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固瞬间成就永恒

徐肖冰

(1916-2009)

战争是非常残酷的，要想拍下这些真正表现战斗的镜头，就要深入前线。我拍摄的时候，亲眼看到一个小战士被敌人的机关枪扫中了头，壮烈牺牲。这就是战争，很残酷，但你也要记录。——徐肖冰

文 改编自《透过硝烟的镜头》（中国摄影出版社，2009 年）

徐肖冰1916年出生于浙江桐乡。1932年，为维持生计，16岁的徐肖冰来到上海追随舅父。徐肖冰舅父当时在上海的天一影片公司做发行员，在他舅父的保荐下，徐肖冰开始在天一影片公司照相科做学徒。在这里，他学会了配药水、印照片、放大、修花点、修底版等暗房技术。后来，因为和演员田方一起去抓了一次蛐蛐儿，就被老板开除了。

之后，徐肖冰进入上海电通影片公司、明星影片公司二厂。他在吴蔚云、杨霁明、吴印咸三位电影人的指点下，学习电影技术。但是不久，明星影片公司二厂因拍摄《生死同心》、《十字街头》、《马路天使》等进步影片而被迫关闭。1937年，徐肖冰随吴印咸离开上海，受聘于山西太原的西北电影公司。正当拍摄电影《塞外风云》时，卢沟桥响起了枪声，日军飞机不分昼夜地对太原进行轰炸，电影工作由此中断。

在这种情况下，徐肖冰向公司提出，他想带小型摄影机到前线去拍一些抗战的纪录片。得到公司的支持后，徐肖冰与上海《大公报》的记者俞创硕远赴前线。一路上，他见到阎锡山的部队溃败下来，路边都是伤兵，一位原本想记录中国人抗战历史的热血青年，脑子里想的是部队在前线如何英勇地抵抗日本侵略军，结果一路碰到的都是败兵，溃不成军。他这才意识到：“我们拍这些东西没有用啊！”

幸而在太原，徐肖冰住的地方离八路军办事处很近，他就到八路军办事处请求参加八路军。办事处当时觉得他是从事电影工作的，现在是抗战时期，拍电影、拍照片，条件都不具备。他却说：“没有条件我也参加八路军。”决心下定，徐肖冰几乎整天都往办事处跑，因此，他在八路军太原办事处也出了名，直到有一天受到了周恩来的接见，他终于梦想成真。

在去延安的时候，徐肖冰身上除了从西北电影公司借来的电影机，还有吴印咸赠送给他的一台照相机。1937年冬，徐肖冰初到延安。在后方政治部宣传科报到后，他就背着照相机去各种集会、机关拍照。不久，他就接到了任务，组织上要他去为回国的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等人拍照。

那是1937年11月，当他赶到飞机场的时候人还很少，不一会儿，毛泽东、林伯渠、博古等领导人也都到了机场。结果，他却因为是新面孔而遭到美国著名外科医生马海德的“盘问”，因此他错过了拍照的好时机。

1938年的下半年，徐肖冰参加了抗大4大队第3期学员班学习，为期半年多。虽然时间不长，但这段经历让他一生受益无穷。学习结束后，他听从组织安排，来到由八路军政治部领导并组建的电影团报到。从袁牧之和吴印咸来到延安后，八路军政治部成立了电影团。电影团初创时，政治部主任谭政兼任电影团团长，参加过长征的李肃负责政治与组织工作，袁牧之负责艺术指导，吴印咸和徐肖冰担任摄影，另外又从抗大的学生中调来叶仝林和魏起。全团中只有袁牧之、吴印咸和他是搞过电影的。

电影团成立后就决定拍一部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1939年9月，徐肖冰随电影团来到冀中平原，先后在雄县、霸县等地区的游击队中活动了两个月。因为他们对当地的地形很熟悉，就靠着民兵的引导沿着合适的路线前进，或者把敌人引入包围圈，或者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电影团到达了晋西北根据地后，时任一二〇师师长的贺龙，从有限的战马中拨出几匹送给了电影团，并派队伍保护电影团穿越日军设在晋西北与晋察冀两个根据地之间的封锁线。

过了晋西北，电影团来到冀中平原，结果赶上百年不遇的水灾，形势严峻。从安全出发，所有人只能在晚上蹚水行军。为防止人员失散和发生意外情况，大家都用捆扎裤腿的绑带一个个地串连起来，队伍从第一个起，一直串连到最后一个。

当时，徐肖冰需要拍一些八路军的便衣游击队搞侦察的镜头，就到井陉地区去拍摄。八路军把他带到一个维持会长家里，那时候很多维持会长表面上替日本人当傀儡，实际上为八路军办事。为了不暴露身份，维持会长给他找了一件长衫穿上，胸口补了一个良民证，又找了一个有很多口袋的钱褡子，把摄影机装在里面，伪装成像是装了好多干粮一样。就这样，在八面玲珑的维持会长的帮助下，徐肖冰蒙混了敌人据点的多重哨兵，拍摄了许多电影画面。

在这一时期，因条件艰苦，徐肖冰一个人一台机器，没有像现在这么齐全的设备，甚至连灯光、反光板都没有。每次拍人物时，得靠窗户定位，既要考虑到光线，又要表现出指挥作战的场面：诸如打电话、看地图等。为了真实地体现出那种特定气氛，他还得做些导演工作，因为只有一台机器，所以摆在什么位置，用什么角度拍，都要事先考虑清楚，做到胸有成竹。即使是这样，有些时候，拍一次不能成功，就要重复再拍。一个动作拍一个角度不够，还要从别的角度再拍一次。邓小平的工作习惯讲究自然，不喜欢做作，而且还要节省时间。为了尽可能地把镜头拍得美一些，徐肖冰摆过来、摆过去，总觉得不满意。刚开始拍的时候，邓小平很拘谨，拍着拍着他就烦了，他大声说：“把我们平常工作的场面拍下来不是很自然吗？现在重复得太多，表演得太多，很不自然，你们这是搞什么嘛！”幸亏当时有刘伯承圆场，他说：“不拍不知道，一拍吓一跳。原来拍个电影这么麻烦，看来我们这些人是做不了演员了。不过，小平啊，你别着急，他们是为了把我们拍得漂亮一点儿，要不，我们这些人本来就让人害怕，再马马虎虎地拍，还有谁敢看我们？自然而然，其实不然。”一席话说得大家都笑了。

对于徐肖冰而言，百团大战时，攻打榆社是最让他忘不了的。百团大战初期，他在陈赓的三八六旅。陈赓从不打无把握之仗，他比较幽默，好开玩笑，除了彭德怀，谁的玩笑都敢开。他对徐肖冰等人的拍摄也非常关心，经常让战士帮忙拿东西、扛器材。百团大战开始后，陈赓负责榆社城的主攻任务。榆社是日军各据点转运粮草弹药的主要枢纽之一，在这里设置了堡垒群，并将周围修成绝壁，设置数道铁丝网，火力配置十分严密。日军视之固若金汤。根据事先侦察的情况，陈赓和参谋长周希汉决定乘夜近敌作战。战争非常残酷，整整打了三天，日军飞机掩护、放毒气，什么招都使了。要拍到这些真正表现战斗的镜头，就要深入战斗前线。

徐肖冰在拍摄的时候，曾亲眼看到身边的一个小战士被敌人的机关枪扫中了脑袋，壮烈牺牲。作为一名战地记者，在战斗中，徐肖冰几次跟随战士冲锋，战士一个手榴弹甩过去，他就想冲到前面去拍摄，想拍下敌人被炸的真实场面，可是他刚冲过去，就被战士拉了回来。战士对他吼道：“你不要命了！敌人会把你脑袋打碎的！”于是他就只好在后面找缝隙拍敌人的惨相。他真正遇到的危险，倒是在这场战斗结束后。因为拍摄时间太长了，他就想稍微眯一会儿。谁知在不远的地方，战士们在清点缴获的一门大炮时，不小心拉动了炮栓，没想到炮筒里的一发炮弹滑膛而出，落到他身边不远处爆炸了。不知过了多久，他被大家从泥土里扒出来。等他稍微反应过来后，就举起相机，继续拍照，可脑袋还是晕的，眼也发花看不清楚，等照片冲出来一看，都是虚的。

在拍摄《延安与八路军》的纪录片时，八路军总部在这部纪录片中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当时，朱德有一匹很威风的大洋马，是晋察冀军队在同日寇的一次激战中缴获来的。徐肖冰看到这匹大洋马，觉得与朱德的威武气质很相配，就想，如果能为朱德拍一张骑在马上的照片，效果肯定会很好。于是，他就瞅准机会跟朱德的秘书潘开文说了这个想法，没想到经潘开文一说，朱老总欣然同意了。于是他如愿拍了《朱德在太行山》这幅照片。照片冲洗出来后，他就拿给朱老总看，朱老总看了连声称赞说：“好是好，就是把我拍得太漂亮了，其实你看我哪里有照片上漂亮？”这句话把在场的很多人都逗乐了。

这张照片发表了很多次，新中国成立后还印在了邮票上，流传甚广，也是人们认识朱德形象的一个侧面。这张照片也成为史沫特莱写的《朱德传记》的封面。但那匹马朱德其实是不骑的，因为过去骑的国产马多走小碎步，人可以坐得很稳，而日本马走起来一颠一颠的，人在上面也跟着一颠一颠的，很不习惯。而且，这匹马太高，要搬个凳子才能跨上马背。不过大家都很喜欢这匹深灰色的马，1940年朱德从太行回延安时，还把这匹马带回了延安。

另一幅著名照片《彭德怀在前线》是徐肖冰在百团大战期间拍摄的。百团大战中，关家垴战役非常惨烈，八路军连续一个多月的袭击，让日军损兵折将，于是他们开始疯狂地“毁灭扫荡”，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后来，日军袭击了八路军总部的兵工厂，这个兵工厂对缺枪少弹的八路军来说，实在是命根子。听说了这个消息，彭德怀怒不可遏，对部队下了一定要消灭敌人的死命令。日军占据了关家垴地区高地的有利地形，用数挺机关枪和投掷弹封锁了一条通往垴顶的不足一米宽的窄路。攻击部队只有封锁火力对敌压制，一点点向前挪动。当时敌人就驻扎在对面的山上，距八路军关家垴指挥部很近，八路军砍了一些树枝作为掩护。当时，彭德怀在距日军控制的关家垴垴顶不足500米的地方，对日军阵地作近距离地观察。敌人的炮弹不时打过来，为了安全起见，大家都劝彭德怀趴在壕沟里观察，但是他不管那一套，就坐在壕沟边上，拿着望远镜向远处看。彭德怀在指挥战斗的时候就像一头发怒的豹子，因为随时可能出现敌情，他的神经绷得紧紧的。在这种环境里，根本没有可能让彭德怀做个动作、摆个姿势。徐肖冰紧跟着彭德怀，瞅准机会就忙按快门。当彭德怀足抵壕沿，手拿望远镜，全神贯注地观察日军阵地时，他拍下了这一珍贵的镜头。彭德怀是个非常严肃、认真的人，他的形象一出现，就让人感到非常大气，有气魄。徐肖冰自己对这张照片也很满意。

遗憾的是，《延安与八路军》这部纪录片的胶片后来送到苏联去洗印，由于苏德战争，莫斯科的电影机构都撤到大后方，最后也没能做成一部片子，绝大部分底片在战火中散失了，只有一些照片幸存下来。

徐肖冰再回延安是1941年夏。在这段时期，他依然以拍照片居多。在这里，他邂逅了自己的人生伴侣侯波。当时，候波就读于延安女子大学。1942年，他们在电影团所在的清凉山下的窑洞里结了婚，结婚照片由吴印咸拍摄，那一年徐肖冰26岁。这一时期，电影团的任务是记录八路军在延安的一切重要活动。三五九旅向南泥湾进军后，徐肖冰和摄影队长吴印咸就先后三次来到南泥湾，拍摄战士们开荒的场面。

1945年8月28日，在毛泽东登上飞机前往重庆时，在延安的机关干部、人民群众成千成万人，几乎都到机场送主席去了。大家也是替主席担心，主席这一次去重庆还能不能回来？在舷梯上，毛泽东一边往上走，一边向送行的人们挥手。在进入机舱的一刻，他转过身来，面带微笑，对着送别的人们挥起周恩来送给他的那顶盔式帽，大家都明白这一去吉凶未卜，但主席神态安详，像出门散步一般，那种淡定从容的气度与众不同。徐肖冰就在主席挥手的刹那间，按下了快门，拍下了那张著名的《挥手之间》。

在徐肖冰拍摄的众多毛主席的照片里面，令他印象最深、最满意的是1938年在延安时，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讲他的著作《论持久战》。这是他第一次给毛主席单独拍摄。当时抗大条件很差，整间教室只有几条板凳，很多学生就席地而坐，坐得满满当当的。当时拍的时候，徐肖冰离毛主席也就有三四米远。后来有些摄影界的行家评价这张照片，觉得无论是构图，还是画面的处理角度都是很新的。但他那个时候，更多是因为没有地方了，所以必须绕到那里来拍。

抗战胜利后，徐肖冰与侯波前往东北，都在东北电影制片厂工作。徐肖冰随解放军剿匪部队进入深山老林，拍摄了《活捉谢文东》的纪录片，后来就下乡拍“土改”，亲历了东北的解放。1949年，他到达北平，为新中国的成立进行拍摄。

1949年年初，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将党中央的办公地点迁往北平，会后，中央“五大书记”到达北平，在西苑机场举行了简朴的阅兵式，这些都被徐肖冰记录下来。在这里，他又一次见到了毛泽东，没想到时隔四年，毛泽东居然还认识他。当时他拍照的时候，在人群里被挤来挤去，三脚架不时被挤歪，这时候只听到毛主席说道：“这不是徐肖冰吗？”他还没来得及说话，毛主席就对身边的民主党派人士说：“这是我们自己培养起来的摄影师，是吃着延安的小米稀饭长大的。”

此后，毛泽东在香山的双清别墅住了一段时间，在这里，徐肖冰拍摄了不少主席的生活照片。最令他难忘的还是《毛主席阅读“南京解放号外”》这张照片。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在北京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横渡长江的百万人民解放军挥师南下，猛追穷寇。接到陈毅进驻南京“总统府”的电话后，一夜未睡的毛主席兴奋得仍无睡意。这时，秘书兴冲冲地走来，递给主席一张号外，说是“南京解放”的捷报。主席接过报纸，坐到椅子上，从头到尾认真阅读起来，报纸上“南京解放”的大字标题赫然显目。那天赶巧了，徐肖冰正好在场，于是他悄悄地连续拍了几张毛主席审读报道的镜头，但是“咔嚓”的快门声还是惊动了主席，他抬起头来，朝大家微笑，这个历史性的瞬间，一直记在他心中。

1949年，徐肖冰被调到北京电影制片厂担任编导，参加与苏联合作摄制《解放了的中国》影片的编导工作，获斯大林奖金。朝鲜战争爆发后，他率摄影队入朝，拍摄了《抗美援朝》、《英雄赞》等影片。1953年，他被调任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影队总队长、副厂长，先后参加摄制《开国大典》等影片。1989年，他出版大型历史文献画册《路》，获国家图书奖，2005年获国家有突出贡献电影艺术家称号，2009年获第八届中国摄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