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年来，人们在寻求着一种能够忠实地记录现实的方法。在画家们广泛使用“绘画暗箱”的基础上，1725年德国阿道夫大学的舒尔策教授做了关于硝酸银感光性试验，十九世纪初，英国托马斯·韦奇伍德做的银盐感光实验又使感光化学的研究向前迈进了一步。但是，由于没有找到合适的银盐溶剂，使“拍摄”的影像不能固定和保存。

        1822年，法国夏龙市石版印刷技术工匠——尼赛弗尔·尼埃普斯为了改进印刷方法，开始了沥青感光版的研究。1826年，他把感光版装人暗箱，获得一张记录工作室外街景的照片，从而完成了“日光蚀刻法”的研究。但这项成果，当时还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1829年，法国巴黎的舞台美术师路易·达盖尔和尼埃普斯订立契约，开始共同研究。1837年，达盖尔终于确立了一种较为完善的摄影方法。那时尼埃普斯已去世三年，达盖尔认为他所使用的方法和尼埃普斯没有直接关系，就把这项发明命名为“达盖尔法”（Dapuerreotype）。1839年8月，法国政府收买了达盖尔法的发明权，并把它公布于世。于是1839年，被多数人公认为摄影术诞生的年代。几乎与达盖尔同时；英国人塔尔博特也发明了一种被证明为更实用的方法——“负正法”（又称卡罗法，Colotype）的摄影方法。

        摄影术诞生后很快风靡了整个世界，国外一些书中描写道：“摄影技术！它以彗星爆炸式的威力，突然涌现于一向平静而又自满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欧洲。路易·达居尔（即达盖尔）在1839年发表了他的摄影制作法，几个月内，欧洲就出现了一种新的行业，新的技术、新的艺术形式以及新的流行玩意。不论是巴黎还是伦敦，两地的光学商店（人们在那里购买到镜头），以及药房（那里出售冲洗药品）都突然挤满了摄影爱好者，急于购买自己的摄影机和感光版……”。

        “这种潮流及活动，遍及世界各地，仅1853年，美国就有一万多人拍摄了三百多万幅照片。在伦敦，人们可以租用装有玻璃天棚的摄影室来拍照，租用黑房进行冲洗；1856年，伦敦大学的课程甚至增开了一门摄影技术课。一种新的行业——一种新的消遣事业诞生了”。

 摄影术诞生后不久，就爆发了英国侵略中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1842年，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中英《南京条约》，条约规定中国沿海五个城市——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划为通商口岸。优惠的关税协议吸引了大批外国商人，各国传教士也接踵而来。在日益频繁的外交、经济贸易活动中，沟通了摄影术传入中国的渠道。

摄影术在中国的出现

        摄影术在中国的应用首先出现在清政府的外交活动中，据有关材料记载，两广总督兼五口通商大臣，在历史上被称为中国第一个“外交官”的耆英，1843年在和英国人璞鼎查打交道时，曾接受了璞鼎查本人及妻女的图像，因此，他认为赠送肖像是外交中不可缺少的礼节。1844年8月，耆英到澳门同法国使臣拉萼尼谈判签约时，意大利、英国、美国、葡萄牙等四国官员向他索取“小照”，他很快将一式四份“小照”分赠。他在给皇帝的奏片中说：“请奴才小照，均经给予”。“小照”是中国旧有的名词，原为人们对画像的称呼，当摄影传入中国后的一段时间内，仍借用“画小照”来称呼摄影。27 当时给耆英拍照的人是以法国海关总检察官身份来华的埃及尔（Jules Itier），他是和拉乌尼同乘一艘三桅战船到达澳门的。卷英的照片使用的是银版法拍摄的，原作在法国巴黎市郊的摄影博物馆中至今还有收藏。同船到达的另一个携有照相器具的人，是法国传教士南格禄（GottelanclClauole），不久，他就到上海去了。

        摄影术传入中国初期的情况，在当时就有了文字记载。1846年，香港的报纸上有一则引人注目的广告，宣称：“香港银版摄影和锌版印刷公司有香港及中国彩色与黑白照片出售。”28 但在二个月后，这家公司被一个叫麦凯的摄影师接管，麦凯接管后开了个摄影室，经营了大约两年光景。

        湖南进士周寿昌1846年在广东游历了三个月，将所见所闻写入日记，其中记载了中国早期摄影的一些情况，颇堪注目。他说：“奇器多而最奇者有二。一为画小照法：坐人平台上，面东置一镜，术人自日光中取影，和药少许涂四周，用镶嵌之，不令泄气。有顷，须眉衣服毕见，神情酷肖，善画者不如。镜不破，影可长留也。取影必辰巳时，必天晴有日。”文中提到的“术人”即摄影师。1883年，周寿昌又在原文下加了注：“今照相法中国人皆能之，各省皆有，但制药必自外洋，镜亦如此，有高下数等。”

 广东早期有关摄影的另一条记载见于福格著的《听雨丛谈》：“海国有用照影，涂以药水，铺纸揭印，毛发毕具，宛然其人。其法甚妙，其制甚奇……。”福格是广东河州营副将，死于咸丰五年（1856）。上述记载，证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摄影已经进入了中国。

外国人在中国开设的照相馆

        1860年前后，为了牟取暴利，外国人在广州和上海等地开设了照相店。关于当时外国摄影师开店摄影的情况，在清代文人倪鸿写的一首叫《观西人以镜取影歌》中，描写得非常真切。这是一首1861年写成的七言诗，洋洋三百余字。诗中说，作者本人听说有个外国商人在广州城内开了一个照相店，不需绘画，就能取得人的容貌。当地人争先前往拍照，使店主大发横财，以致“日获洋钱满一车”。作者感到惊奇，就亲自跑去观看。诗中接下去是说作者看到拍照片的过程：“竿头日影卓午初，一片先用玻璃铺，涂以药水镜面敷，纳以木匣藏机枢，更复六尺巾幂疏，一孔碗大频觇觎，时辰表转刚须臾，幻出人全躯神传……。”诗中讲的是湿版法摄影，还说用这种方法得出的肖像，可以“百年之内难模糊。”这首诗，写得形象生动，可见摄影给倪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地处长江口的上海，十七世纪后，海外贸易已十分发达。《南京条约》签定后，上海定为通商口岸，很快发展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最大商埠。由于优越的地理位置，吸引了大批形形色色的外国冒险家，使上海的资本主义经济得到萌发。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外国人也把照相机带入了上海。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到达上海的法国传教士南格禄已开始了摄影活动。据记载，同期另一个叫李阁朗的法国人在上海专门给当地人拍摄肖像照片，成为一个小有名气的职业摄影师。这时，各类精巧的外国摄影画片也流入中国，充斥了上海的文化市场。这些沿海地区职业摄影师和摄影图片的出现，引起国人浓厚的兴趣。摄影给中国人民的生活增添了一项新的内容。但是当时国内摄影技术的应用仅限于南方沿海的少数城市。

中国照相业的出现

        摄影的突出特点是能够准确地再现客观事物的形象。这种强烈的纪实性使其他艺术（或工艺）望尘莫及。因而摄影在中国出现后，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摄影术传入以前，人们要把自己的形象保存下来需求助于画师，利用传统的绘画技法把人的容貌描绘在纸上，以便保留和欣赏。当时给活着的人画象叫“小照”，画死去的人叫“影象”。后来“照象”一词就是这两个名词合成的。各地都有不少职业画师，开设“影像铺”，以满足市民的需要。影像铺的画师尽管具备相当的绘画水平，或者用绘画暗箱作辅助工具，但毕竟是使用画笔，既耗费时间，又工价昂贵。况且画师们绘画技术有高低之分，难免失之准确。照相馆在中国出现后，人们觉得，摄影比起画像，不仅价钱便宜，方法快捷，而且形象最逼真，因此光顾之客越来越多。给画像行业造成了很大威胁。于是很多画师想方设法学习照相技术，改业经营照相。在中国最早开业的照相馆中，不少摄影师就是由画师转业的。例如，咸丰年间（1851——1861），在香港合伙经营油画业的画师周森峰、张老秋、谢芬三人，预见到照相业在中国的发展前景，并认为摄影和绘画有相通的一面，于是便合资延请了当地外国兵营中一个会摄影的人传授技术。学成后各投资二百元置办器材，遂改营照相馆。几年以后，三人分道扬镳，除周森峰留香港继续经营外，谢芬去福州开照相馆，张老秋回到广州，开设了“宜昌”照相馆。这种画师改业从事照相的情况，在早期摄影发展中有一定的代表性。

        除画师以外，另外一些中国人也通过各种途径学会了摄影技术，纷纷开业。据史料记载：“温棣南君，粤人，其父营业于本城大新街，业苏杭布匹。店名缤纶。常与外国人往来贸易。时有美国人自港来省，携有器械，欲摄取本城之风景者也。寄寓该店。棣南深慕之，求得其木。时在同治年间。干片尚未发明，所用者仅湿片与蛋白纸而且。棣南学成后，即在本店开业，并以术授其兄。”不仅香港广州如此，另一些开埠城市在此期间也出现了中国摄影师。上海的罗元佑，在学会摄影后，开业专门从事肖像摄影。据人们的评价说，罗的技术远在法

国人李阁朗之上。很快成为受人欢迎的中国摄影师。这样，在摄影术被外国人带入中国以后，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前后，中国的职业摄影师已在东南沿海城市出现。

        1860年以前，摄影在中国的传播、应用只限于南方沿海几省。中国北方由于不许外国人进入，所以那里的人们依然对摄影茫然无知。《南京条约》签订后不到二十年，又发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由于清朝政府腐败无能，使英法侵略军长驱直入，攻占了北方重镇天津和国都北京。

        在这以前，世上流行的摄影方法已有明显改进。达盖尔最初使用的银版法，作为一项新技术的开端是有其历史意义的，但是就其使用的器材或实用技术来说都欠完善。卡罗法摄影技术，能用一张薄纸底片印制多数量的照片，可是感光速度仍然很低，不能满足很多场面的拍摄需要。1851年，阿彻尔推出了湿版火棉胶法摄影术，就是通常说的湿版法。这种方法在使用上并不方便，但底片感光速度大大提高了，使摄影师能够拍摄更为广泛的生活内容。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西方一些摄影师开始尝试用摄影来表现战争场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费利斯·比特等人就是英法联军中的随军摄影师。这些人在随军拍摄中，把摄影带到了中国北方地区。

        天津地方史文献中，曾记述了英法联军中的摄影师在天津拍照的情况。据《津门闻见录》记载：“英匪入天津时，志颇不小，心亦过细。凡河面之宽窄，城堞之高低，所有要紧地方，无不写画而去。尤可异者，手执玻璃一块，上抹铅墨，欲象何处，用玻璃照之完时铅墨用水刷去，居然一幅画图也。如望海楼，海光寺，玉皇阁，皆用玻璃照去……。”36 1861年，清朝一个高级官员从天津启程赴任，被英国人拦住了轿，强行给他拍了照片。当时北京的情况也是如此，例如，1860年10月24日（咸丰十年九月十一日），中英《北京条约》签约仪式在“礼都大堂”举行，外国摄影师拍照时，围观群众达一万多人。清代文人刘毓楠记载拍照时的情况说：“大堂檐外设一架，上有方木盒，中有镜，复以红毡，不知何物？……是日观者万余人。”清官员殷兆镛在《自订年谱》中记道：“十一、二日，王大臣同英、佛（法）两国集利部换约。夷人照镜为图，以寄国主”。从这些事实可以看出，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欧洲摄影师在中国的活动十分活跃。在这以前，中国北方地区人民从未接触过摄影，因此，外国摄影师所到之处，无不引起当地人们的注意。这种迹象说明，北方地区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不仅没有照相馆，而且大多数人对摄影从未接触过。

中国的封建社会，长期奉行闭关自守的政策。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一般很难传入，即使有传入者，它的发展和传播也受到种种封建势力的限制。但是，摄影术发明和走向盛行的年代，正赶上中国进入半殖民地社会的开端，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摄影术在发明后的几年内就很快传入中国。并且在中国东南沿海一些地区比较顺利地得到传播。出现了一些业余摄影爱好者和以摄影为职业的专业摄影师。开创了中国摄影萌芽时期最初局面。然而，在国内的其它地区，由于封建保守势力和交通上不发达的原因，摄影术未能及时进入到这些地区。1860年以后，中国北方的门户被帝国主义轰开，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摄影术产生了由沿海向内地发展的苗头和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