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利克斯·纳达尔，《银行家的手》，1861年，蛋白照片，29.5×23.1厘米，法国摄影协会，巴黎

　　摄影，长期以来一直被描述成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明，不但拥有不容争辩的魅力，而且在艺术和科学的发展中也起到了辅助作用。我们对摄影的出现才刚刚开始有所了解，它就已经对历史和现代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许是因为我们对它已经过于熟悉，以至于几乎无法觉察到它的存在。摄影所卷入的是一场用影像，也就是说用感知和认知的方式发起的新革命。总而言之，在世界观转变的同时，影像自身甚至影像与我们之间的关系也会发生不可逆转的改变，具体指的就是对真实经历的直接感受，对美和真相的看法。这种对影像记录缔造者贡献的全新认识是新的历史成果，20年来，在这个研究方向上取得的进步，已经把曾经仅供一些业内人士消遣的工具转变成为一个真正的专业研究领域。本书将对这一深刻的蜕变进行阐述。以往的摄影史，总是力图尽可能全面地涵盖这一媒介的所有知识，而今天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如同其他所有成熟的学科领域一样，凭借一本书根本无法涵盖所有可用的信息。我们与其力图完成一种详尽无遗的信息集合，将这一媒介的通史毫不留情地引向犹如百科全书般的杂乱无章，还不如就此作出合理选择，去芜存菁，综合概括，使它条理清晰，深入浅出，明白易懂。

　　——《世界摄影艺术史》前言

　　艺术、科学和商业：是绝无可能的融合吗?

　　法国作为一个摄影诞生地的国家，面对英国的成功，第一次对制度化尝试的失败和挫折进行了反思。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英吉利海峡两岸关于摄影地位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逆转。这一点也当然不会被《摄影协会报》(Journal of The photographic Society)狡黠机敏的编辑所错过：“我们一直对巴黎当代法国摄影师取得的进步予以关注，同时也让我们突然意识到自己在其间的重要作用。为了在我们的摄影师中引起注意，协会多次例会同意制定定期报告，使《光线》杂志与伦敦保持一致，并能确保《消息报》(au courant)的用户知道所发生的一切。”

　　尤金·迪约，《披着帷幔的裸体女人坐像》，约1854年，盐印法，16.5×12.4厘米，法国国家图书馆，巴黎

　　这个反应是最直接的，而不像滞后的史学常会出现反复，但“法国摄影协会(SFP)”的创建，决非“日光摄影协会”的延续，而是对该协会成功的蓄意模仿。对于一个名称的三个术语中所出现的国家名称，与早期两个协会的通用命名方式不同，特别是英国前辈也要求“法国摄影协会”对此做出选择。在已经大众化的时代做出选择并非没有困难，因为对于这个时代的摄影师来说，这显然意味着一种优势的丧失。法国摄影协会的《公报》(Bulletin)无论尺寸规格、排版结构、出版频率，以及它的年度索引，即创立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全是对伦敦机构刊物的一种模仿。英国模式的影响在法国摄影协会的创建过程中是如此的显著，随着他们这些创始人中的一些成员辞职，协会内部很快就关于它的目标问题产生了激烈的辩论。其中一些法国摄影师不希望给他们的协会框上一个学术团体的形象，该言论的主要倡导者是高级公务员和摄影爱好者尤金·迪约(Eugène Durieu)。但这并不是最初的目标，1854年8月23日，为创建一个协会，大约30名摄影师聚集在一起来到位于文蒂米利亚广场的莱昂·特雷皮耶(Léon Tripier)家。这件事最初的发起人可能是《美术杂志》(la revue des Beaux-arts)的主编费利克斯·皮西奥黑(Félix Pigeory)，他召集了前“日光摄影协会”的几位成员，主要有摄影师希波利特·巴耶尔、古斯塔夫·勒·格雷、奥古斯特·梅斯特拉尔、查尔斯·奈格赫，以及光学仪器制造商查尔斯·舍瓦利耶，实业家本雅明和爱德华·德雷塞(Edouard Delesser)，商人阿方斯·福尔杰(Alphonse Fortier)。此外，还有几位经验丰富、见多识广的业余爱好者，如法国最高法院顾问让-巴蒂斯特·培尔-穆亚尔(Jean-BaptisteBayle-Mouillard)和阿道夫·亨伯特·德·莫拉赫德(Adolphe Humbertde Molard)男爵，已经退休的公证人保罗·麦兰(Paul Mailan)和保罗·佩里埃(Paul Périer)，以及尤金·迪约。这次集会主要是实现建立一个“欧洲摄影协会”的愿望。这个审慎适度的计划代表着两种不同倾向的联合，因此这些杰出人物将对其逐步展开：一是向对摄影艺术漠不关心的人发起宣传攻势，二是以公司代理或者商行的形式推广、传播业余摄影爱好者的作品。

　　阿道夫·亨伯特·德·莫拉赫德，《台阶上的两位猎手》，约1850年，盐印法，24.1×19.4厘米，法国摄影联盟，巴黎

　　维克多·勒尼奥，《在法兰西学院的音效体验》，约1849年，纸基底片，19×13.5厘米，法国摄影联盟，巴黎

　　维克多·勒尼奥，《睡觉的尤金·勒尼奥》，约1852年，纸基底片，12.4×15.5厘米，法国摄影协会，巴黎

　　在这个计划里，尤金·迪约得到维克托·勒尼奥的大力协助，并且在1855年被任命为法国摄影协会的名誉主席。维克托·勒尼奥是法国最杰出的学者之一，光学和化学专家，法兰西学院物理学教授，塞夫尔手工工厂负责人。同时，他也是最早使用纸基底片工艺方法的专家之一。由儒勒·贝鲁兹(JulesPelouze)给尤金·迪约推荐的另一位骨干是年轻的化学家艾姆·吉拉德(Aimé Girard)，被聘为《公报》的副主编，会议纪要的资深编辑，负责少量属于哲学范畴老练而精确的工作，同时还是英文翻译。他在尤金·迪约任期的16年里为协会做出了巨大贡献。也正是得益于他，《公报》连续不断地丰富着一些关于盎格鲁-撒克逊群体的摘要，每个月还定期完成他的28页版面，同时告知大家一些国外的主要进展。在那个没有例行会议或个人联系的时期，他借着一种坚韧不拔和聪明睿智，赢得了国际专有的出版物绶带，那时没有任何法国出版物可以在它面前自夸。直到19世纪末，在开明的阿方斯·达瓦纳(AlphonseDavanne，副主席，从1867—1901年间任理事会主席)影响下，协会工作对法国摄影活动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法国摄影协会处于时代研究的前沿，欢迎那些重大的发明和发现，从迪科·杜·奥隆(Ducos duHauron)的彩色照相术到路易斯·卢米埃尔(Louis Lumière)的电影，同时大声疾呼建立一个摄影教学机构，资助摄影制版复制技术的改进，提供奖章和奖金，并支持官方认可的记录的价值。

　　阿方斯·达瓦纳，《橄榄树》，1862年，火棉胶湿版，蛋白纸基照片，22.5×17.4厘米，法国摄影协会，巴黎

　　但是在科学技术方面，这些最初的摄影协会同样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展览活动计划。模仿它的英国前辈，在保罗·佩里埃的领导下，法国摄影协会从1855年夏天开始自己组织活动，与巴黎国际博览会竞争。然而在同一机构内部，美术学院与科学院对抗的核心意义是什么呢?事实上，对于这些协会，关键是认识到这一承载介质的艺术潜力在摄影活动中所处的无法回避的调节者的位置。

　　摄影艺术的主张可能会带来社会方面的认同和经济方面的利益，而我们也已经从这个计划中发现费利克斯·纳达尔试图依靠法国摄影协会实现其价值的证明。首先在1854年，安排了他的兄弟安德烈，随后这位摄影师为了个人利益，希望收回纳达尔这个笔名的所有权。但是审判员认为这只是一个商业诉讼，并因此对他进行了指责。为了达到目的，费利克斯选择了利用知识产权保护其作品的策略，即从作品的艺术层面来提高它们的价值。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他在1856年写信给法国摄影协会，要求艺术沙龙内部接受摄影作品。勒·格雷曾经的要求在法国摄影协会再次听到了一个支持的声音，这将成为其斗争的主力。经过讨论之后，管理委员会终于在1859年获准在毗邻沙龙的工业馆中举办协会的第3次展览。然而，绘画作品和摄影作品无法混杂在一起：两个展览保持了各自的入口和售票窗口。

　　勒波德·厄内斯特·迈耶和皮埃尔-路易·皮尔森，《伊特鲁里亚女王装扮的郎世宁伯爵夫人》，1864年，纸基淡彩照片，11.7×8.3厘米，城堡博物馆，贡比涅，法国

　　安德烈·阿方斯·尤金·迪德里,《格雷瓜尔·特谢赫忒考弗夫人》，1859年，火棉胶玻璃干版，蛋白照片，20×23.2厘米，巴黎，奥赛博物馆

　　正是这一年，波德莱尔(Baudelaire)在他的评论里谴责沙龙的报复性举动对“金属版上的平凡影像”这一艺术造成了严重影响。特别是因为火棉胶湿版摄影法的决定性贡献，自1851年以来摄影的活动领域已经大幅增长。在1848到1860年间，巴黎的摄影工作室数量增长了4倍，达到了207家。与此同时，该行业的贸易总额已经从34万6000法郎上升到650万法郎，摄影不再是一个没有生命的行业，摄影机构的工作也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宫廷里富有的业余爱好者、知名学者、官方画家齐聚一堂，他们都为赋予这个领域的知名度和信誉度做出了贡献。摄影已经在造型艺术领域赢得了自己的位置，从此以后它已经位于一流的行列。艺术的光环对于商业来说总是好的，以至于即使是诸如迪德里、梅耶(Mayer)和皮尔森(Pierson)之类的肖像艺术家，如果没有出版蕴含启发性标题的著作《摄影，是艺术还是发现》(La photographie considérée comme artet comme découverte，1862)，就不能完成他们的任务，而这种艺术、科学和商业的奇妙结合只能有一个蜜月期。从1854年开始，迪德里注册了可以在一个版面上产生8张相同肖像的名片照片专利，从而使每张肖像照片的价格下降到2.5法郎左右。时尚名片肖像在1859年出现的同时，摄影师通过一些类似皇室风格的拍照花招使其商业化。在这种情况下，迪德里的竞争对手和对他最直言不讳的中伤者纳达尔，从他1861年定居在卡皮西纳大街以后，也以这种方式站在了他这边。而在他出版于1900年的《回忆录》里，这位资深摄影师无法避免地认识到，“以惊人的速度在络绎不绝、无穷无尽的客户前即兴拍摄的这些小照片，既不缺乏品味也不缺少魅力。”让我们记住这个被纳达尔称之为“摄影的黄金时代”，它足以说明其最初的非凡特性，在短暂的时间之内，使得该领域的参与者制造出今天仍构成其文明的最重要部分。