内涵。联系到当时摄影科技还很幼稚，摄影作品的表现力还很低，当时人们一般还认为摄影只能复写生活的情况，提出摄影艺术要表现作者的意境，无疑是比前人跨出了重要的一步，这一步使摄影从机械模写的时代进入艺术创造的时代。刘半农的观点，得到二三十年代许多摄影家的赞同和支持，并且各有发挥。

    如后来编辑《辞海》的舒新城，当时正热衷于提倡艺术摄影，1929年他出版了《摄影初步》一书，反复强调：“艺术是美的感情的产物，同时也就是它的记录。”“艺术产生于美感，而完成于美感的表现。”“美术品的唯一要素在于表现美感，表现的方法是不关重要的。……摄影诚然要借重摄影器，但是只有摄影器绝不能成为照片，即使有人摄成照片，若是纪实的，而不以摄者的感情充实其中，也只能成为照相馆的照片，而不能称为美术品。倘若摄者于照片形式方面能合美的条件，于内容方面富有美的感情，就是全用机械工作也无害其为美术品。”

    摄影家邵卧云认为：“美术作品，并不以被摄主体的美不美来做标准，是在于摄影者对于美的认识，及表现情感的力量，与摄影术上的技能有无而定。”刘义振提出：“艺术摄影，是超乎物质之外，而寓精神于物象之中，它是心灵的，是思想的，是活动的，”“须籍每种色调和象征以传达作者所寄托的情绪，而能令人感慨、令人爱慕、令人追思、令人沉醉；摄影达乎斯境，才能有艺术的意义与价值”。毅然说：“无疑地，摄影和绘画、音乐、雕刻等一样地是在籍表现自然一事表现自己。”“人不能在现实的自然之中找到他美的理想的满足，同样，人也不能够满足于绝对客观地、如实地、自然地‘切取’和‘再现’。虽然，他所切取之对象的选择，已有着某种程度的主观的因素，人必然地要求着对于自然的重新建造。要求着把现实的尚未完美的自然重新建造得符合其理想的完美的标准。那就是，人在艺术的行为中，依了自己的意思‘创造自然’或‘改造自然’，或者说人依了自己的意思‘组织自然’也没有错。”“粗浅看去，……摄影对于‘创造自然’、‘组织自然’或‘改造自然’一事似乎颇多困难。其实，那只是过去摄影技术之假褓时代的事实。此刻，聪明人已经跨过了技术中的许多困难之沟。”

    要求摄影艺术作品表现作者的意境、美感，情绪、理想，才能进入艺术领域。这种观点和理论，在当时无疑是非常进步的，它冲击和打破了当时人们以为摄影只能机械地模写客观事物的观点，在摄影科技还很幼稚的时代，勇敢地打起在照相中“找美”、“造美”的旗帜，于实用的摄影之外，开辟摄影艺术的道路。但从摄影艺术理论的发展进程来看，这还只是开头，实际上它是把一般的艺术理论搬运到摄影艺术活动中来了，这在初期是不可避免的，具有很大的积极意义，它用一般艺术的共性来衡量和推动摄影创作活动，把机械的摄影推进到艺术创作的道路上。“别辟一路”，这路是对的，指路的立论，也是正确的，但还不够完善。因为摄影艺术创作本身还没有充分发展，摄影艺术与其他艺术之间的区别，还没有充分显示出来。可以说，刘半农和我国许多早期的摄影研究者，他们追求和赋予摄影以艺术的共性，开辟了摄影通向艺术的道路。他们的历史功绩是不能抹煞的。当然，摄影要发展成一门区别于其他艺术的独立艺术，还有待于后来者的努力。

    《半农谈影》总结了当时摄影创作实践的经验，从艺术表现的高度论述了眼见事物的美和黑白照片所表现出来的形象美的不同；论述了摄影作品中形象的主体和陪衬的关系；论述了二十年代普遍存在的照片形象清与糊的争论；论述了光线硬软深浅的选择和运用；论述了摄影构图、取形、色调等等许多摄影造型的技术技巧问题，作了许多规律性的阐述。这些对提高当时摄影艺术的表现力，有很大的作用，是难能可贵的。

刘半农在1928和1929年初，还分别发表了《光社年鉴》第一、二集的两篇序言，和《半农谈影》一起，是我国二十年代摄影艺术理论的代表性著作，为我国摄影艺术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