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后，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摄影报道工作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这时，具有进步思想的摄影家在推翻帝制和巩固民主政权的斗争中也尽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履行了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

革命党人中的摄影家

        喻培伦和“守真”照相馆。喻培伦（1886—1911），字云纪，四川内江人。少年时勤奋好学，对摄影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1905年，喻培伦和其弟东渡日本留学。开始在东京学警监，后进入大阪高等工业学校。初到日本时，他对摄影、音乐等艺术非常迷恋，终日不离，想将来成为一个照相机制造家和摄影家。1908年，参加同盟会，主张用刺杀等手段使清朝覆灭。次年，他被派往北京建立革命据点，准备执行暗杀摄政王载沣的任务。由于他擅长摄影，便和黄复生、汪精卫等人（均通摄影）开设了一家照相馆，取名“守真”。一边经营照相生意，一边暗中制造炸弹。后由于事情败露，未得成功。黄、汪二人被捕，喻培伦出走日本，转而由香港回广州。不幸在1911年4 月的广州起义中被清军所俘，壮烈牺牲。死时年仅25岁。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为表彰他的功绩，追任他为中华民国“大将军”。

        武昌首义中从事战地摄影的李白贞。李是湖北黄陂人。年轻时爱好美术、摄影。1910年在汉口开设“荣昌”照相馆，1911年加入湖北秘密革命团体“共进会”。于是，他开设的照相馆，成为联络同志，筹划武装起义的秘密据点。1911年9月，武昌起义临近时，“荣昌”还当作临时指挥部。

 武昌光复后，清军南下，在多次的激战中，李白贞携带照相机亲临前线阵地，冒着敌人的炮火，进行战地摄影工作。他在回忆录中曾写道：“出入战地进行摄影工作。从战争直到停战议和，没有间断。”“战地摄影是困难的，我为了保存史迹，不惜身冒危险，自10月19日，到11月24日止，摄取了许多珍贵影片。尤以江汉雨淋山双方争夺战情形为最。可惜前一段在11月3日被冯国湾所放之火与我的照相馆同归于尽，后一段保存至抗日时期又为日寇炸弹所毁。”

   潘达微和他编辑的《时事画报》  潘达微（1880一1929）原名景吾别号铁苍（又号冷残）。出生于广东番禺县的名门望族。早年弃家出走，投身革命。是同盟会的秘密会员，同时又是一位摄影家和画家。致力于创办报刊，鼓吹革命。

        1905至1908年，他在广州与人合办石印《时事画报》，针砭清朝时弊，鼓吹民主革命。后一度停刊。1909年该画报在香港复刊后，每期都在卷首增印几幅中外时事照片，如《革命女侠秋瑾墓》、《土耳奇革命运动》、《韩国革命志士安重根》等。以此号召民众认清革命潮流，推翻中国帝制。潘达微对摄影技艺造诣颇深，曾开办照相馆和组织过广东摄影团体。

        辛亥革命时期，很多摄影家和照相馆对革命党抱着拥护的态度，竭尽全力给予支持。如广州西关“丽真”照相馆，曾为黄花岗起义存放枪支弹药。 陕西照相材料商“董眼”曾为革命党传送、散发革命刊物。 武汉“文华”照相馆摄影师鲍俊轩于武昌起义凌晨，拍摄了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三烈士就义照片，并于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时，悬挂门前，供人们瞻仰等等。所有这些摄影家和摄影工作者都为纪录辛亥革命的实况，为中国民主革命做出了贡献。

    一支摄影报道的专业队伍——中华写真队  “中华写真队”是“民国成立后，中山先生派剑父组织”的一支摄影报道队伍。创建人高仑（1879—1951）字爵亭号剑父，广东番禺人。同盟会员，岭南派画家，又是位摄影家。该队设事务所在广州长堤二马路。队员曾随孙中山先生活动，随时拍摄照片进行报道。并经常深入军队摄取战争进展情况，故又称“中华战地写真队”。写真队成立后，原计划出版“战士画报”，因故未行。所摄照片主要提供《真相画报》刊用。该画报主编兼发行人高翁（奇峰）为高仑胞弟，因此，中华写真队实际上是《真相画报》的摄影采访机构。画报先后发表了“孙总统解任出府之景况”、“南京陆军野外演习”、“南京战后之街市”、“南京临时政府人物之一斑”等优秀的时事摄影作品。后来革命局势变化，“袁世凯窃据政权，写真队亦因此流产。”《真相画报》仅出版17期，即被迫停刊。

民初出版的纪事摄影图册

        民国初年，我国新闻时事图片的采访、编辑工作有很大进展，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和协助。配合政治斗争出版了多种多样的新闻图片和摄影专集。按其内容和形式，可分为以下几种：

    领袖像  “民立社”于1912年1月，即民国纪元之始，印制了《大总统孙文肖像》，在国内各报广泛宣传说：“总统为吾国四千年破天荒之民主。并为亚洲大陆破天荒之民主。凡我爱国同胞莫不以一见颜色为幸，同人觅得孙总统抵沪最近之照相，付印以留纪念。凡欢迎孙总统者咸欲先睹为快。现已印出，每幅定价五分。批发处上海望平街二百号民立社。” 表明了对孙中山出任总统的拥戴。辛亥革命前后，孙中山奔走革命，常常用自己的照片做赠品，流传很广，因而出现了很多复制品和印刷品。民国元年发行的《光复纪念》邮票，也采用了孙中山先生的摄影肖像 ，从而证明摄影的应用领域不断扩大。

    时事摄影明信片   民国元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了一套带有时事性的“革命纪念明信片”。商务印书馆备有照相、制版设备，印刷条件较好，并已开始采用彩色套印技术，因而捷足先登。这套明信片分黑白、彩色二种，黑白每张二分，彩色每张三分，发行量很大，至同年9月，已发行三百余种。照片内容，如广告中说：“本馆觅得武汉、上海、南北两京、各省关涉革命照片，制成明信片。如重要人物之肖像，各省民军之战绩，民国国旗之式样。追悼、庆祝、欢迎、欢送各会之盛举。近如北京炸弹、孙总统祭明陵、蔡专使北上、京津兵变等要事。均经本馆派人专往摄影，陆续发印以付。”内容相当丰富。这种以明信片形式制成的摄影宣传品的出现，说明这时摄影不仅用于新闻报道，而且还和实用美术结合起来，使摄影作品产生了实用价值和纪念意义。为此，这套明信片的出版者又专制了匣套和纸夹，随套赠送，很受各界人士欢迎。但因是散页，不易长期收藏，所以现在已经很少见到了。

    反映辛亥革命的摄影专集  有《大革命写真画》和《红十字会战地写真》等数种，均为报道辛亥革命运动的时事新闻图片集。

       《大革命写真画》是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的一套新闻图片丛刊。内容基本与《革命纪念明信片》相同，每集印有照片40至50幅，内容编排比较系统。1911年10月起陆续出版，至1912年4月出至第14集。共收入照片600余幅。画册采用横开本，漆面布脊，中英文对照。它广收有关辛亥革命时期的军政人物与时事照片，是一部具有历史文献价值的影集。

       《红十字会战地写真》，中国红十字会编印，民国元年三月已出至第二版。该摄影集主要反映辛亥革命期间中国红十字会的救护活动和战地状况，内容有掩埋队、救护团、渡江小轮、各处医院、救护医车，及抬送伤兵、战地种种惨状，收入照片50余幅，用铜版精印成册。这是我国最早编印的一本反映战地医务工作实况的摄影报道专集。此外，《孙文先生东游纪念写真帖》 也用摄影的形式向国内人民介绍了孙中山1913年访问日本时的活动情况。

    反映社会生活的摄影专集和照相贴册   这些画册和照相贴册，以反映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为主，分门别类地收入了一些不同题材的时事摄影作品。如1914年4月由上海教育杂志社编辑，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学校成绩写真》，用96幅照片反映了国内各省废除旧学制，兴办新式学堂，改革中国教育的潮流。同年由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哈尔滨傅家甸防疫摄影》，报道辛亥年间，哈尔滨地区发生瘟疫，防疫队进行防疫治疗工作的现场实况。

 除了印刷发行摄影专集外，民国成立后，华北地区的一些照相馆依然摄制编辑了许多照相贴册，如《逊清隆裕太后葬仪照片》（1914年摄），《北京举行黄兴、蔡锷追悼大会》（1919年摄），《天津水灾纪念全图》（1917年摄）和《津埠附近被水情况》（1917年摄）等。所用照片，都带有很强的新闻性。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摄影报道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期间，中国留学生，海外华侨及大批华工，被派往欧洲参加作战。其中一些摄影家和摄影爱好者曾携带相机，在各个战场进行摄影采访，拍摄了大量新闻照片向世界各报投稿，成为受人称赞的战地摄影家，显露出中国人的摄影才干。

        郭承志，是活跃在欧洲战场的摄影家之一。据说郭承志“在美曾获化学硕士学位，欧战云起参加行伍。莅战摄成重要照片刊布海外各大报纸和杂志，彼邦人士推为摄影名手。返国后创中华照相馆于上海南京路。” 在国际风云变幻的年代，中国业余摄影工作者已开始跻身于世界新闻摄影报道的行列，并以其出色的成绩赢得了摄影界的好评。当时，不仅有活跃在欧洲战场的中国摄影家，在国内还出现了报道欧战的专门的画刊。

        1916年7月创刊的《诚报》是国内专门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型摄影刊物。编辑所设在“伦敦丝土兰米耳否巷古来香厅”油上海“别发图书公司”发行。每月出两期。《诚报》每期为对开二张，全篇均为有关战事的新闻照片。照片尺寸较大，每版排1至6幅，有时还横跨两版刊出特大照片，极为醒目。照片内容除广泛报道战事外，还报道了中国参战人员在前线的活动。先后刊出《中国留学生游历西欧战地》、《在法国从事军事工作之华人》、《华兵进入天津租界…》、《中国与德奥宣战》等30余幅照片。这些生动的形象，给中国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内还编印了一些摄影专集，现见到三种：

       《欧洲战影》。欧洲战纪社编辑，上海中华书局1914年12月发刊，16开精装本，收录照片348幅。编者在《编辑大意》中指出：“本书以灌输世界知识，吸收战事教训。以引起国人图画美术思想为宗旨……。”“除搜罗外国新流行之各种战事画片外，并委托赴欧观战员，随时在战地摄影，故所刊之图多系外间从未经见者。”在这些图片中，包括《俄皇以摄影示从征军士》、《军用照像鸽》等，这些照片耐人寻味，是富于知识性的优秀作品。

      《欧战写真画》第一集。1915年12月初版，翌年8月再版。江都张英编辑，商务印书馆发行。全集48页，照片123幅。其中包括交战各国元首、领袖像57幅，战事活动照片66幅。这些照片有助于人们开扩眼界，增进对国际事务的了解。另一种摄影集《中华民国八年俘虏起居写真》，报道了中国收容战俘的情况。1919年由“俘虏情报局”编印珂罗版印刷，分上、下二册。上册刊登北京海甸、西苑两个俘虏收容所及俘虏医院中战俘生活的照片105幅，下册刊出南京、吉林、黑龙江、海伦四个收容所战俘生活照片137幅。读者从这些照片中可以了解大战期间德、奥、匈等国俘虏在中国的生活和治疗情况。文字说明为中英

文对照。

        上述图片和影集的出版，有力地证明，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期间，中国新闻摄影工作已有所发展，介绍国内外时事，开展国际文化交流的事业方兴未艾。此时，中国的摄影工作者和图片编辑者，已经和正在做出卓有成效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