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光社

        北京光社是我国成立最早的业余摄影艺术团体，它于二十年代初举起摄影艺术的旗帜，开拓艺术摄影的道路。它活跃在我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社员不足30人，活动时间不到10年，但却以卓著的创作成绩和论著，揭开了我国艺术摄影发展的帏幕，把摄影推上艺术的舞台，做出了开拓者应有的贡献。

        北京是我国的故都，著名的文化中心，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地方。早在1918年以前，就在各高等学校的教职员中，涌现出一批业余摄影爱好者，他们学习了摄影技术，经常相约到刚开放不久的皇家禁苑中去游览、拍照，互相交流摄影技艺，观看外国的摄影书刊。相聚多了，也有人提议组织照相同志会，但没有正式组织起来。

        1919年，北京大学的摄影爱好者，由黄振玉（黄坚）和陈万里倡议，在校内举办了第1次摄影作品展览。以后每年举办一次展览，到1923年冬，大家觉得有发起组织一个团体的必要，于是由陈万里、吴郁周、吴辑熙等在一起商议，订立简章、征收会费、订阅摄影书报，正式成立摄影组织，定名为艺术写真研究会，这就是我国第一个摄影艺术团体——光社的前身。当时会员只有黄振玉、陈万里、钱景华、吴郁周，汪益舒、王琴希、吴辑熙等七八人。会址设在达智营，不久又迁到平安里陈万里的住所。会员都是在北京大学任职的，组织起来以后，“不断的开会讨论、研究，互相观摩作品。在当时七八人的力量虽是脆弱，七八人的呼声虽属微细，七八人的成绩尽觉幼稚而无一可观，不过依科学的立场，从事于研究摄影之团体，艺术写真研究会，可以说是首先发难的陈涉了。”后来，由于多数人觉得这个会名太长，于是决定改名光社，对外称北京光社。到1926年，刘半农、老焱若、郑颖荪、孙仲宽、刘玄虎、伍周甫、张云阶、周志辅、程知耻等都加入了光社，社员发展到20多人。它已不再是北京大学的摄影组织，而是名副其实的北京光社了。1927至1928年是光社的全盛时期，由于南京政府的成立和南北统一，光社的一些主要活动分子如陈万里、黄振玉等南下宁沪，留在北京的部分社员也忙于“正业”，无暇兼顾“业余”，社务活动逐渐减少直至停顿。而全国业余摄影活动的中心，随着政治经济局势的变迁，渐渐在上海形成。

        光社的主要活动形式是举办摄影作品展览会和出版摄影作品集——《北京光社年鉴》。光社成立不久，即于1924年6月14日至15日在中央公园（今北京中山公园）董事会举办第1次社员摄影作品展览，这是我国摄影史上第一次由摄影团体举办的摄影艺术展览，两天内有五六千人参观了展览，受到各方面的好评，大大鼓舞了社员的信心和决心。于是1年1次的公开展览一连举办了5次。

 第一次影展结束后，陈万里就在观众和朋友们的鼓动下，从自己参加展出的60多幅作品中选出12幅，编辑成《大风集》出版，这是我国出版的第一本摄影艺术作品集。

        第4次影展（1927年10月8日至11日）后，参加影展的16人各自选出摄影作品2至5幅，共56幅，编成《北京光社年鉴》第1集，于1928年1月1日出版，16开本铜版精印，并刊有刘半农写的《序》，陈万里的《小言》和汪孟舒的《北京光社小记》等文稿，叙述了光社的宗旨和历史。

        第5次影展后，由刘半农、老焱若、郑颖荪、周志辅4人担任审查员，从15位社员的展品中评选出68幅摄影作品，编辑成《北平光社年鉴》第2集，于1929年1月1日出版，文稿除刘半农的《序》外，还有长篇技术论文。这两本年鉴是我国最早的摄影艺术作品选集，对扩大摄影艺术的影响和保存早期摄影艺术作品，越来越显示出它的作用和价值。

        光社是我国率先倡导艺术摄影（二三十年代又称美术摄影）的团体，他们为摄影艺术的诞生大声疾呼，鸣锣开道。他们批驳了摄影不是艺术，学习摄影是艺术的低能儿等等论调；论证了摄影可以成为艺术和如何成为艺术的理论问题。并且进一步指出：摄影艺术“不仅须有自我个性的表现，美术上的价值而已；最重要的，在能表示中国艺术的色彩，发扬中国艺术的特点。”这是陈万里针对当时社会上一般人认为摄影只能机械地复印生活，而另一些人则一味模仿外国摄影作品的情况，提出摄影艺术要个性化和民族化。这不仅是与“五四”时代要求个性解放和民族解放——民主与爱国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而且在艺术理论上也完全是正确的。在1927至1929年，刘半农连续发表了《半农谈影》、《北京光社年鉴》第1、2集序言等文稿，为我国二三十年代摄影艺术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摄影是不是艺术，摄影作品能不能成为艺术品，这当然不能只依靠理论的论争来解决，决定性质的是要拿出优秀的艺术作品来。光社把自己的作品公开陈列在公共场所，让广大观众来品评，这在当时不能不说是大胆的创举。他们的作品充满诗情画意，如直接以诗意入画的《山雨欲来风满楼》（刘半农摄）、《藕花落尽见莲心》（王琴希摄）；咏物寓意的《老气横秋》（图为桔树，老焱若摄）、《横行一世》（图为螃蟹，王琴希摄）；表现劳动生活的《一肩风雪》（老焱若摄）、《努力》（程知耻摄）；酷似绘画的《淡烟疏雨》（郑颖荪摄）、《仿炭画》（周志辅摄）；借景抒情的《齐向光明中去》、《在野》（皆刘半农摄）等等，以及许多构图新颖，意境含蓄、深远的风光、花卉、风土人情、静物照片。这些作品，展现在只见过当时照相馆呆板照片的二十年代的观众面前，不能不使人感到耳目为之一新，情感受到震动，甚至为之陶醉、倾倒。当时北京、天津的许多报刊、画报，争相刊登这些作品。上海《时报》主笔吴灵园（笔名万时）以洋洋数千言介绍光社影展的作品。使这些作品激起的感情的波浪，向祖国的四面八方漾开。促使“非职业的摄影，有一日千里之势，同时社会方面，对于摄影的眼光，也起大变化”。著名学者俞平伯在《大风集》的首页题词：“摄影得以艺名于中土将由此始。”摄影这门年轻的艺术终于在中国古老的土地上萌发了。

光社，以它的业绩闯出了摄影艺术创作的道路。

中华摄影学社

        中华摄影学社（简称华社）于1928年初成立于上海，是二十年代影响最大的摄影艺术团体之一。

        1926和1927年，光社的发起人陈万里和黄振玉，先后来到上海。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天马会”，在1927年举办第8届美术展览，特辟摄影部展出摄影作品。陈万里和上海摄影家郎静山等都送摄影作品参加展出，在展出期间他们交谈了北京和上海摄影活动的情况，开始酝酿在上海组织摄影团体，举办摄影展览。黄振玉是郎静山的同学，早年同在上海南洋中学向李靖兰老师学习摄影，也参予谋划此事。为了解决经费和展览场地等问题，他们找到了张珍候、胡伯翔和《时报》主人黄伯惠等人商议，由于他们都是热衷于“此道”的人，一拍即合，1928年初，由郎静山、胡伯翔、张珍候、陈万里、黄振玉、黄伯惠等联络各报社和摄影同仁，协商决定成立摄影团体，由胡伯翔提议定名为“中华摄影学社”，简称华社。

        《华社简章》开宗明义地规定：“本社以研究摄影艺术为宗旨”。并公开征求社员。建社不久，就有丁悚、王大佛、左庵生、朱寿仁、邵卧云、祁佛青、周剑桥、胡伯洲、钱景华、陈山山、蔡仁抱等参加华社为社友。社址以山东路静山广告社为通讯机关。在胡伯翔的主持下，华社选举了祁佛青、胡伯洲为书记，郎静山为会计，丁悚为交际，邵卧云为庶务；由他们处理日常会务活动。

        华社的社友，主要服务于报界和商界，不同于光社成员主要来自学界，所以虽也举办“学术研究会”，但为数不多，摄影创作也以分散活动为主。它的主要活动是以4次举办摄影展览而名震一时，与光社不同，华社的影展除第1届外，都广泛征集摄影作品，而不限于华社社友。参加第2届影展而非华社社友的作者就有北京光社的刘半农、吴辑熙、郑颖荪；广州景社的潘达微，常熟乐社的陆祯芝，香港的李菘，上海的黄秋农、林雪怀、郭锡麒等几十人；松江华亭摄影会则以团体名义加入影展。从第2届起，每次影展，华社都在报刊上公开向全国征集摄影作品，只规定放大的寸尺，在评选时对社外的作品还略有照顾，“因为该社为绝对的公开，招纳之社外作品，容有一二平庸之作，掺杂其同，顾尚无伤大体。”这对扩大摄影队伍，鼓励和培养摄影新人，促进摄影艺术的繁荣，都是非常有益的，如后来的摄影名家陈传霖、卢施福、吴中行等，都在第3第4届影展中初露锋芒。华社影展不仅接受全国各地摄影组织进展的作品，而且接待各摄影团体的代表，其中包括外国摄影组织的代表（如日本光画社的代表武美田）共同切磋影艺。第4届影展时，美国名摄影家葛司登（Gaston）到会参观，“于华社作品，深为赞美，对于邵卧云、郎静山、朱寿仁、胡伯用尤为佩服，葛氏观毕，立回寓所，出其精品九帧，送会陈列”。可见华社影展开放的程度，即使是外国人，只要作品精美，也可随时加入展览。另外，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华社影展的作品质量，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华社的社友还编辑出版了两个摄影杂志，即以王大佛为编辑、林志鹏为助理的《天鹏》摄影杂志，从1928年7月到1929年12月，共出版9期；以胡伯翔为顾问，朱寿仁为编辑的《中华摄影杂志》，从1931年10月到1936年6月共出版11期。这两家杂志发表了许多优秀的摄影艺术作品、艺术论文和技术介绍，是我国当时影响很大的摄影刊物。

        从1930年起，胡伯翔、朱寿仁等就向全国征集摄影作品，筹备出版《中华摄影年鉴》，“以宣扬我国艺术文化于国际间，并以促进国人对于摄影学术之认识……以能表现东方文化精神为目的”。但到1932年初，“本年鉴稿件，正拟付印，忽遭1月28日之变故，致无从印刷”。后一再延期，终于因为经费问题未能解决而没有出版。这是华社社友的一件憾事，也是摄影史上的一件憾事。以致直到解放后的五十年代后期，才有中国摄影年鉴的出版。

        如果说光社的作品题材还比较狭窄、形式也比较拘谨，风格近于一致的话，那么，华社的作品，题材比较广泛，艺术形式多种多样，而且主要摄影家已显露出个人的艺术风格了。这在当时，华社影展就曾被文艺家形容为：“花团锦簇，花样翻新，艺术之花，烂烂漫漫”）。胡伯翔是华社影展中展出作品最多的作者，他也是我国最早把镜头对准下层劳动群众的摄影家之一。他的作品《合作》、《山中人》、《太湖秋水》、《日出而作》、《田家乐趣》、《打麦》、《沿溪行》等，“状工农生活，颇有力量”“《上街头》，作风非常纯厚，一条浅陋的街，一辆火车，一个老头挈着一儿一女上街去，把贫民窟的内心，活跃到纸上。”胡伯翔的作品，不仅在题材上有大的突破，艺术造诣也很高，当时人说：“此君作品，盖冶合才情与学力而成”，“沉博伟大，气魄力全社（指华社）之冠”。其独到之处是“他的拍摄对象，常是山野水边乡村街头，把一些粗野琐屑的搬上了镜头，立刻换来一股质朴纯厚的风味，教人感出我们东方的美与雄厚。”这些评论，是颇有根据的。华社的另一重要摄影家郎静山，借鉴我国传统绘画艺术的“六法”，潜心研习，加以发挥，摄制了许多具有中国水墨画韵味的风光照片，在二十年代，已初露才华，自成一种超逸，俊秀的风格。华社二届影展，“郎静山竹枝一帧，裱以黄绫，题目‘板桥画本’，观其清影婆娑，宛然板桥道人手笔也。”在摄影艺术民族化的探索中，郎静山后来大搞多底合成的“集锦”照片，主要是在形式上模仿传统的中国画，但也能表现和抒发他自己的审美感受，内容也常用古画的题材，因此而自成一家，独具一格，可以说是在世界影坛独树一帜，并且得到国际摄影界的赞誉，后来被列为世界十六摄影名家之首；华社的其他作者如张珍候、胡伯洲、邵卧云、郭锡麒、潘达微、李崧、聂光地、朱寿仁等的作品，也都有各自的特点。华社的作品虽属题材广泛，形式多样，但从总体来看，主要还是风景、花树、鸟兽，人像较少，优秀的人像照片更少。他们大都在拍摄技巧和暗室制作中下工夫，讲究构图、用光和造型，以此追求作品的艺术力量，和当时普通人民的生活还保持着相当的距离。他们的创作，在前人的基础上跨出了一大步，为摄影的艺术化，摄影艺术的民族化、个性化，作了许多重要的探索。他们成功的经验和曲折的教训，都值得后人借鉴。

        华社是一个松散的开放性的组织。但是，由于“该社诸君虽抱发扬东方艺术，提高生活兴趣之伟诣，但欲入会者，须将作品在展览会中陈列多次，对于摄影术有相当研究，而尤须有高尚品格，故持严格主义。”这种近乎关门主义的态度，使华社1929年只发展了郭锡麒、陆帧芝两位社友，1930年也只吸收张丽云、莫天祥两人入社。而多次参加华社影展的摄影新秀如陈传霖、卢施福、吴中行等，则迟迟未能入社，后来成为著名的黑白影社的发起人和中坚分子。而华社则因逐渐失去活力而在无形中慢慢消散了。

黑白影社

        1929年10月，陈传霖、林泽苍、林雪怀偶尔在上海南京路的摄影画报馆聚会。陈传霖提议要组织一个摄影团体，立即得到另外两位的赞同。经过商量，分别去邀集有关人员。12月即在上海四川路的大中华酒楼召开了筹备会，参加筹备会的除上列三人外，还有聂光地、曹云甫、向慧庵等。会上对社名、章程和有关事宜进行了商讨，并决定很快把这个组织建立起来。1930年元旦，黑白影社召开大会，宣告正式成立，当时只有七名社员，他们是：陈传霖、林泽苍、林雪怀、聂光地，曹云甫、林云声和余堂庸。社址设在上海跑马厅路485号卢施福的医寓内，卢施福也成为黑白影社的重要成员之一。

        黑白影社一成立就制订了“黑白影社社章”，对于定名、宗旨、社员、纳费、组织、社务、取消资格、修改社章等各项都有明确规定。其宗旨是：“本社集合有浓厚摄影兴趣者，共同从事研究艺术摄影，以表扬我国文化及增进我国在国际艺术界之地位。”对入社成员的要求是：“凡与本社宗旨相同而品行端正者，不论摄影经验深浅，及营业与非营业者，签立志愿书请求入社，经委员会审查合格，均得为本社社员。”

        关于黑白影社的宗旨，其主要代言人陈传霖在总结“八年来的黑白影社”时，有过进一步的表述：“我们知道自己在中国摄影界中所负的责任，是要替这黑与白的艺术在中国开辟一条广平的大道，是要使这艺术也成为我们中华的民族艺术。所以我们要使这艺术在质和量上都有相当的成功，要使我们的黑白艺术也能列入国际的摄影之宫，这是现实赋予我们的两个使命，也是‘中国影艺落后’日夜督促着我们，鼓励着我们的两条鞭影。”要为摄影艺术成为民族艺术开路，要使中国摄影艺术在国际影坛中占有相当的地位。比之华社“研究摄影艺术为宗旨”的笼统提法，不但明确得多，而且洋溢着一股爱国主义的热情和振兴中华的精神。民族危机的加深，使黑白影社的成员们“明白了现阶段影艺和整个民族命运的联系”，他们已开始自觉地把发展摄影艺术和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考虑了，这在当时是一大进步。

        黑白影社对社员资格的规定特别指出不论摄影经验深浅，不论资排辈，提倡正直和平等，纠正了华社的关门主义做法，社员发展很快，到抗日战争前夕，社员已遍及上海、北平、南京、广州、天津等大城市以及浙江、江苏、安徽、山东、江西、广东、广西、河北等省，还

有海外侨胞和港澳地区摄影人士参加，共计有社员168人。这是二三十年代最大的一个摄影团体，实际上具有全国性的规模了。我国著名的摄影家沙飞（当时名叫司徒怀）、吴印咸、吴中行、敖恩洪。吴寅伯和画家叶浅予等，都是当时黑白影社的社员。

        黑白影社的组织也比较完备。由全体社员选举产生执行委员会，设委员5人，负责领导全社一切事务。在执行委员会下，设文书、会计、庶务、展览、编辑、研究、旅行、交际8个股。各股正副主任由社员推选。执行委员和正副主任均为职员，任期一年后由年会改选，可连选连任。社章还对各股的具体事务和职责作了明确的规定。

        黑白影社的社员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从职业看几乎是七十二行行行都有，但主要是新闻界、电影界、教育界、法律界、工商界、金融界、宗教界、医务界以及照相行业的从业人员，也有少数国民党军界、政界人物。

        黑白影社很少组织集体活动，有时三、五人外出拍照，也是自由组合。社员的作品，都是影展前送到社里供评选。平时每隔数月，由执行委员会召集社员，借上海江西路四川路口邓脱摩西餐馆聚会一次，进行作品观摩，餐费自理。但执行委员会的常会和社员的年会，虽未能如期召开，却还是尽量坚持的。

        黑白影社，共举办过4次规模较大的“黑白影展”，两次陈传霖、卢施福的联合影展；出版3册《黑白影集》；1936年7月还创办了《黑白影刊》，原定为季刊，但没有坚持下去。《黑白影集》是第2、3、4届黑白影展的作品选集，图文并茂，保存了黑白影社创作的主要成果和理论文章。

        黑白影社的作品，良莠并存。题材比华社的作品更加广泛，除一般的风景、花鸟、静物、肖像、建筑、人体以外，反映劳动人民生活和社会面貌的作品，占有相当的数量，比之光社和华社，和普通人民的生活是更加接近了。如司徒怀的《勤俭》，陈传霖的《疗饥》、穆一龙的《危坐》、《日出而作》、敖恩洪的《荷锄晚归》、胡澜生的《刻字者》、苏锦元的《搜刮》、吴中行的《良伴》等等，描绘劳动人民的生活，寓意深刻，形象动人，刻画了在旧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的形象，是对旧社会的揭露和批判，对吃人的旧制度的无声的抗议。另如吴印咸的《难兄难弟》、史震怀的《为谁辛苦》，前者拍摄了一对被罩住嘴巴的毛驴，后者是采蜜的工蜂，借物寓意，劳动者不得食，不自由，可以引起无穷的联想。《黑白影集》第3册的第1幅，是林泽苍的《关山静寂，壮士无颜》，画面是空荡荡静悄悄的长城关隘，在时局紧张，日本军国主义者即将发动妄图灭亡全中国的侵略战争的前夕，发表这样一幅画面，不能不使人触目惊心。

        黑白影社的作品，当然还有如公开宣称的另一面：“我们只求兴趣——我们为兴趣而工作，而努力。”在旧社会里，在阶级对立的二三十年代，人们的兴趣是可以完全不同的，置国家民族命运于不顾，在人民的血汗中寻欢作乐的人，他们的兴趣并不高雅，低俗的作品也有一定的数量。

        但从总的趋势看，黑白影社的作品，正在逐渐接近人民。当黑白影社的社务正在蓬勃发展的时候，日本侵略者的战火烧到了上海，一切活动被迫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