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术发明初期，因技术条件有限而影响到拍摄题材，多数摄影者只是以拍摄人物肖像为主。中国早期的摄影家大体上分为两种人，一种为知识分子，视摄影为消遣娱乐，但此种人为数不多，也不能专事创作。另一种是由商贾匠艺之人改业从事，主要籍此为谋生手段。这种人在中国早期的职业摄影者中占有很大比例。

香港的职业摄影师

 如前文所述，香港照像业出现最早，因此职业摄影家的阵容也较强。香港博物美术馆1970年曾提供馆藏照片，在香港举办了《百年前之香港》图片展览，并撰文介绍说：“1843年，星加坡已有影室，在以后的二十年间，香港、上海及中国沿海商埠都有影室成立。”到1870年，照相在香港“已代替了绘画，来永远保存人的颜容及纪录地方的外貌”。当时香港的摄影室，由中国摄影家和外国摄影家分别经营或联合经营。英人汤姆森在香港时与中国著名摄影家赖阿芳毗邻，交往甚笃，他们常“互相讨论艺术见解”。

 进入十九世纪八十年代，香港照相业已有很大发展，当时皇后大道两旁的照相馆鳞次栉比，吸引着各国观光的游客。《述报》1884年10月25日报道“瑞甸国之云呢地士炮船游历抵香港。其瑞国王子名阿士加者……于初二日登岸游行，遍览香港风景，采买希奇之物，以为土宜之志，并赴映相馆照留小影，以纪此行焉”。为各国旅游者照相，出售本地风景照片，是当时香港照相馆的经营特色。

 香港早期照相业为我国培养了不少专业人才。当时国内各地不少照相馆的创始人，都是在香港学会摄影技术的。除前章提到的宜昌油画店的周森峰、张老秋、谢芬以外，又如广东南海人梁海初，也是十九世纪去香港谋生的童工，后在香港学会照相技术，回广州开业，创立了“芙蓉镜”照相馆。并且招收梁杰臣等人为徒，这些学徒出师后，就分别前往上海、苏州、无锡等地另创局面。再如著名摄影师梁时泰，他在1876年5月29日的《申报》上刊登广告说：“本馆向设香港，已历多年，得西人秘授，尽斯业之精微，巧照石片、牙片、绢片，情景逼真”。

 香港早期照相业摄影师，以拍摄人物肖像为主，兼顾其他，并以“技术娴熟，工艺精美”著称于世。流传下来的作品很多，如1870至1880年间拍摄的“妇人身穿民族礼服，在照像馆的手绘布景前留影”、“香港两个粤剧演员”、“一位女佣正在帮主妇梳头”、“华东医院委员会成员1873年合影”、“铜锣湾天后庙前的贫民”，以及1891年4月17日九龙域大鹏协副将方裕处决劫持南武号轮船的海盗，邀请香港英方官员前往监斩时“港方官员在现场的合影”等照片，展现了当年香港地区的风土人情和一些重大的社会事件。这些作品形式多样，不拘一格，体现了早期香港职业摄影家的艺术素养和审美情趣。

广州的职业摄影师

 广东省是国内摄影最先发达的地区，广州市的职业摄影师也在国内最早出现。据史料所载，同治年间（1861——1874）摄影师温棣南的“缤纶”照相馆和张老秋的“宜昌”照相馆已在广州城内开业。温棣南将“其术援其兄”，其兄遂往越南另行营业。二十世纪初，“缤纶”成为香港最大的照相馆，据称“是温家自日本归来的华侨”所开。当年中环皇后像落成，举行典礼时即由“缤纶”负责摄影，为了把照片放成巨幅，利用日光曝光三天才完成，轰动整个港九。

 广州“宜昌”照相馆在1872年以前已迁往上海，上面谈到的南海县人梁海初，正是此时在双门底（永汉南路）创立了“芙蓉”照相馆。随后，“黎镛”、“兆南昌”、“容芳”等家照相馆先后在广州城内开业。后来由于竞争激烈，部分照相人员迁往上海，另谋出路。如梁海初的徒弟梁杰臣出师后到上海创建了“丽珠”照相馆。

 广州早期洋行多，材料进口量大。所以本地照相业发展快，但多数照相馆不能久立。广东籍人士均能吃苦耐劳，创业力强，于是纷纷携器材向各地扩散。

 当时上海正处在开发建设时期，由广东至沪水路交通便捷，于是广东摄影师多先去上海。捷足先登者创立基业，后至者已不易置身，则转道过往内地。如上海早期著名的照相馆有“苏三兴”、“宜昌”、“丽珠”、“宝记”、“英昌”、“丽昌”、“同生”、“亚西亚”各家，俱为广东摄影师经营。内地各省情况也大致相同。

上海的职业摄影师

上海是我国照相业创始早并且发展快的地方。同治初年，王韬客居上海时对照相曾作了记述，并提到早期摄影师罗元祐的情况。光绪二年（1876年）刻印的《沪游杂记》22卷二“照相”一条记载了上海照相馆创立时的情况：“西人以药水玻璃夹入横木匣内，匣面嵌小凹镜对人摄影于玻璃上，取出以沙水冲洗，即见人面。神气部位无不逼肖，夏以药水制就纸片，复于玻璃上，微照日色，则面貌衣痕陈设物件现于纸上，传其颜色，胜似写真。近日华人得其传，购药水品具开设照相楼，延及各省……。”由此可见，上海早期照相业最初大都是操于西人之手，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华人照相馆才纷纷建立，而且开始向外省市流动。

    据史料记载，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上海已有“苏三兴”、“公泰”、“宜昌”和“恒兴”等数家由中国摄影师开设的照相馆。其中“苏三兴”和“公泰”同在三马路，仅一街之隔。“苏三兴”是广东人创立，最初开业于香港，1870年前后迁到上海。《绛芸馆日记》1871年的记事中曾写有某人“须照小照，即偕至三兴照相楼照之”的文字记载。1872年上海《申报》创刊，第二期报纸上就开始登出《三马路三兴照相馆广告招徕》的广告。光绪十年（1884 ）刻印的《申江名胜图说》也记述了当时苏三兴照相馆的情况： “沪上照相馆多至数十家，而以三马路之苏三兴为首屈一指。凡柳巷娃，梨园妙选，无不倩其印成小幅贻赠所欢”这段文字说明“苏三兴”照相馆擅长拍摄名片大小的照片，摄影技术也精于各店，经常受到交际界人士的光顾。

 “宜昌”自广州迁沪后，1875年又将店铺翻修，重新开业，地址仍在上海四马路。同时期在四马路又开设了一家尧记“恒兴”照相馆，因为当时放大技术不普及，所以这家照相馆除拍摄照片外还兼营西洋法绘画人物肖像业务，根据小幅照片绘成大幅画像。这种画像法因为有照片作依据，不同于中国旧有的画法，所以依然能收到照片的效果。此时，广东摄影师梁时泰也在上海开过照相馆，但很快就迁往天津去了。

 1885年，上海张园对外开放，园内设有网球场等设施，同时还开设了照相室，把摄影作为游乐消遣的内容。到十九世纪末，上海照相业已有一支技术力量相当强的队伍。

天津梁时泰及其作品

 十九世纪末，天津照相业发展迅速，在中国北方城市照相业中具有代表性。第二次鸦片战争，天津被迫开为商埠后，租界洋行不断扩大，商业结构开始改变，大批照相器材源源输入。广东、宁波等地照相人员也随之流入。光绪初年，广东摄影师梁时泰由上海来天津开业当时除梁氏所开的“梁时泰”照相馆外，还有广东人黄氏所开的“恒昌”照相馆，德国人来兴克所开的照相馆等。

 光绪十一年（1885）醇亲王奕譞受命总理海军事务，于是年四月赴天津巡阅海防。为了加强宣传，大造声势，特召梁时泰和德人来兴克进行拍照。梁时泰从业多年，技法熟练，且深知封建官僚的口味。经过数日操劳，从不同角度拍摄了北洋舰队的官兵，建制、规模等情况的照片。这些照片于次年由醇亲王进呈皇帝。这样，使照相馆拍摄的照片首次进入宫廷。梁时泰的作品得到了醇亲王的赞赏。巡阅结束时，奕譞嘱人赏银四百两，以示嘉奖。光绪十二年（1886）梁时泰为奕譞拍摄了立像一幅，身旁有一鹿相伴。照片盖有“皇七子和硕醇亲王渤澥乘风”和“东朝御赐思合符契”二方印鉴。这种装饰形式同中国古代的“行乐图”有异曲同工之妙同年，清迁下令绘制“四案图”用以表彰为维护清朝统治而丧命的“功臣”，奕 提议绘画时应以“照相为准”。光绪十五年（1889）梁时泰再次为醇亲王拍摄“五十岁照相”，该片也用了中国传统书画的装饰形式，上 题“赏戴头品顶戴花翎载涛三岁”下 题“光绪十五年清和五粤东梁时泰照”，中上方为“醇亲王五十岁照相”。画面中奕譞便服而坐，载涛旁立，饰以花瓶，书籍，盖碗。值得注意的是，摄影师能在王公大臣的照片上提 留名，说明摄影师的地位有所提高。

北京照相业的创始人任景丰和杨远山

 北京第一家照相馆“丰泰”开业于光绪十八年（1892）。创办者为辽宁法库县人任景丰，其家世为法库荐绅，富甲一乡。清末肃王耆善赴辽“曾主其家”，任景丰“愤志上多趋学仕两途，乃锐意经营实业。所手创者，中药则有保和堂，庆馀堂。西药则有老德记，中西大药房。摄影事业，则有丰泰照相馆……。晚年，竭其毕生心血于东安市场，卒以八十二岁休龄，今距其死，亦仅十余年也。”任景丰在同治光绪年间，自费出游日本考察实业。时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后，资本主义商业和文化也在逐步形成。他从日本的实例中预料到摄影事业在中国发展的可观前景。于是回国后，首先在北京这样一个还没有照相馆，封建势力极强的都城开创此业。
   “丰泰”创业初期，中国正值甲午战争前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在社会上形成了一股潮流，照片已受欢迎。正如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指出。“照相片”在中国已存“家置户有，人多好之”的趋势。照相馆在北京一出现，很快受到市民的欢迎。很多人见到照相业有利可图，于是纷纷开办照相馆。清末，北京琉璃厂土地祠一带成为照相业聚集的地区。

    丰泰照相馆规模较大，职工达十多人，曾先后聘用摄影技师刘仲伦、徐子和等人。在拍摄方面作了很多尝试，以拍戏照，合影著名于京城。并出售照相片。现在看到的“丰泰”早期作品有1894年拍的清末名伶“田际云、朱素云、路三宝合影”，1905年摄谭鑫培和杨小楼合演“定军山”戏照等。此外，任景丰还兼营照相器材。

十九世纪末，北京杨远山开设了“鸿记”照相馆。史料中记载：“杨远山者，鸿记照相馆主人也。人极倜傥，广交游，庚子以前，上至公卿，下至胥书，无不识之，文士亦多与之善，当时有‘二杨’之目，即与杨豫甫（立山）尚书并称，言其无人不知。”“其筵客处日鸿雪草堂。今庙内外照相馆，不下十数家，皆其弟子徒孙也。”杨远山一派雅士风度，广交名流。在他的作品中，表现出封建文人的闲情逸趣。他拍摄的“狎客群居”是赵尔丰，宝杰等人的化装像，反映了封建官僚玩世不恭的放荡思想。杨远山在创作态度上，也以“玩票”为主，带有极大的局限性。现在看到的作品，有1898年所拍摄朱素云、王瑶卿等三人《反串溪篁庄》剧照等。

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这段时间，还有不少摄影师在各城市活动。如同治末年，广东人童月江到重庆开设了一家照相馆，使用的是老式四吋镜箱，银版法。在武汉，1872年有位广东人开设了荣华照相馆及江苏人开设的鸿图阁照相馆，1881年武昌的黄鹤楼前设显真楼照相馆。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日本人木村夫妇来到福州，开设了卢山轩照相馆，招收了陈岳甫、张叔和等十余位中国学徒。

蒋丹（1877一约1916）于二十世纪初在云南昆明开设了水月轩照相馆。

薛桐轩（1872—1948）在热河流动摄影，后开设了萃芳照相馆。

此外尚有广东刘晋三、谢智卿和天津画师张和庵等业余摄影师在一些城市中活动。

    十九世纪中国的职业摄影师，是在封建文化和帝国主义文化的夹缝中活动的，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无不受到这一特定历史环境的影响。

 在作品的内容上，除了日常营业中为各阶层人士拍照肖像外，妓女、名花和一切能迎合市民口味的题材都成了照相馆获取利润的手段，然而由于封建迷信思想的作祟和人民的贫困，许多人对照相馆敬而远之。据说，武汉照相业出现后，很多人在观望，不敢拍照，后来湖广总督张之洞路过美华照相馆，一时兴起，进入馆内拍了一张半身像。店主翁耀卿征得张之洞的准许后，将照片在门口悬挂陈列。这才打消了当地人的迷信恐惧心理。

 在技术和设备上，中国早期的摄影师先后使用过银版法、卡罗法、安布罗法、锡版法和湿版法等多种方法。有些流动摄影师，生活尚无保障，因而很难革新技术，在干版法流行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仍使用陈旧的技术设备，依然带着摄影术发明初期的痕迹。早期拍摄人像，由于感光速度慢，常使用一种金属叉来支撑被拍摄者的头部，以防其晃动。这一时期使用的多为大型镜箱，这从1884年《申工名胜图说》、同年《点石斋画报》第一期的《奇形毕露》图和1887年该画报136号的《波臣留影》图中，都可以看到具体的形象佐证。

 使用的材料，此时全部依赖进口。外商为了攫取巨利，扩大销售市场，在中国各大城市纷纷设置销售机构。1884年英国“第赛尔干片”的广告，就画有发往亚洲中国字样的包装箱，可见销量之大。虽然当时国内摄影刊物上也介绍制造相纸的方法，但由于中国工业极其落后生产相纸根本无法实现。而进口货以其价廉而充斥市场。如《色相留真》中说：“照像者常喜自造多种材料，殊不知自造之料，难比专家者物精而价廉，如蛋白纸原可购现成之极好者”。1893年的《格致汇编》载：“近来照像一事于上海大有兴盛之致，华人西人以此为业者固不乏，而以此取乐者尤属多。多年复增盛，故办售照相器具药料亦成一大生意”。其实不仅上海如此，中外销售商还把大批照相器材运到我国内地甚至边远地区，如新疆的乌鲁木齐在清末即有了经销照相材料的商店。国内大量照相器材的销售，客观上为我国早期摄影师的活动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刺激了职业摄影队伍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