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纪实摄影师彼得·范·阿格塔梅尔，凭借其表现“9·11”后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的摄影作品《美国的战争》（America’s War），获得 2012 年尤金· 史密斯人道主义纪实摄影奖。过去几年，作为随军摄影师，阿格塔梅尔被安排在作战部队中，和美国士兵一起参加巡逻，用第一视角记录美国在海外的战争。接受《外滩画报》采访，阿格塔梅尔坦陈他的创作意图：“我要告诉美国人的是，那不是大洋彼岸发生的故事，战争其实离我们很近。它就在我们身旁，威胁着我们安稳的社会和日常的生活，混乱若隐若现。”

    “我不习惯讲述战场上的危险，因为战争从来都是危险的。讲述那些冒险故事虽然吸引人，但同样容易让人忘记战争的本质是多么不堪。”这是彼得·范·阿格塔梅尔（Peter van Agtmael）接受《外滩画报》采访时所说的第一句话，此前，他刚刚获得 2012 尤金·史密斯人道主义摄影奖。

    彼得·范·阿格塔梅尔出生于 1981 年，是玛格南图片社目前最年轻的成员之一。2003 年，阿格塔梅尔毕业于耶鲁大学历史系，随后在 Charles P.Howland 奖学金的赞助下拍摄记录中国三峡大坝。2004 年底，阿格塔梅尔正式成为自由摄影师，为《纽约时报》、《纽约客》、《时代》等媒体供稿。阿格塔梅尔长期在争端地区拍摄，2006 年开始拍摄专题“美国的战争”，记录美国所参与的战争对美国国内和国外种种影响，并因此而受到关注。2008 年，阿格塔梅尔加入玛格南图片社。一年后，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摄影画册《2nd Tour, Hope I Don’t Die》。

    关于获奖，这位 31 岁的年轻摄影师表示，他将用这笔奖金完成其五年项目“Disco之夜的9·11”的后续拍摄。“我将利用这笔基金去记录伊拉克和阿富汗人（本土的和流亡在外的）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在世界的某些角落，施暴或受害，英雄或恶棍，界限已难以辨别。我一直认为，好的照片来自于人性，而非精心策划。我将通过常规的和更亲密的途径介入这个故事，我只希望这些照片能够呈现出我在经历这些故事时的真实感受。”

“9·11”影响了我们一代美国人”

    2001年，彼得·范·阿格塔梅尔还是耶鲁大学历史系三年级的一名学生。9 月 11 日，还在熟睡中的彼得被室友猛烈摇醒。“你必须马上起床。”带着困扰，彼得走进另外一间屋子。“我盯着电视，恰好看到双子塔的第一座在烈火中骤然崩塌。我当时惊慌失措，甚至忘记要去纽约，去拍摄这幕惨剧。”

    事件发生一周后，阿格塔梅尔来到纽约，拍摄下了一些让人绝望而麻木的照片。其中一张照片上，背景是一面贴满告示与即时贴的墙壁，上面贴满了这样的字条：“去他妈的傻瓜阿拉丁”，“战争、战争、战争，我发誓要杀光他们”，“去他妈的阿富汗，我们要用枪托把他们还有他们孩子的脑袋都敲碎”等等。目睹这一切，阿格塔梅尔的心情再也无法平静。“我逃了所有的课程，独自一个人毫无目的游荡。很久很久之后，我的灵魂才再次回到我的体内。但是很快，我意识到，我们的世界即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和许多的美国人一样，阿格塔梅尔的命运就此出现了转折。“可以说我们这一代美国人的命运就是从那一天才真正开启。虽然我的专业是历史，但我一直热爱摄影。那一刻，我知道自己并不想成为一名历史学家，而是一名新闻摄影师，一名历史的参与者与记录者。”

    阿格塔梅尔说，对于他们这一代美国人来说，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就像以前的越南战争一样，是他们挥之不去的阴霾。“人们因战争而死，往往是因为他们对战争的无知。所以，即便仅仅是当作一种对历史的记录，我也希望这些照片能够把战争的残酷带给读者们，作为一种来自历史的回声，期望将来的人类在重启战端的时候，能三思而行。”

    阿格塔梅尔成为一名美军随军记者的过程异常简单。他给设在巴格达的美军官方公共关系部门写了一封电子邮件，告诉他们自己希望成为一名随军摄影师。几个星期后，他便收到了军方肯定的答复。“于是，我参加了一个为期一周的短期课程，主要教我如何在战地进行拍摄。”

    数周后，阿格塔梅尔登上了飞往伊拉克的班机，成为一名美军随军摄影师。

“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2006 年 1 月，在动身前往伊拉克之前，阿格塔梅尔的脑海里并没有太多关于战地的想象。

    抵达前线后，阿格塔梅尔才发现，这里没有战火纷飞，也没有残肢断臂。战局变得异常诡异，无论是在伊拉克还是阿富汗，冲突都被控制在极小的范围内。“在伊拉克，最让我惊讶的是，很多时候你根本无法察觉自己其实是在前线。美军巨大的营地就像一座美式度假村，你拥有舒服的床垫，有空调，还有种类丰富的一日三餐。尽管当你外出巡逻的时候，周围到处都是敌视的目光，但是武装冲突并不常见。即使在那些最危险的地区，大部分时间里也都是平静的，大多数交火也都是突如其来的零星枪声，并且迅速终结。娇奢的生活与残酷的战斗在同一时空荒诞地上演着。”

    抵达战场后，阿格塔梅尔很快被安排在一支部队中，随着直升机和军用运输机抵达伊拉克北部重镇摩苏尔，进行了第一次随军拍摄。此后，他在作战部队中和士兵们一起参加所有的巡逻活动，用第一视角的方式记录战争。“摄影的有趣之处在于，尽管它们和其他媒介一样，是可以被曲解，也可以被用作扭曲事实，但是仍然有很多人坚信照片能够还原真相。因此，士兵们往往没有像对待文字记者那样对摄影师保持警惕。我是美国人，和那群大兵们同龄，这让我们有共同的话题。尽管一开始，彼此间还有戒备，但是随着你与他们长期吃住在一起，每天一同执行巡逻任务，他们就会习惯于你的存在，这也为你能够捕捉到士兵们在战场上的真实画面提供巨大帮助。”

    随着拍摄次数的增多，阿格塔梅尔的心情却越发难以轻松下来。“大多数的巡逻是在平静中结束的。我们在城市的街头巷尾巡视，没有人理睬。暴力袭击总是突然而至，然后迅速被扼杀。”

    一次，一群美国巡逻兵发现两个年轻的伊拉克人在盯着他们看，并且表现得极为惶恐不安。为了预防袭击，他们对这两人的家进行了突然搜查。在搜查过程中，这群美国大兵一边嘲笑这个年轻人还是一个处男，一边把他家的所有财产如儿戏般统统倾倒在地面上。而在隔壁，士兵们正在审问一个小男孩。“最近你家附近有没有陌生的面孔出现？你哥哥进出家门的时间有没有可疑？”男孩一直不敢抬头，盯着地板不知所措。虽然没搜到什么，但最后这两个年轻人还是被蒙着双眼、绑牢双手而押上了美军的战车。年轻人的家人被强行驱赶进另一间房，绝望地哭号。阿格塔梅尔说，在他们八个月的巡逻中，这种场面起码遇到过几百次。

    回忆起这些故事，阿格塔梅尔显得激动而不安。“我的心情很复杂，随着相处时间的增多，我对士兵们的理解和同情在不断加深。但与此同时，当我看到他们如此粗暴地对待那些平民时，我又会出奇的愤慨。通过这样的方式给中东带来民主是否正确？我觉得应该去寻找答案，所以我必须作为目击者去记录这里发生的故事。”

“第二次赶赴战场，我希望我能活着”

    “第二次赶赴战场，我希望我能活着。”这不是阿格塔梅尔的故事，而是他在美军基地的墙壁上看到的一句话。和其他一些关于思想、仇恨的只言片语一样，它被人胡乱地刻在雪白的墙壁上。阿格塔梅尔觉得，这句话虽然简单，却无比质朴地反映了美国大兵们的心声，每个来到战场上的人都希望活下去。

    对阿格塔梅尔来说，去伊拉克拍摄并不是他最喜欢的一次任务，但那却是他人生中最有意义的时光。因为在那里，他更容易地接近了历史的真相。“当年，我二十五岁，和那些穿着军装的美国大兵们同龄，这让我更容易把我自己和拍摄对象联系在一起。和所有人一样，我必须小心不要在任何一次袭击中丢掉性命。”

    回忆自己的战地记者生涯，阿格塔梅尔对《外滩画报》说：“曾经，我非常享受这样一种战地摄影的日子。我的工作让我获得了存在感，获得了一种身份，让我的生命实现了某种意义。这种感觉对我来说既诱人，也上瘾。可是，持续了六年对这些战争的深入报道，那些不断重复的画面让我开始对未来有了新的打算。”

    阿格塔梅尔 2006 年 1 月开始拍摄伊拉克战争，2007 年进入阿富汗。那段时期，这两场战争开始逐渐远离公众的视野。在他随军所待的绝大多数部队里，他都能清楚地感受到士兵们的情绪，他们认为自己已经被美国国内的人们所遗忘。再也没有战争初期那种万众瞩目的盛景，有的只是日复一日的短兵相接和不可预知的伤亡。“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也有一些部队觉得自己被媒体曝光过度了。2009 年，我在阿富汗拍摄时跟随的一支部队几乎是一刻不停地接受记者采访。”

    在美国的大街上，如果你胆敢公然去嘲讽军队，那么你常常会被社会看作是卖国贼。阿格塔梅尔把这视为耻辱，因为这意味着人们将失去质疑战争合理性的权利。“美国的军队招兵属于自愿性质，但是我非常怀疑那些报名参军的人是否真正了解什么是杀戮？以及为什么要使用暴力？我喜欢我遇到的那些士兵们，但我仍然怀疑那些自愿前往随时可能致人伤亡的战场的人，他们真的是为了自己的祖国才去当兵的？不管怎样，那就是去谋杀他人的性命。”

    2008 年，在纪念伊拉克战争五周年的集会上，一位战争支持者拉住阿格塔梅尔，问他是赞成他们还是反对他们。彼得平静地回答道：“我保持中立，因为我是一名去过伊拉克、阿富汗前线的战地摄影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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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采访由《外滩画报》提供
 
B = 《外滩画报》

P = 彼得·范·阿格塔梅尔（Peter van Agtmael）

“我们所处的时代就是一部历史书”

B：从你的履历上看，你出生在华盛顿特区一个荷兰裔美国人的家庭，2003 年在耶鲁大学获得历史学的荣誉学位。我很好奇你的成长经历，你为何选择研读历史学，而毕业后又放弃所学专业转而成为一名职业的摄影师？

P：我是在华盛顿特区的郊外长大的，那里的人工作勤勉，对孩子的学习成绩很重视。起初，我对学校一点兴趣都没有，在人数众多的课堂上经常走神。我习惯在课堂上做白日梦，想一些我感兴趣的东西，而不是规定的课程。后来，我父母想办法把我转到了一家小班上课的高中，我再也没有机会在寥寥数人的课堂上溜号。在那里，我遇到了一群让人难以置信的同学，他们极端聪慧，且善于思考。在这些人的感染下，我也开始变得愿意学习。后来，我如愿考入耶鲁大学。

    我对过去发生的故事总是充满好奇，比如那些文明为什么从繁荣走向衰败，以及那些戏剧般的事件如何在那一刻改变历史？就这样，我选择了历史系。随后，我发现我们所身处的这个时代，就是一部我自己可以直接参与其中的历史书，这对我充满诱惑。于是，从事新闻业自然而然成为了我人生的第一选择。起初，我觉得自己应该成为一名文字记者，但是当我第一次触摸相机的时候，快门的咔嚓声突然让我明白，摄影才是我应走的道路。

B：当代的许多战地摄影大师比如唐·麦卡林、拉里·巴罗斯、詹姆斯·纳切威以及吉勒·皮里斯都或多或少受到越南战争的影响。在你看来，他们的作品对你有怎样的帮助和影响？

P：他们的作品深深地影响了我对摄影的理解。但是必须要说的是，战地摄影只是我兴趣的一部分。我的摄影观同样深受埃格尔斯顿、斯坦梅茨、理查德·艾夫登、古德堡、菲利普·罗查·迪柯西亚等人的影响。摄影所涉及的范围极广，而学习这些不同范畴的摄影学派和技法，能帮助我清楚地知道什么才是我想要的照片。为了阐明那些复杂的主题，我希望通过更精致和微妙的拍摄呈现一种戏剧化画面。所以，我必须去观看和理解摄影的各种极致的运用。

B：你曾经提及你的人生因那一次恐怖袭击而改变，那么 9·11 事件对你的影响究竟有多深？

P：9·11 恐怖袭击坚定了我去做一名战地摄影师的决心，它告诉我今后的路该往何处走。当时我刚满二十岁，刚刚成年，而我成年之后的所有生活都无时无刻不受它的影响，当然也包括我的工作和我的照片。

B：大学时期的历史学教育背景对你日后成为战地摄影师有哪些帮助？耶鲁历史系的高材生会让你的照片和别人不一样么？

P：我想历史学的教育背景让我在面对眼前发生之事有一种特殊的直觉，它帮助我批判而自由地思考，同时在人类过往历史中寻找因果。但是，它也有局限，随着时间的流逝，战争的意义也在被不断重新解读。虽然我对战争有自己的看法，但那想法也常常出错，所以我总是避免给照片赋予最终的定论。因为没有人知道什么才是正确的答案。学习历史让我明白生活原本是一个严肃的事儿，可它有时候却又那么荒诞不经。所以，照片也是如此。

“我只是对美国和它的战争感兴趣”

B：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战地摄影师？在前往战地之前，我们需要具备哪些技能和知识？

P：成为一名战地摄影师应该是因为需要，而不是什么雄心壮志，那些不过是满足个人野心的行径。或者说如果你仅仅是为了让你的作品帮助你扬名，我劝大家还是不要去做战地摄影师为好。

    对所有的摄影师来说，成为你自己永远是最重要的。作为一名战地摄影师，你必须有渊博的历史知识，同时对要拍摄的题材有批判性的思考。一直以来，关于战地摄影的争论就没有停歇过。所以，你可以用各种手段去完成你的任务，但是同时你要时刻清楚自己在拍什么，为什么而拍，拍出的作品会产生哪些可能的影响？

    在前往战地之前，你必须首先要熟悉并适应在危险的环境工作。如果你不知道如何面临突如其来的战斗场面，那么对你自己和你的同伴来说都是极度危险的。而且，战场上的急救常识也是你必须学会的。我曾经参加过两个这样的战地急救培训，比如 RISC course 。在去战地之前，你必须学习战场上的急救知识，这肯定会提高你的存活几率。在过去的几年里，我失去了一些伙伴，我一直在想如果当时能够有一名懂急救的人在身旁，也许他们就不会死。所以，我建议摄影记者都可以参加一些有关战地急救的培训。

B：许多影像批评家比如苏珊·桑塔格和苏西·林菲尔德都曾批评战地摄影师的正当性，甚至认为艾迪·亚当斯那幅著名的枪毙越共的照片同样存在被曲解和误读，甚至深深伤害了被摄者。你怎样看待对于战地摄影师的批评？

P：我读过桑塔格和林菲尔德有关战地摄影师的论述。在第一次前往伊拉克拍摄之前，我特意读了桑塔格的《关于他人的痛苦》。这本书尽管有些瑕疵，但是我很欣赏其中的智慧。桑塔格是个天才，但是就和所有天才一样，她误以为自己无所不知。

    我认为，虽然说展示战争的创伤非常重要，但是今天的我们对战争所带来的那些血腥场面早就习以为常，甚至我认为那些暴力的镜头不但会传递强烈的情感，同样是一种魅惑。在我的照片里，我试图展示的是战争的戏剧性，展示的是战场上人性、离别、文化冲突、荒诞、浪漫以及日常生活，甚至可能仅仅是一栋特别的建筑等等。我要告诉美国人的是，那不是大洋彼岸发生的故事，战争其实离我们很近。它就在我们身旁，威胁着我们安稳的社会和日常的生活，混乱若隐若现。我试图通过我的作品来传递这种紧张的气氛。在过去的十年里，我越来越把注意力从单纯的暴力本身转移到战争的多层面呈现之中。

    去往前线的旅程总是在某一点不断地重复，我不认为我能够表达更多新的内容。我希望自己能够经历更多，更多前所未见的场面，闻所未闻的故事，并把这些记录下来。

B：你因此选择前往伊拉克前线？那么在前往战地之前，你做了哪些准备？作为一名战地摄影师，你觉得应该带什么去战场？

P：我之所以去伊拉克，因为那场战争是我们这一代人挥之不去的阴霾。在我还是个孩童的时候，我就对战争充满好奇。战争让我痴迷也让我心生厌烦。摄影能够让我这种矛盾情绪得到释放。记录战争，我认为这是满足我的好奇心的最好方式，同时又能够对我和世人产生积极的意义。

    在战场上，我始终做一些小笔记，记录我每一次在伊拉克、阿富汗执行拍摄任务中的所见所闻，以及感受。回来之后，我会把它们写成一条条的图片说明和新闻故事。照片是有局限的，但是文字可以补充，可以把照片里所不能讲述的那些历史片断更好地还原。很多时候，照片同文字的组合能够让观者产生不同以往的感知。

    在前线的时候，我随身携带的物品很少，包括几件换洗衣物，一个急救包，防弹衣和头盔，一些能量棒，两台照相机机身，35 和 50 两个定焦镜头。在战场上，你必须时刻保持轻身简行，这样才能行动迅速而敏捷，才能生存下来。

    随军拍摄，你的身份是一个入侵者

B：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起初你一直作为随军记者进行拍摄，那么你觉得随军或者单独行动，有什么区别？

P：随军拍摄，给我的感觉你就好像置身于一个“迷你美国”之中，你可以讲英语，吃美式饭菜，看好莱坞电影。可是，当你和部队外出的时候，你必须随时面对平民们愤怒的眼神，他们时刻都在提醒你，你的身份是一个入侵者，这种感觉非常不好。可是，当你单独一个人外出采访时，你会觉得平民们表现得更有人情味。

    我经常会带着一名翻译或者向导去寻找那些愿意接受采访的当地人。这些向导会帮助我向对方阐明我的目的，并获得对方的接纳。大部分远离军事基地的伊拉克人、阿富汗人对于外国人所表现出的，往往仅仅是好奇、热情，也愿意对我这样的记者提供保护。只要你能够保持一颗好奇的心，并且体现足够的包容，他们是非常希望自己的故事能够被外人知道。但是孤单一个人去采访的时候，常常会让我更加想念家乡。

B：你说过，当你在喀布尔街头漫步的时候，感到“一种非真实的惬意，我喜欢这种感觉，我看到了某种不同寻常的光，一束人性的光辉”，这是什么意思？

P：这束光，我指的是，我看到了这里的人们最日常的生活，它仿佛一种仪式，就和我在其他国家看到的景象一样。与美国大兵们一起上街巡逻的时候，你是看不到这种景象的，你对面的人们总会保持紧张的注视以及谨小慎微的惶恐。

B：所以你一直很希望能够在没有美军巡逻的地方，不受干扰地记录那些战地平民的真实生活？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你会不会担心如果一个人深入那些地方会给自己带来危险？你不怕死么？

P：在一些地区，即使你一个人出门，也不会有危险。在另外一些地方，小心的行程计划是安全的保证。但是，死亡的威胁始终存在，所以你必须时刻清楚自己所处的环境，同时有一些对当地非常熟悉的人跟在你身边。可是这样一来，你就很难全身心地投入到拍摄中去。我尝试过各种可能的方法来保证自己拍摄的顺利，有时候，当那些足够重要的场面发生的时候，小心谨慎又会被瞬间抛到脑后。没有人会为了拍摄一张照片而自愿献出自己的生命，但是这样的事情却经常发生。

    我常常思考，那些某位摄影师生前最后的照片，真的值得他以生命为代价换来么？答案有时候是否定的，但也许是肯定的。我们一直在冒险做这些事情，我们知道伤亡随时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但是，当我在战场上时间长了，我们对死亡的担忧常常会被忽略。我们是渺小的，谁都难逃一死，但是照片会恒久地流传下来。这一切依赖于摄影师个人的价值取向，是要抽象的意义还是具体的生死。就我个人来说，我热爱生命，我会尽我所能，让自己在这个星球上尽可能长久地生活下去。

“近距离地去记录战争的本质”

B：对于那些没有前往战地的人来说，作为亲历者，你最希望媒体能够把怎样的画面呈现给读者？你自己的审美哲学又是怎样的，什么样的照片是你喜欢的？

P：我喜欢把镜头对准那些个体，以及与你我能够产生关联的场景上。虽然种族不同，但是我们人类仍然拥有很多相同的特质。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对生活的热爱是相同的。但不幸的是，我们非常容易被那些争权逐利、那些贪婪而不惜使用毁灭手段的人或机构所欺骗利用。我们本是向往和平的物种，但是当我们拥有了足够的能力和意愿的时候，采用暴力来达到目的往往会成为首选。

    我很难定义什么是伟大的照片，我猜当我面对它们的时候，我才能知道答案。但是每个人的审美标准是有区别的。对我来说，我更喜欢那些表现细节的照片，而不是那些符号化的作品。我喜欢那些饱含质朴情感的戏剧性场面，我喜欢那些自然流露出黑色幽默的照片。

B：战地摄影师詹姆斯·纳切威曾对我说，包括蒂姆·赫瑟林顿，已经有 15 个他最亲密的同事和伙伴在报道战争的过程中死亡，战地记者的伤亡率有时候甚至超过了真正的士兵。是什么给了你勇气去进行如此艰难的报道？

P：我不知道战地摄影师是不是最危险的职业，但是我知道它非常危险。现在，我已经很少再去前线拍照。战场上那些不断重复的画面，让我有了新的思考，我发现自己最初对于亲历战争的热血冲头是多么的廉价和自私。当我在死亡边缘体验刺激的时候，我的家人却在遥远的故乡替我祈祷，承受心灵的折磨。所谓的“勇气”，在我看来是虚无而具有欺骗性的。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去做这些是多么有勇气，多么无畏。我只是觉得战地摄影是我应该去做的事情，我只是对美国和它的战争感兴趣，而那些有意义的照片都发生在那些不为人知的角落，所以我来到了前线。现在，我已经离开了战场，但是如果将来我发现有新的故事吸引我去追溯，值得我去报道，那我绝对会毫不犹豫重返战场。只不过，面对媒体任务的时候，我会比以前更审慎。

B：作为一名战地摄影师，你觉得自己的照片会影响战争的进行么？或者，你觉得通过你的镜头，你的读者们会看到什么，会改变什么？

P：我不知道战争的终点在哪里，会是什么样子，但是这的确是我们肩上的重任。任何时候，照片都不会影响所有人，甚至不足以影响他们去改变什么。非但如此，那些充满破坏欲和权力欲的人，甚至不可能像我们一样面对这些照片时产生某种情感，他们永远是最危险的人。他们是没有办法被照片所感动的一群人。同时，我们的社会从来也没有一种共识，认为战争就是魔鬼。战争往往被看作是一种相当荣耀的事情，而非可耻。我把我的照片看作是一种能够推动人们改变这种恶毒观念的力量。但是我们的对手，是无比强大又根深蒂固的。而我们同时又是无比幸运的，过去一个世纪，人类的科技发展让我们能够拥有力量去完成几千年来人们都无法完成的任务，近距离地去记录战争的本质。

    当然，同样可悲的是，新的技术也带来了更多新式武器，带来更多惨绝人寰的杀戮。但是我相信，终究会有一天，整个人类对于战争的冷漠态度会得到改变。这就是我从事战地摄影的信念。我猜我们的有生之年，可能看不到这一天的来临，但是我仍然愿意相信。这是我希望读者从我的照片中能够看到的主题。

B：你怎么看自己获得了尤金·史密斯人道主义摄影奖，你会用这笔钱做什么？有什么新的拍摄计划么？

P：获得这份奖励是因为基金会希望帮助我去记录另外两场战争，两场伊拉克人与阿富汗人正在经历的战争。我还不是很肯定，应该采用哪种方式来进行。我已经有了一些大致的想法，但是如何进行拍摄？拍摄什么？这都不是坐在书桌前就可以搞定的。好照片可不是在办公室里拍到的，我需要去伊拉克和阿富汗，用自己的双脚和双手去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