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术传入中国后，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国内就涌现出一些专业摄影师和摄影爱好者。这些早期探索摄影术的中国人，对摄影技术在国内的传播和发展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成为中国摄影事业启蒙阶段的开拓者。

        摄影技术在中国应用的初期，往往被思想保守的人看作是“雕虫小技”而不屑一顾，这说明一个新生事物的成长不是一帆风顺的。在中国封建社会状况下，尤其会受到更大的阻力。即使如此，从已知的少数早期摄影者的活动片断中，仍不难看出这些先驱者们对中国摄影

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

林  箴

        林箴，字景洲，号留轩（在美国时署名天荡子，1824—？），是中国早期的银版摄影师。

        林箴久居厦门，道光二十七年（1847）二月，受美国邀请，出国讲学。这时，美国正盛行银版摄影术，林箴对此耳闻目睹，极感兴趣，称之为“神镜”，随即购买了一套银版摄影器具，并学会了使用。

        林氏精通外语，富有民族气节。1847年初，一个英国商人在广东购买了一条中国船，扬言去爪哇贸易。诱骗潮州澄海县28人出国，但船过爪哇并没有停泊，后遇风漂至纽约港。英国船主在纽约举办“华人展览”，对我同胞百般虐辱。当时正在美国的林箴挺身而出，奔走营救；终于使这些同胞于同年8月返回祖国。为此，他写了一篇《救回被诱潮人记》，向国内人民揭露英人的罪恶行为。关于他自己学习摄影和购买照相机的事也记在了这篇报告中。

        林箴于道光二十九年回到厦门。同年写成《西海纪游草》一书，介绍了他在国外的所见所闻。其中对西方的科学技术的介绍尤为详尽。

        福建地区，是我国早年绘画暗箱比较流行的地区，对外贸易活跃，对摄影的输入和传播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林箴在国外的考察和摄影实践，无疑对这一地区摄影的发展有进一步的推动作用。可惜的是，现在尚未发现他留下来的摄影作品。

罗  森

        罗森，广东人（生卒年月不详），早期银版摄影师。1852年曾任美国银版摄影家布朗（F·Brown）的助手。

1853至1854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马登·柏利率领舰队开往日本，强迫日本结束闭关锁国政策，将下田和箱馆两个港口向美国开放。该舰队中有美国摄影家伊·布朗随行。舰队在香港启程时，罗森被雇用为布朗的摄影助手，1854年对日本进行了历时半年的采访摄影。

当时日本“下田奉行所”松浦武四郎在日记中记载了这两位中、美摄影师的拍摄活动。他写道：“3月27日，从今天起，美军在下田大安寺里开始用摄影镜拍摄。拍照人是福隆，磨镜小官员是清国人。”日记中还描述了布朗和磨版的“清国人”一起带着“魔术似的奇怪机器，大摇大摆地进入大安寺的情况。松浦武四郎日记中所提到的这个“清国小官员”就是中国的摄影师罗森。当时日本著名画家锹形赤子所画《米利坚人应接之图》中就有罗森的画像。这幅肖像后来还被日本著名摄影师小川一真制成了照相铜版。1854年8月7日罗森回到香港。以日记方式把他随美国舰队采访拍摄的情况在香港中文月刊《遐迩贯珍》上连载发表。据他的日记说，他在日本下田逗留了一个月，曾多次到大安寺参观拍摄。当时日本是封建君主制度，科学技术还很落后，甚至不及中国。人们几乎对摄影一无所知。罗森写道，美国送给日本的礼物中有“日影像”（即照相机）一具，因“日影像以铺向日，绘画成像，毋庸笔描，历久不变。’当地官民见到后“人多称奇”。另外在日本箱馆时，他回忆说：“其处有护国山，山有一寺，画栋雕梁”，“提督遣人于此，绘照日影像，以赠各官……”。这段文字记载，是今天不可多得的早期摄影师旅行拍照的手记。

邹伯奇

        邹伯奇（1819——1869），字一鄂，又字特夫，广东南海县人。他一生博闻强记，从事过多种科学研究，“尤精历算，能套率中西之说而贯通之”。1844年完成了《格木补》和《摄影之器记》二篇与摄影有关的学术著作。他的理论水平较高，实践经验也非常丰富。人们对他的评价是“制器精巧，与西人所谓重学，光学、化学相连”而独能“深明其理”。

        邹伯奇为了进行摄影创作，自制了照相机和其它照相用具，他使用过的相机，一直保留到抗日战争初期，并在当地展览过，后来就不知去向了。

        1962年，中国摄影学会曾派人到南海县泌冲乡邹伯奇故居进行调查，收集有关他的摄影遗物和遗著。在其住室阁楼上，发现还保存着装有水银的木罐，长方形的木盘以及骨质漏斗等，可能是邹伯奇生前照相时作为水银蒸发显影用的器物。此外，还找到一个他本人设计制造的木质照相三脚架和四块残破的玻璃底版。其中一块底版为邹伯奇肖像，以祠堂石阶作背景，他坐在凳子上，身穿白长衫，手执白团扇，是在乡间试拍的个人小照。根据现存的照片和遗物推断，可知邹伯奇当时使用过银版法和安布罗法（AmbrotyPe）。在残存的手稿中，有题名为《小照自述》、《自照遗真》、《亦闲公小照》、《云岩二兄小照》的赞象词四首。“平常容貌古，通套布衣新。自照原无意，呼之有如神。均瞻留地步，觉处悟天真。樵占鳖峰侧，渔居泌水滨。行年将五十，乐道识纤尘。”这首《自照遗真》题诗，是他晚年给自己留影遗真的证明。

吴 嘉 善

        吴嘉善（？——1879年），字子登，江西南丰人。我国近代数学家，同时以摄影见长。是我国早期的摄影爱好者。

        吴为咸丰十一年进士，后授为“编修”。同治年间客居长沙、广州。常与邹怕奇、夏鸾翔共同研讨科学，志同道合。曾随陈兰彬（中国驻美国领事）赴美，光绪五年（1879年）出使巴黎，“后受代还，旋卒”。

吴嘉善虽出身于封建士大夫，但对西方传入的科学技术有广泛的兴趣。本人略通外语，所结交的人，很多是像王韬那样有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知识分子。受环境影响，他对摄影独有偏爱。

咸丰末年，吴嘉善旅居湖南湘潭，时常以摄影自娱，并向当地人传授摄影知识，影响很大。同治元年二月（1862年3月），湖南湘潭等地发生教案，当地人民捣毁教堂，并波及了几十家中国教民。吴氏因会摄影，被人误以为信奉洋教。于是“一日突遇数百人仡然而入，谓其为天主教徒将执之”，他“欲辨不及，毁垣而逃，则寓中已劫掳一空矣。”后来，吴嘉善向某“大令”进行解释；告诉他关于摄影的知识，“大令请试之”，于是吴当众试照了许多照片，大家才相信。鲁迅先生曾把这段因摄影而引起的意外遭遇写进了他的杂文中。

吴嘉善客居广东时，曾和邹伯奇等人一起切磋摄影技术。1866年，广东巡抚郭嵩焘离任时，向各友好辞行，吴嘉善为他们拍摄了合影。郭嵩焘日记曾记载：“丁禹生邀同少鹤、伯英、子登（即吴嘉善）、兰甫、古樵等人重钱之郑仙翁词，子登并为照七人小影，以志一时之盛。”

罗元祐

        罗元祐（又作罗元佑），广东人，咸丰年间（1851——1861）开业的上海职业人像摄影师。

        近代学者王韬曾在《赢儒杂志》中说：“西人照相之法盖即光学之一端，而参以化学……法人如李阁朗、华人如罗元祐，皆在沪最先著名者。”

        罗元祐原为上海道台吴健彰属下的会计，对摄影并非内行。吴健彰1848年补苏松太道后兼江海关监督，因擅自和洋人订约，1856年被清廷革职发配新疆。从此，罗元祐就辞去官职，另谋生计。当时上海摄影还很罕见，只有法国人李阁朗经营摄影。于是罗元祐就下决心学习照相。他请外国人教会以后，就自行开业。他的技法纯熟，价格便宜，在上海很受推崇，社会各层人士多喜欢请他拍照。王韬在1859年3月13日的日记中曾记道：“晨同小异、王叔、若汀入城。往栖云馆，观画影。见桂、花二星使之像皆在焉。画师罗元祐，粤人，曾为前任道台吴健彰司会计。今从西人得受西法画，影价不甚昂，而眉目清晰，无不酷肖，胜于法人李阁朗多矣。”从这里可以看出，他的摄影技艺是非常高明的。

王韬日记中所提到的“桂、花二星使之像”是指1858年6月与英法两国签订《天津条约》的清朝钦差大臣、大学士桂良和吏部尚书花沙纳二人的肖像图片。因此可知，这二幅早期人像摄影作品均出于罗元祐之手。并且说明，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清朝大员的照片已经被当作照相馆门前的幌子使用了。

赖阿芳

        赖阿芳（Lai—Afonn，又译黎阿芳或黎阿洪）。广东人。早期在香港拍摄人像和本地风景的著名职业摄影家。

        1859年，赖阿芳在香港皇后大道开设了一家“摄影社”，专照人物肖像，店门前挂出“摄影家赖阿芳”的巨幅招牌，很引人注目。他雇佣了一个葡萄牙人帮忙，以招揽欧洲籍到香港的旅客，为他们拍照。香港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外贸、旅游飞速发展，各国侨民杂居，人口迅速增长。照相馆多不可数。据有关材料统计，1860至1877年的十余年间，香港团互相竞争，有十一家照相馆破产，他们的底片均被一家公司吞并。而赖阿芳的摄影社却一直平稳地居于各店之首。连续营业82年之久。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曾和欧洲著名摄影师格里弗士一度合作。赖去世后，由他的后代继续经营，直到1941年。

        赖阿芳的摄影技巧，被公认为第一流水平。英国著名摄影家约翰·汤姆森曾给以高度评价，他赞扬“赖阿芳有好的艺术修养，有高超的艺术鉴赏力并提到赖阿芳在艺术上有独到的见解。赖认为，外国人的摄影构图总是希望脱离直线或垂线，与中国人的审美习惯有很大的差异，中国人拍摄肖像要求画面平衡和对称。他主张肖像作品在造型和画面处理上不应完全按照自然中的面貌。从这里不难看出，赖阿芳的审美趣味受到中国传统绘画形式的影响，也正因为如此，他的摄影作品不仅受到中国人的热烈欢迎，而且它所体现的中国风格使欧洲人也产生了新鲜之感。

赖阿芳除了拍摄人物肖像外，风光摄影也是他的擅长，留下了很多精湛的作品。赖阿芳早期拍摄的风光作品有《香港风光》、《香港风帆》、《广州街道》等。这些照片，当时是为了作为工艺纪念品向各国到香港的旅游观光者出售。

罗以礼

        罗以礼（1802——1852），广东省新会县棠下乡溪村人，中国早期人像摄影师。广东地区是中国照相业的发祥地，出现过许多优秀的人像摄影师，罗以礼就是其中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征集到两幅罗以礼拍摄的人像作品。一幅是“自摄像”，另一幅是“广东老娘像”。作品风格朴实，充满了乡土气息。从照片上看，可以断定罗以礼使用的方法是安布罗摄影法。

        在摄影术传入初期，中国摄影家的创作实践和所取得的成绩。为在中国创立一门新兴的实用技术，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而这些成绩，是在摄影技术刚问世后非常不完善的情况下取得的。对于早期的中国摄影师来说，则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然而，摄影师罗元祐的事迹表明，中国人在掌握了摄影技术后，完全可以超过外国摄影师。赖阿芳的创作，很早就在世界上得到了好评。尽管当时国内这样的摄影师不多，但他们的努力和创造给中国摄影技术的推广和传播带来了希望。

从摄影术发明的史前时期开始，到摄影诞生后十年左右时间，通过无数热衷于谋求科学进步事业人士的多方努力，终于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萌发出摄影的嫩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