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萌特别谦虚，总是说自己太普通了，没什么值得讲的经历。但做了11年报纸摄影记者之后，面对互联网、社交媒体的新时代和五花八门的新表达方式，看她在自己的拍摄中改变些什么、坚持些什么，或许能为很多面对类似困惑的人提供一部分答案。显然，从“短平快”的新闻摄影方式转向长期和深入，是完成突破的第一步，但真正讓我触动的，是她所坚持的东西——不仅仅是她自嘲为“土”的记录方式，更重要的，是对于“人的故事”的持续关注。关掉录音之后我们继续聊天，她提到，讲述故事的方式可以改变，但故事本身是不会变的……

做好记者最好是个杂家，有时新闻太快了

周：去美国之前你在《新京报》工作有多久了？

韩：我是2003年创刊的时候就去了，直到2014年初离开，一直做摄影记者。《新京报》现在仍然是国内最好的媒体之一，它影响和塑造了我很多对新闻的基本判断和价值判断。

周：你本科学了摄影吗？

韩：没有，我学的是纺织与经贸。

周：那为什么会去报纸呢？

韩：比较感兴趣吧。虽然我专业学得还行，基本上每年能拿到学校的奖学金，但是我实在不想干（纺织与经贸）。

周：所以你自学了摄影吗？

韩：算是吧，学校里有摄影社团，有一些师哥师姐带着。其实我上学的时候就开始在报社实习。

周：现在来看跨学科做摄影还是很普遍的。

韩：没错，当时在《新京报》做记者的什么背景都有，有兽医、麻醉师、警察、理工科专业的等等。做好记者最好是个杂家。

周：你在2014年去美国是怎样的契机呢？

韩：我申请了一个美国国务院的汉弗莱奖学金访问学者交流项目，在那儿呆了一年半，在那儿学了新闻。

周：那个项目里有多少人呢？

韩：我这届新闻专业的，来自中国的就我一个人，其他国家的11人。汉弗莱项目每年都从中国挑选各个领域的人，有时候会有新闻方面。

周：那么之前在《新京报》的时候你比较多拍什么呢？

韩：我拍过财经，大概一年多；后来拍时政、突发（新闻）。我拍了很多年突发，还挺喜欢，因为可以快速地接触到社会的各个层面，看到社会肌理层面的人。

周：拍突发需要24小时待命吧。

韩：对，我拍了好几年，有一年光车祸就拍了一百多起，还有跳楼、火灾等等各种意想不到的突发事件。因为意想不到，所以，没有时间概念，赶上值班时，每个记者都是24小时待命的。现在互联网发达了，这些会由很多称之为“公民记者”的拍客完成，摄影记者的任务也在随之改变。

周：所以汶川地震你也去拍了吗？

韩：去了，我第一次去呆了一个月，第二次又呆了三个星期，一年之后又去了一次，呆了一个月。

周：这些拍摄更多是关注事件本身，而没有把它们变成长期的拍摄。

韩：对，我觉得做新闻就是有这个问题，所以我现在尝试慢慢在转变，已经不太喜欢新闻的短平快的操作方式了。比如报道汶川地震，一年之后我拍了一个再生育家庭的专题，当时是花了很大的精力找到那些家庭；但同时纪录片导演范俭，拍了再生育家庭的纪录片《活着》，我很喜欢这部片子。新闻的方式就是很多东西做得太快了，以至于很多吸引了我的东西却没有时间去做，因为需要时间、耐心去跟他们相处，去发现更多关于人的问题，但是新闻太快了，两星期、一个月做一个……

她们寻找身份认同的过程也是我在寻找我自己的答案

周：那么在美国拍摄的被收养的中国孤儿算是你第一次有规划地做长期的拍摄吗？

韩：其实在《新京报》也拍过很多图片故事，但那些都是两三周的拍摄周期。

周：那有些什么样的题材呢？

韩：涉及到很多题材：比如春节之前会找一些不回家过年的人，拍一组照片；还拍过跨境学童，就是香港和深圳之间的现象；高级白领去寺庙里禅修；单亲妈妈给孩子治癌症；经济类的有上海自贸区一周年等等……当时有这个工作任务，我也愿意尝试用一组图片来讲述一个故事的方式。但是在美国拍那些被收养的孤儿，我是希望把这个题目尽量做透了，在美国的时间一年半，断断续续地花在这个项目拍摄上的时间跨度有一年。

周：你提到过对这些被美国家庭收养的中国孩子的好奇，我觉得好奇通常只是初始点，那么接触了之后，还有什么因素让你持续去关注这些人？

韩：好奇是因为之前做记者的时候，就一直对孤儿的成长经历感到好奇，这是记者的本能。而另一方面，我跟别人有点不同，别人到了美国之后很享受，而我有很长时间不适应，那种孤独感特别强，所以，我觉得人真的是在自己最脆弱的时候，会有个痛点，这个痛点或许将来会是一个爆发点。我想自己为什么不像别人这么喜欢、开心，可能就是因为我在一个白人的环境里面不适应，并且不断去追问自己为什么是这样的，我想这些女孩是不是跟我到美国的时候有着相同的感受，所以我就找了几个十五六岁、甚至有21岁的女孩，与她们聊天，其实有时候是通过她们来解答自己的问题。

周：你去的不是像纽约这样人口比较融合的地方吗？

韩：不是的，图片故事中，纽约的女孩只有两个。我去过美国北部的缅因州、新罕布什尔州，佛吉尼亚西部、马萨诸塞中部等等，是白人比较多的地方……这些被收养的孩子，她们本身是孤儿，有怎样的经历，以及她们怎样通过各种方式去确认自己，其实她们在寻找自己身份认同的过程也是我在寻找我自己的答案。

周：嗯，除了一开始的好奇之外，必须要有一些东西能够持续地推动你往前走，不然光靠好奇是无法支撑这么大的一个项目。

韩：没错。另外我也觉得需要把她们的多样性拍出来。因为美国是很多元的，有各种各样的家庭。

周：你提到过有很多被拒绝的情况，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方面的困难呢？最困难、想要放弃的时候是什么？

韩：最困难是不知道该怎么拍了，那时觉得图片故事已经很难支撑起我的想法，它解释不了很多问题。

周：这是拍到什么阶段呢？

韩：拍到中后期就是这样了，但那时只有我一个人，其实我每家都录过一些视频和音频，但是（做纪录片）完全不够的，所以只能坚持以摄影的方式拍到最后。后来拿了这组照片，我去问过一些编辑，问他们怎么想的，他们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我第一次确信这样的方式还是可以，是见到了《纽约时报》的詹姆斯·埃斯特林（James Estrin），他让我拿170张左右的照片给他看。我花了两天时间整理，因为实在拍的太多了，我拿去给他看的时候，他当时的反应让我觉得这个方式还是可以的，因为他挺喜欢。

我要进入别人的生活当中，再把自己抽离出来

周：这个项目与你做访问学者是没有关系的吧？它并不是类似毕业作品的东西？

韩：没有关系的，不是毕业作品，都是我的课余时间做的。

周：所以你学校里没有导师来给你指导？

韩：学校里有老师说，“很好啊，很棒的题目”，但也有人说，“不要做这个题，这个涉及到隐私问题，而且在美国这种情况太多了，其实没人愿意读这样的故事”；有的老师说，可以做成融媒体形式，也可以帮助她们建立一些社群之类的；有的老师也愿意帮我去找（拍摄对象），因为他们身边就有这样的人，不过他们还是觉得我不需要浪费时间，应该在一年中享受其他东西。我有个同学是欧洲人，他舅舅就收养了一个中国女孩，他们觉得这样的故事太平常了。

但是我还是希望做这个故事。

周：你的目标受众是中国的读者吗？

韩：一方面目标受众是中国的读者，另外虽然在美国很多人觉得这个话题很平常，但也没有人系统地拍过，所以我觉得需要把这个话题完整地做出来。

周：后來你回到中国拍了江南的弃儿，也是“遗弃”这个话题的延续和跟进吧，那么你觉得这个话题还会持续多久？

韩：估计还需要一年时间。

周：你连续两个大型的拍摄项目都是关于这个话题，大家可能会觉得你就是一个拍孤儿的摄影师，这样的标签会对你有影响吗？

韩：无所谓吧，我不在乎这些，不介意别人怎么说，“你怎么只会拍这个呀”，别人爱怎么说怎么说。我觉得需要把这个题目完成，之后就可以进行一些新的话题。其实我现在已经在关注一些其他的话题。

周：什么样的话题呢？

韩：还是先做了再说吧（笑）。

周：保密是吗……

韩：对啊，因为还没有正式开始……其实中国真的有太多内容可以做了。

周：状态怎么样？

韩：经常是切换不同的状态：今天在上海北京的大都市，明天就到了某个小县城；今天还住在喜欢的酒店里，明天可能就住在县城的小旅馆里。我要进入别人的生活当中，再把自己抽离出来，回到自己的生活中，经常会有一些错觉。现在很珍惜和家人、好朋友在一起的时间。

经验可以成就自己，也会束缚自己

周：你对于把话题做完整是怎样定义的？在美国拍摄的和在中国拍摄的（弃儿），这两部分互相之间是怎样的关系？

韩：它们之间本身没有关系，不过是针对一个话题的不同方面。

周：从摄影来看，你的方式还是比较偏传统的，即深入别人的生活，去观察和跟拍。

韩：是的，还能有别的方式去记录吗？可能我真的比较“土”啊。我不太在意形式感，更偏向于如何讲好故事，到底是传统还是当代，在我现在的阶段很少考虑。关于摄影，我也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因为我一直都在做报道摄影，并没有特别多想过一些当代的新的方式。很吸引我的是身边所发生的事情和它们的变化，我想的是用什么适合的方式来讲这些故事，而不是仅仅去尝试新的形式。

周：那么最后聊聊走向国际的问题……

韩：我想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当然我觉得每一个摄影师确实应该走出去看看，首先要把自己打开，然后去接触，最终，是要再回来审视自己的土地上发生的事情，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和观点。

周：那么在美国这一年，除了找到了一个选题，还对你有什么方面的帮助？

韩：我整个人其实改变了很多，但这种改变可能一两年中看不出来，但这种影响会持续一生。你会祛除很多以前的偏见；认识很多不同的朋友，他们会给你带来新的思考方式，让你去关注到具有普世价值的东西，什么是人类共同关注的。11年的工作经验给了我很多认识中国的机会和经验，但经验可以成就自己，也会束缚自己，所以需要把自己打开。出国并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方式，跳出之前的经验带来的束缚，把自己放在一个全新的环境中，是重新认识和确立自己的过程。每个人都有适合自己的方式，出国并不是唯一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