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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恩璞:怀念恩师吴印咸

来源:中国摄影家协会网 作者:杨恩璞 责编:张双双 2020-10-28

2020年适逢我国摄影大师吴印咸(1900-1994)诞辰120周年。吴老从影七十余载,是我国红色摄影事业奠基人。吴老还是电影学院创始人之一,我先是他的学生,毕业后留校在他麾下任教,亲眼目睹他呕心沥血、为摄影教育事业奉献毕生精力,深受教育得益匪浅,。所以,在此纪念他的时刻,就格外想念他老人家。 

听君一席话 胜读十年书

我第一次见吴老是1957年夏。当时他带领北京电影学院教职员到上海招生,我是学院的考生。进入考场时我并不认识吴老,见到苏联专家边坐着一位戴眼镜的长者,目光冷竣,话语不多,一付严肃的样子吓得我不敢抬头。经过口试我走出考场,参加招生工作的高班学生告诉我:你知道今天是谁主考吗?是拍《白求恩大夫》照片的著名摄影家吴印咸,他是延安电影团的老领导。“吴印咸”的大名我早就如雷贯耳,于是更紧张了。吴老给我初次的印象是:老革命、大领导,大有高山仰止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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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印咸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1920年子拍像)

我入学后,没有想到吴老这位大领导,他亲自给我们讲授《摄影构图学》。他对构图的定义是广义的,并不局限于取景画框内的景物布局,而是从题材发现、创作构思、造型处理,以及画面构成(章法)等,阐述了构筑摄影作品的全程规律,让我大开眼界。最让我们学生难忘的,吴老作为院领导工作很忙,能亲自讲课就已很辛苦,但他为了让我们更形象和准确地理解课程内容,还亲自拍摄示范挂图(此类事一般教授和专家都交自己助教完成)。如讲解摄影照明用光,展示不同射向(如正、侧、逆)和不同气候(如阴、雨、雾、雪)光照效果,吴老曾先后五十多次上景山拍摄北海,用同一景点上拍摄的数十张照片对比表现出各种光影变化。

吴老不但讲课认真,而且还关心我们学生生活。他是亲自从上海招生的,了解我是全班年龄最小的。所以有次在校园邂逅,吴老问我:年纪轻轻离开老家,从上海来北京生活习惯吗?

我汇报说:“刚到学院就闹了个笑话,在食堂买饭我不认得玉米窝头,以为是鸡蛋糕,不过很快就习惯了。……我现在就是感到学习压力很大,看到师哥师姐有的原是报社记者、有的是华侨沙龙影展的得奖者、有的是出版社编辑……,而我只是稍有一点绘画基础,仅仅拍摄过几张家庭纪念照,自己差距太大,担心学习跟不上。”

吴老说:“有绘画基础,那是学习摄影的优势。我原来是上海美专学绘画的,摄影是自己喜欢自学的。后来拍摄电影也没有拜个师傅,靠美术基础和照相经验自学的。那时拍电影靠手摇每秒24格,我不会,不过练了几天就过关,当上了电影摄影师。……现在你们的学习条件比我年轻时好多了,是正规的大学教育,你只要认真踏实学习,肯定行。”

这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吴老发愤图强的从影经历,对我启发很大,使我大大地克服畏难情绪,暗下决心要以他老人家为榜样赶超师哥师姐。

毕业后,他又把我留校。在三十多年中直接得到他的关心和指导,所以当初的距离感无形中消失了,感觉到他不仅是德高望重的导师,而且也是平易近人的益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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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纤(1932年)吴印咸摄

给人拍了照 就该给送照片

开学后,吴老带我们去香山拍摄实习。那天,我们就发现他与一般年长的老干部不同,尽管已近花甲,却能和我们十八、九岁的学生一样轻轻松松地爬山。他说:摄影,不只是脑力劳动,而且也是体力劳动。需要爬山涉水,行万里路。怕苦怕累的人,是搞不了摄影的。他一辈子就是这样,革命战争的岁月里他南征北战,功成名就之后还是东奔西走,继续深入社会生活。八十六岁时,还再次攀登黄山。我们后来走上工作岗位,每当遇到困难时,就会以他坚忍不拔的榜样激励自己。

在香山上,吴老以碧云寺古建筑为背景,让我们班的三位女同学当模特演示侧逆光的拍摄方法。吴老说:回去后,我还要把照片洗出来,让你们看看画面上的影调效果。几天后,吴老把照片真拿到课堂上来,这也是我第一次听到和弄懂什么是逆光摄影。讲完照片,他把这一套照片送给了当模特的三位女同学,课堂里大家不约而同发出了羡慕的赞叹。这时,吴老也笑了:你们别以为我偏心眼,光给她们照片。我给全班每个人都准备了一张照片。原来,他把在香山与我们全班的合影放大了二十多份,让人人都如愿以偿。

后来我发现吴老,每次摄影回来都十分留心给人送照片。我的一位亲戚本来与他并不认识,他们同住了几天疗养院,后来也收到他拍的照片,我的亲戚感动地说:真没有想到,吴老这么一位大家,还把我记在心上。吴老认为这是摄影工作者的职业道德问题。他常教导我们:搞摄影的不能忘记配合和帮助我们工作的那些同志,尤其是基层单位那里的群众。有些摄影师当时热情地给人拍了照片,回家后就把事情忘到了九霄云外,而基层单位那些同志和群众仰望着我们,天天盼着我们寄照片,这是很伤害人、很缺德的事。因此,他不管多忙,只要答应给人照片,决不食言。这说明吴老地位虽高,但非常尊重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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呐喊(1935年)吴印咸摄

老爷相机  革命的传家宝 

五、六十年代,电影学院的学习条件较差,老师们用的照相机主要是苏联基辅牌。我们学生用的是苏联的佐尔基或捷克的奥必马牌的旧货,而且由于数量不多,只能两人共用一个。后来中苏关系恶化,胶片也十分缺乏,最困难的一学期每人只能领一个过期的黑白卷。

在艰苦的条件下能不能教好、学好摄影?有些教员产生了怀疑和动摇;学生中也出现了畏难情绪、有的牢骚满腹,羡慕莫斯科电影大学。

在这困难时刻,平时一般只谈专业和学术的吴老跟我们做起了思想工作。他不是给大家讲政治大道理,而是结合他在延安电影团的工作经历,启发我们树立艰苦奋斗的作风。他拿着三十年代伸缩皮腔的“老爷”相机,说:1938年我到达革命圣地延安,那时用的照相机全是手动操作的、还不如你们现在使用的相机,但还是拍出了许多作品,如《白求恩大夫》就是用这类老机器拍摄的。延安电影团胶片也很少,而且大部分是过期货。那时电影团学员做作业是“空弹演习”(用不装胶卷的相机比比划划),直到结业每人才给拍几幅,用土办法同样也培养了大批骨干,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成为各制片厂和新华社的台柱。

吴老还展示1943年在延安礼堂内拍摄毛主席演讲的照片,用的就是过期胶片,由于感光度低只得改用1/15秒以下的慢门曝光,当时也没有三脚架,全靠手端稳。……这个生动的成功实例,使我们明白一个道理:搞摄影确实需要一定物质条件,但人的因素更重要,工作处逆境不一定是坏事,往往反而会激励摄影家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创造出更优秀的成绩。

后来,我们摄影系就坚持展开展革命传统教育,每当新学期开学,我们请吴老讲课,展示延安时期用的“老爷”照相机,1965年我还拍下了他给学生介绍延安电影团艰苦创业的情景。吴老始终坚持讲老传统,他并不是对古董相机有特殊癖好,而是提醒我们搞摄影不能过分迷信器材,主要应提高摄影者本身的基本功,从器材和手艺两者关系来说,吴老认为摄影者的手艺更重要。 

据我所知,吴老他自己并没有顶级好相机。六十年代,他买过一台苏联基辅牌,后来主要就用它和三、四十年代的老机器搞创作。文革后期,他在国务院文化组当了副部级领导,公家才给他配备了“美能达XD-7”单反和哈苏120型相机。那时,他已年过古稀,就很少使用那比较笨重的哈苏相机,他离休后还把它交回了公家。所以,与当时国家级画报、通讯社记者相比,他的装备也可戏称为:“小米加步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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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圣地延安(吴印咸摄)1938年

拍摄黄山  抒发豪情壮志

在我留校任教后的第二年秋冬之交,当时电影学院党委宣传部长鲁明同志(他原是延安电影团的红小鬼、是吴老的早期徒弟)通知我:吴院长最近刚从黄山拍摄回来,他放大了一批作品,让我们去看看。我觉得这是个当面聆听大师教导的好机会,当晚就跟着鲁明老师一起探望吴老。进门发现,吴老把自己的厕所改成了暗房,他的作品都是在这个简陋的暗房自己放大的。

鲁明老师看到吴老拿出上百幅黄山风光作品,说:“吴院长,那么多的照片都是你自己放大,何必如此辛苦。现在报社记者拍摄完成任务,回来就都交给暗房师傅冲洗、放大。”

“我不放心!”吴老对我们说:“摄影家应该从前期拍摄到后期制作参与全过程。后期制作非常关键,自己放大照片可以纠正和弥补拍摄的不足,更好地体现创作意图。”众所周知,美国著名摄影家安塞尔·亚当斯有句名言:底片是乐谱,放大照片是演奏,吴老的主张与亚当斯不约而同,他们都非常讲究摄影后期制作的二次再创作。

那天晚上我带着白手套拿起吴老的照片,生平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观赏摄影大师的原作,体验到摄影造型特有的韵味,获得一种不同于阅读画册(印刷品)的审美感受。那天我看着富有中国气派的黄山美景,并听着两位前辈的议论,真是大饱眼福。

接着,吴老就如何给黄山照片命名作品标题,征求我们的意见。他说:“恩璞,你怎么尽看不说话?”

我说:“我是刚刚留校的助教,水平有限,是来听课学习的。”

吴老鼓励我说:“那次学院举行黄山摄影学术研讨会,你的发言提倡中国摄影要民族化,我很赞同。……你不要拘谨,还是说说你的想法。”

“吴院长,您的黄山摄影最鲜明的特色,就是具有中国气派”我汇报着学习体会:“不仅借鉴中国画的外在表现形式,而且难能可贵的是继承发扬了营造意境的手法,借景抒情、托物言志,表现出人的内在精神世界。(接着我拿起一张照片)我很喜欢这幅表现黄山奇松作品,画面上那棵从石缝里探身向前的松树,它在缺土少水的悬崖上倔强地生长着,看似它只是植物,实际象征着中华民族顽强的大无畏精神。”

鲁明老师说,“吴院长,你这批作品与古代文人墨客描写黄山不同,没有消极避世的闲情逸致,抒发出迎战时代风云的壮志豪情。这在当今国家困难时期,发表出来一定会对大家产生很大的鼓舞作用。”

吴老打断了我们的议论:“说了半天,你们还是没有给我出个主意,譬如就是这张松树照片,究竟采用什么标题?”

我建议:“不妨从古典诗词里借鉴些名句或典故,这样能更有中国情调。”

于是,吴老提起了扬州八怪画派主帅郑板桥,他在一幅《竹石图》中有几句题跋: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他说:“我就是想表达郑板桥的这种做人的风骨。” 接着我们三人就推敲起来,赞同选用“咬定青山不放松”为标题。后来吴老觉得借用赞竹的诗句还力度不足,他又改题为:“依石隙微土而生,抗烈日严寒而存”。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电影学院与全国一样还处于生活困难时期,那时我们吃饭都是按粮票定量供应。用什么精神状态面对困难形势?从吴印咸当年一系列黄山摄影作品中,可以看出他没有半点消极情绪,依然保持着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的延安精神。

在这国家困难时期,为了激励广大群众斗志,吴印咸还投入纪录片的创作。他协助中央新闻电影厂把1943年拍摄(八路军359旅的屯垦创业)的电影素材重新编辑,并配音成新片《南泥湾》在全国放映。与此同时,吴老还重新整理、发表延安时期拍摄的图片作品,展示了革命领袖与人民同甘苦,以及大生产、大秧歌运动等  珍贵历史画卷。其中有幅《艰苦创业》,   记录了当年毛主席穿着打补丁棉裤演讲的风采,我们年轻后辈参观后深受触动,反省自问:面对生活的艰辛,我们是否也能经受住历史考验?

为了介绍新编纪录片《南泥湾》,受上海新民晚报约稿,我还采访了吴老,请他介绍当年拍摄的花絮,其中有一件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说:电影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条幅,是1943年毛主席专门为影片题写的。这八个大字的墨宝他一直珍藏着,作为延安电影团和他一生的座右铭。后来中国军事博物馆成立,吴老就把毛主席的墨宝捐赠给国家收藏。

现在,回想吴老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保持延安精神的那股劲头,更是感到非常可贵。就是他们老一辈坚信“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教导,才能在重重困难的条件下,开创和完善了我国第一所高校建制的电影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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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吴印咸在法国参加阿尔勒国际摄影节(1988年)

两派都保的“走资派”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吴老正在日本访问,对国内情况一点也不知情。当时电影学院师生分成两派打起派仗,院子里贴满了大字报,院领导戴着高帽子被游街,真是乱了套。不久,吴老回国了,他一进校门迎接他的是造反派学生写的大字报,勒令他对文革和学生造反表态。当时还有一个工人贴大字报,揭发吴老对毛主席不敬,说他把放大坏的领袖照片随便扔在纸篓里。我们大家都为他捏把汗。

第二天吴老贴出一张“对抗”性的大字报,大意是:办个摄影系不容易,办个电影学院更不容易,你们学生年轻幼稚,不要胡批乱斗。最后有句话,我至今都难忘,吴老呼吁:救救电影学院、救救摄影系,不要掐断这通向中国电影界的输血管。当时许多人看了这份大字报都认为吴老“他政治上太傻”,“惹事生非”。现在回想起来,是吴老为人正直,从不随波逐流,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

后来,吴老和学院“走资派”一起参加拔草劳动,他又惹出了件啼笑皆非的麻烦。当时劳动完后,管理他们的“革命组织”命令每个人写一篇参加劳动的思想收获。第二天许多人交的所谓收获,无非是写些套话,说劳动改造了自己的思想。吴老与众不同,洋洋洒洒写了上千字,把如何拔草作为学问来研究,文中他归纳了三、四种野草的长法,应该采用什么手法才能连根拔净?他就像写摄影教材一样认真,并手绘插图说明。从这件小事中,我看到他在政治上的大智若愚,他这篇劳动心得没有一句话承认自己有政治错误,巧妙地否定了把他定为走资派的指控;同时也表现出他勤勤恳恳的劳动精神,做什么事都一丝不苟。

别看,吴老如此“对抗运动和改造”,广大群众心里是明白的,包括有些狂热的造反派,对他的真诚坦言慢慢也由反感到理解,觉得他是最实在的好人。因而1968年冬,电影学院准备成立新领导班子时,两派群众都推荐吴老,谁也没有把他打成“走资派”。我们这些他的学生在讨论起吴老一生好运时,有人认为这是他掌握“难得糊涂”哲学的胜利。我倒不这么看,我认为吴老的思想比较纯洁,他参加革命之后一心一意搞工作、一心一意钻摄影,他不会、也不懂那些钻营升官发财的歪门邪道。还是老百姓说得好,做老实人、办老实事,到头来总不吃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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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吴印咸在拍摄电影《马路天使》。

还是用着拨号的老式电话机

我最后一次去家里探望吴老,是1994年春节前。一是去给他拜年;二是,那时我正准备去印度参加国际摄影年会发表演讲,演讲论文中还引用了吴老的照片。临出发前,特别想征求他对我讲稿的意见。

我和我的夫人(也是他的学生)走进书房,吴老正在伏案工作。他见我们就马上起来,让我们一起到沙发那里坐下。他问我:最近在写什么新作?我告诉他:这几年在学院斗胆开讲《摄影美学》课,根据教学的安排要我把讲稿整理出版。

吴老认为,《摄影美学》对摄影创作如何符合艺术规律?具有引导作用,但在我国摄影界研究美学的人不多,应该重视发展。过去,他开办摄影系时就想设置美学课,由于极左思潮干扰,谈美色变,没有办成。

他告诉我:“离休后,我有个写作摄影系列教材计划,已经写作出版了十多本书。原先也打算好好研究摄影艺术的创作规律,把《摄影美学》写出来,但现在身患疾病,力不从心,希望你们年轻人来完成这个任务。”在他的鼓励下,当年我终于完成《摄影美学基础》一书,遗憾的是,样书出版时吴老已驾鹤仙逝,就无法当面聆听他的指教。

在我们谈话中,不断有电话来找吴老,我发现他接电话十分不便。他的电话机是属于老式拨号的有线机型,装在书桌上离开沙发较远。因此,他必须从沙发那里走过去才能接电话。那时,吴老已是九十四岁,体力已不同于以前,每接一次电话都很费力。看到此情此景,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当时我们很多当政官员早就由公家换了键钮式无绳电话或手机,而吴老,这位延安老干部却仍被破旧的电话机折磨着。

我说:“吴老,您不好意思说换电话,要不我去找领导反映一下。”

吴老说:“不用了,我现在的身子接电话还凑呼。”

吴老在那年刚出版了《吴印咸摄影作品珍藏》大画册,还得了些稿费,并不是买不起一个新话机,是因为他过惯了俭朴的生活,就觉得没有必要换。或许有人以为他吝惜钱,其实他花钱也很大手大脚,关键是看用在什么地方。他把《作品珍藏》的稿费都买了画册,分头寄送给全国有关图书馆和他的战友、影友和学生等。那天,他也还签名主动送了我一本。那本画册定价就几百元,足够买部无线的新电话机。

吴老为别人花钱不心疼的事并不是第一回,记得他出版《摄影艺术表现方法》专著后,他不仅把稿费用于买书送人,同时还请我们摄影系的全体教职员上曲园饭馆美餐了一顿。要知道,那是在国家困难时期,每人每月才领半斤肉票,大家肚子没有多少油水。吴老给我们改善生活,所以留下特别难忘的印象。结果,送书和宴请两样开支加起来远远超过了稿费,吴老还得自己再贴钱。

在当今摄影圈大师和名家何其多,但在我心目里名副其实、由衷尊敬的摄影大师也就是吴印咸。这不仅因为出于作为学生的感恩;更主要是敬仰,吴老对中国摄影和电影事业贡献巨大,他的摄影、电影作品和理论建树是中国文艺的宝贵经典。吴老从影70余载达到了立德、立功、立言的崇高境界,是红色摄影艺术的不朽丰碑。

吴老有口皆碑,他虽离开我们多年,仍活在大家的心中。今天我们对他最好的纪念,就是学习他的高尚品德和治学精神、继承发扬他的忠于人民和祖国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

(修改于美国MD州 绿色山庄2020年7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