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21日是父亲诞辰120岁的生日。我又情不自禁地凝视他在我六岁时拍摄的肖像（见图），心潮起伏、思绪万千。自1994年他离开我们已经26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仿佛从没有消失，每每想起父亲，就好像他依旧在我们的身边。

（一）父爱如山

我们这个家庭，是由三个亲密的家庭成员组成的。虽然只有我自己是爸爸妈妈所生的孩子，但我们家还有两位舅舅因革命牺牲，他们留下的四个孩子思强、思庆、思梅、小艾，这几个姐妹兄弟，从小就来到我们家里，所以我们个家庭是一个与别人不同的家庭。这样，我们就组成了一个大家庭。父亲不仅对自己的女儿爱护备至，处处关心。对于由他和母亲扶养的几个侄儿也一视同仁、情同己出，把他们都当作亲生儿女一样来爱护。

冬夜，弟弟小艾患病发烧，父亲冒着呼啸的北风到药店去买药。听说，他跑了好几家药店都关门了，最后到了一家很远的药店，敲开了门才买到药。回来时，冻得满脸通红，他顾不上换衣服，急忙倒上一杯温开水，让弟弟先把药吃下。

当妹妹思梅在恋爱上遇到难题，是父亲帮助她度过了人生的难关，化解了矛盾。这是因为父亲对子女的观察，对他们的为人处事的理解，才能帮助她化解矛盾，渡过难关。

文革开始后，我们家所有的子女，有的大学毕业被分到外地、远郊区，中学生去插队、到远郊区当老师，父母身边没有一个子女。弟弟思庆文革中受到不公正待遇，大学毕业被分到煤矿下井作业，后来又伤了腰。国家落实老干部政策，没有子女在身边的干部家庭，可以调一个子女回身边。父亲决定不调在远郊区工作的自己的女儿，而让思庆回北京，从此改变了思庆的一生，在父亲的心里，侄儿和他的亲生子女是一样的。

1961年父亲的亲侄儿吴谦从广州考入北京医学院，由于他的父亲（我的叔叔）已去世，家里还有一个弟弟，靠着母亲微薄的工资，生活确实困难，他打算申请助学金（当时最高助学金是每月19.5元），父亲对他说：不要向国家要钱了，国家也处于困难时期，你的学费我给你。于是父亲每月和我们一样给他20元钱做学费和生活费。

这样到1962年我们家就有四个大学生、两个中学生了，虽然父母亲的工资有四百多元，尽管爸爸在60年代属于享受较高工资待遇的干部，但他一个月的工资要寄给老家一部分，要负担我们这么多孩子的一个大家庭，还是不宽裕的，所以，我们就从小都养成了勤俭节约的习惯。

真正的幸福不在于钱的多少，而在于我们家人的亲密和睦。文革中很长一段时间，父亲高干工资被扣发，每月只有区区几十元生活费，要维持一大家人的生活，需要精打细算。思强参加工作了，父亲给他寄学习资料；思庆在煤矿受伤了，父亲给他买最好的膏药；思梅到远郊山区当了一名农村教师，父亲、母亲为她准备行囊；小艾去山西插队，父亲、母亲为他牵肠挂肚，……孩子们天各一方，父亲心里牵挂着每一个孩子。

1974年爸爸得了颈椎病，头昏、手臂麻木且头不能向左转。但当时最让爸爸苦闷的不是疾病，而是在当时四人帮把持文化组期间，他既不愿做违心的事，又无法做应该做的事，他是当时五七艺术大学的副校长，在办学方针、电影学院的生存和发展等问题上与四人帮产生分歧而被冷落在一边，无法继续工作，只好在家养病。这时我又被诊断患了乳腺癌，这对爸爸无疑是雪上加霜。那时，听到癌症真是谈虎色变，我自己早已是紧张到了极点，可又怕父母着急，只能装作不在意，其实情绪十分低落。

然而，爸爸却是那么镇定，那么安详，他虽然没有对我说任何安慰的话语，但是看到他，我就平静下来了，感觉到有一股无形的力量支持着我，就这样我顺利地通过了放疗、手术、化疗等治疗。我和爸爸一起在家养病，他忍着自己的病痛,天天为我煎中药，他自己也在积极地治病。最关键的是，我看见父亲在逆境中没有消极，他没有了其他工作，就参与了电影学院老师们的滤色镜研究小组，搞起了科研，并且还为保定胶片厂试验国产彩色胶片，这两项工作都取得了喜人的成果。他用国产彩色胶片拍摄了许多花卉，爸爸又投入到他的事业中去了，他的情绪日益高涨，他打算出版一本百花集，虽然这本影集最终没有出版，但爸爸却在心中重温了党的百花齐放的文艺方针。爸爸在花卉拍摄上极具造诣，有人说他拍出了花的神、花的魂。

爸爸的这种精神给我以极大的教育、极大的鼓舞，无形之中我也淡泊了自己的疾病，我和爸爸一起去公园、去郊外，他看到我一天天好起来，也十分高兴。就这样，我们父女俩互相鼓舞，一起渡过了难关。

爸爸从没有娇惯我、放纵我，但他的慈爱让我记忆终生。父亲从没有要求我什么，也没有告诉我应该怎么做，但他的身教却让我懂得了做人的道理。

吴筑清和父母合影（1947年）

（二）爱的担当

父亲对他子女疼爱，对他对电影学院的师生更是爱护有加。在任职期间，父亲总是在力所能及范围之内，尽其可能保护电影学院的教师、学生和正常的教学秩序。

文革中，有一次“四人帮”的亲信、文化组某领导成员，到中央五七艺术大学（当时电影学院合并其中）的美术系视察，父亲陪同在侧。当看到美术系教师陈荣踞向工农兵学员展示自己在文革前的作品时，这位成员顿时大发雷霆，指责陈荣踞老师这种做法是修正主义黑线回潮，是要把革命学员重新带回到资产阶级老路上去。当时这样的沉重的罪名落到这位青年教师的头上，很可能会断送他的前途。此时，父亲立刻出来表示，说这样的示范教学是由我布置的，不应该是陈老师的责任。如果有什么不对的话，我愿意接受你们的批评。这位成员没有再多说什么。事后，父亲又单独找陈老师谈话，叫他不要有顾虑，继续放手教学，如再发生问题，完全由父亲承担。这种担当精神深深感动了陈荣踞，他对父亲更加敬重了。

父亲一生倍受群众爱戴，他也关心群众，他和电影学院师生心连心。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件事使他特别感动。1966年秋的一个夜晚，父亲挨批斗后回家在途中遇到一位学生，他见父亲拿着写着“走资派”的高帽子心情很郁闷，就走近悄悄说：“吴院长，你别上心。”父亲提醒他说:现在是什么时候，你别这样叫我。学生说：“你是好人，我们心里清楚。”其实父亲并不认识这位学生，后来杨恩璞老师带他来借阅延安时期的摄影资料，才知道他是美术系的徐新同学。文革中徐新创作《毛主席在延安》的历史画，父亲给予不少帮助和指点，他们渐渐成为忘年之交。几年后在学生毕业分配时，徐新因家庭出身问题遇到些麻烦，父亲当时已经恢复领导工作，他就仗义执言，按政策给予解决。

（三）大爱无疆

父亲对家人的爱是那么温暖，那么亲切；他对外人的爱和关心同样是那么温暖，那么细微。记得上世纪60年代经济困难时期，他出差在外，看到当地食品供应匮乏，就默默地把自己补养身体的白糖，送给了陪同他的年轻同志，让他顺路探家时带给家里的老人。

1963年至1964年期间，父亲参加故事片《白求恩大夫》的拍摄，担任总摄影师。这是一部由上海海燕电影厂和八一电影厂联合摄制的重点影片。当时，他作为特聘专家住在上海著名的华侨饭店。有一天，因为摄影棚内布景的刷粉未干，摄制组只能暂停等待。父亲见有空余时间，就邀约摄影组的吴机械员到他在华侨饭店的房间洗澡。

洗澡，在今天看来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但在60年代，那时老百姓家中普遍没有卫生间，洗澡不是到公共浴池，就只能将就擦擦身子。对摄影车间干体力活的师傅来说，每天都忙的满身大汗，就希望洗个痛快澡，休整一下。父亲请机械员吴师傅到华侨饭店套房去洗澡，就是想让他放松地享受一下。但这一邀请却使吴师傅颇感为难，虽说社会主义社会人人平等，应无等级之分，可在潜意识之中，吴师傅还是有对我父亲有崇敬加恐惧之感，去也不是，不去也不是。父亲的助手张益福就对他说：“来吧，痛痛快快洗个澡，休息休息。吴老是个很随和的人，一点架子也没有。你就别有顾虑。”第二天，他果真来到华侨饭店，他穿了一套崭新的蓝华达呢中山装，这可能是他最好的衣服了。父亲见了吴师傅非常高兴，亲自带他走进浴室。吴师傅见此热情激动地一时说不出话。

洗澡，在人的生活中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对这位上影厂的工人师傅而言却成了他生活中难忘的记忆。在一家豪华酒店的套间浴室里，经历了一次与拥挤不堪的平民澡堂里完全不同的沐浴感受，更体验了一次跟革命老前辈温馨相处、心灵交融的同志之情。

1966年文革开始之初，摄影机械员吴师傅对父亲的处境很不放心。他担心政治运动的冲击会伤及我父亲。后来有人从上海来北京出差，他特意托人到电影学院找到张益福老师，打听父亲的情况并寄语慰问之情。张益福对来人告知，吴老在学院威望高、人缘好，平时没让群众不满的地方，所以造反派也并没有对他过激的行为，只是让他看看自行车、拔拔草，请上海吴师傅宽心。这件小事，既体现了父亲关心广大群众，平易近人的性格；也反映出基层平民将心比心、对我父亲的爱戴和感恩，这是一种珍贵又温暖的革命友情。

父亲虽是老革命、老延安，在政治运动中也被多次折腾。但由于他为人正派，爱护下属，所以每当他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时，就总有自己的老友和学生来安慰他，有的还邀请他外出拍摄，为他分忧，为他解难。因为他们知道，处于逆境中的老师，只要投入摄影创作就能驱除他内心的委屈，而振奋快乐。父亲每当想起这些，就无比感恩大家。

吴筑清陪同父亲在桂林采风拍摄（1973年）

90年代，父亲收到了来自新疆的一个邮包，邮包里是新疆一个小摄影爱好者自制的100个明信片，上面复印有白求恩的照片。小家伙要求吴爷爷给签个名，并要求到邮局盖章。

90岁的父亲，认真地在每个明信片上签好字，并要亲自到邮局，我劝父亲说，算了吧，别把一个小孩子的要求看得那么重。而父亲却说，“虽是小孩子，但这是他对我的信任和希望，不能让他失望。”话虽然不多，却让我看到了父亲金子般的心。我没有再说什么，拿起这些明信片到邮局认真地盖上了100个章。明信片带着父亲对孩子的期望，飞回新疆，把一位老人对孩子的祝福撒播到遥远的边疆。

在父亲晚年他的生活并不孤独，不仅媒体记者和国际访客不断，而且经常有各地摄影界的老熟人和学生来看望他，也有素不相识的摄影爱好者前来请教；甚至有的街坊小朋友让母亲带着来看望吴爷爷。无论是谁来，父亲都热情对待，毫无保留地提供帮助。父亲对年轻人尤其钟爱，他的慈爱关怀和语重心长的交流，使年轻人好像感到就在自己的爷爷身边一样，可以无话不谈，可以尽情地汲取养分来丰富自己，无论是摄影艺术知识，还是做人的道理。因而，父亲在离休之后，他就有了许多忘年交。

父亲去世后的一天，常来送信的年轻邮递员来到家中。这回他并没有信要送，也没有报纸要递，他只是轻声说，“我可以进来为吴老行个礼吗？”那个时刻他的悲伤，他的真诚，我真的被感动了，默默地把他带到爸爸的灵堂。他神色凝重，眼里含着泪，面对父亲的遗像深深地行礼三鞠躬，然后转身默默地离去。此时屋子里寂然无声，家里所有人内心都受到深重的振憾，我们在想，是什么让这位年轻人如此悲伤，是爸爸的声望？作品？还是他的品格？这些固然都有可能，但能够让一个普通人为之流泪的，最可能的还是爸爸那待人真诚和蔼的心态，位尊不自傲，德高不矜持的为人。在爸爸去世的日子里，有无数的鲜花、无数的挽联，但这位普通邮递员独特的悼念，却永远地铭刻在我心中。

 今天，在我父亲120周年诞辰纪念日，我非常感谢大家对他的怀念和赞颂。同时，也促使我思量：他已经离开我们二十多年，为什么社会各界朋友还仍然对他念念不忘？我想是因为父亲那纯洁无私的心始终打动着人们。父亲把他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摄影和教育事业的执着、对家人和他学生的眷恋都留给了我们。

父亲身教言传，我们后辈终身难忘。我们一定要继承他的遗志、学习他的崇高的人品和艺品，继续为祖国和人民努力奉献。 

                                 2020-6-6  再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